法治形式合理性研究论文

2022-05-08

近日小编精心整理了《法治形式合理性研究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阅读,更多内容可以运用本站顶部的搜索功能。摘要:刑事司法裁判的作出并非是一个完全依照刑事司法规范进行纯粹理性的、逻辑推理的过程,公众情感的合理融入会使裁判结果在合法的基础上更加合情、合理。法官情感与公众情感的对接,法律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的统一,刑事判决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都需要刑事判决纳入公众情感的考量。

法治形式合理性研究论文 篇1:

刑法中的社会危害性理论研究

摘要:社会危害性与刑法上的犯罪本质问题息息相关,因此对社会危害性理论的研究具有完善刑法学基础理论的重要意义另一方面,社会危害性又是犯罪构成体系的基石,因而对它的研究也具有了巨大的实践价值社会危害性是联结犯罪本质问题和犯罪构成体系的中间桥梁,它是对犯罪本质的抽象概括犯罪的本质特征是社会危害性、又是指导犯罪构成的具体原则任何符合犯罪构成的行为都具有相当的社会危害性。正是因为社会危害性兼具理论和实践意义,因此本文尝试着对刑法中的社会危害性理论进行了一系列的初步探讨,以期为社会危害性理论在当代中国刑法学说体系中发挥其应有价值提供一定的帮助。

关键词:社会危害性;罪刑法定;犯罪构成

在我国,社会危害性作为犯罪的本质特征,是犯罪构成和整个犯罪论体系建立的基础。因此,社会危害性理论在刑法理论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但新刑法颁布后,随着罪刑法定原则的确立和类推制度的废止,社会危害性理论受到不少学者的批判。本文拟在对相关问题全面考察的基础上,说明我国刑法中社会危害性理论的正当性。

一、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的冲突及其解决

我国刑法第13条规定了形式特征与实质特征相结合的混合犯罪概念。有學者认为,“犯罪的形式特征与实质特征发生冲突,主要发生在某一行为存在一定的社会危害性,但刑法并未将其规定为犯罪,因而不具有刑事违法性的场合。对于这种情形,如果将社会危害性理论贯彻到底,必然得出需要通过类推对这种行为予以定罪的结论。因此,社会危害性理论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就成为类推制度存在的理论根据。”但是,这种批评并不妥当。因为形式特征与实质特征相统一的犯罪概念在面对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的冲突时,并不一概主张选择实质合理性,以社会危害性为最高标准进行刑事类推,而是区别具体情形分别采取不同的方法处理。

一般情况下,当某种行为具有应受处罚的社会危害性时,立法者都会相应地在刑法中明文规定,确认其违法性,从而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得到统一,并不存在冲突。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的冲突主要发生在两个场合:一是因立法者的疏漏及成文法的局限性,刑法不可能对所有犯罪作出毫无遗漏的规定。二是刑法条文可能包含了实质上不值得处罚的行为。对于这两个方面的冲突,只有最大限度地同时满足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的要求,才能使冲突减少到最低限度。就第一个冲突而言,应当以形式的合理性优先。,对于刑法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的行为,不得以犯罪论处。即使某种行为严重侵犯了法益,但如果没有刑法的明文规定,也不得定罪量刑。在此意义上说,在实质合理性与形式合理性发生冲突的情况下,必须选择形式合理性。对于第二个冲突,应当通过实质的犯罪论来克服,只能将值得科处刑罚的危害行为解释为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把实质上不值得处罚的行为通过对构成要件的实质解释排除在犯罪圈之外。

二、界定社会危害性概念的原则

不管是法益侵害说还是社会危害性学说,因为其自身运用范围的不同,都不会对犯罪本质论达成一致的共识。笔者认为,不管是哪类刑法理论都要首先思考犯罪本质,基于不同的判断提出相应的刑法理论,建立与之匹配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关于社会危害性理论的解释,正确界定刑法上的社会危害性范围应遵循以下原则:

(一) 解读社会危害性须保持主客观的统一在解读社会危害性概念前,我们必须要学会自我反思:是否真的认清几个最基础的理论问题了,比如,我们要站在什么样的立场来阐述该理论?形式理性和实质理性相比真的优越么?我们研究刑法学时利用唯物辩证法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了么?在我国的刑法环境中,每当人们说起某些犯罪行为,会不可避免的联想到这对社会有危害;而每谈及社会危害性,人们往往不自主的与犯罪联系到一起。从这一方面看来,人们意识判断和实践事实混为一谈,容易用事实的展现来佐证意识判断的可接纳性,对于社会危害性概念的理解易受自身思维主观性的影响。形式上符合犯罪构成但实质非犯罪这种情况是存在的,也就是说犯罪构成是犯罪成立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两方面条件同时具备才能判定为犯罪。作为判断主体的人,必须立足于犯罪这种社会事实,向着合目的的方向解读,避免人为的引入概念的缺陷。所谓合目的,即保护人权、维护社会秩序等有利目的。解释者要秉持主客观的统一性,不能像批评者一样站在批判的角度。

(二)与时俱进,正确处理历史与逻辑的关系观察社会主义国家犯罪概念的演变过程,不难发现社会危害性的内容和刚产生时的概念发生了变化,随着当代对犯罪的形式政策意识发生改变。不同历史阶段的发展水平和法制观念大相径庭,所对应的社会危害性也具有时代色彩,万万不能用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法治初期的不成熟理论来指责当前的刑法条例。在依法治国建设已有明显成效的今天,社会危害性观念已经明显发生改变,褪去它本身不该附有的政治色彩,犯罪概念的实质不再是30年代的阶级斗争和政权建设。对于社会危害性概念的解读,要立足于当下国家刑法环境,在罪刑法定、人权保障的立论下对其进行科学的还原。

(三)以着眼于对他人的直接危害为原则法律是为人服务的,刑法设立的根本目的也是保障人权,社会危害性也毋庸置疑与人息息相关。笔者特别要强调,社会危害性首要表现对人的直接危害,刑事立法必须以保护刑法中的直接危害为主要任务。这一点有人反驳,“依照你的理论,那我国刑法中关于破坏环境、危害动植物的法则不就是无意义的吗?”这些条例,直接目的是保护环境、保护动植物,而环境恶化、物种灭绝实际是对人身体生命的威胁,保护环境的根本目的还是保障人的生存。按道理这些对人的间接危害仅是刑法规制的例外,不应是社会危害性的应用范畴。诸如为国家管理而设立的经济、兵役等各种制度,没有具体受害人的行为等若要被纳入刑法,须依据宪法,按照严格的程序多方面充分论证,确有必要需要刑罚来规制的再纳入刑法。

三、结语

实践已经充分表明,社会危害性理论对刑事立法及刑事司法所产生的毋庸置疑、无可替代的决定性作用是其得以在刑法学内安身立命的根本所在。无论承认与否,抑或接受与否,社会危害性理论都以其特有的功能一如既往地在刑事法领域发挥着持续的影响力。如果将刑法学比作是一具躯干的话,那么社会危害性理论就是这具躯干的灵魂,离开了社会危害性理论,刑法学将无以为存。因而,即便面对新兴理论的强力冲击与挑战,社会危害性理论也没有任何理由从刑法学中消失,无论是应用刑法学,还是理论刑法学,社会危害性均有其存在的正当性与合理性,这是由其根本性的功能所决定的。

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的内容和具体范围不是漫无边际的,而是由刑法加以规定的,即具有相对的确定性。至于社会危害性的大小,则可以从行为侵犯的客体,行为的手段、后果以及时间、地点,行为人的情况及其主观因素入手,历史地、全面地、透过现象抓住事物的本质来具体考察衡量。因此,社会危害性在特定历史时期是可以判定的,并不违背罪刑法定原则对明确性的要求。其实,“法律的合理性是由立法者和解释者共同完成的:当立法确实存在缺陷的情况下,解释者不是仅仅指出缺陷就完成了任务,也不是仅建议修改法律就大功告成,而是要把有缺陷的规定解释得没有缺陷。”同样地,对于社会危害性的量度,不仅需要立法者在刑法上作出相对明确的规定,更需要学者和司法工作人员结合个案情境具体地、全面地判定。

参考文献:

[1]陈兴良.社会危害性理论[J].法学研究,2000,(1).

[2]张明楷.法益初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

[3]陈兴良,刘树德.犯罪概念的形式化与实质化辨正[J].法律科学,1999,(6).

[4]储槐植,张永红.善待社会危害性观念[J].法学研究,2002,(3).

[5]樊文.罪刑法定与社会危害性的冲突[J].法律科学,1998,(1).

[6]高铭暄.新编中国刑法学(上册)[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作者:贾梅清

法治形式合理性研究论文 篇2:

从江湖到庙堂

摘要:刑事司法裁判的作出并非是一个完全依照刑事司法规范进行纯粹理性的、逻辑推理的过程,公众情感的合理融入会使裁判结果在合法的基础上更加合情、合理。法官情感与公众情感的对接,法律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的统一,刑事判决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都需要刑事判决纳入公众情感的考量。具体到操作层面就需要法官在刑事司法过程中,在司法为民理念的指导下,进行人本主义解释,给予公众情感以合理关照,协调法与情的二元关系。同时,在制度上也要进行积极的创新与改革,如人民陪审团制度。

关键词:公众情感;形式合理性;实质合理性;人本主义;人民陪审团

一、问题的提出

犯有组织、领导、参加、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和故意伤害罪的刘涌,从一审死刑到终审死缓;只有174元钱的工资卡却因柜员机出故障恶意取出17万的许霆,从无期改判五年;强奸同村19岁少女,并将受害人3岁弟弟杀死的李昌奎一审获死刑,二审改判为死缓,后云南省高院再审判处李昌奎死刑。这三起案件在社会上和司法界引起了极大的震动。

从规范适用上看,刘涌案、许霆案、李昌奎案的一审判决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恰恰是这种在刑事法律规范指引下的司法判决却引起了公众的一致声讨。在公众朴素情感的支配下,上述案件的终审判决无一例外地改变了一审判决。在目前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类似的情况不在少数。法院依据法律作出的规范评价与公众依据心中朴素的正义情感作出的非规范评价的大相径庭,折射出法与情在司法的竞技台上的冲突与博弈。那么,为什么法与情会产生如此冲突呢?以理性的追求为目标的法院与法官似乎从一开始就对源于非理性的公众情感保持戒备与审慎,习惯了法条的冰冷,惩罚的无情以及裁判的格式化,法官似乎成了世俗生活之外,雄踞高堂的裁判机械,这样“生产”出来的司法裁判就是我们发誓要坚定不移地践行的司法结论吗?这难道就是我们苦苦追寻的法治目标?这样的法治能够成为我们的坚定信仰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我们需要追问的是,法院在刑事审判过程中是否可以和是否需要考虑公众情感?其正当性何在?该在何种程度上将其纳入考虑范围?如何协调法律规范(理性因素)与公众情感(非理性因素)的关系?这是否有违法官(法院)独立审判原则?等一系列问题。而处理好这一系列问题意义重大,这对于维护法律规范的确定性及权威性地位,以及统筹刑事审判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都有巨大的理论意义及现实意义。

二、刑事判决纳入公众情感考量的证成

(一)心理证成:法官情感与公众情感的统一

理性及理性人假说是当代法学理论的基础,在此构筑的刑事法网及刑事审判要求法官克制乃至摒除内心情感,依照刑事法律规范刚正不阿地裁判案件。“法律是无情的智慧”1是这种观点的注解。但是,当代心理学的发展对该假说造成了严峻挑战。现代心理学认为,人的心理活动由认识、情感、意志三部分构成。情感活动是人的心理活动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无论是法官,还是普通公众,在对待重大的有争议的案件时,都会表现出内心朴素的情感态度。

对于法官来说,基于中立的裁判者的角色,公正无私、理性、冷静地进行判决是其应有的职业操守。但是,法官并不是居住在神圣法律殿堂里与世隔绝的神灵,而是生活在世俗世界中感受着人间冷暖的血肉之躯。作为出发点与落脚点的理性只是他们梦寐以求的无限接近却无法触及的理想。而对于作为自然人的法官,源于本性的情感才是其永远的归宿。正如美国大法官卡多佐所言,“即使我们已竭尽全力,我们仍然不能使自己远离那个无法言传的情感王国,那个根深蒂固、已经成为我们本性一部分的信仰世界。”2所以,既然不能完全摒除其个人情感,倒不如承认情感在法官裁判过程中的合理地位。

对于公众来说,表面上,法院针对刑事被告人的判决如何与其不甚关联。而事实上,作为社会的主体部分,公众对于法院的每个案件尤其是具有重大影响的刑事案件,依照他们朴素的道德情感都会有一个大致相同的价值评判。而这种价值评价的标准,大多数情况下并非法律,而是他们与生俱来的正义情感①。所以,与法院依据刑事法律规范作出的规范评价相对,对于重大案件,社会公众也会根据其内心情感作出非规范性评价。

虽然经受了法学专业训练,经历了长时间的司法实践,职业要求法官尽量克制内心情感。但是,源于内心的善良、道德、正义是其内心永远不会熄灭的“圣火”,朴素的人类情感不会因身份的不同而呈现出差别。只有当法官个人情感与公众情感达到无缝对接的时候,基于人类情感的共同性,公正的判决才成为可能。而如何完成这种对接,张军大法官给出了合理的答案:“我们是人民法官,是人民的法律工作者,就要俯下身子,放下架子,同人民群众走到一起来,带着感情,把双方当作自己的亲人一样去做好艰难的化解矛盾工作。”3

(二)法理证成: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的统一

形式合理化或形式合理性是由韦伯创造出来的具有方法论意义的重要范畴,是他用来分析经济、法律、政治和行政管理等社会制度合理化发展过程的工具性概念。形式合理性意味着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形式化的符号体系;第二,逻辑一致的演算规则;第三,运算结果的精确性和可重复性439。这种形式合理化的科学必定具有这样的特点,即可预见性和可确定性。法律作为一门社会科学,有一整套完整的概念、规则、逻辑推理体系,尤其是鉴于当代法学的发展,对逻辑演绎及确定性的要求使其表现出越来越高的形式合理化程度,同案同判便是其理想追求。

实质合理性是与形式合理性相对的一个概念。为了达到目的合理或公正,“实质合理性可以求助于优秀的个人品质,使这些优秀的个人可以摆脱法律形式的约束去实施正义,作为一条原则,它禁止以法律的形式合理性来限制或排斥实质合理性的实现”439。“司法过程并不是一个把形式化的普遍概念和范畴适用于案件事实的过程,而是一个由司法者把他对实质正义的理解适用于待决争议的过程”5。法律的实质合理性强调结果的公正性,而忽视路径和形式上的合法性,重目的而不拘形式。虽然结果具有可接受性,但是由于路径上的不确定性会导致其结果的不确定,所以单纯法律的实质合理性理解是不符合当代法治要求的。

法律的形式合理化虽然具有诸多优点,也是法治主义的要求之一。但是,不可否认,法律的形式合理化会带来难以自洽的问题。“像形式主义法学和分析实证主义法学那样只注重规则内部的分析,试图以一个至高无上的规则来限定法官的行为,无疑是痴人说梦”61232。“尽管教义分析②是司法实践中最有用也是中国司法非常缺乏的,但如果不嵌入具体司法语境,把握不住基本情势,没有一个或一些非教义分析的判断作指导,再精美的教义分析也一定会沦为司法实践中的花拳绣腿。有关许霆无罪的教义分析就是这样的花拳绣腿”7。实际上,法律的形式合理化与实质合理化并非相互排斥的、对立的概念。不可否认,形式合理化是实现法治的途径之一,但仅具备形式合理化难以完全达到司法公正,难以调和法与情之间的紧张关系。而欲达到上述目标,较为合理的方法即为统一法律的形式合理化与实质合理化。也就是说,形式主义的规则和概念是必不可少的且必须坚守的前提,而实质性的解释和理解也是不可或缺的。其实,已经有不少学人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法有限而情无限。法律作为一种人类理性的构建物不可能周全到现实生活的方方面面,法律的有限性无法对照生活的无限多样性,因此,无法预料到未来可能发生的所有案件时,法官需要援引公平正义观念、法理学学说、社会的风俗习惯、流行价值观、政治政策等作为纠偏和补漏的依据”61232。所以,在遭遇依照形式合理性的要求会得出有悖于公正价值的结论时,适时将公众情感纳入刑事判决的考量,是实现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的必然选择。

(三)效果证成: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司法判决的法律效果是指司法机关严格依照法律规范进行审判所希望达到的一种现实效应,其主要侧重于法律规范的适用以及法律的证明过程。司法判决的社会效果是指司法机关通过法律规范的适用,以实现法的正义、公平、秩序等价值,从而取得社会公众的认同,其主要侧重于司法目的的实现及法律价值的凸显。

当前转型时期,社会矛盾多发,法院并非只是一个纠纷的裁决机关,而是实现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应当看成一个纠纷的解决机构。因此,法官并非理想中充满理性的“自动售货机”,而是化解社会矛盾的“社会工程师”。法官在通过法律控制社会的时候,必须要多方面考察,发挥司法的能动作用,努力完成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但是,一个判决,“尤其是一个刑事判决要正真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绝非易事,需要司法官高度娴熟地游刃于法律与变动不居的社会现实之间,努力寻求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之间的最佳契合点”8,而这个契合点就是公众情感。

其实,公众的情感态度并非一个感性的、变动的、不可捉摸的意识存在。情感是客观事物的属性与人的需要之间关系的反映。其内涵包括理智感、美感、道德感等9。所以,此处的公众情感指的是公众对司法裁判是否满足其内心的正义、秩序等需要而产生的态度体验。

法院作为实现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门槛,无疑肩负着解决纠纷与化解社会矛盾的重任。在进行刑事审判时应当在现有法律规范的基础上考虑可能出现的社会效果,并且以公众的情感作为二者统一的连接点。卡多佐大法官曾经指出:“真正作数的不是那些我认为是正确的东西,而是那些我有理由认为其他有正常智力和良心的人都可能会合乎情理地认为是正确的东西。”10因此,以法律规范为基础,以公众情感为辅助,对可能出现的法律效果进行修正,才能达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完美融合。

三、刑事判决纳入公众情感考量的现实操作

如上所述,既然刑事司法判决的形成过程中,对公众情感的合理考虑与吸收不仅是法官心理上难以割舍的情怀以及法学理论内在融汇贯通的连接点,而且是转型期刑事司法政策的要求,所以此时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情感并非一个令人谈之而色变的“洪水猛兽”,情与法也并非完全对立。正如迪尔凯姆所言,“所有形式的犯罪都是与特定集体情感之间的对抗”11,那么,对于何种行为构成犯罪,当然需要以公众情感作为依据之一③,通过考察二者之间的对抗程度予以界定。既然刑事判决纳入公众情感的考量存在理论上的可行性与必要性,那么实践中如何在刑事判决的形成过程中给予公众情感以合理体现?

(一)理念上:司法为民

目前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矛盾尖锐,为及时化解社会矛盾和解决纠纷,维护社会稳定,人民法院近几年提出了司法为民的司法理念。司法为民理念提出的初衷毫无疑问是美好的、正当的,但是却也招致了不少学仁的诟病。总结起来,持否定观点的批驳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司法职业是一个精细化、系统化的职业,有着严密的规则体系和逻辑体系。司法职业的一系列职业化特点要求司法必须秉承中立与正义,秉承法律与逻辑,民意或民众情感应当从司法理性的神圣殿堂中驱逐出去。第二,司法独立是现代法治社会的基本要求,司法为民无疑打破了此底线,司法带有明显的倾向性将构成对法治基石的挑战。第三,司法的本质要求司法保持被动性,即法院无权进行主动管辖,这是保障公民权利与法治社会的基本要求。司法为民的提法似乎在有意突破这一切。

其实,上述几种看法都是对司法为民理念的片面理解。首先,不可否认,司法是一个职业化过程,但是,规则的完善性、逻辑的严密性并不是将民意、民情驱逐出司法领域的充要条件,司法为民并非是以民意或民众情感作为司法判决的唯一根据,将民众情感纳入刑事判决过程,也并非等于放弃对规则的坚守而引汹涌的民意进入神圣的司法领域进而颠覆司法。司法的专业化要求是司法过程必须坚守的堡垒,在此基础上,合理尊重普通民众的基本情感,作出合法、合情、合理的判决才是司法为民的真正含义。其次,法律是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体现了民众集体共识的一种规则体系。那么,这样的规则在实践操作中当然应当服务于人民。所以,司法为民并不存在对司法底线的挑战。最后,司法的被动性与司法为民也不构成冲突。司法的被动性是司法方法的要求,而司法为民是司法目的的展现,方法上与目的上的不同并不构成对立的冲突。

在司法为民理念指导下的刑事司法过程并非盲目、简单地一味追求结案了事,而是要求在现有刑事法律规范的指导下,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重在化解社会矛盾,服务人民群众。在此过程中,公众情感无疑起到了导向作用。只有符合公众正义、善良情感的司法判决才能真正地化解社会矛盾,才能合法合理地调解纠纷,才能最终服务民众。所以,树立司法为民是将公众情感纳入司法判决过程的一项符合我国国情的基本司法理念,应当受到合理对待。

(二)技术上:人本主义解释

许霆案中,无论是一审的“无期徒刑”判决还是终审的“五年有期徒刑”判决,都是符合刑法文本含义的,都是合法的判决。这并非说明法律具有恣意性,而是由于法律文本中语言的有限性决定的,相应地,对于法律条文也会有多种合法的解释。在刑事司法过程中,如何在合法则的前提下,尽量做到判决的合情、合理,这就需要从技术上进行解释。

目前,在对刑法进行解释时主要存在着规则主义解释与人本主义解释两种路径。“规则主义又称法条主义,是指以法律的确定性为法律适用的前提,力图排除法官在司法活动中的自由裁量权,强调法官严格依照法律条文的规定进行裁决的一种司法观念”12。可以说规则主义解释是建立在形式合理性基础之上的一种法律解释方法,在维护社会秩序、规范法官行为以及建立刑事法治方面都发挥着很大作用,但是,由于规则主义强调对规则的严格甚至机械遵守,埋没了作为解释主体的人的主体性及非理性,必将陷入“使人成为工具而非目的”的工具论泥沼。而这种解释方法在目前我国司法界似乎正大行其道,正如陈瑞华教授所言,“当年孟德斯鸠所形容的‘自动售货机’式的法官形象,就是今天中国法官的鲜明写照”13

刑法解释是由解释主体作出的,那么就不可避免地带有主体性色彩。“任何人都是理性的存在也是非理性( 或感性) 的存在”14,“人类的大多数行动是非理性的,是由‘情感’而不是由逻辑所引导的”15。所以,在理性原则指导下的刑法解释不可避免地会渗入人的非理性因素,情感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指标。但是,不同解释者基于不同的情感、直觉等非理性因素可能得出不同的解释结论,此时,就需要一个共同的标准——公众的认同。只有符合公众意愿,得到公众情感认同的解释才是合理的解释。也正因为如此,许霆案的终审结果才会变更为五年有期徒刑。

所以,人本主义刑法解释应当得到尊重与认同。所谓人本主义刑法解释的内涵是指其放弃了追求客观理性的立场,转向以人为本的理念,承认人的理性与非理性,以促进人的发展作为刑法解释的出发点和最终目标,强调刑法解释的结果应当符合公众的基本情感。其基本特点是:其一,人本主义强调人是主体与目的;其二,主张通过对话与协商实现共识,肯定刑法解释中的价值判断与公众情感及意志表达;其三,承认主体的多元化互动关系;其四,以多元主体通过正当程序获得的共识作为对司法的限制措施16

综上,相较两种解释路径,人本主义刑法解释融通了哲学、心理学、社会学与刑法学,统一了理性与非理性、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给予公众情感以合理关照,既协调了法与情的二元对立关系,又体现出刑法的人文关怀,因此,无论在理论界还是司法实物界都应当得以贯彻。

(三)制度上:建立人民陪审团制

理念上与技术上的革新必须有制度上的新的架构作为支撑,司法为民、司法民主与人本主义解释必然要求人民陪审制的构筑。而我国目前刑事司法制度中存在的人民陪审员制度,虽然也是公民参与司法,力图公正判决的大胆尝试,但是事实已经证明其弊大于利,尤其是实践中突出的“陪而不审,审而不议”更是遭到理论者与司法者的诟病。所以,有必要对其进行制度上的改进,人民陪审团制度无疑是肩负此重任的最佳选择。

“所谓人民陪审团制度,是指由人民陪审员针对个案的解决,组成一个有一定人数规模的陪审团,来参与庭审活动,就案件中所涉及的事实和法律问题,以及最终的处理结果,发表意见、观点和主张,以供作为职业法官的审判者参考的制度”17。相比较于人民陪审员制度,人民陪审团制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不同:第一,人数增多;第二,其权限除了涉及实施问题外,还可对法律问题提出意见。但是,其不属于合议庭,其提出的意见只在审判组织作出判决时起参考作用。对于人民陪审团制度上的具体建构及如何操作属于实践层面的问题,限于文章篇幅,笔者不予展开。在此,本文只对人民陪审团制度的合理性进行简要论证如下。

1.理论上,“主体间性”④的显现——沟通共识。

法律的合法性必须来源于所有公民的共识,正如哈贝马斯所述,“决定性的理由必须在原则上能够为每个人接受”18。刑事判决的作出,除了要具备合法性之外,还必须具备公众的可接受性。而要成就这种可接受性,就必须进行主体间的沟通以便达成共识。这种沟通、商谈不仅包括由法官组成的职业共同体,还包括当事人双方及民众,即案件判决除了符合法官职业共同体秉承的逻辑与规则外,还要符合当事人与社会公众的基本情感、道德。这种沟通的思想理念指导是司法为民、司法民主,而沟通桥梁是人本主义解释,“有限地释放大众话语,在大众话语与精英话语之间建构一个可以相互理解与对话的有益渠道”19。沟通的制度保证就是人民陪审团制度。通过人民陪审团的参与,连接法律规则与公众情感,构筑一个法律职业精英与普通大众充分合理沟通与交流的平台,促进合法性向共识性的转化。

2.实践上,改革试点的成果——矛盾化解。

2009年6月,河南省开始在郑州、开封、新乡、三门峡、商丘、驻马店等六个地市人民法院开展人民陪审团制试点工作,2010年在全省法院推广。在落实公民司法知情权、参与权的基础上,进一步保障公民的表达权和监督权。2011年3月4日,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首次在刑事案件审理中引入人民陪审团机制20。2011年3月25日,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试行人民陪审团制审理案件21。人民陪审团制度的改革似乎正沐浴着春风在全国如火如茶地展开,并且来自司法实践部门的消息也在显露其成效,如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田立文在《人民陪审团试点工作情况通报》(2010年3月25日)中指出:“开封两级法院邀请人民陪审团参加庭审的案件宣判后,无一起引发信访事件,无一起被检察机关抗诉。”虽然理论上部分学者对人民陪审团持审慎甚至否定态度,但是在目前社会矛盾多发且剧烈的条件下,人民陪审团制度的施行不能不说是一种有效化解社会矛盾,迎合社会管理创新理念的一种有益尝试。

四、结语

刑事判决并非只是刑事双方的诉讼结果,每个刑事判决其实都牵动着公众的神经;刑事判决并非只需要严格依照法律即可达到司法的完美结局,每个刑事判决都附带着公众朴素的情感;刑事判决的要求也并非只是止案息诉,每个刑事判决都要为合理化解社会矛盾贡献力量。法官在进行刑事审判时,除了坚守自己的法律职业规则之外,必须将自己视为普通公众的一员;除了追求形式合理性之外,还要考虑实质合理性;除了追求法律效果外,还要考虑社会效果。而要做到上述各方面的统一,就必须在司法为民、司法民主理念的指导下,运用人本主义解释方法,构建人民陪审团制度,使司法精英话语与大众话语在人本精神的指导下充分沟通协商,协调法与情的统一,化解社会矛盾。

“没有任何人是与世隔绝的孤岛;每个人都是大洲陆地的一部分;如果海水冲走了一块土石,欧罗巴就少了一角,正如一片流失的岩岬,也正如你失去自己或你朋友的家;每个流逝的生命都是我的损失,因为我与整个人类相通;因此,莫问钟为谁鸣,他就为你而鸣”22。公众情感的“钟鸣”,也许真的需要我们认真倾听!

注释:

①对于公众来说,不懂法和没有接受过法学教育的人并不在少数,但是在日常生活中并没有表现出违法犯罪行为。所以,他们的日常行为规范并非法律,而是其源于本性的正义情感。比如,去银行取钱的人并非要先学习《金融法》才能进入银行;开车的人并非要先学习《道路交通法》才能上路。

②所谓教义分析就是强调权威的法律规范,严格地依照规范进行的学理分析。此处的教义分析其实是法律形式合理化的一种表现。

③公众情感只是定罪量刑的依据之一,当然,罪刑法定的底线是不能突破的。

④所谓主体间性是指作为社会主体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根据哈贝马斯的观点,人的行为分为工具行为和交往行为,工具行为的结构为“主体—客体”,而交往行为的结构为“主体—主体”。正是主体间的交往行为的合理化可以消解工具理性的异化性质(如规则主义、法条主义)。参见任岳鹏的《哈贝马斯:协商对话的法律》一书,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3页。

[参考文献]

[1]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22.

[2]卡多佐.法律的成长·法律科学的悖论[M].董炯,彭冰,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178.

[3]张军.创新刑事审判,化解社会矛盾[J].法律适用,2011(2):35.

[4]郑成良.司法推理与法官思维[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39.

[5]马克思·韦伯.经济与社会:下卷[M].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14.

[6]唐志荣.法官如何判决——论司法过程中的法官个人因素[D].苏州:苏州大学,2005.

[7]苏力.法条主义、民意与难办案件[J].中外法学,2009(1):93111.

[8]阴建峰.论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J].河南社会科学,2011(2):8790,218.

[9]人民教育出版社师范教材中心组.心理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150.

[10]卡多佐.司法过程的性质[M].苏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54.

[11]埃米尔·涂尔干.社会分工论[M].渠东,译.上海:三联书店,2000:44.

[12]袁林.刑法解释观应当从规则主义适度转向人本主义[J].法商研究,2008(6):115123.

[13]陈瑞华.许霆案的法治标本意义[N].南方周末,2008117(4).

[14]许全兴.情感简论[J].现代哲学,2004(3):1927.

[15]乔纳森·特纳,勤奥纳德·毕福勤,查尔斯·鲍尔斯.社会学理论的兴起[M].侯钧生,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368.

[16]袁林.公众认同与刑法解释范式的择向[J].法学,2011(5):9798.

[17]汤维建.人民陪审团制度试点的评析和完善建议[J].政治与法律,2011(3):211.

[18]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M].童世骏,译.上海:三联书店,2003:133.

[19]刘星.法律解释中的大众话语与精英话语[M]∥梁志平.法律解释问题.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36.

[20]刘仲岐.陕西高院庭审首次引入“人民陪审制”[EB/OL].(20110305)[20120710]http:∥sxfy.chinacourt.org/public/detail.php?id=17606.

[21]卢凝一.常州法院首次尝试人民陪审团制度,陪审员随机抽选[EB/OL].(20110325)[20120710]http:∥news.ifeng.com/mainland/detail_2011_03/25/5358279_0.shtml.

[22]龙宗智.上帝怎样审判[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4.

(责任编辑 江海波)

作者:李涛

法治形式合理性研究论文 篇3:

论法律的形式合理性

【摘 要】马克思·韦伯认为法律就是通过一定的强制使人们的社会行为符合特定社会秩序的要求。他将合理性分为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两类,认为形式合理性法律是现代西方所特有的法律类型,且只有形式合理性法律才能给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最大的空间和自由。其理论对于我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在形式方面的完善具有启示意义。但是,由于韦伯所处社会状况的影响,其法律思想只是一种理想化类型,有着不可避免的局限性。

【关键词】形式合理性;局限性;法社会学

马克思·韦伯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伟大的社会学家,不仅被誉为社会学的奠基性人物,而且被称为“现代社会学领域里个人影响最大的一位学者”。作为最后一代百科全书式的学者,韦伯以社会的大视野审视法律问题,为法学思想的发展做出了独特贡献。本文将着重分析韦伯关于形式合理性的法律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一、韦伯关于形式合理性法律的定义及特性的阐述

一般来说,韦伯主要通过“强制”、“社会秩序”等词语来定义法律的概念。他认为,法律就是“通过一定的强制,使人们的社会行为符合特定社会秩序的要求”。“在这一秩序中,‘存在着一个人或者若干个人,他们旨在贯彻制度,准备采用专门为此所规定的强制手段’,这种强制手段就是有关的共同体化‘法的制度’”。

1.形式合理性法律的定义分析。合理性一词是韦伯法律社会学的一个核心概念,其理论也是韦伯法律思想最为法学界称道的。甚至可以说韦伯对西方社会理性化的分析,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基于对合理性法律的思考。韦伯将合理性分为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两类。形式合理性具有事实的性质,是用于表达不同事实之间因果关系的概念,强调手段和程序的可计算性,科学、技术、资本主义、现代法律、官僚体制等都体现了这种纯粹形式的合理性,归结起来就是一种客观的合理性。韦伯认为,形式合理性法律“来源于罗马法中的形式主义审判原则的法律体系,它只依据法律条文对确凿无疑的法律事实作出解释和判定,而不考虑其他伦理的、政治的、经济的实质正义的原则,同时还要排除一切宗教礼仪、情感和巫术的因素”。

2.形式合理性法律的特性归纳。形式合理性作为法律外在的、理性的品质,具有历史阶段性,只有理性的法律类型才会被赋予形式合理性。韦伯认识到,法律的理性化过程离不开拥有罗马法传统的社会基础和系统的法典编纂。同时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对罗马法的内在需求不仅引发了研究罗马法的热潮,而且促进了具有专业法律逻辑思想的职业法学家的兴起,这些条件又进一步加速了法律的理性化过程。最后,作为“排气阀门”的律师群体和陪审制度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法律的理性化发展。韦伯认为,法律的形式合理性是现代社会法治的最大特征,其基本特性主要表现在:第一,秩序本身必须是由与宗教、伦理、道德相分离的法律法规支配的。因为,“如果法律本身充满了宗教、伦理、道德等因素,而且这些因素凌驾于其形式之上,就不利于法律保持自身的独立性”,这显然不符合法律形式合理性的要求;第二,法律形式的逻辑化。法律的外部形式特征要求实体和程序两个方面都应该尊重事实。不仅要依靠一定的形式标准确定事实,而且要运用抽象的逻辑分析手段使法律关系抽象化,这样才能使法律的实质内容和程序状态在形式上保持合理性;第三,法律的高度体系化。只有当法律思想发展到成熟阶段时体系化才会出现,“它意味着通过人的理性活动和逻辑思维,把经过分析的法律判断统合为一个逻辑清晰、内在一致的严密的法律体系,使法的原则表现为一个完美无缺的系统”;第四,法律的制定和实施有着严格的现代程序。法律的形式合理性对法律程序化的要求贯穿于立法、执法、司法的整个法律运行过程中。

二、形式合理性法律局限性的客观分析

任何思想都因受其所处时代和社会状况的影响而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韦伯的法律思想也不例外。从韦伯对形式合理性法律概念的定义中可以看出,韦伯一直坚持运用“价值中立”原则对法律现象进行非比寻常的“思想实验”,但这其实是不可能的。因为理性化本身是一个不断“除魅”的过程,然而任何“魅力”又都存在情绪化,即偶然性倾向,所以“无论怎样的审慎与客观的追求都难以避免认识主体的价值观投射到研究对象之上”。这样说来,韦伯的法学思想或多或少都带有了自己的价值观,并非真正的价值中立,最多只能说是“相对”价值中立而已。此外,尽管韦伯十分标榜形式合理性法律,认为只有它才能给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最大的自由和空间,但实际上,形式合理性法律只能算得上是一个理想类型。就算西方国家实行的官僚制度具有明显的形式合理性法律的基础,其法律的实际运作最终仍是由承担者来执行的,如此必然会带有主观性。而且,即便在西方,由于社会文化和历史传统等因素的影响,完全的形式合理性法律也会有其局限性,正如韦伯自己所说,形式合理性法律在很大程度上是法律理论家的内在学术需要的产物,并不真正是资本主义国家社会发展的直接后果和条件。可见,法律是一定社会的法律,离开了社会基础,法律的研究是没有意义的。

三、形式合理性法律的启示意义

韦伯认为,法律就是一个从非理性到理性的过程。我国的法治现代化进程很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建构虽然理论上已基本完成,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由于缺乏经验和借鉴,我国在法律空白领域的填补上,时常仅把制定的法律当作过渡性的应急之用,致使我国不少现行法律条文存在瑕疵,缺乏操作性和科学性,甚至存在相互冲突的法律规范,严重影响了法律的公正和权威,不利于我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完善。正如当代著名法理学家德沃金所说“法律是一种不断完善的实践”,因此,韦伯法的形式合理性理论对于我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完善具有以下启示意义:第一,立法机关应该加强对法律的完善,对现行法律进行集中清理,包括对相互冲突的法律条文进行协调以维护法律的统一性和权威性,及时废止或适当修改现行法律中不合时宜的法律法规以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等等。值得注意的是“对法律的集中清理,并不是某个行业或某个单一领域内的法律清理,而是囊括整个法律体系的全面性清理,需要各个环节相互配合”。但这并不是说立法机关不需要再制定法律了,少数空白的法律领域仍然需要立法机关制定相关法律进行规范。在这个不断“剥离”“整合”“充实”的过程中使我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一步一步地走向成熟和完善,并最终实现法典化。第二,法律体系的完善要想真正实现,还必须建立相应的保障机制。我国的立法已经有《立法法》进行规范,但是我国法律却并没有关于法律清理的明确规定,法律清理的具体工作究竟由谁执行,怎样进行,如何监督等一系列问题必须在清理工作正式开始前有一套严格明确的程序机制来进行规范,并且这套机制最好是长期有效的。由于法律清理不仅仅包括现行法律法规的废除,还包括法律内容的修改和补充,可以说是属于立法工作的范畴,因此可以由我国立法机关作为执行的主体,但“应严格依照《立法法》规定的程序和权限范围来进行,不能以有损法治的方式来清理法律,这样才能保证这项立法活动的有序和有效”。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一切权利属于人民,所以法律清理特别是大范围的集中清理应该保证普通民众也能参与其中。

参 考 文 献

[1]王振东.韦伯:社会法学理论[M].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0:64

[2]严存生.西方法律思想史[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284

[3]苏国勋.理性化及其限制——韦伯思想引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154

[4][德]韦伯.经济与社会(下卷)[M].上海:商务印书馆,1997:211

[5]张亮.论法律的形式合理性[J].青岛科技大学学报.2004(2):23

[6]葛洪义.理性化的社会与法律——略论韦伯社会理论中的法律思想

[J].比较法研究.2000(3):53

[7]朱君洲.马克思·韦伯法学思想探析[J].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07(4):43

[8]郭新磊.关注我法律体系中的“劣法”清理.

http://news.sina.com.cn/c/2008-07-27/103316007877.shtml

作者:张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