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文化因素及翻译论文

2022-05-08

小伙伴们反映都在为论文烦恼,小编为大家精选了《语言文化因素及翻译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摘要:使用不同语言的人们借助翻译克服了语言差异的障碍,跨越了文化差异的沟壑,实现了各民族之间的文化、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交流与沟通。语言的文化属性决定了文化在翻译过程中举足轻重的地位。语言塑造了文化,是文化的载体;同时语言又不能脱离或超越文化而独立存在。翻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要解决的不仅仅是微观的语言问题,而且是宏观上的文化问题。

语言文化因素及翻译论文 篇1:

语言环境在英汉互译中的影响

【摘 要】本文探讨语言环境与英汉翻译的联系,通过直接语言环境与间接语言环境对翻译的作用来说明在翻译中词义是灵活的。文章概述语言环境定义和分类,分析直接语言环境与翻译的关系,及分析间接语言环境与翻译关系,主要为文化语言环境对翻译的作用。

【关键词】直接语言环境 间接语言环境

一、关于语言环境

语言环境对语义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有人把它定义为语言表达方式所依赖的语言知识及蕴含的非语言知识的总合。语言环境分类也不尽相同,若依据语义受语言环境关系亲疏影响,可将语言环境分为直接语言环境和间接语言环境。

直接语言环境即指词句所出现的上下文环境。需翻译的词句存在于语言环境中。对词义的真正理解有赖于通观语言环境。间接语言环境主要指文化语境。

二、直接语言环境

理解原文是翻译的前提,有效落实译文是翻译的关键。词是语言中可以自由运用的最小单位,脱离具体语言环境,词可能有好多意思,有语言环境制约,词义就固定。一词一义,一词多义,所指有宽窄,涵盖面有大小。词语作为交际符号有两种不同性质的符号意义即词汇和语法意义。词汇意义,是词语独立于具体语句的句外之义;语法意义,指词语运用于具体语句时的“句内之义”。具体语句赋予词汇以特定的语言环境,使之具有确定的所指关系,从而具有确定的所指意义,即语言环境意义。因为语言环境不同,受其制约,词语的所指意义有广义及狭义之分,有专义和转义之分。

现代英国语言学派创始人弗斯说,每个用在新语言环境中的词就是个新词,多义词的意义通常只能从语言环境中去寻找。例如:

refer a question to an expert把问题提交给专家(处理)

the question referred to所谈到的问题

refer sb. to the dictionary叫某人去查字典

The invention of the compass is referred to China. 指南针是中国发明的。

The teacher referred him to Chapter V. 老师叫他看第五章。

The visitors are referred to the information desk. 让来访者到问事处去。

He referred his success to the good teaching he had had. 他把成功归于他以前所受的良好教育。

翻译即译意,译者应着眼于语言环境,所谓意义,归根结底是通篇文章的意义。如果译者未通读全文而翻译片段,很有可能出现误译。译者想要理解原文,必须知道要理解部分的来龙去脉。充分了解全文的意思,翻译的过程基本上会顺畅无阻。

在英译汉中,对英语词义的辨析,特别是对于多义词,通常有三个方法来进行判断。

根据文章上下文确定其义。英语中很多次都是不同的词性词义有所不同。例如,round 当形容词是“圆的”;当名词指赛事中的“轮”;牌戏的“局”或者弹药的“发”;当介词指“在……周围”;当副词为“从头到尾”,“在附近”;当动词即“使之成圆形”,“绕……而行”等。

根据文章逻辑来定词义。总的说来,一个独立的单词,其义是不稳定的,但是如果把这个词放在一个特殊的语境中时,它的词义受到周围词汇的影响就稳定明确了。根据上下文语言环境判断词义的褒或贬。原文中部分词汇表示褒贬意义,这就应该把褒贬意义对应变通地表达出来;有些词看表意是单独的,但是互译时就要根据语言环境合适地的把它们的褒或贬含义诠释出来。

三、间接语言环境

间接语言环境中,文化语言环境是我们继续要讨论的问题。

文化语言环境对语言的感知的影响。不同的文化语言环境对相同的词语会产生不同的内在反应。例如在英国,“east wind”是指从大陆东部吹来的寒风,而在汉文化中人们心目中,“东风”是温暖之意,能使草木萌芽。其次,文化语言环境不同造成语言取向的差异。不同语言所特有的文化语言环境在颜色,喻体,时间,命名,行为,事物,观念上的取向有着广泛的差异。例如:汉语中说“红眼病”,而英语中则是“green eye”,这种文化差异造成了对颜色的不同认知取向,又如汉语中说“牛一样壮”,英语却说“as strong as a horse”(像马一样壮)。这种喻体取向不同是由于英汉民族的文化背景,文化心理,风俗习惯不同所致。

只有时时刻刻把文化因素放在心里才可能少些误译的现象。通常有以下方法来处理翻译总文化方面的补偿:

文外补尝:指的是直译,但是要备注缺少的相关文化方面的翻译和解释。这种译法优点是可以体现文章的原汁原味,但是阅读的节奏不可避免的会被打断。

文内补偿:即文内意译,也可采取直译与意译结合的方法,而不寻求注释的帮助。优点在于使文章的连贯性强,但是原文的情况不会被很完整的保留下来。

归化:即用目标语言的相关文化来诠释原文语言所表达的文化。这样做就使的本来被人感到陌生的原文语言文化变为容易接受的本族文化。

删除:即删除含有影响语篇连贯的部分。此种译法,不利于文化间的交流,不利于读者了解文化信息,但却可以增加文章阅读的连贯性。

四、结论

翻译离不开语言环境。语言环境有有形的,也有无形的。有形的语言环境以可追溯到文字或物体,体现在语篇的文字或直接情境中,我们可以根据有关语言环境结构,语法,词性等因素来确定词的意义。而无形的语言环境则长期存在于我们的记忆中,更多指的是我们的世界知识和经验,所以成功的翻译很大程度上要基于翻译的人对原文中所含世界知识和经验等间接语言环境的预设和认同。如文中所述,我们只需紧记“望文生译”结合具体语言环境,尽量做到完美。

参考文献:

[1]王治奎《大学汉英翻译教程》山东大学出版社 1997.

[2]吕瑞昌《汉英翻译教程》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5.

[3]郭建中《文化与翻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0.

[4]韩彩英 王正仁 语言环境差别与文献翻译中的语言环境补全 2000.

[5]林冰虹 语言环境效用在翻译中的体现 南昌大学出版社(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

作者:林海涛

语言文化因素及翻译论文 篇2:

翻译的跨文化交流本质探源

摘 要:使用不同语言的人们借助翻译克服了语言差异的障碍,跨越了文化差异的沟壑,实现了各民族之间的文化、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交流与沟通。语言的文化属性决定了文化在翻译过程中举足轻重的地位。语言塑造了文化,是文化的载体;同时语言又不能脱离或超越文化而独立存在。翻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要解决的不仅仅是微观的语言问题,而且是宏观上的文化问题。所以,语言的文化属性决定了翻译的跨文化交流本质。

关键词:语言 文化 翻译 跨文化交流

世界各民族语言的多样性和差异性造就了千差万别、多姿多彩的世界文化。在语言文化、风俗习惯、社会制度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的情况下,世界上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人们如何实现沟通和交流呢?最为直接有力的回答当然是:翻译。翻译是使用不同语言的人们赖以交流和沟通的媒介,它不仅仅是不同语言符号之间的转换,更是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在推动各民族和全人类进步以及全球文化融合与更新的进程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在21世纪经济和文化全球化愈演愈烈的时代,不同文化人群之间的交往更加密切和便捷,文化的差异性、多元化和多样化特征愈发凸显,“翻译在各种文化之间始终充当着协调者和中介的作用,其作用非但没有减弱反而变得愈加重要”[1](P66),因而,如何阐释语言的文化属性、从跨文化的视角解读和理解翻译的跨文化交流功能和作用也就显得非常必要了。

一、语言与文化

语言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最基本文化成果,是文化的实体存在,是文化的核心,它本身也是一种文化,具有自律性、内在性、独特性的文化属性。特定的文化人群或地域人群在用其特有的语言表达社会生活中的各种事物,传达社会经验、精神情感、信仰、价值观念、心态系统以及世界观等的时候,就给自己的语言符号打上了独特的民族文化印记,并赋予其特有的文化附加意义及衍生意义,从而决定了语言的异质性和语言的文化属性。

第一,语言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团体在自身发展过程中自然形成的,包括语音、语法、词汇、语义等诸多范畴的结构体系。它具有任意性和约定俗成性。语言的任意性和约定俗成性存在规定了语言符号外观、遣词造句和承载文化底蕴上的分歧和差异。”[2](P107)人们学习和运用语言的过程,也是在逐渐了解并进入该语言所记录、描绘和表达的文化世界。因此,无论是汉语的象形文字还是英语的拼音字母或是拉丁语的拉丁字母,都是音、形、意相结合的、有意义的符号单位,都带有其各自所属民族文化系统的特征。表意象形的汉字的偏旁部首展现的是所表达意义的具象,与西方的拼音字母中前后缀所指示的共相或抽象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和对比。英语和汉语在语法方面也表现出各自的独特性。英语的名词有着较为复杂的性(gender)、数(number)、格(case)的形态变化,动词有非常复杂的时态、体、语态、语气、人称等的形态变化,而且句子的主语和谓语要保持人称和数的一致,这反映了英美文化世界的语言使用者们看重精确与形式逻辑的分析话语体系,希望通过严密的分类和演绎推理保持理性的语言价值体系。而汉语的动词和名词没有如此复杂的区分,没有形态的变化,有时动词和名词甚至是可以通用的,这反映了中国人偏重直观,相对不受逻辑规约的束缚,得“意”而忘“形”,用形象化语言进行思辨的综合性思维方式。又如,汉语中没有英语的定冠词、动词时态、主谓一致等语言规约,所以中国人觉得英语语法很生硬呆板,而英语国家的人会认为汉语不够严谨;另一方面,汉语用于限定可数名词的的量词却又十分严谨,如汉语的“一个(人)”“一头(牛)”“一只(鸡)”“一匹(马)”“一辆(车)”“一扇(窗户)”等在英语中均可以用不定冠词“a(n)”来表达:a man、a cow、a chicken、a horse、a car、a window等,所以英美人会觉得汉语的量词很繁杂,而我们会认为英美人没有区分事物本质差别的逻辑。

第二,任何一种语言都根植于语言使用者赖以生存的文化,特定的语言与其生存的文化具有内在的相关性和共通性。人类世界之所以有意义、有“文化”,是因为生活在世界中的人在使用被赋予了意义的语言来认识和理解世界的同时,也用语言来构建意义世界,构建生活于其中的文化环境,并通过语言的方式拥有文化世界,从而发现自己的存在。可以说“人类几乎从它诞生的第一天起就思索着自己与语言的不解之缘,并在语言的规范下创造和传承着不朽的文化”[3](P8)。语言中的词语包含着深厚的民族和文化因素,都被赋予了各自文化特色的附加意义和衍生意义,各种文化都为自己语言的词语意义打上了独特的文化印记。譬如,在汉民族的传统文化中,家族伦理居于核心地位,在亲属称谓中,嫡亲或外亲、宗亲和姻亲、直系或旁系等辈分及长幼的排列非常明确。所以,对于汉文化中丰富的亲属关系称谓词语的理解有时需要更多地依赖于上下文和各种不同的语境。《红楼梦》第三回描写林黛玉初进贾府时,最能体现林黛玉身份和地位的称谓用语有两处,一是林黛玉向众人说起癞头和尚要化她出家之事,因父母不肯,癞头和尚便说:“若要好时,总不许见哭声;除父母之外,凡是外亲,一概不见,方可平安了此生……”。二是王熙凤初见到林黛玉时,对其大加赞赏:“……这通身的气派竟不像老祖宗的外孙女,竟是嫡亲的孙女似的,怨不得老祖宗天天嘴里心里放不下……”其中所使用的“外亲”“外孙女”“嫡亲的孙女”等称谓都有意无意透露出对林黛玉在贾家的身份和地位的暗示。贾姓人士对于林黛玉是“外亲”。反过来说,林黛玉对于贾家也是外姓人士,是“外孙女”,而非“嫡亲”。所以,林黛玉虽然进了贾府,但总归是外人,暗示了林黛玉寄人篱下的命运。而这一点,对于不了解汉文化中称谓文化的外国人而言,是难于理解的。

语言是联系人与文化世界的纽带,语言在文化中不断发展,并被不断地赋予更为丰富的文化意义和内涵。文化潜移默化地影响和规约着人们的语言使用,人们从出生之日起就浸润其中。

二、翻译与跨文化交流

跨文化交流是指分处于异质文化中使用不同语言的信息发出者个体和信息接收者个体之间通过特定的信息传播途径进行信息传通的过程。对使用不同语言的人们而言,实现这个完整的信息交流过程所依赖的特定的信息传播途径主要就是“翻译”。翻译的介入或者确切地说翻译者的介入和参与使讲不同语言的民族得以相互交流、彼此沟通,并最终实现相互对话的目的。在翻译过程中,翻译者必须首先破译源语信息,把一种语言文字转换成另一种语言文字,而不改变原文蕴涵的意义或所要传达信息,然后用译入语赋予该信息在译入语文化语境中的相同意义,以保证信息发出者意向所指的接受者感受到完整的信息传递,并接受其影响而做出反应或采取行动。语言的文化属性表明翻译已远远超越了源语与译语之间简单的语言转换或信息传递,它不仅是一个在尽量不改变原文蕴涵的意义或所要传达信息的前提下,把一种语言文字转换成另一种语言文字的过程,而且是在多种文化语境参照下的、多种社会文化因素参杂糅合的、在源语文化与译语文化之间进行协商调适的复杂的信息转换过程。每个从事翻译的人都会感受到源语和目的语中若隐若现的“文化”以及每个文本中所蕴含着的某种难以言表、难以捉摸的潜藏在词语里面的模糊的、含蓄的、多义的文化特质。

第一,从微观层面上看,翻译是两种语言形式之间的转化、阐释和再现的过程,如把英语译成汉语或反之。翻译从外在形式上看是指用一种语言(译入语)对另一种语言符号(源语)进行阐释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译者通过在译入语中寻找能够最大限度地准确再现源语作品的一切语法、词汇及篇章特征,将原文语篇中包含的所有真实信息尽可能完整地保留在译文中。翻译的结果是:承载原文内容信息的语言符号发生了改变,语言表达的逻辑和方式发生了改变,但是原文的信息和内容被另外一种语言重写并保留了下来。语言的文化属性表明语言不是在真空中起作用的,一个人语言的习得、使用和生存离不开它所赖以生存的文化传统和文化语境,一个人学习一种母语就意味着在这个母语的文化世界中成长,其语言使用必然要受到他赖以生存的文化语境和文化观念的制约,所以,当翻译活动开始时,译者就“进入了一种文化关系中,而他又是作为养育他的那种文化的个体显现进入这种关系的,所以他完成的实际上是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关照、比较、体验、领悟。”[4](P69)为了翻译,译者必须理解文本存在的另一种文化的全部符号系统,也就是说,译者在带着自己的文化意识和规范翻译原文本时,必须把自己融入超过文本本身的文化之中,通过译入语的文化背景使原文文本富有更加深远的意义。

下面以上文提到的汉语文化中的称谓词的英译为例,说明文化对于翻译过程的作用和影响。曹雪芹《红楼梦》第三回描写林黛玉初进贾府时,王熙凤对林黛玉的赞美之辞中最能体现林黛玉在贾家的身份和地位。

原文:这通身的气派竟不像老祖宗的外孙女,竟是嫡亲的孙女似的,怨不得老祖宗天天嘴里心里放不下。

译文:Her whole air is so distinguished.She doesn’t take her father,son-in-law of our Old Ancestress,but looks more like a Chia.No wonder our Old Ancestress couldn’t put you out of her mind and was forever talking of thinking about you.

译者杨宪益夫妇没有将原文中的“外孙女”和“嫡亲的孙女”这两个独具中国文化内涵的称谓词语按照字面意思直译为“your daughter’s daughter”或者“granddaughter of maternal side”和“close paternal granddaughter”,而是从原文文本的整体意义出发,在充分考虑了英语读者的文化接受心理的基础上,采取了“移花接木”的手段,将原文中的“外孙女”转译为“老祖宗的女婿的(女儿)”,将“嫡亲的孙女”转译为“姓贾的孙女”,即清楚地交代了贾母和林黛玉的关系,又很婉转地点明了林黛玉是外姓林家的人,抬高了贾家的地位。译者巧妙地弥补了英汉文化差异造成的称谓词语概念范畴的词义欠缺,又机智地避开了汉语和英语在称谓文化上的冲突(毕竟“外孙女”和“嫡亲的孙女”在中国古代像贾家这样一个大家族中的地位是有本质区别的,而这种差别是英语文化中所没有的),以此达到传递原文信息的目的

可见,翻译是对源语的语言和文化信息都进行转换和改造的过程,翻译者既要在译入语中找到与源语相对应,同时又能为译入语读者所理解和接受的词语来进行相应的置换。翻译者在源语和译入语之间展开的翻译实践活动涉及到“源语和译入语两种不同文化以及两种文化语境中的诸多因素的一个非常复杂的交往行为”[5](P70)。所以,译者在翻译的时候不应该只是满足于字面上的忠实,“而更是注重从文化的整体视角来考察如何准确地将一种语言中的文化现象在另一种语言中加以再现,尤其是忠实地再现一种文化的风姿和全貌。”[5](P39)

第二,语言的文化属性决定了翻译的过程就是两种不同的语言文本在两种异质的文化传统背景下发生的碰撞。在这个过程中,译者通常会充分发挥译入语的优势,将源语所携带的异质文化通过翻译创造性地改造后被植入到译入语的文化中,并在译入语文化中获得了重生(afterlife),被赋予了新的内涵。英语商品名的汉译为此提供了最佳的例证。很多从西方引进的产品的英文原名仅仅只是一个简单的标识人物的符号。但是,在它们进入中国市场后,这些产品的中文译名却被赋予了十分丰富的汉语文化内涵。如女士化妆品Estée Lauder是用产品创始人的名字命名的,本身并不带有文化色彩,但是其汉语译名“雅诗兰黛”,却蕴含有“高雅诗意幽香佳人”的含义;体育用品Nike取自希罗神话,被译作“耐克”,内含“耐用和克服一切困难”的语义;汽车品牌Mercedes-Benz取自于制造商的名字,利用音译策略,译作“奔驰”,含有“飞奔疾驰”之意,将产品的功能赋予语言文字之中。类似只有汉语才拥有的词义如果直译,恐怕会使商家和美国消费者大吃一惊。其诸如“宝马(BMW)”“保时捷(PORSCHE)”“美宝莲(MAYBELLINE)”“麦当劳(MCDONALD)”“必胜客(PIZZA-HOT)”等都在翻译过程中(即使是音译)译者在进行汉字选择时进行了创造性的异质文化的本土化改造。尽管在这个本土化改造的过程中,经过翻译的原文,所传达的信息不可能与原文完全等量,但是这种差异在新的地理和文化空间被赋予了新的生命力。翻译“激活了静态的、同一性的原文,使其获得了他性,使同一性的文化在他者文化中得以延续。”[6](P5)。异域文化经过翻译被植入到了译语文化体系当中,丰富了源语的语言和文化,同时其异国元素和他性本质也得到了保存,得到了认同。

第三,从宏观上看,翻译本身就是一项跨文化交际活动,因为翻译使跨文化交流中的两种异质文化或者两种异质文化中的人实现了互识、互证和互补。无论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翻译对于世界各国文明的演进和发展以及文化内涵的不断丰富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礼记·王制》篇中就记载了我国远古时代的传译之事:“中国,夷、蛮、戎、狄……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寄、象、狄鞮、译”就是指通解五方语言,为五方之民进行口头言语翻译之人。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在《历史》中提到的发生在公元前5世纪中叶的传奇故事也可以说明翻译的跨文化交流本质:故事讲的是遭绑架后被贩卖到利比亚和希腊的两个埃及女祭司分别学会了当地的语言,然后将埃及神庙的祭祀仪式翻译成当地语言并传给了当地人。由此可见,“不同民族语言文化之间的交流,是一种需要。任何一个民族想发展,必须走出封闭的自我,不管你的文化有多么辉煌,多么伟大,都不可避免地要与其他文化进行交流,在不断碰撞中,甚至冲突中,渐渐相互理解,相互交融。在这个意义上,翻译又是民族文化在空间上的一种拓展,在内涵上的一种丰富。”[7](P6)这一点对于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间的交流显得尤为突出。由于中国和西方在地域和文化传统上的巨大差异,翻译在两种文化之间的交流所起到的作用就尤为重要。使用不同语言的两个文化群体通过翻译实现了跨文化交流双方的“互识”。他们不但认识到各自语言文字的差异,也意识到各自思维方式、信仰系统、价值体系、世界观等文化因素的差异,通过理解和认同这些差异,实现最终的对话。通过翻译,跨文化交流双方在各自的语言和文化的空间内涵上得以拓展和丰富:中国历史上的印度佛教之于中国,中国古典哲学思想之于欧洲启蒙哲学家,马克思主义之于“五四运动”,古希腊、古罗马文献之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等。翻译为译入语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为新思想、新文学、新科技等的生命之花开辟了新的生存土壤。国学大师季羡林(1911-2009)在谈及中华文化经久不衰的原因时说道:

“不管经历多少波折,走过多少坎坷的大陆,既有阳关大道,也有独木小桥,中华文化反正没有消逝,原因何在呢?我的答复是:倘若拿河流来比,中华文化这条长河有水满的时候,也有水少的时候,但是从未枯竭。原因是由新水注入。注入的次数大大小小颇多的。最大的有两次,一次是从印度来的水,一次是从西方来的水。而这两次的大注入依靠的都是翻译。中华文化之所以能常葆青春,万能灵药就是翻译。翻译之为大用矣哉!”[8](P9-10)

三、结语

在21世纪的今天,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文化软实力不断增强,社会不断发展和进步,翻译在中西文化交流,尤其是在中国优秀文化的对外传播等方面的作用越来越重要,翻译的跨文化交流本质也愈加明显。正如中宣部副部长、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蔡名照在中国翻译研究院成立仪式暨“中国文化对外交流与中译外人才培养”高峰论坛开幕的致辞中所指出的“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翻译工作在对外介绍我国进步发展、参与世界文明对话、促进世界对中国的认知和了解、增进中国人民与各国人民友谊的作用越来越明显,任务越来越繁重。”[9]译者只有认真领会语言的文化属性和翻译的跨文化交流本质,才能真正发挥翻译作为多样语言和多元文化之间沟通和交流的媒介作用,才能充分发挥翻译的跨文化交流的作用,体现翻译的跨文化交流本质。

(本文为昆明理工大学学科方向团队建设项目“翻译研究”阶段性成果;昆明理工大学科学研究基金项目重点项目“西南地区高校外宣资料翻译现状与翻译策略的应用研究[KKZ1201454002]”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刘贵珍.全球化视野下翻译理论的建构与重构——《比较文学、世界文学与翻译研究》评述[J].中国翻译,2015,(2): 66-68.

[2]葛中俊.语言哲学关照下的文学翻译和翻译文学[A].谢天振. 翻译的理论构建与文化透视[C].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3:107-118.

[3]申小龙.汉语与中国文化[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5.

[4]罗竼.翻译、变异和创造[A].乐黛云(中),勒·比松(法)主编.独角兽与龙——在寻找中西文化普遍性中的误读[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66-75.

[5]谢天振.文化转向:当代翻译研究领域的新拓展[A].乐黛云, 李比雄.跨文化对话[C].2004:65-70.

[6]王宁.比较文学、世界文学与翻译研究[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

[7]许钧.生命之轻与翻译之重[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7.

[8]季羡林.季羡林谈翻译[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

(王英 云南昆明 昆明理工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 650500)

作者:王英

语言文化因素及翻译论文 篇3:

从文化交流的发展看归化与异化的选择

【摘要】 文化因素在翻译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对于介入翻译中的文化因素,到底是采用归化还是异化的翻译策略,不同时期文化交流的发展状况及读者的接受能力是不可忽视的决定因素。

【关键词】 翻译;文化交流;归化;异化

翻译作为一种跨语际的交流活动,既是语言的转换过程,又是文化的转换和传播过程。正是对介入翻译中的文化因素的处理方式不同,在翻译界产生了分歧,即归化与异化之争。提倡归化法的译者主张用目的语读者熟悉的语言和形式来翻译源文,使译文尽可能地达到源文的功能和意义,即要求译者向目的语的读者靠拢,以源文化为归宿。而支持异化的译者则坚持保留外来文化的语言特点,吸纳外来表达方式,要求译者向作者靠拢,采取源语作者所使用的表达方式,来传达源文内容,即以目的语为归宿。纵观整个翻译史,归化与异化不断交锋,此消彼长,但在长期的论争过程中译者们都逐漸意识到,在实际翻译过程中,不可能永远只遵循一种原则或采用一种方法。因此归化与异化并不是一定水火不相容的。事实上,我们应当把归化与异化看作是矛盾的两方面,它们之间是一种对立统一、相辅相成的关系。正如每一矛盾都有主次之分,归化与异化也不例外。在翻译实践中,对归化与异化两种翻译方法的取舍,主要取决于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不同的文化交流水平下,它们中哪一方居于第一位,是矛盾的主要方面。

1 文化移植初期翻译策略的选择

过去,由于受到地理环境、交通条件等诸多因素的限制,各民族之间的交往相对较少,对彼此文化的了解也有很大的局限性。在这种情况下,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尚处于了解彼此社会背景不同之处的初级阶段。此时,作为文化交流桥梁的翻译也面临着许多的困难。其中,最难以解决便是他民族中的某个词或表达方式所包含的文化意义与本民族文化发生冲突,或他民族中的某个词或表达方式采取直接或意译手法均不能在本民族文化中找到对等表达方式时,译者应该采取何种应对方式。因为毕竟一定的文化实体总是存在于一定的空间地域内,因此它不可避免地要反映该地域的地理环境,以及生活在该地域内人民的生存方式、思维方式、风俗习惯、以及宗教信仰等。

例如:在我国四大名著之一的《水浒》(All Men are Brothers)中曾多次提到“江湖中人”这一词语,如直接译为“men by river and lake”,显然会使不了解中国文化背景的外国读者不知所云,如采用归化译法将之译为“Robin Hood”,则更能为他们所接受。

再如《红楼梦》第四十九回中有这样一段话:“芹儿呀,你便狠狠地说他一顿…再打发个人到水月庵,说老爷的谕,除了上坟烧纸,若有本家爷们到他那里去,不许接待。若再有一点不好风声,连老姑子一并撵出去。”这段文字中提到了一种中国特有的风俗习惯“烧纸”,如我们直接将其译为“burn paper”,则西方读者很难将烧纸与坟墓联系起来,更无法理解上下文中所传达的含义。而如果采用归化法将其转化为“go to sacrifice”,其意不言自明。因此,虽则主张异化译法者反复强调译者的职责就是要在翻译过程中原原本本地反映源文作者所描绘的世界,绝不允许用自己的观念随意曲解,也不应该用目的语的某些优势来取代源语的独特表达形式。但他们显然没有将读者的接受能力纳入考虑范围之列,试想没有对文化现象的理解,又何来沟通之说。如完全采用异化的译法往往会得不偿失,有时甚至可能完全行不通。反之,归化翻译可使得目的语读者从自己的文化观念出发理解译文的内容,达到更好地

理解源语文本及源语作者意图的目的。

2 “全球化”时代翻译策略的选择

在这个新时代中,人们之间的交流已不仅仅局限于对他文化简单的认识、了解,各民族间的文化融合现象越来越普遍,本族文化对异族文化所采取的态度也越来越宽容,外来文化不断移植到本族文化中,并且在潜移默化中演化为本民族文化的一部分。现在英语的“牛仔”(cowboy)、“特洛伊木马”(Trojan horse)、“黄金时代”(golden age)、 “肥皂剧”(soap opera)、等词语都已被汉语所接受。同样,越来越多的西方读者也开始理解“气”(qi)、“阴”(yin)、 “阳”(yang)、 “风水”(feng shui)、“磕头”(kowtow)、 “豆腐”(tofu)等中国词汇的文化内涵。在这一各民族文化同化脚步加快的大背景下,“存异”显然比“求同”来得更重要。而归化译法却无法很好的完成表现并传达文化差异,丰富译入语表达方式这一时代任务。因此,在这一阶段,异化译法转化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变得既重要又必需。

异化法采用源文的表达方式,故意打破目的语常规的翻译,能够很好地保留和传递源文的文化内涵,使译文充满异国情调。它不仅可以丰富和完善译文的表达力,而且读者还能通过译文了解他国文化,更真切地感受和认识异国他乡,从而实现翻译的本质。如:采用异化法将“Kill two birds with one stone”这一习语译为“一石二鸟”,不仅使中国读者耳目一新,同时也丰富了汉语成语,增加了对“一箭双雕”、“一举两得”这一含义的表达方式。相比之国人对西方文化的了解,欧美读者对中国文化显然知之甚少,但随着近些年中文译作输出的不断增加,西方读者对中国文化传统的认识也不断深入。在翻译包含中国特有习俗的语句,如“什么红白喜事,讨媳妇,死了人,大办其酒席,实在大可不必”时,由于原句已有解释性的铺垫,即“讨媳妇,死了人”,我们可以放心地采用异化的方法将其译为“When people wear red or white, that is at weddings or funerals, the practice of giving lavish feasts can well be dispensed with"。这样英语读者不但可以根据上下文领悟源文含义,还可以了解到中西方习俗的不同,即西方人结婚新娘子大都

要穿白色婚纱;参加葬礼时,人们都要穿黑色丧服。而在中国,按传统,结婚时新娘子要穿红色礼服;参加葬礼时,中国人的丧服为白色。如此,通过异化译法不仅弥补了归化译法的不足,巧妙地把中国文化介绍到西方,使英语读者领略到浓郁的东方异域情调,而且“红”,“白”两种颜色在中文里的特殊文化内涵也给他们以深刻的印象,可谓是一举两得。

由于文化因素在翻译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对于介入翻译中的文化因素,到底是采用归化还是异化的翻译策略,译者除了考虑翻译的目的,还要考虑读者的接受能力以及所处时代环境的不同。在文化移植的初始阶段,由于目的语读者对源语文化还不熟悉,译者宜多采用归化译法,在翻译过程中进行再创造,以缓和不同民族间的语言文化矛盾,使译文更好地为目地语读者所消化吸收。而等到多数读者对源语文化有一定认识后,则可多用异化译法,以防止在翻译中产生对源文的语义截留,造成文化信息丢失;源语与译语语体风格不对称;篡改文化意象;或是部分扭曲源文含义等现象的发生。当然,随着各民族文化交流的发展,读者的经验视野不断扩宽,其接受能力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因此同一文本在不同时期的翻译就有可能采取不同的策略。归化和异化是矛盾的两方面,它们之间既对立统一、又相辅相成,在翻译中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我们在翻译实践中不能简单地排除任何一种译法,而应根据不同情况恰当地选用某一种译法,或将两种译法综合运用,才能取长补短,克服归化、异化两种翻译方法各自的缺陷,这样才能使译文尽可能达到理想的效果。

3 参考文献

1 Nida, Eugene A. Towards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 Leiden, E.J. Brill, 1964:159

2 刘英凯.归化—翻译的歧路[J].现代汉语,1987,(2)

3 郭建中.文化与翻译[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

4 徐建平.跨文化交际中的归化与异化问题[J].中国翻译,2002,(5)

作者:王晓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