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哲学研究教条论文

2022-05-08

近日小编精心整理了《马克思哲学研究教条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阅读,更多内容可以运用本站顶部的搜索功能。[摘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经历了由弱到强直至达到全盛的发展过程。在当代社会中,马克思主义生命力的强弱在于是否充分考虑现实国情需要与本土的特殊性,体现时代性和中国特色。

马克思哲学研究教条论文 篇1: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反思

摘要: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一个历史进程,在这个历史进程中,既有辉煌成就,也有失败教训。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现实进程表明,必须始终坚定不移地反对以形而上学为哲学基础的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必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研究范式,面向当代中国实践的新发展,进行理论创新。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教条主义;范式;理论创新

在当代中国哲学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个热门话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热中,研究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行了多维的定义。本文采取这样的界定。即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国的具体实际,并通过研究中国的具体实际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一个历史进程,这个进程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这个进程并没有结束。回顾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风雨历程,总结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经验教训,确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范式,对于当前我们在新的实践基础上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伟大事业,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进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一个现实历史过程

从现实的历史进程上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结晶主要表现为毛泽东哲学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以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它们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成功范例。

1938年10月,毛泽东第一次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他指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杰出理论成果,毛泽东的“哲学著作和其它许多包含着丰富哲学思想的著作,从总结中国经验教训中。深刻地论述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如:在唯物论方面,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系统阐述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辩证法方面,系统地阐发了对立统一规律的基本内容,指出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共性与个性、绝对与相对关系的原理是唯物辩证法的精髓:在认识论方面,突出并全面阐发了实践在认识中的基础地位和决定作用,提出了认识运动的总规律,强调认识与实践、主观与客观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在历史观上,指出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区分对抗性矛盾与非对抗性矛盾,指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等。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运动中,是毛泽东首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形态,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最有代表性的理论成果: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变成了认识哲学、方法哲学、群众哲学。哲学在马克思那里,没有庞大而复杂的体系。在马克思看来,哲学原本就是一种方法,一种指导无产阶级争取自身利益、建立理想社会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毛泽东深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在毛泽东那里,哲学同样是以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形式,贯彻运用于他一生的革命实践和理论活动,并且结合领导中国革命的新实践、新经验而有所创造、有所发展,形成鲜明的中国特色。

如果说毛泽东思想主要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那么邓小平理论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作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一重要概念。邓小平科学地揭示了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辩证关系,精辟地概括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独创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概念,提出了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著名论断,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创造性构想,为解决国际争端和历史遗留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等等,这些无不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的运用和发展。邓小平之后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特别是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原理运用于新时期党的建设和中国当代发展的新的实际,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这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表现。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为一个现实历史过程,其特点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实践性强。它们都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运用于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解决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上的主要的基本问题,如毛泽东哲学思想解决了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怎样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问题;邓小平理论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解决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科学发展观解决的是当代中国的发展问题。二是注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功能。即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立场、观点和方法转化为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的具体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以及实际生活中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如毛泽东哲学和邓小平理论的突出理论特色之一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转化为指导实践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如毛泽东的“群众路线”与邓小平的“一国两制”。三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使马克思主义群众化。正如马克思所讲的,“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广大群众所掌握,成为了人民群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伟大思想武器。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方向,从一开始就是立足于中国哲学传统、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通过深入到中华民族救亡图存、争取解放以及建设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之中,分析和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形成的哲学思想观念、价值取向、思维方式以及精神风韵,使之从实践形态上升到理论形态,创造出新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现实内容。

二、问题:形而上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如影幽灵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艰难而又漫长的探索过程中,有一个幽灵始终如影相随。这个幽灵就是教条主义,其哲学根源就是形而上学。

从本质上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过程中的教条主义是一种主观与客观相分裂、认识与实践相脱离的主观主义。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

面:第一,教条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作万古不变的教条,完全抹杀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特点。马克思、恩格斯一贯把实践看作是自己理论产生、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强调自己理论的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强调自己的理论必须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然而,教条主义却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当成僵死不变的教条,固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个别论断、甚至个别字句,否认马克思主义哲学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第二,看不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民族性特点。教条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概念和原理当成是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似乎只要重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现成词句就能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社会功能,无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各国、各民族实际相结合的必要性。第三,教条主义用抽象的一般抹杀生动的个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之所以强调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各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各国的具体实际都有其个性或特殊性,它们之间往往有着极大的差异。然而,教条主义的做法是:“他们把这个套语当作标签贴到各种事物上去,再不作进一步的研究,就是说,他们一把这个标签贴上去,就以为问题已经解决了。”

理论的谬误必然带来实践的失败,如果以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必然使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的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遭受巨大损失。事实正是如此。在民主革命时代,出现过分别以瞿秋白、李立三、王明为代表的三次“左倾”路线,给革命造成巨大损失。瞿秋自在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的支持下,坚持以城市为中心的洋教条,导致数百次城市武装暴动的失败;李立三要求红军集中力量向大城市进攻,也造成惨重的损失;王明的“左倾”军事领导,使红军减少90%,白区损失100%。这三次“左倾”路线的根源都在于照搬共产国际指示的教条主义。正是毛泽东同志冲破教条主义的干扰,才有民主革命的最后胜利。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林彪、“四人帮”挥动教条主义大棒混淆视听所造成的危害人所共知,“两个凡是”造成的思想禁锢至今也还令人记忆犹新。正是邓小平同志领导的拨乱反正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才使我们重新走上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党的历史,就是我们党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不断纠正教条主义错误、坚持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历史。没有我们党早期对教条主义的纠正,就没有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和中国革命的胜利:“文革”后,没有对极左思想路线的纠正,就不能理解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意义,也就不会有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今天,我们党正面临越来越多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倘若不能纠正教条主义,就不能理解“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时代意义。实践证明,只要有教条主义的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进程就会受挫;什么时候破除了教条主义的干扰,什么时候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进程才能阔步向前。这是我们党80多年来以血的代价换来的经验教训。今天我们进行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是一项前无古人的浩大工程,在很多方面还需要长期的探索。在这个过程中仍然要坚定不移地反对各种或旧或新的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只有这样,才能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避免出现大的失误。

三、范式: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理路及走向

如何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学术界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取得了很多的理论成果,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中期的真理标准、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争论;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后期的价值哲学、人学和社会发展哲学以及今天的本体论、现代性、世界历史理论和对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与诠释等等,在研究格局、研究路径、研究视野、研究内容上都反映出学术领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现状,同时也反映出研究路径上的不同探索。其中最突出的是三大路径:一是“回到马克思”的原初语境以及随之而来的文本研究;二是与现代西方哲学展开对话;三是与中国当前实践紧密结合。但也由此引发了一些偏颇甚至极端。如“回到马克思”,本来是旨在超越教条化的教科书体系在“理解的前结构”方面的误导,但有些人却把回归马克思当作研究的最终目的,以致醉心构建新体系,陷入文本崇拜;又如与现代西方哲学展开对话,本来是旨在拓展问题意识。开阔学术视野,使马克思哲学研究更具学科前沿和世界背景,然而很多人却以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权威根据,其主要表现为“以西解马”、“以西评马”和“以西誉马”等三种形式,以致达到洋教条崇拜的境地:又如与中国当前实践紧密结合,本来是旨在从基础理论上深化现实中具有时代性的研究课题,关注本民族的现实实践,但这种关注大多停留在所谓的“应用哲学”层面上,很少有人能够真正从本民族的现实实践中提升出哲学问题并对它们作出创造性的研究和回答。这就提出了究竟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范式的新课题。

“范式”(Paradigm),托马斯·库恩定义为“通常是指那些公认的科学成就,他们在一段时间里为实践共同体提供典型的问题和解答”⑧。意指共同的信念、价值观和研究方式。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现实过程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就是立足于中国的具体实际来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其中,“中国的具体实际”是一个概念丰富的内容,它是包含在特定时代中的中国的历史、现实和未来发展趋势的总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也内在地包含着把马克思主义与时代特征相结合,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及时地总结与概括人类实践与科学发展最新成果的含义。这实际上提出了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研究范式问题。经验教训也启示我们:什么时候坚持具有这样的规定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范式,什么时候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取得长足进步,反之则陷入困境。

在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范式中,必须注意处理好两大问题:一是学术性和现实性的张力问题。问题的关键是两者之间张力“度”的把握,因为任何强调一方忽视一方,割裂两者之间的内在关联都会给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带来不利影响。如现在许多学者在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科性及学术性的同时,出现了学术化、中性化和纯哲学化的倾向。在纠正马克思主义哲学沦为政治工具、一味为政治辩护的同时矫枉过正,使马克思主义哲学蜕化为纯学术的理论,从而切断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实的联系;另一方面一味强调作为意识形态或意识形态领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则易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泛意

识形态化”和“非哲学化”,其实质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当成了超出哲学之外的某种非哲学的东西加以夸大和绝对化,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当成纯粹为政治服务的工具,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失去了其哲学特性和哲学内涵,不成其为哲学。必须同时反对这两种偏向,正确理解和同时强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性诉求和现实性关切,既立足于现实又超越具体的现实,把现实性关切提升到哲学研究的学理层面,大力提高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含量和学术水准,并由此通过学术性诉求来体现现实性关切。二是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其产生之时起,就以世界被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连接为现实有机体为立论和判断的基本前提,把整个人类命运与前途都包容在自己无比宽广的胸怀之中,以一种超地域、超民族的价值取向,揭示了人、社会、自然之间的和谐一致,以及共同发展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为预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或民族化表明它是中国实践的理论形态,“中国化”即民族化。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整合和提升中国本土哲学文化?显然,仅仅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概念、命题以中国语言来阐释不行,或者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某些原理来裁减中国“现实”或用中国某些“现实”来附会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不行,正确的做法就是立足中国实际,立足中华民族发展的实际情况来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就是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哲学的应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民族精神、优良的传统哲学、通俗的群众语言融合起来,使之科学化、大众化。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很好地实现民族化,才能建构起既适合当代中国社会需要,又代表中国人未来精神走向的当代中国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一个不断向前发展的历史过程。当前,我党适时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理论,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过程中的新的理论成果。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之路仍然漫长而艰难,随着实践的深入,还会有越来越多的问题被提出。这就要求我们的理论创新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只有这样,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过程中的理论创新才能获得持久的动力。解放思想,反对各种形式的教条主义,与时俱进,面向新的实践进行理论创新。并根据实践的新经验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未来走向。

(责任编辑 陈金清)

作者:魏 明 刘明诗

马克思哲学研究教条论文 篇2:

当代视野下科学认识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

[摘 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经历了由弱到强直至达到全盛的发展过程。在当代社会中,马克思主义生命力的强弱在于是否充分考虑现实国情需要与本土的特殊性,体现时代性和中国特色。理解马克思主义需要注意三个方面,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更不是迷信,不能教条地对待马克思主义从而曲解它;不能用中国的文化来溶解马克思主义,应该了解西方社会对马克思主义的诠释;不能割断了马克思主义和历史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是历史的不是永恒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思考应该有一个稳定的语境。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生命力;教条;

[文献标识码] A

[收稿日期]2014-01-10

[作者简介]邹晋(1983-),男,江西乐平人,江西省科学院助理研究员,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来,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的发展,经历了由弱到强,直至达到全盛的一个过程。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在中国一枝独秀地生根发芽开花,是因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既秉承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特质,又在与中国实践的紧密结合中不断融入中华民族的本土特色和时代的发展要求,创造性地回答中国社会的重大现实问题,体现出鲜明的实践性、民族性、时代性,从而显示出强大的创造力和生命力。马克思主义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指导思想,作为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基本纲领,就如同一棵参天大树,它的根已经深深地扎在中国的土地上,而这棵树要茁壮生长,枝叶茂盛,即它的生命力的强弱就在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否能充分考虑现实国情需要与本土的特殊性,体现时代性和中国特色。

改革开放以来,西方文化和各种思潮逐渐被引入中国,这对走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的中国而言,既是发展的机遇也是挑战。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这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指导思想的形成,为我国三十多年来的社会主义事业奠定了坚实的理论指导方针,这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机遇,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机遇。正因为如此,中国的社会主义指导思想同马克思主义是一脉相承的,是从马克思主义这棵大树主干上分出生长的枝桠。但是,我们也要看到,由于西方资本主义思想与中国社会主义思想理论上的差异,有些人(尤其是成长的年轻一代)在新时代下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认识存在一定的偏差,这种偏差的产生源于人们在接触西方资本主义思想的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不科学的认识,这种不科学的认识实际上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过程中也一直存在:一是没有活学活用马克思主义。一些人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奉为经典,却只流于使用抽象的理论,把它当作普遍公式生搬硬套。这种僵化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运用起来,就变成了教条主义;二是没有站在马克思、恩格斯当时的背景下解读马克思主义。一些人仅仅是从内容中去解读马克思主义,而没有在意马克思主义理论所产生的背景和源泉。其实,了解理论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才能让我们更容易理解理论本身,才能灵活运用,否则也只能是教条式的理解;三是没有全面认识马克思主义。一些人只是读了马克思的几篇文章,不了解马克思主义的宏大体系;有的人只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或科学社会主义中某一部分有了解,就试图从马克思主义的个别定理中全面概括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思想是定理,是永恒不变的真理。自认为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却背离了马克思主义。

这种教条式的理解马克思主义不但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甚至是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宗旨,也对马克思主义传播起到了阻碍作用。正因为如此,如何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经典,始终是人们不得不深思的话题。只有科学地解读马克思主义,突破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认识,才能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意义,这不仅关系着我们党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而且也正是马克思主义生命力的源泉所在。

一、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也不是迷信

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不能教条地对待马克思主义,曲解原意。马克思、恩格斯在进行科学研究工作的同时,亲身参加和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建立无产阶级的革命组织,指导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总结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历史经验,在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基础上诞生了马克思主义。一百多年来,它随着社会实践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不断发展,指导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马克思主义在运用中必须同各个时代、各个国家的具体实际相结合。

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党的历代领导人深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性,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到科学发展观,马克思主义始终与时俱进地牢牢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成为党执政的纲领。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仍然存在错误和模糊的观点,那就是仍然有人习惯用教条主义的僵化观点来看待马克思主义,把它奉为学院式教条,只允许学习、贯彻、宣传,不容怀疑、思考、批评。这种倾向在我国长期存在,曾经在“文革”期间达到顶峰,而现在仍然余毒未清,这是一种迷信而非科学的态度。教条主义的观点是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当作工具书,只注意他们的具体结论,而忽视了引出结论的具体的历史背景和过程。这样做,看起来似乎是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但实际上抛弃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一活的灵魂;一旦采用这种思想来指导实践,很容易使问题的分析过于僵化,给社会主义发展和建设带来严重的损失。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恰恰是马克思自己最先树起了反对教条主义的旗帜。马克思和恩格斯都用科学的态度对待自己创造的理论,他们认为他们的理论是方法而非教条。马克思在树立自己理论的初期就声明:“我们不想教条地预期未来,而只是想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1](P7)恩格斯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1](P691)

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需要摈弃那些教条主义的,误解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偏向:第一,简单地将马克思的文献著作中的只言片语或个别结论等同于马克思主义。马克思著有大量的文献著作,这些文献当然是马克思主义原理的集中体现,但这不等于文献的每一句话都是马克思主义的精华。马克思的著作中的许多言论是基于他所处的历史环境下做出的,是针对于当时的某个或特定的问题而提出的。只有以全面系统的、准确的、实践的态度去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著作,才能真正把握马克思主义精髓。禁止教条主义地抓住著作中的片言只语当真理,不分时间、地点、条件地生搬硬套;第二,把马克思主义等同于无产阶级导师的言行。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思想体系,不能因此而把他的一言一行神圣化,视同于马克思主义,这样必然会产生个人崇拜、必然导致曲解甚至歪曲马克思主义,也必然窒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导致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枯萎。

端正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突破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其关键在于解放思想。只有把思想认识从固化的教条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用发展的观点去看待马克思主义所在的社会和体制,才能突破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才能做到真正的理解马克思主义思想。

二、借鉴西方马克思主义认识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产生来自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它的目的是颠覆资本主义,建立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的实现是建立在经济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基础上的。它的理论源泉大都源于西方经济学和哲学。而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在实际的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许多问题都是此前的国际共产主义所不曾遇到的。中国的国情与共产主义运动发源地——欧洲的状况有着很大的差别。从革命斗争到社会建设,中国都不能从马克思主义原著中找到范本。20世纪初中国还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而欧洲的大多数国家已进入相当成熟的资本主义阶段。中国的无产阶级人数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很小,在中国的被压迫阶级中,农民阶级占总人口的绝大多数,因此中国革命要想取得胜利,就必须紧紧依靠农民;中国革命的对象的力量极其庞大,这就决定了中国革命仅依靠无产阶级是不行的,必须要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中国的反革命力量基本上集中在城市,弱小的无产阶级要想在城市迅速摧毁反革命力量是不可能的,他们只能到中国的广大农村去发动农民,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组成部分大多数出身农民,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就具有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建设所不同的特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起步于非常落后的生产力水平之上,不同资本主义国家的起点,等等。总之中国革命和建设所出现的这些新情况、新问题使中国共产党人明白在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同时,不能生搬硬套马克思主义,必须要联系中国实际才能指导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因此,我们在认识马克思主义时,不能全盘地用中国传统文化和历史的眼光来接受,必须要把握住马克思主义是起源于资本主义的理论。否则无条件地将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应用到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东方社会的实践中,一定会犯“水土不服”的毛病。我们在努力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同时,也需要认识西方社会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这比在中国文化里溶解马克思主义更有直接的意义。

西方马克思主义起源于20世纪20年代,最初由共产国际内部一种“左”倾思潮,在受到共产国际的批判后,在党外发展起来。从梅洛庞蒂强调西方马克思主义同列宁主义的对立开始,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在反对教条主义中、在与现代西方哲学的交流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对传统教条主义式的马克思主义的反思,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同现代西方哲学开放式对话的开展,不同程度上都汇聚到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一焦点上。[2]在90余年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20世纪30~60年代的西方的新左派运动的鼎盛期之后,西方马克思主义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以哈贝马斯为代表的后期法兰克福学派试图在批判理论与实证科学之间架设沟通的桥梁,用交往行为理论来重建批判理论,并把它扩展到行动理论,社会制度分析以及进化理论等领域;[3]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列斐伏尔通过对马克思的异化理论的理解和重新解释来引申出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在坚持日常生活批判主题的同时,又试图重建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并系统论述“马克思主义多元化”;[4]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弗洛姆试图调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跟人本主义的学说;[5]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在马克思著作中存在着结构主义的方法,阿尔都塞批判了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思想;[6]以及当代出现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分析马克思主义、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等思潮都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衍生。西方马克思主义大都从马克思文本出发来重新解释和阐发马克思主义,并力图借助于马克思之前或同时代的各种西方哲学思潮来“补充”和“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可以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西方的发展,它通常脱离了传统马克思主义中从自然与物质角度思考的思想,主要从历史及其历史中的人的实践来分析,客观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主体论思想更符合马克思本人的思想。

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不仅仅是理论的,更是实践的。通常,在整个马克思主义研究中,虽然理论上强调实践,实际上却不断地面临着从实践中淡出的危险。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意义主要是由我们的现实思想背景和社会历史背景所决定的。在我们还停留在教科书式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时候,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对当今时代的批判,已经远远走在了我们的前面,他们的成就并不是我们在哲学话语的置换中就能超越的。

西方马克思主义面对各资本主义思想流派,积极吸收各种理论成果丰富发展自己,通过对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作出具有西方特色的理解和阐发,将人类社会的历史命运与对马克思主义的思考紧密联系在一起,对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意义作了多方面、多层次的论证。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所处的资本主义社会环境使他们能够更加了解资本主义社会,能够更加深入地揭示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新特点,因此更能把对现代性的批判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结合在一起,强调历史发展的社会主义前途,批判地探索变革资本主义社会的新途径。通过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才能显现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意义。

三、马克思主义不是一成不变的,必须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

马克思逝世一百多年来,时代已经大踏步地前进了。生产力的巨大变革,新技术革命的浪潮以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社会主义国家革命和建设的巨大成就和新的实践等等,层出不穷地向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新问题。面对这些新问题,众所周知,马克思的唯物辩证主义的远见性和剖析事物的精确性,可以说一直影响着整个社会的发展,但是马克思主义毕竟是一个半世纪以前的各种思想总结,随着社会的发展其内部存在着马克思主义难以解决的问题。在这样的形势下,仍然采用过去的马克思主义,已经无法回答当代世界提出的种种问题。如果我们还是把几十年来基本不变的老教材,塞进一些新事例去学习,不仅不会使我们更相信马克思主义,甚至还会引起更多的怀疑。现在有些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中,常常习惯于用传统的旧观念和旧理论去解释、回答已经发展变化的新现实,企望在马克思主义的传统理论中能直接寻找到解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股份制经济等新问题的答案。实际上,马克思当年根本没有预见到社会主义有市场经济和股份制经济,我们如果硬要牵强附会地从马克思著作中去寻找答案,必然会让人们质疑。

要理解马克思主义中所蕴含的历史意义,就必须要了解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历史条件。同任何真理性的认识一样,马克思主义的产生,也是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1)资本主义经济的较充分发展和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尖锐化是马克思主义产生的社会经济条件。工业革命的深入推动了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可是自1825年英国爆发世界上第一次经济危机以后,它不仅使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也给广大无产阶级带来更加深重的灾难,这样,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就充分暴露出来了。这为马克思主义诞生准备了社会经济的前提条件;(2)无产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力量登上政治舞台,是马克思主义诞生的社会阶级条件。19世纪三四十年代,欧洲不断爆发工人运动,无产阶级已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政治舞台。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产生的阶级条件;(3)自然科学取得的许多新成果与社会科学领域里的重大发现,为马克思主义诞生提供了理论条件。19世纪初,马克思与恩格斯从自然科学新成果和西方哲学、经济学中分别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4)空想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思想条件。圣西门、傅里叶和欧文的空想社会主义虽然只是一种无法实现的空想,但是,他们提出“人人劳动,没有剥削”的未来社会设想,却为人们探寻这种理想社会提供了素材,这也为马克思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提供了思想条件。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是当时许多历史条件同时催生下的产物,而马克思主义的产生也是为了解释或批判当时的历史。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外部条件发生了变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必须也要与时俱进的变化才能继续发挥理论的思想指导作用。仍然采取马克思主义当时的理论必然会在解释当今社会现象时显现不足和局限。

马克思、恩格斯自己也从不认为自己的理论是永恒的,而是会随时间变化社会发展而过时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提出“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 [7](P5),又在《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提到自1847年《宣言》诞生以来,“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关于共产党人对待各种反对党派的态度的论述(第四章)虽然在原则上今天还是正确的,但是就其实际运用来说今天毕竟已经过时,因为政治形势已经完全改变,当时所列举的那些党派大部分已被历史的发展彻底扫除了。”[7](P6)马克思、恩格斯对自己的理论就提出了要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待,用发展的思想来完善,而不是教条主义的照搬,这种与时俱进的态度,充分表现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和尊重实践的理论品质。而我们在理解马克思主义时更需要把握他们所坚持的思想精髓,用发展的眼光去看待马克思主义,这样才能保证我们在学习这个科学体系时的准确价值观。

四、思考:马克思主义应该有一个稳定的理解语境

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行动纲领写进了党章,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是揭示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适用于世界一切国家和民族的科学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它在本质上是世界化的理论。然而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必须与各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才能发挥改造世界的伟大作用,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要求,也是各国革命实践的要求。

马克思主义,首先是一个完整的科学的世界观。

第一,马克思主义是建立在坚实的科学基础上的。马克思、恩格斯阐述他们的世界观的过程中,充分依据了当时经验科学的最高成就。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欧洲整个历史科学、经济科学和哲学科学的最高发展。而当时的经验科学所达到的水平,为构思一幅现实世界生动的图式,提供了必备的材料。马克思、恩格斯依据这些材料,创立了科学的世界观。他们没有用想象和虚构弥补科学材料不足,而是将细节留给后人加以补充,所以恩格斯在《反杜林论》里把他们的学说称之为己经不再是哲学,而只是世界观。[8](P5)

第二,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指的是“对包含一连串相互衔接的阶段的那种发展过程的阐明”。既然是发展过程的阐明,马克思主义就是一门历史科学,必须随着历史过程的演进而不断有所发明,有所发现,有所创造。

马克思主义是系统、动态、开放的,不是若干抽象观点论集,而是世界历史进程的理论概括。在我们的理解视域中,不应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马克思个人的理论活动,而是看作一门特定研究对象的科学,是可对其进行实践探索的科学。任何人对这门学科的研究、对这门学科研究对象的探索成果,只要经受住了实践的检验,就可融入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否则,将马克思主义等同于马克思个人的理论活动,那么马克思主义就只有历史考证和经典注释的意义。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必须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将它推向前进。我们必须认识到,如果我们停留在原有的结论的出发点上,原地踏步,年复一年重复、考证已有结论,那就违背了马克思主义本性,丢弃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精神。与时代保持最紧密联系,是马克思主义永葆青春活力最重要的条件,是它的生命力的最深厚的源泉。每个时代都要创造与其相应的理论,以实现时代的自我意识,机械搬用历史的马克思主义论著是行不通的。对我们来说,历史上的理论,是流不是源,我们的理论之源,是我们所处的时代,指导我们时代前进的理论,只有依靠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研究、探索,充分联系实际,与时俱进,活学活用,才能更好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实现马克思主义。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莫里斯·梅洛·庞蒂. 辩证法的历险[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

[3]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4]吴宁.日常生活批判[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5]弗洛姆.健全的社会[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7.

[6]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8]列宁.列宁专题文集 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责任编辑 郑百灵

作者:邹晋 李莎莎

马克思哲学研究教条论文 篇3:

有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问题的分析研究

摘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主体是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体是中华民族,而民族文化也是一个隐性而强大的主体,型塑、影响所有的亚民族的主体。在中华民族大主体之下包含有各种不同态度的亚主体,因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着不同需要的主体,其中主要有信仰需要层面的,意识形态需要层面的,科学应用需要层面的。与此同时,在其态度上有积极的、受动的、主导的、追随的,在其运用上又有实事求是的、教条的、经验的、实用主义的、修正主义的等等。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结构;态度;形态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的多层次结构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由主体所主导的一种活动,其结果是得到主体所希望的产物。其主体在接受、传播、运用、发展马克思主义时,发生解释主体视域与文本视域的不断交融,结果是产生了新的理论。解释主体的不同需要和应用,决定不同形态的中国化,这表现出主体和主体性的决定性作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的主体性,在此表现为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民族性集中体现为民族文化,在此意义上有人认为民族文化就是一个隐性而强大的主体,型塑、影响所有的亚民族的主体。亚民族主体与民族传统文化发生冲突之际,则易于接受外来文化[1],但这种接受仍然受民族传统文化的深深制约,因此表现出了民族文化的主体性。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主体是中华民族,而在中华民族大主体之下包含有各种不同态度的亚主体,有积极的、受动的、主导的、追随的。凡参与马克思主义“化”中国革命实践的主体,也就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主体,包括卷入中国革命的人民大众、中国共产党、党的理论家、政治领袖四种类型。其中直接参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活动的主体是中国共产党、政治领袖、党的理论家。

第一,人民群众是马克思主义“化”中国实践活动的主体,他们作为接受理论影响的主体,其认知力、理解力、思想偏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约束性条件。中国社会对马克思主义的需要及马克思主义满足中国社会需要的境况,是由他们来决定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被社会化的需要,决定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程度、形态和命运。但这种决定性的作用并不表现为直接的形式,人民群众在实际运作中只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间接主体。

第二,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活动的直接主体,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重要平台。中国共产党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组织化的主体,它是出于运用的需要,而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先是出于革命实践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中国化的需求,继而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需求,又有立党立国指导思想及意识形态合法性的需求。中国共产党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部分成份有所吸收借鉴,而是将它作为一个完整体系来接受,并作为政治实践的指导思想和信仰的意识形态。正因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使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显现出可能和必要。主体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实践需要、实践成就、民族文化背景、自身理论建设的水平,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形态及其世界性的成就有决定性影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有目的的、自觉的历史活动,其推进马克思主义“化”中国的实践,一方面,将马克思主义“化”而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另一方面,又将实践“化”为理论,从而发展创新马克思主义。

第三,党的理论家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重要主体,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特殊主体。在历史上,马克思主义是以中国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为媒介,才得以进入中国革命的大脑。早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从“五四”时期激进民主主义者演变而来,如李大钊、陈独秀等,积极宣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他们对中国共产党后来的政治领袖影响很大,担任了启蒙者的角色。在中国共产党进入武装斗争阶段以后,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建设,代表性的理论家主要是毛泽东,以及刘少奇、张闻天、瞿秋白、李达等。更年轻一代的理论家是在毛泽东培养下成长起来的,如艾思奇、陈伯达、胡乔木、陆定一、周扬、胡绳等。除了党的早期理论家之外,其后理论工作者的理论研究活动受到较大的制约,从一开始就与政治实践联结一体,积极推动政治发展、为政治服务而又受到政治斗争的抑制,如屡次路线斗争和党内斗争都对马克思理论的研究产生深刻影响。理论研究方式渐从早期的讨论争鸣,转向了传统的经典注疏式,政治领域的研究完全取代了学术领域的研究,马克思主义主要同外部思潮论争,内部缺乏必要的学术讨论和争鸣而未能避免封闭状态。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理论家恢复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本色,敏于思想解放和创新理论,这是因为:思想本身有追求真理的本能,知识分子作为思想的人格代表,其价值即在追求真理。同时因为知识分子不承担实际政治责任,所以在发现和揭示真理时没有权力和利益的负担。

第四,政治领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重要主體,实现了孔子深所期望、而在后世难以再现的“君师一体”的传统理想。政治领袖在马克思主义“化”中国的历史活动中,理论运用与理论创造、政治操作与理论操作、魅力领袖与伟大导师是一身二任。领袖兼导师所创造的理论,具有专业理论家望尘莫及的影响力、动员力、实践性、群众性,可以迅速变成政策和政治影响力,经过组织的网络,直接从理论转化为实践。这种“政教一体”的传统极大地强化了革命主观能动力量,成为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但是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缺陷,例如缺乏纠错机制,领袖人物一旦出现失误,也就难以纠错。事实上党的历史上的每一次重大是非的纠正,都不是理论争鸣能够解决的,无一例外地都是由正确理论的代表人物争取到党的领导权和领袖地位,然后才有可能拨乱反正。比如毛泽东对左倾教条主义的纠正、邓小平对“两个凡是”的纠正和对市场之争的一锤定音。

还需要指出的是,理论过于功利地为一时一局的政策服务,也有可能产生工具主义倾向,使理论囿于应用科学的层面,消弥理论高度抽象的普遍性品格。比如党史上的路线斗争现象,往往是以理论论争为先导、以政治较量为定局、再以理论论证为结局的。理论被作为一种政治较量的资源和工具来运用,这既彰显了理论的实践性品格,但也有可能导致一些正确论断被曲解,甚至可能被推向极端。理论活动与政治运作是可以分疏的,理论家创造理论、政治家选择理论,是政治文明运行的普遍规则。理论家的理论创新具有更多一些的学术色彩,利于马克思主义内部的思想活跃,利于发展马克思主义①。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不同层面的需要规定着主体的不同态度

由于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包括信仰、世界观、历史观、价值观和科学方法论的庞大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可以从这一理论体系中获取多层面的精神资源,来满足不同层面的多重需要,而不同的需要又规定着主体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中国各社会主体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需要,大体上可归结为三种②:一是信仰需要层面的,二是意识形态需要层面的,三是科学应用需要层面的。对应于这三种需要,主体分别采取了三种态度。

第一,对作为信仰的马克思主义采取信仰的态度,即精神皈依。信仰是超验的,确立信仰的前提是对信仰对象的无限崇拜,无条件将对象作为终极价值终极真理来坚信。这是一种全部精神心理情感的寻找,是对“无神的精神家园”的依恋,站在绝对正义的高度对资本主义和人类历史上一切黑暗苦难进行彻底的批判,坚信在“最后的斗争”中解除人类的一切灾难之源,到达人类最美好理想世界。作为信仰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指出它与黑格尔理论有相通之处,都有理想主义神圣性,黑格尔是发现了绝对精神的自我意识,马克思则是指出人可以发现历史规律,这是人达到完全自由和上升为“真正意义的人”的通道[2]。

第二,对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采取维护发展的态度,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这是由政治需要所决定的战略性选择和政策性考虑,如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对领导或执政合法性提供意识形态支持,坚持“中国化”,则是对革命或改革中理论创新合法性提供意识形态支持。

第三,对作为科学方法的马克思主义采取科学的态度,即实践应用。神学哲学,是不改变而是“顺从世界”的宗教学说。莫尔《乌托邦》和陶渊明的理想主义,则是“躲避世界”的审美的学说。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同于以往任何一种学说,它是以“改变世界”为己任的学说。这就决定了它不是《圣经》那样的纯信仰主义和《桃花源记》那样的纯审美主义,它要改变世界,就必须认识世界,必须发现科学规律。它必须与科学结缘因而具有了科学性质,从而也就具有了工具性和“可证伪”性,人们也就必须以科学而不单纯是信仰的态度对待之。以科学态度对待科学,就是在实践中用它,“去神圣化”“去教条化”,摆脱教条主义而实事求是、唯真是求。保持科学研究主体的自主性、独立性,任何一种理论最后沉淀下来的只是其问题意识、前提批判、理论方法。

与此同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主体,有多重需要,所以既是客体的信仰者,又是客体的运用者。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与只具一种“应用功能”的具体科学不同,又与只解释世界而不改造世界的信仰哲学不同,它同时具备“体”“用”两种功能,即信仰的功能和工具的功能。這样一来,主体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至少就有三种态度,而这三种态度又须随需要的变动而变动。只知纯粹作为信仰教条而不知变动的态度,是教条主义。只将马克思主义纯粹作为工具,则沦为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

中国人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是要“用”它,是用以“化”中国的。中国怎么“化”马克思主义,这与马克思主义怎么“化”中国是一致的。二者的主体是同一的,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所以作为科学工具的马克思主义,决定了主体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以科学态度对待科学,这也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即以应用价值对待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是这样做的,他说:学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为着好看,也不是因为它有什么神秘,只是因为它是领导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走向胜利的科学”[3]820。“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3]815。亦即马克思主义是行动的指南而不是教条。实事求是、自主创新是科学理性态度,把马克思主义当作科学来用。从毛泽东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表述的体用关系,可以推出“马为中用”,此境中的马克思主义处在科学工具层次。

马克思主义是合信仰与科学为一体的学说,所以革命领袖在应用时分解为立场、观点与方法。立场与主要观点是基本原理,属目标信仰层次;次要观点与方法则是非基本原理,属工具科学层次。在工具科学层次,领袖们是学以致用态度和科学态度;在目标信仰层次,则是神圣不可修正的。立场、观点、方法,三者之关系:立场是价值目的,是改造世界的出发点,马克思主义者是为了信仰而不是为了功用而作实践行动;观点是哲学世界观和各种科学的及意识形态的理论,是解释世界和社会的,是揭示客观规律和事实真象,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主张按世界本来面目解释之,即实事求是。立场与观点结合,即价值目的与科学真理结合而转化为更具体的一系列原则,原则作为中介,再转化为方法、规范。方法是服务于立场、观点的。而“一般方法”,是具有世界观意义的哲学层次的方法,是“具体方法”的基础。

马克思主义的命运,在革命时期分为两个层面:一是作革命的科学工具,这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具体观点不能神圣化、教条化,要学以致用;二是作革命的理想信仰,则是“体”,马克思主义的终极理想是要信仰化、神圣化的。马克思主义作为意识形态用,也可分为这两个层面:一是在思想指导层面,作国家意识形态用,用以论证国家的合法性;二是在工具层面,作政策的科学方法用和政策意识形态用,用以规范政策的制订和论证政策的合法性。作国家意识形态用要防止被内在工具化、而降低其信仰性的危险,也要防止被外在教条化的危险。而作政治行为和政策的意识形态注脚用,则要防止降低其科学性而强化其遮敝色彩。两用之间有一定张力: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用,越绝对真理化、绝对齐一化似乎越有效用,但历史的教训,说明这往往导致剪裁实践以求证明其正确性;而作为政策论证的意识形态用,则需要其可变性、可塑化、发展创新,这就需要实践来检验其合理性。过于强调意识形态利益,则可能导致政策僵硬不灵活;过于强调政策利益,则有可能动摇正统性、合法性的风险。解决的策略是,最高权力不仅要有解释经典的权威,还要有发展创新理论的权威[4]。

三、不同主体的不同需要和不同目的生成不同的理论形态

上面说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的不同层面需要,而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主体、运用主体,不是一个,而是多元的,他们各有各的不同性质需要,在历史上和现实中都表现出对马克思主义的多种不同态度。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体,其需求和目的的不同,决定了动力和态度的不同,也最终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怎么“化”。马克思主义理解主体的应用需要,已经包含了理解,并为理解提供动力,也规定、调整、校正着理解。因此,不同的解读方式,主要是源于不同的应用需要。例如下述两种对马克思主义的应用需要,就规定了马克思主义发展成两种不同的理论形态[5]。

第一,无党政治理论形态。这种形态可分为学术研究者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两种情形。其中学术研究者的理解特点,多是实证主义的、独立批判性的、科学求真精神的、多元性的。但科学“解释世界”并不必然导致“改造世界”的行动。如书斋里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哈贝马斯、马尔库塞等;又如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的某些传播者和研究者,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李达、研究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郭沫若等,都曾一度坐在书斋中“解释世界”。导致行动的动力是价值目的,而价值目的不是科学所能解释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尽管在反对某种实证主义(求真)对现实所持的消极态度的同时,也提倡实践高于实证的辩证思维。但他们所理解的“实践”,也主要是文化的而非政治的实践,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实际上是“生活哲学”。如葛兰西的“实践哲学”虽然注重“实践”,但他只是把“实践”理解为文化历史范畴,是批判意识形态和文化的“实践”。他们放弃“改变世界”的政治实践。所以他们的文化批判“实践”,与学术研究者的书斋研究是相通的:都放弃了政治实践,都不打算组织成共产党。这就形成西方马克思主义,这是一种“无党政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

第二,党政治理论形态。这是指从事实际政治实践的领袖,其理解特点是政治功利性、求用性、統一性。他们要将其理解应用于制订政治行为规范(方针、政策),动员千百万群众进行政治实践。由于马克思主义不可能直接动员、规范群众的行动以“改造世界”,而要经由共产党的组织力量和方针、政策的中介,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应用和“改造世界”的功能。中国共产党只能在运用马克思主义进行“化”中国的政治实践中,才有可能生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形态”。他们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是实践的需要,是实事求是,是从实际出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部分坚信不疑,而对其科学部分则以科学态度对待之,视为“理论武器”和革命工具,而作为武器和工具,则允许争论、允许证伪,绝不神圣化之。

以上是就已经发展成为独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来追述其主体的需要和态度的。与此同时,在中国革命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还有一些值得警惕的“研究者”,因其需要和态度远离人民大众的政治斗争,因而表现出一些标为马克思主义而实质偏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倾向。

一是教条主义。这是一种非理性的态度,失在不知“化”,失在将全部马克思主义都当作信仰和教条,不知马克思主义有作为科学工具的层面,而不能当教条照搬。中国的教条主义还有一失:不知即使是作为信仰之一的马克思主义的人文精神价值,也必须“中国化”,也必须嫁接到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教条主义是一种思想方法而不是理论体系,教条主义是迷信态度,把马克思主义奉为教条,教条主义的根源是权威主义。

二是经验主义。这既是一种非理性的态度,也是一种思想方法而不是一种理论体系。它轻视理论,既可以转向服从以权威主义为支撑的教条主义,也可以转向以实事求是为精髓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三是修正主义。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象、基本价值、基本原理的抛弃,只是借用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和话语,已经不属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范畴。

四是政治实用主义。虽然这也是一种工具理性态度,但不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信仰和科学,而是作为可恣意裁剪的意识形态工具来用。政治实用主义与实事求是的区别在于,前者将全部马克思主义包括信仰都工具化,这种工具化也可以相反地导致一种新的教条化。因为政治实用主义的特征是:内采实用主义,外示信仰主义。亦即工具化与教条化、实用化与信仰化一体两面,且互补互用。

五是形形色色的功利主义者。这主要是指以马克思主义的庞大资源产业为生计的学者,其不同点是“功利”本身有高下之分:

其一是高者有志为改革助力,如操文本解读法的学者,既不是来争经典解释权和创新权,也不是来自以为是地断言经典是什么,而是论证经典不是那样,以“本真马克思”或科学的形式逻辑,反对一切好心的曲解误读、或权势的歪曲附加、或不诚的实用裁剪,用“本真精神”的可塑化、抽象化来论证可以创新的空间。

其二是等而下之,即“为学术而学术”主义,作纯客观文本研究和事实考证,试作视域交融,浸润于学术的象牙之塔。对马克思文本的过度关注,作字句考据,纯学术分析,实是从义理之学走向安全的考据之学,以学术自诩和自误,但其对于发展马克思主义人文学术仍是有益的。

其三是机会主义,捍卫自以为是的教条而搬弄高深词语,比真“左派”少了一分真诚,好发时尚而激情却另有他图的话语,而实际逃避现实问题,从不直面现实。

其四是左的教条主义,即邓小平告诫要警惕的“左”,他们常以“原教旨主义”来批判改革开放。

其五是再等而下之,学术实用主义也能成为一种为学之道,不是研究马克思主义而是贴上马克思主义词语的标签,为的是占据更多的政治和学术资源。凡此种种,皆可为政治实用主义、工具主义所用。

注释:

①这部分观点资料主要综合参考了徐松林的《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载于《求实》2006年第8期)、梁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新探索——“邓小平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学术研讨会”综述》(载于《江汉论坛》2005年第3期)等文章。

②这三种划分法,参考了谭培文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究竟是何以可能的》(载于《马克思主义研究》2006年第2期)一文的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袁吉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若干基本问题[J].哲学研究,2007(4):11-17.

[2]张一兵.思想构境论:一种新文本学方法的哲学思考[J].学术月刊,2007(5):60-63.

[3]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鉴传今,等.当代语境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J].哲学研究,2006(6):9-19.

[5]贾红莲.解释、解释的客观性与文化传统的重塑[J].哲学动态,2006(1):22-26.

责任编辑何成学

作者:周全华 黄晓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