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法治区别及启示论文

2022-05-08

要写好一篇逻辑清晰的论文,离不开文献资料的查阅,小编为大家找来了《现代法治区别及启示论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摘要:法律与道德的关系之争由来已久,当法律缺席的时候,道德往往最先进入众人的视野,但道德审判和舆论审判都是不可取的,因此将从近日来热度不退的江歌遇害案着手,结合富勒的新自然法思想的理论,深入分析当前中国社会公众对法律与道德的态度,以及由此对我国法治建设的启示。

现代法治区别及启示论文 篇1:

现代财政视域的“德育一体化”问题研究

摘要:财政在德育及其“一体化”过程中的基础性与支柱性功能与作用不可忽视。从现代财政视域审视德育“一体化”问题,显然不仅是一个幼小中大学校德育的“一体化”问题,也不是一个学校、家庭、社会德育“一体化”的问题,更是一个现代财政与德育体系,理想与现实德育目标,学校、家庭与社会德育主体,知、情、意品德结构优化以及道德教育与道德修养途径与方法都需要“一体化”的问题。要全面优化国民品德,“一体化”不仅是一种新的德育理念,更是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

关键词:现代;财政;德育;一体化;效能。

毋庸讳言,“伴随着经济发展而来的却是:我们又面临着精神和道德的严重危机……”[1]132因此,追问整个社会道德下滑的根本原因,便成为社会各界特别是德育工作者关注的热点与重点。共识是,影响全社会道德水平高低的因素多种多样,十分复杂,要整体遏制一个社会道德下滑的趋势,“德育一体化”至少是不可或缺的选择。对此,学者张进清指出:“德育是一个由学校、家庭、社会三个子系统组成的复杂系统。以复杂性科学相关原理考察德育,发现德育系统运用不良使德育效果不佳。”[2]事实上,从现代财政视域探寻整个社会道德下滑之因,不仅可强化人们对“德育一体化”重要性与必要性的认识,同时有可能获得遏制社会道德下滑趋势的新视野与新思路。问题的关键在于,财政与德育相关性之紧密度如何?

一、现代财政、“德育一体化”之概念采信

要真正弄清楚财政与德育之间的关系,探求二者相关性的紧密度,显然必须首先理清“现代财政”与“德育”的内涵与本质。

(一)“现代财政”的内涵与本质

“现代财政”与“财政”具有不同的内涵与外延。因为“现代”(modern)是一个时间概念,或者说是历史分期的概念,是相对于古代而言的。即“现代”是一个时间——历史概念,是一个把现在或曰当下,与过去或曰传统区分开来的概念。而且,“‘现代’主要指的是新,更重要的是,它指的是求新意志,基于对传统的彻底批判来进行革新和提高的计划……”[3]2。

显然,“现代”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间概念。这意味着,由于“现代”终会稍纵即逝,用这样的词语命名的理论,也就很难设定稳定的内涵与外延。但是,尽管“现代”与“古代”的区别可列举很多,但一个规律性的属性是——人类关于“现代化”的知识,特别是对于现代化目的与现代化行为事实如何的规律认识,也就是对现代化价值的认识,总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越来越丰富,而不是越来越贫乏,只会越来越真,不会越来越假。即是说,唯有“现代”中的“文明”,也就是有助于所有人、大多数人的,还是少数人、一个人福祉总量大小,才是区别“现代”与“古代”的根本标准。

关于“财政”的界定,目前国内学界主流认为:财政就是政府的“理财之政”。在国外学界,代表人物熊彼特认为:“财政是探讨社会的结构,特别是——虽然说并不唯一是——探索政治结构的最佳着眼点。”[4]349 阿瑟·塞西尔·庇古则认为:财政的本质发端于国家必有的一定形式的统治组织,统治当局的职能与支出相伴,因此也必须筹划收入。[4]349即“财政”是指对国家公共资金收支活动的管理,其本质在于通过提高公共资金的收支活动效率,提高公共产品生产与经营的效率与性价比,增进全社会和每个国民的福祉总量。而且,对公共资金收支活动的管理——财政,可分为两部分:一是税收治理,即借助税权,通过税制(税收道德和税法),对公共资金收入活动进行管理。二是预算管理,即对公共资金支出活动的管理,是借助预算权,通过预算制度(预算道德和预算法)对公共资金支出活动进行管理。但二者的共同目的,都是通过提高公共资金的收支效率,提升公共产品生产经营的效率与性价比,优化公共产品的结构,最终增进全社会和每个国民的福祉总量。因此,R.A.马斯格雷夫、A.T.皮考克认为,公共资金管理应当收支同时考虑,且二者的相互依赖是财政的核心问题。而“其中最为重要并已在理论上初步确认的观点是,作为预算表的两边,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应同时进行考虑,對二者进行决策在相当大程度上是同一个问题。……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的相互依赖性,就这样成为问题的核心,并内在地决定了受益原则相对于量能原则的优越性。”[5]9

综上所述,“现代财政”是指对现代国家公共资金收支活动的管理,其本质在于通过提高公共资金的收支活动效率,即提高公共产品生产与经营的效率与性价比,最大限度地增进全社会和每个国民的福祉总量。可见,能否“最大限度地增进全社会和每个国民的福祉总量”是区别“现代财政”与“古代财政”的本质特征。凡是能最大限度地增进全社会和每个国民福祉总量的财政,便属于现代财政范畴,它由现代税收与现代预算两大体系构成。

(二)“德育一体化”的内涵与本质

关于“德育”的定义,《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卷》的解释是:“教育者按照一定社会或阶级的要求,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对受教育者施加系统的影响,把一定的社会思想和道德转化为个体思想意识和道德品质的教育”[6]59。也有学者认为:“德育是教育者将品德规范转化为受教育者品德的教育。”[7]17其实,“道德教育的实质就是引导和规范人们通过利他而合理利己。”[8]46

上述界定尽管触及了“德育”的内涵与本质,但或失之于内涵过窄,或失之于外延过宽。比如关于德育的内容,无论是人际道德,还是政治、经济、文化道德,无疑都属于道德范畴,就没有必要一一列举和区分。黄向阳博士在其《德育原理》一书中就持此论[9]89。真正讲来,德育就是根据一定社会的道德规范,借助各种途径与方法内化为受教育者品德的过程。就德育主体而言,既有学校、家庭和社会,也有受教育者自己。从逻辑上看,如果将德育主体仅仅局限在社会,同样失之于过窄。而且就个体品德培养而言,狭义的德育,既包括道德教育,又包含道德修养[10]1628。而广义的德育,也包括制度建设,主要是指宪政法、法律民主、市场经济、优良道德等。[10]1628同样,如果将德育仅仅局限在具体的教育过程,也会失之于过窄。

毋庸置疑,国民品德的形成与发展,是社会道德规范逐步内化的复杂过程。一方面,它总体上受制于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另一方面,则受制于一定社会德育体系。而且,制度及其德育体系建设情况与“德育一体化”紧密相关。制度、德育体系越优良,“德育一体化”的程度越高,德育的有效性越大。反之,德育的有效性则越小。

关于“一体化”,美国学者卡尔·多伊奇的定义是:“一体化通常意味着由部分组成整体,即将原来相互分离的单位转变成为一个紧密系统的复合体。”[11]276也可以“被用来描述原先相互分离的单位达到这种关系或状态的一体化过程。”[11]276但从其词义上讲,“一体化也是一个词义十分模糊的词,因为其词义概括范围的边缘缺乏明显的界限,伸缩幅度比较大。它既具备组元在更高层次上‘融合’的特征,也具有一切‘联合’的特征。而人们在使用该词的理性意义时,多是侧重组元间的融合过程,容易将联合的属概念意义忽略。”[12]

总而言之,基于品德形成影响要素的复杂性、层次性、多元性以及系统性等特征,一个社会的德育体系应该“一体化”,整体构建,总体设计,相互衔接,追求整体德育效果的优化与效率。因为,“复杂性学科扬弃了还原论的科学研究传统和思维方式,采用整体论的研究范式和思维范式(重新)考察和审视世界,它‘更像是一场思维方式的变革运动。从复杂性的观点看问题,用复杂性的方法来分析问题,会给我们带来柳暗花明的感觉。’”[13]292

结合“德育”与“一体化”的内涵,“德育一体化”是指一个社会的道德教育目标、内容、途径、方法的“一体化”。既要追求德育各个部分要素的优化,更应追求德育整体效能的优化;既要追求德育过程诸要素的优化,诸如道德教育和修养要素的优化,也要注意道德“知、情、意”品德结构各个要素的优化以及德育方法的优化等等。同时,更应追求德育总体影响要素的优化,诸如制度要素(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的优化。事实上,“德育一体化”不仅仅是指“大中小学德育有效衔接的一种对策”,也不仅仅是指学校、家庭、社会德育各自及其三者之间的“一体化”等等。以系统论思维观之,“德育一体化”一定是“整体构建德育体系”[14]。而且,“德育一体化是一个动态系统,应当在动态中把握系统整体。只有在动态中协调好各部分之间的关系,使其目标一致,才能使德育工作最优化地向前发展。”[15]

当然,上述这些“德育一体化”论者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为它仅仅将其局限在学校德育的“一体化”方面,忽视了更为广阔的社会制度要素对德育对国民品德的总体性影响。

(三)德育及其“德育一体化”的公共产品属性辨析

德育及其“德育一体化”的公共产品属性问题,无疑是探究现代财政与德育及其“德育一体化”相关性的必要前提。或者说,如果“德育一体化”不具有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的属性,现代财政便与德育及其“德育一体化”毫无关系,此课题便属于伪课题。相反,如果德育及其“德育一体化”具有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的属性,现代财政便与德育及其“德育一体化”具有相关性,现代财政便可能助力德育及其“德育一体化”的优化,总体影响国民的品德水平。

现代公共经济学的研究表明,公共产品是指那种不论个人是否愿意购买,都能使整个社会每一成员获益的物品。[16]268布坎南把公共产品定义为:“任何集团或社团为任何原因决定通过集体组织提供的产品或服务。”[17]具体说,公共产品具备两大特点:“一是消费上具有非排他性。二是公共产品的消费具有非竞争性,即公共产品每增加一单位的消费,其边际成本为零。”[18]以此观之,如果说教育是否属于公共产品尚存在一些争议的话,关于德育及其“德育一体化”的公共产品属性,至少目前没有学者质疑。正如劳凯声教授所言:教育“这种公共物品实际上还可以进一步转化为私人物品或准私人物品”。[19]而德育这种公共产品,不可能“进一步转化为私人物品或准私人物品”,它具有典型的公共产品属性,既有“非竞争性”的特征,也具备“非排他性”的特征。

二、现代财政与德育相关性分析

既然德育及其“德育一体化”具有典型的公共产品属性,便必然与财政相关。具体说,财政体系的优劣及其运转状况,与德育及其“德育一体化”体系的优劣紧密相关。

(一)现代财政与德育之相关性分析

財政与德育之相关性在于,财政的基本职能在于通过对公共资金收支活动的高效管理,提供“高性价比”的公共产品,而这些公共产品中包含有德育类的公共产品。因此,如果财政提供的德育类公共产品越多,性价比越高,结构越合理,层次性越符合国民的道德需求,德育效率便越高,“德育一体化”的程度便越高,国民的总体道德水平便越高,人际关系便越和谐,越有助于增进全社会和每个国民的福祉总量。反之亦然。

而且,财政对整个德育效果的影响是总体性的。现代财政因为更趋向于优良,更有助于增进全社会和每个国民的福祉总量。因此,它一方面可通过公共资金收支活动的效率高低,通过提供性价比高低不等的经济、文化产业、政治、德治,包括法律、道德等制度类公共产品,总体影响国民福祉总量的满足程度,包括道德类公共需求的满足程度。正如19世纪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所言, “环境决定着人们的语言、宗教、修养、习惯、意识形态和行为性质。”[20]48无疑,制度属于环境因素之一。另一方面可通过公共资金收支活动的管理方式,诸如是否符合人道、自由、法治、限度、民主、公正、平等原则,直接影响国民福祉总量的满足程度,包括道德类公共需求的满足程度。这个道理,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我们做公正的事情,才能成为公正的人;进行节制,才能成为节制的人;有勇敢的表现,才能成为勇敢的人。”[21]26同理,政府怎样征税和用税,便会培养国民怎样的道德品质。

(二)现代税收与德育之相关性分析

现代税收与德育之相关性在于,一方面,如果国家征税遵从人道、自由道德原则,能“把纳税人当人看”,并“使纳税人成为人”,如果国家征税能遵从法治、限度等道德原则,所有的征税法律都经过纳税者的同意,符合公正、平等道德原则,即征多少税,在哪个环节征税,如何减免税等重大事宜都能尊重纳税者或国民的意志,而且公开透明,遵循人道、自由、法治、限度、民主、公正、平等公共道德原则和规范,这些原则、规范便会逐渐转化成国民稳定的道德品质,整个社会所需要的优良道德品质便会随之产生。

相反,如果国家征税违背人道、自由等道德原则,不“把纳税人当人看”,不“使纳税人成为人”。同时,如果国家征税违背法治、限度道德原则,所有的征税法律都不经过全体纳税者的同意,只由少数人根据自己的偏好定夺。而且,征税行为不符合公正、平等道德原则,在征多少税、在哪个环节征税、如何减免税等重大事宜的决定上,不尊重全体或多数纳税者或国民的意志,且不公开透明,不符合人道、自由、法治、限度、民主、公正、平等等公共道德原则和规范,这些原则和规范便不会逐渐转化成国民稳定的道德品质,整个社会所需要的优良道德品质便不会大面积产生。

根本说来,现代税收与德育之相关性还在于,国家征税的多少,直接关系国民可支配资金的多少,关系国民物质与精神需求满足的程度,直接关系一个人做一个好人道德需要和愿望的强弱。这是因为,征税是一种“政治权力垄断的剥削方式”。[22]42老子说:“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23]即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国家拿得越多,便意味着国民个人留得越少。关于物质需求满足与道德品德相关性的论述,管仲的论证最为简洁和精辟,他说:“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24]因为人只有吃饱肚子,只有基本的生理层面的需求满足后,才可能追求较高需求——做一个好人之道德愿望的满足。

总而言之,国家征税的多少以及征税的方式,诸如透明性、公正性与合法性等等,都会从总体上影响每个国民的道德认知、情感与意志,从而影响国民的道德品质形成。如果征税额度适宜,征税方式越透明、越公正、越合法,便越有助于国民优良道德品质的培养和塑造。反之,如果征税超过合理额度,征税方式落后、隐蔽、不公正、不合法,就无助于优良道德品质的培养和塑造。

(三)现代预算与德育相关性之分析

现代预算与德育之相关性在于,国家对公共资金支出活动的管理效率,也会从总体上影响国民的道德品质塑造。一方面,公共资金支出活动的管理效率越高,国家提供的公共产品性价比便越高,结构越合理,合意性越强,层次性越符合国民的需求和意愿,国民的公共物质与精神需求越容易满足,道德水平便越高。直言之,德育类公共产品的性价比越高,越有助于国民优良道德品质的培育。另一方面,公共资金支出活动的具体方式,诸如是否“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特别是“用之于民之所需”,以及是否尊重国民用税意愿,是否公正平等,是否公开透明等等,也会从总体上直接影响国民的道德品质形成。同理,国家怎样用税,国民便会形成怎样的道德品质。

具体说,如果国家用税,或者说提供公共产品的方式越透明,即预算支出越透明,越有助于从总体上培养和塑造国民优良的道德品质。道理在于,一方面用税支出越透明,越有助于国民对政府用税方式和效果的监督,用税权被滥用的概率越小,公共资金被浪费的可能性越小,公共资金使用效率越高,公共产品的“性价比”及效率可能越高,越有可能满足大多数国民的物质与精神需求,从而增强国民愿意做一个有道德国民的欲望和愿望。另一方面,如果用税支出越透明,征纳互信度便越高,越容易培养和塑造国民诚信的道德品質。同理,国家公共产品提供的合意性,国家公共产品提供的法治与民主性等等,直接关系每个国民法治、民主与公正、平等品德的培养和塑造。

简而言之,国家用税的方式,诸如多少、透明性、公正性与合意性等等,都会从总体上影响国民道德品质的形成。因为“用之于民”的税收越多,用税透明性越大,公正性越强,合意性越大,越能“用之于民之所需”,国民的人道、自由、法治、限度,以及政治、经济和思想自由等公共道德品质,即优良道德品质越容易形成。反之,如果“用之于民”的税收越少,透明性越小,公正性越弱,合意性越差,越是不能“用之于民之所需”,则国民的人道、自由、法治、限度,以及政治、经济和思想自由等公共道德品质,即优良道德品质越不容易形成。

三、现代财政视域的“德育一体化”建设构想

现代财政与德育之相关性分析告诉我们:国民道德品质的形成是由多因素合成塑造的,既有总体性的影响因素,比如政治、经济、文化、法律、道德体制类的因素,也有具体性的因素,诸如德育机制,具体的德育原则、途径方法类的因素,还有受教育者个体方面的因素。而且,更呈现为一种非常复杂的动态过程。

从现代财政视域以及德育活动的复杂性与系统性看,笔者对理想的“德育一体化”建设期待如下:

(一)现代财政与德育体系需要“一体化”

上述分析启示我们,唯有现代财政与德育体系的“一体化”,德育活动不仅会获得强大的物质性支持,而且也有助于最大限度地发挥财政在德育活动中的“支柱和基础性”功能与作用,从总体上塑造国民的优良道德品质。

事实上,不论从国家现代化转型的战略高度,还是从塑造国民道德品质的效率看,都亟待深化财政体制改革,加快现代财政制度建设的步伐。一方面需要深化征税体制改革,优化税制,建立现代税收制度,通过发挥优良税制在德育活动中的“支柱和基础性”功能与作用,高效、大面积地塑造国民优秀的道德品质。另一方面亟待完善优化预算制度,建立现代预算制度,也就是建立合意性大、合法性强,而且透明高效的预算制度,从而发挥优良预算制度在德育活动中的“支柱和基础性”功能与作用,进而高效、大面积地塑造国民优秀的道德品质。

因为,通过建立现代化财政制度,间接推动政治、经济、文化体制改革,也会从总体上塑造国民优良的道德品质,并起到事半功倍的效用。其实,真正的“德育一体化”,应该是在这个意义上被规定的。唯有此,现代财政方可与德育各个具体要素优化互动,实现整体优化国民优良道德品质的大目标,遏制目前道德大面积滑坡的现象。

(二)理想与现实德育目标需要“一体化”

要发挥现代财政在德育活动中的“支柱和基础性”功能与作用,现代德育理念及其体系机制也必须现代化。否则,如果仅有现代财政体制,而德育体系和机制落后,现代财政在德育活动中的“支柱和基础性”功能与作用也不会充分发挥。

关键是,德育体系和机制的目标设置能够将理想目标与现实目标有机地结合起来,即能够将现实的复杂性、实践的可操作性与未来的不确定性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是因为,理想与现实德育目标的“一体化”一方面意味着,德育现实可操作性的增强,财政所提供的德育类公共产品针对性加强,效率更高,德育效果更佳。另一方面,这种德育“一体化”应该以坚实的受教育者行为心理事实为根据,同时兼顾现实德育环境要素的制约。

同时,德育作为教育范畴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也应与德育“一体化”进行。道理在于,正如赫尔巴特所言:“教育的唯一工作与全部工作可以总结在这一概念之中——道德。道德普遍地被认为是人类的最高目的,因此也是教育的最高目的。”[25]249内尔·诺丁斯也认为:“道德目的是教育的首要目的,它指引其他目的”。[26]4杜威同样认为:“道德目的应当普遍存在于一切教学之中,并在一切教学中居于主导地位——无论是什么问题的教学。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一切教育的最终目的在于形成品德这句尽人皆知的话就成了伪善的托词。”[27]136为此,必须有效把握道德目标的现实性要求。[28]唯有此,才能发挥德育体系“一体化”的整体效应。也唯有在此前提下,才可能言及教育内容的一体化,形成“两课”主渠道教育与日常思想教育相互对接的教育网络;实行德育队伍的“一体化”,构建“两课”教育与校内各层面教育相结合的德育系统;实行德育管理的“一体化”,建立以行政为主实施德育的管理体制和工作机制。[29]德育“一体化”必须注重人的主体的解放,具有人道主义的情怀;必须符合人的全面发展要求。[30]

(三)学校、家庭、社会德育主体需要“一体化”

从财政效率而言,也就是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针对性、目的性与精准性而言,也需要学校、家庭、社会德育主体的“一体化”。因为德育主体“一体化”意味着,政府此类公共产品供给的目的性明确,合意性大,着力点清晰,这是增进德育一体化整体效应的前提。因此,一方面,在征税环节,可以考虑征税量之大小平衡及征税方式的优化,在学校、家庭、社会三个主体方面对国民优良品德形成影响之大小等等,同时通过“一体化”的征税制度设计,既促进学校、家庭、社会德育主体的“一体化”,也促进国民优良品德的形成,发挥现代税收对国民优良品德形成的基础性和支柱性的功能与作用。另一方面,在用税环节,也应考虑用税量之大小,征税方式的优化,诸如透明性、公正性与合意性等要素对国民优良品德形成之影响的大小,通过用税体制的“一体化”,促进学校、家庭、社会德育主体的“一体化”,促进国民优良品德的形成,发挥现代预算制度对国民优良品德形成的“基础性和支柱性”功能与作用。

正因如此,有专家认为,只有“三位一体”才会对青少年的思想道德品质的良好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避免出现所谓的“5≤ 2现象”。[31]也就是说,“只有不断将社会、家庭的德育信息输入学校,学校才能保持动态平衡,不断适应社会发展。”[32]

(四)知、情、意品德结构优化需要“一体化”

就品德的“知、情、意”结构而言,唯有“一体化”,才可能发挥财政公共产品供给“一体化”的优势,即发挥财政在国民优良品德形成中的“基础性和支柱性”的优势功能与作用,也可形成德育具體教育方法的整体与合力效应。

道理在于,“个人道德认识是伦理行为的心理指导、必要条件,是品德的指导因素、首要环节;个人道德情感是伦理行为的心理动因、必要条件,是品德的动力因素、决定性因素,是品德的基本环节;个人道德意志是伦理行为的心理过程、充分且必要条件,是品德的过程因素、最终环节。”[33]1546因此,就品德的“知、情、意”结构而言,唯有“一体化”,才可能实现德育培养的最大效能;唯有“知、情、意”的“一体化”,财政提供相关公共产品供给的目的性、合意性与针对性才强,提高国民优良品德的效率才大。关于这个道理,杜威曾说:“通过教育培养出来的性格,不仅要有善意,更要有坚决实现善意的性格力量或践行力量。”而且还必须克服当前德育中存在的如下主要问题,比如科学主义、主知主义盛行,道德教育变成知识教学;德育与生活疏离,德育无根无趣;德育实施“条块”分割,缺乏整体协调性,德育效果低下等。[34]

(五)道德教育与道德修养途径与方法需要“一体化”

就个体品德培养的方法而言,无非道德教育与道德修养两种。道德教育是指社会对每个人品德的培养方法;道德修养是指个人的自我品德培养,是自己对自己的品德培养。前者是指言教、奖惩、身教和榜样四种具体方法,是国民相互间的品德培养;后者是指学习、立志、躬行和自省四种具体方法,是国民自己对自己的品德培养。[33]1628毋庸置疑,唯有道德教育与道德修养“一体化”,个体品德培养的综合效率才可能提高。即是说,个体道德修养在品德形成中的重要性也不应忽视。因为如果“一种德育影响无论其方向如何正确,力度如何强大,如果不为受教育者所认同,就决不可能转化为德育的效果,德育在有些人身上所遭遇的‘刀枪不入’的困境源于此。”[35]

当然,关键是德育及其“一体化”要与制度建设“一体化”。因为政治、经济、文化产业,以及法治、法律、德治、道德等等,会从总体上通过德富律、德福律、德识律、德道律,[33]1628影响品德的结构,即“知、情、意”三要素之间的平衡及其质量,从而制约国民优良品德的形成。因为财政会直接、间接地从总体上支持国民优良品德的形成,或者通过征税量的多少及其征税方式,即通过征税量的多少及其征税方式的优劣;或者通过用税量的多少及其用税方式的优劣,即通过用税量的多少及其用税方式的优劣,因此,唯有道德教育与道德修养的“一体化”,才能促进德育总体效能的最大化。

四、结语

总之,从现代财政视域审视德育及其德育“一体化”问题,它不仅是一个幼小中大学校德育的“一体化”问题,也不是一个学校、家庭、社会德育主体“一体化”的问题,而是一个现代财政与德育体系、理想与现实德育目标,学校、家庭与社会德育主体,知、情、意品德结构优化以及道德教育与道德修养途径与方法都需要“一体化”的问题。而且,更是一个不应忽视财政在德育及其“一体化”过程中“基础性与支柱性”功能与作用的问题。理性告诉我们,要全面优化国民品德,“德育一体化”追求的不仅是国民品德培养系统的整体效应,更是一种社会治理系统的整体优化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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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姚轩鸽,男,工作单位为西安市国家税务局。

(责任编辑:李直)

作者:姚轩鸽

现代法治区别及启示论文 篇2:

论富勒新自然法理论对我国法治建设的启示

摘要:法律与道德的关系之争由来已久,当法律缺席的时候,道德往往最先进入众人的视野,但道德审判和舆论审判都是不可取的,因此将从近日来热度不退的江歌遇害案着手,结合富勒的新自然法思想的理论,深入分析当前中国社会公众对法律与道德的态度,以及由此对我国法治建设的启示。

关键词:程序自然法;富勒;法律与道德;法治原则

1引言

在西方的法律思想流派中,长期存在着自然法与实证法的争论。自然法强调法律与道德的联系,强调法的伦理性和社会的善,认为法律制度本身存在内在的道德性和内在的善。而实证法割裂二者之间的联系,强调逻辑的合理性,明确法的基本规范以及法律规则理论(承认规则、改变规则和审判规则)。关于自然法学派与分析实证法学派的论争,最有名的就是20世纪50年代哈特与富勒的论战。虽然学术界对这一论战的态度和观点不一,但值得肯定的是,哈特和富勒关于法律与道德的关系的理论最后走向趋同。哈特承认了最低限度的自然法,富勒看到了分离说的不足,用结合说来补充。

2法律事件与道德事件

近日,时隔一年之久的“11.3留日女生遇害案”,也就是在各大网络平台被炒得如火如荼的“江歌遇害案”再次掀起全民评论的热潮。

2.1从江歌被害案到江歌刘鑫案

“江歌被害案”重新回到公众的视野,然而这次却已演变成了“江歌刘鑫案”。人们关注的视角不再只是案件的凶手,还有案件中的幸存者刘鑫。当江歌被害案变成了江歌刘鑫案,原本是属于法律范围内的刑事案件,似乎已经变成了针对与案件有关的刘鑫的道德案件。这个事件目前已经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淡出公众的视线,然而在这一事件中所暴露出来的问题却值得我们每一位法律人深思。

当今社会,社会公众整体文化水平和个人知识素养都已经有了很大的提升,身处其中的每个人根据自己成长的社会家庭环境等因素,对任何一件事都会有自己的见解。但对这一见解,其他人也会有不同的判断,由此才构成一个思想活跃、充满活力的社会。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高速发展,社会结构悄然发生着改变,很多产业的前面都被冠上“互联网+”的前缀。所以,为了迎合公众日益近乎“刁钻”的关注品味,媒体开始投其所好的挖掘和捕捉一切“爆炸性”的新闻话题以博人眼球,个人越来越追求曝光率,媒体追求读者的访问量和流量。但社会生活是一个不断进化的过程,人们的要求只会越来越高,当一个社会事件发生之后,某些媒体或自媒体们为了追求自己的效益,开始夸大甚至编造一些所谓的“事实”和“真相”。民众们由于无法接触到第一手资料,所以对事件的了解和认识只能通过新闻媒体和网络等途径,这就给了有心之人以舆论导向来操纵社会大众,乃至影响社会秩序的工具。

无疑,舆论作为社会监督的一种重要手段,在社会生活的民主化进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舆论所具有的强大影响力本身也是一种可以带来杀伤力的武器。一些有心之人往往抓住公众的从众心理等,操纵舆论倒向试图以此来干预司法的公平公正审判,这是我们每一个法律工作者甚至生活在法治社会中的人们都要坚决抵制的。

2.2法律事件与道德事件的界限

关于江歌案,央视新闻曾发表评论 “守护公共秩序,超越相互伤害”。其实,人们争论的焦点主要是,针对这一事件或者以后发生的此类事件,我们应该用法律还是用道德去评价它。

公众有各自的舆论导向,法学界有法律的评价标准。首先,我们必须明确,民意并不代表司法公正。在这一事件中,它的性质无疑是一起刑事案件,法律的出现是必须的,也必须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和原则进行事实的认定和审判。但是,最大的争议已经从案件移到其他领域,从法律到道德。必须承认的是,法律的规定都是最底线的要求,在法律上可以不作为的情形,并不代表在道德也可以坐视不理。无论法律还是道德,社会都需要追求一种正义。正是因为当事者道德上行为的不足,公众舆论才会蜂拥进场。但是道德评价是很微妙的,适量和过量之间的度是什么呢?但可以明确的是:有时候道义谴责虽然是必要的,但并不等同于无限制的宣泄情感,道德的声讨也不是说公众可以在舆论中将过错方“判死刑”。

法治与德治,两者缺一不可。单纯的法治不能将一切是非善恶的判断考虑完整,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对道德提出需求。但是一个社会如果是成熟而理性的,那么它也应该是真正愿意让道德去感化人心,同时也会反思使用道德作为武器的后果:是否有可能在言语越轨中产生了新的矛盾和对立?要修正世人的内心本身,是否也应该考虑到方式的分寸和尺度?总之,这个社会依然需要正义感,当法律力所不及的时候,我们还要肩负道义,但是也不能滥用这种道德谴责,真正能做到守護公序良俗的,肯定不应该是互相伤害的。

3法律的道德性

3.1愿望的道德与义务的道德

近年来,随着社会公众文化素养的普遍提升,人们从对物质生活的追求转向了精神和素养的层面。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套自成一体的道德能够自我约束,这本来无可非议。但现实是,人们往往将自己以为正在遵守的,或者自己所期望做到却没有做到的另一套道德标准去要求他人。这两者是有很大区别的,首先是不能对人对已采用双重标准。

在《法律的道德性》一书中,富勒阐述了两种与法律相关的道德,即义务的道德和愿望的道德。愿望的道德是人们对理想的追求。和人类生活的最高目的,而义务的道德则是一个有秩序的社会生活所应当具备的基本要求。它是建立在一些基本规范之上的,如果没有这些规范,一个有秩序的人类社会就不可能形成。义务的道德与法律最为接近。社会的基本规范要求人们不偷盗,同时法律中也明确指出偷盗行为是法律所禁止的。相比之下,愿望的道德则不同,如果人们没有达到愿望的道德的要求的标准,此时他的行为并不意味着触犯了法律,谁也不能去指控他,只能表示惋惜。

结合上面提到的双重标准,愿望的道德就是较高标准的道德,对待它我们只能采取激励、鼓励或是保障等等较为积极的方式加以促进,以期人们可以做到。而义务的道德就是相对而言较低标准的道德,在现实社会中大多是以禁止性条款,或者是禁令的形式出现的,对待义务的道德,更多的强调的是底线的、义务的、必须要遵守的规定。它们之间的区别主要在于:第一,愿望的道德是人们对人世间善和美的一种最终追求,是人类所能达到的,及其理想的一种状态。比如做慈善,如果做到了,人们会表示赞扬,如果没有做,人们也不会去过分地苛责他。而义务的道德作为社会生活的一种基本要求,并不会因为某个人遵守了义务的道德而受到人们的推崇,正相反,义务的道德一旦违反,一定会受到来自各界的惩罚和谴责。第二,愿望的道德是一种肯定式的鼓励和希望,而义务的道德则更多的是一种否定性的禁止。第三,愿望的道德是一种对美好的追求,这种追求到底是什么,大多没有一个确定具体的标准。而义务的道德一般都是有迹可循的行为规范等等,是人们可以通过一些方式了解到的。

3.2富勒法律概念

富勒关于法律的概念给出了自己的定义,他认为,法律是一种事业,它让人的行为服从于规则的治理。在这一概念中,他把法律看成是一种“事业”,事业是有目的的、而且是不间断地进行着的活动的产物。在突出法律目的性的同时,也体现了“人”在其中起到的至关重要的作用。人是一种感性与理性的结合体,但在这里,在法律面前,人主要体现的是自身理性思考、理性判断的属性。人能够理解自己的行为,并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法律是人有目的性的一种活动,因此法律也具有目的性。他将法律比作一种事业,而事业是动态的,是不断运动着的事物。由此说明,法律也具有动态的属性。最后,他说法律使人的行为服从规则治理,规则性就是法律表现出来的另一属性。制定法律的过程也就是制定规则的过程,这一规则既包括制定出的成体系的成文法,也应包括隐含在社会公序良俗、道德等之中的不成文法。

由此再来分析上述列举的江歌案,如果真如媒体中曝光出来的那样,陈世峰当时拿着凶器已然冲向她们二人,那么对于刘鑫的行为,从刑法的角度上来评价显然不足以构成犯罪,当法律不去制裁的时候,我们可以拿起道德的手段去谴责。對于案件发生之后刘鑫的表现,人们只能从道德上去评价这个人品德的高低,而不能拿道德当武器去“杖杀”她。

4对我国法治建设的启示

随着法治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我国的法律体系日趋完善,社会公众的法律素养也需要随之有所提高。这个法律素养不仅仅是指公民的法律维权意识,还包括在自己进行某项活动的时候不侵犯到他人的合法权益。法律与道德的关系紧密,道德可以通过一系列方式进入法律。在立法阶段,我们的立法者在制定法律的时候,可以考虑道德的因素,依照富勒的理论,法律具有伦理性,追求社会公共的善,在一套完整的法律制度内,其本身具有内在的道德性和内在的善。在司法阶段,当法律未明确规定,或规定较为模糊,或规定发生冲突等的情况下,可以参考社会公序良俗等辅助进行司法裁判。但这种情况主要是适用于民法的领域内,在本文提到的刑事案件中一般是不适用的。

由此可见,尽管当今社会法律与道德二者之间有交叉的部分,但在一些方面还是应当有所区分。道德想要进入法律必须通过正当的方式,除此之外,道德不应当也不能影响法律的正常实施。无论是道德审判还是舆论审判,在追求法治国家、法治社会的环境下都是不允许的。一个国家,一个社会要想维护安定有序的生活环境,要依靠法律,也只能依靠法律。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出现另一个标准替代法律进行审判。这不仅是每一个法律工作者应当坚持的原则,也应该是法治社会下每一个公民都应当坚持和遵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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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婷婷

现代法治区别及启示论文 篇3:

法治思维的历史发展与启示

[摘 要]文章以法治思维的历史发展与启示为题展开相关论述,首先对其进行了简要概述,主要从西方法学中的法治思维、中国法学中的法治思维两方面探讨,并以此为基础,从历史发展的脉络来理解它带给人类社会发展的启迪。

[关键词]法治思维;历史发展;历史启示

[DOI]10.13939/j.cnki.zgsc.2015.45.195

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都有其发展过程,而且有一定的秩序存在。它的背后有一套有效的机制在运转,用现在的话来讲,即有一定的法律制度为其建立了有序的环境,然而再进一层,可以说是由于其背后存在法治思维的管理。因而应该从唯物史观的角度对其进行分析,并从中得到一些启迪。

1 法治思维的内涵与特征

依照法律处理国家政务的治国方式,即称法治。其内涵与特征可从五个角度进行阐述:一是良法,其目标和出发点,首先是自由、人权、正义、秩序等一系列价值的体现,以人为起点,以人为终点,其中的红线是保持人的尊严;二是体现民主原则,使各项权力受到相对的约束;三是以法为最高权威,任何组织、个人必须遵守;四是以其作为手段进行各方面的控制、治理;五是形式上具备公开、公正、普遍等。

马克思、恩格斯思想认为哲学即是研究存在与思维二者的关系,思维作为本质或不作为本质,都是人脑中的理性的一种参与对事物进行解析的工具;法治思维,即是按照法治观念、逻辑进行观察、分析、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由于法治思维也是以人类社会的存在及发展为基础,所以应该运用唯物史观来进行历史解析,将其复杂的脉络搞清楚。

2 西方历史上法治思维的演变

2.1 从传统的角度看

在西方,一切与思想相关的可追溯至古希腊时期,因为当时这个文明国度吸取了人类思想的各种精华,并且从中开始了对万物的思想,达到了较高的水平。本文所论述的法治思想,在那时是古老的政治理念之一,在柏拉图的体系中,将法的统治列于哲人王之后,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尤其是其《政治学》对法治展开了命题研究,并为其规定了条件:一是普遍服从,二是良好法律。在法治与人治关系的探讨中,亚氏对所谓的六大政体(民主、贵族、僭主、君主、共和、寡头)展开了具体分析,认为可能有一种混合政体较好,并且严厉的批判了其师的政治主张与法治观念。从古希腊七贤开始,就在研究自然哲学,并为其建立一系列秩序,因而其思想主法、思维方式,对于整个以后的法治思维的发展具有不可磨灭的影响。

在罗马时期,由于帝国的形成与发展,罗马法的法制历史是西方法治思维的重要遗产,其中最主要特征:契约精神、城市自治、衡平原理等,这些都反映出其理性、务实的一面,由于其统治方式与对于权力运用之事非常灵动,所以出现了罗马帝国,并且对人类社会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余波至今犹在。罗马时期人们对于宗教的运用,是利用宗教性为其管理出力,所以,不应该忽略掉其中的宗教性质。

在中世纪,以教会作为发展形态,主要集中于道德伦理,所以,此时的法治思维转向十分明确,而且总是社会问题与思想问题,诸如财产、婚姻、继承等,所关注的面更广。但其消极性也较大,限制了人们的自由发展。

2.2 近现代西方法治思维的形成与发展

15世纪末期新世界的发现、世界市场的开辟,直至近代工业的兴起等,都十分有利的促进了世界贸易的增长,更大面积的城市化,同时也形成了一些新的阶层,其思想更为自由、大胆,在整个的法治思维发展方面,更趋向于人的一面。

在17—19世纪晚期,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一直处在自由竞争时期,此时也是法治思维的形成时期,尤其是经历了18世纪的启蒙运动,那种理性的冰冷的分析与推理,更加重了对于法律的研究,诸如洛克、孟德斯鸠、卢梭等都是研究法制的集大成者,而且对社会的变革与发展起到了思想上推波助澜的作用,尤其是卢梭对于欧洲的影响、孟德斯鸠对大西洋另一侧的美国的影响更大,而且成为了世界上唯一被称为“最自由”的国度。

在19世纪末期至今,是其法治思维的发展与成熟期,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以技术为主要手段的垄断渐渐形成,帝国主义思想突出表现,但在各方面都出现了法治思维应用,而且进入了对各种科学技术的大力发展时期,各个专业也开始了分工期的繁荣发展,各门学科都因其专而不断地出现新思路、新见解,由于这些因素,对于法治思维的影响也比较大,而且由于其宪法、民法、刑法、金融法、经济法等都不一而足,所以渐渐出现了更高水平、更为人道的法治反思,甚至提出了“禁止死刑”等。从其历史发展可以看出,主要是权利、权益、效益。因此,应该认识到人道主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向社会利益、群体利益方面的平衡发展,也应该正确的认识到其发展与演变的深度、主题的变化、渐渐趋向于完善的优异性。

3 中国法治思维的由来与演变

首先,在春秋时期有管仲的法治思想;《管子》这本书讲的很多,尤其是其法治思想突破了西周时期的惩罚方式,并且有以物代罚,重商贾、重生态等,其思想庞杂而具有淳朴的人与自然相合、以人为本的思想体现。在后来朝代发展中,诸如律条、典籍、刑部、皂隶、刑场、衙门等,都可与现代的依法治国中的各个部门可以进行对应研究。但应该认识清楚,在我国古代的管理制度与体系之中,社会关系格局的设置与整体制度的建立,都是以人治代替法治,因为,表面上看是以儒为代表,实质上却行的是法家之实。另外在真正的法的实施中,又是以统治者的思想为主,因而应该认识到这一点。而且在古代的法,从字的起源上,从整体的发展上看,都与今天所说的法治思维、法律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有所区别,应该进行专门研究。

其次,在近现代,被侵略导致对西方的法律观念的吸收较多,而且,在各个革命时期或变革时期,都在努力尝试“宪法”精神的实践,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在1954年彻底颁布了中国的第一部宪法,其中体现了法的精神,虽然在“文革”时期受到了一些阻碍,但是经过这些年的发展,已经实现了以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并行的正确道路,并且以法治国是其核心。

4 历史启示

从文明的角度分类,现代社会两大主流是西方文明与东方文明,尤其是近五百年来,西方社会的发展都是建立在东方文明的痛苦之上的。其原因并不是毫无根基,一方面是由于其侵略本性,另一方面是来自于其引以为豪的各种思想体系。从西方法治思维的角度看,其主要的发展趋势是,以法为基,进而提升人民自由、民主、幸福、公共福利,建立平等、保障各种人权、财产权、个人隐私等。从中国法治思维角度看,古代一直是以“儒外法内”为治国的主导思想,可以看出,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欧美一些国家,都是以法立国、以法治国、以法为人民各项权利与义务进行界定。然而,由于时间、空间上的错位,各个地区都形成了自身的独具特色的法治观念,而且由于生存方式与生活方式的差异,也都有着不尽相同的法治思维体现。

应该认识到,法治思维是一个逐渐发展演变的过程,随着时代的发展,应该及时地对其进行一些修正,同时应该将其付诸于实践,将其作为法律建设方面的一个理性工具,正确理解它的价值,并且利用它调节社会各方面的活动与矛盾,引导与规范人们的各种行为。

我国在法治建设方面虽然有了很大进展,但是其中还存在很多需要进行丰富的内容与问题。因此,应该以社会发展现实为基础,认真进行调查研究,努力去完善我国的法治体系。

5 结 论

总之,对于法治思维的研究,应该以历史眼光进行切入,从发展的角度看问题,并且应该认识到思维与存在的决定关系,并且利用科学的唯物史观对这一社会历史现象中的学科发展进行解析,从中分析出一些有意义的部分,对其进行分析与综观,有助于人们更好的认识法律在人类社会发展中所起到的巨大作用,同时,也能够使人们更好的去理解法律的意义与其中的基本内涵,并且在理解的基础上遵纪守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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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