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理论功能研究论文

2022-05-08

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马克思理论功能研究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摘要〕我国国际政治学理论与研究方法是沿着“自主摸索—习得借鉴—中国化”的路径不断完善和发展的,但其在创新方面仍然存在不足,尚未形成国际学界接纳的完备体系。我国学界要形成“中国特色化”的国际政治理论和方法体系,就必须推动国际政治学科与其他人文学科的融合,既要培育交叉复合型学科,又要创新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体系。

马克思理论功能研究论文 篇1:

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的模式与研究反思

【摘要】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研究是当前教育技术学基本理论研究的重要主题。经过学术界多年的探索,产生了不少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并形成了三种模式。但这些理论体系及其构造过程与方法尚存在很大的缺陷,需要从前提、科学性、方法论、完备性以及本土化等多各方面进行进一步的反思。

【关键词】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模式;反思

引言

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研究是教育技术基本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南国农先生认为,“如何重构有中国特色的教育技术理论体系,是这一时期理论研究的第一主题。”[1]教育技术学理论界如何来解答这个“第一主题”呢?在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的今天,我们一方面需要沿着先行者的脚步继续前进,从正面构建教育技术学的理论体系;另一方面也需要回过头来反思,以更高的眼光和科学的态度来审视现有的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分析其中的不足,这是一种学术上的自我审查,更是一条重构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的必经之路。

一 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的模式分类

中国的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上世纪80 年代到90 年代初,是我国教育技术理论研究的开辟时期。90 年代中期到新世纪初,是我国教育技术理论研究的多元发展时期。新世纪后,从2005 年起,我国教育技术理论研究进入重构时期。”[2]经过了从开辟到发展再到重构的历史进程,涌现出了各种不同的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它们不仅有内容的不同,也有理论立场的不同,还有方法论的不同。通过对这些体系进行共性分析,我们大致可以把这些形形色色的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划分为三种模式。

1“教科书模式”

所谓的“教科书模式”是指用编写教科书的模式来构建教育技术学的理论体系,或者用教育技术学的理论体系来编写教科书,即这种理论体系同时又是教科书的体系结构或是教科书的主要知识体系。

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也就是我国电化教育刚刚崛起的时代,就有了对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的探索。南国农先生提出了电化教育学的理论体系由七论构成。这七论是“本质论、功能论、发展论、媒体论、过程论、方法论和管理论。”[3] 该理论体系是土生土长的研究成果,也是我国教育技术学界第一个颇有影响力的理论体系,具有奠基性的意义。2006年,南先生植根于中国文化土壤,在符合中国实际需要的前提下提出了信息化教育理论,并认为信息化教育就是新时期的电化教育,同时还重构了信息化教育的理论体系。该体系包括总论、基础论、技术论、模式论、方法论和管理论。[4]不管是电化教育理论体系还是信息化教育理论体系,其核心都是现代教学媒体的研究和应用。南先生组织编写的《电化教育学》以及《信息化教育学》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了两种理论体系的痕迹。

李康教授在其专著《教育技术学概论——基本理论的探索》中认为教育技术学的基本理论体系由引论、发展论、教育媒体论、教育信息资源论、教学设计论、信息化教学论和远程教育论等七个部分组成。[5]这个理论体系也就是该专著的知识体系。

2“内容模式”

有学者把教育技术学的理论框架概括如下:(1)技术和技术化;(2)教学需求和培养目标分析技术;(3)教学内容选择技术;(4)教学目标制定技术;(5)教学内容分析技术;(6)教学传播技术——教学策略:即教学设计。(7)教学传播技术——教学媒体;(8)效果测评技术;(9)教师遴选和评估技术;(10)教学研究和改进技术。[6] 该体系以教育技术的技术属性为逻辑起点,通过对教育中技术的分解而构建教育技术学的理论体系。

有学者认为教育技术学的理论体系由两大部分组成。(1)教育技术学的基本理论:①教育技术教、学的基本概念;②教育技术的产生和发展;③教育技术的教、学特点;④教育技术的作用;⑤教育技术的教、学作用原理;⑥教育技术的教、学实施原则;⑦教育技术实施方法等。(2)教育技术的理论基础:①马克思主义认识论;②教育心理学;③教育传播学;④系统科学;⑤艺术(音乐、美术)等。[7]这种概括与众不同,它把教育技术学理论基础也纳入到教育技术学的理论体系当中,并具体分析了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两个组成部分的具体内容。

这两种体系就是所谓的“内容模式”,即把教育技术学理论分解为不同的具体内容,这些内容作为教育技术学领域中具有理论特性的知识,它们构成了一个相对完善的理论体系。这种以具体内容的方式来构建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是目前的主要模式。

3“层次结构模式”

“没有一流的文科就没有一流的理科,没有一流的理科就没有一流的工科。”教育技术学是教育学中的工科是毫无疑问的,但教育技术学也有自身的文科、理科以及工科。什么是教育技术学中的文科、理科和工科呢?何克抗先生认为教育技术学的理论体系由三部分组成:一是涉及对“教育技术学”意义与作用的认识(即对这一学科的基本价值观与哲学立场),其内容应属于“教育技术哲学”的范畴。二是涉及“教育技术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研究方法等,其内容属于“教育技术学”的基础理论部分;三是涉及如何运用“教育技术学”的理论、方法去解决教育、教学问题的知识,其内容属于“教育技术学”的应用科学部分。[8]教育技术哲学是对教育技术中最根本问题的思考,是对教育技术中“后天事实”的理论考察,是教育技术学理论中的文科;作为教育技术学基础理论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等就是教育技术学理论中的理科,而关于教育技术应用的方法、程序等应用科学部分则属于教育技术学理论的工科,由文科、理科、工科这三层次的理论组成一个具有层次性、逻辑性和关联性的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

有学者在梳理已有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的基础上把教育技术理论框架分为五个部分:“教育技术的本体论、教育技术的理论基础、教育技术的基本理论、教育技术的应用与教育技术的评价。 [9]同样,该体系也是把教育技术学理论按其抽象性的程度划分为五个不同的层次,但是它的逻辑性和层次性却不如“三层次说”清晰。

以上两种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就是“层次结构模式”,其中“三层次说”是一种万能的理论构建模式。任何学科都存在“哲学—原理—应用”或“文科—理科—工科”的三层次理论,并由这三种层次的理论构成一个相对完备的理论体系。其优点就是层次分明,逻辑清楚,缺点就是内容不够明确,不够具体。

以上列举的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并非是最科学或者是最完善的,而且有的理论体系存在很多值得推敲的地方。之所以把现行的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进行归类并用“教科书模式”、“内容模式”和“层级结构模式”来加以区分,是为了对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研究的历史进行概括和总结,同时为重构中国特色的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提供启示,而且这种划分本身不具有评判优劣的意义。

二 对我国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研究的若干反思

在教育学领域,还没有哪个学科像教育技术学那样有如此多不同版本的理论体系。一方面可以认为我国的教育技术学理论研究成果非常丰富,出现了百花齐放的局面;另一方面也说明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研究还很不成熟,虽然经过了多年的发展,但学术界对一些根本问题缺乏共识,甚至争论不休,这对于一个期盼走向成熟的学科而言是十分不利的。

1 教育技术学有理论吗?——体系构建的前提性问题

教育技术学在教育科学领域中的尴尬源于理论建设的薄弱,在教育学其他领域的学者看来,教育技术学的理论积累是非常欠缺的,他们认为教育技术学只是技术,而不是像高等教育学、教育哲学那样具有理论学科的性质,而教育技术学理论建设的滞后进一步加深了他们的这一印象。有来自教育技术学领域内的学者认为,“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技术应用主义的教育技术学在知识积累方面几乎是一穷二白的。”[10]连知识积累都是空白的教育技术学,会有多少理论呢?这是危言耸听吗?只要我们翻开任何一本《教育技术学》的教材,我们都不会觉得它有多少称得上是理论的东西。理论是什么呢?乔纳森•卡勒(Jonathan Culler)认为任何可以被称为“理论”的话语都应具有四大定义特征:1)理论首先应该是“跨学科的话语”,其影响和应用不能局限于某一领域;2)任何理论都应该同时带有“分析性和思辨性”;3)理论应该是“对常识的批判,对理所当然概念的盘诘”;4)理论具有内在的反思倾向,是“有关思想的思想,是对我们借以产生意义的那些范畴的探究”。[11]这显然不是对理论的界定,而是对理论属性的陈述。以这个标准看,教育技术学有多少是具有理论属性的知识呢?发展到现在的中国教育技术学仍然缺乏一个规范的概念系统(虽然有许许多多舶来的或者自产的概念),也缺乏相应的表述这些概念及其范畴的逻辑结构。我们有形形色色的理论体系,却没有实实在在的理论,这难道不是一个悖论吗?当我们在构建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的时候,应该优先回答如下的问题:教育技术学理论有哪些属性?那些纳入到理论体系种的理论算得上理论吗?教育技术学理论生成的条件是什么?如果不回答这些问题,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的构建只会是一厢情愿、自说自话而已。

2 有必要选择逻辑起点吗?——体系构建的科学性问题

“在建构理论体系时,逻辑起点的选择显然是无法回避的理论前提和基础”。[12]经典的社会科学一般是从逻辑起点开始,演绎出概念、命题和原理,从而形成结构严谨、逻辑严密、内聚性强的理论体系。这也是评价一个学科是否成熟,学科的理论体系是否科学的重要标志。比如哲学是以“存在”作为出发点的,政治经济学是以“商品”为出发点的。教育技术学以什么为出发点呢?选择哪一个逻辑起点作为构建教育技术学理论题的前提和基础呢?据统计,目前教育技术学的逻辑起点多达17种。选择哪一个逻辑起点是比较科学的呢?是“如何教育”、“解决教学问题”?还是“借助媒体的学习”、“借助技术的学习”?亦或是 “教育中的技术”或“借助技术的教育”?哪种逻辑起点能够演绎出一整套逻辑严密、思路清晰的概念、命题和原理呢?

可以肯定的是,已有的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并没有明确的逻辑起点,有的学者虽然也提出了逻辑起点,但并没有按照这一逻辑起点来构建理论体系。现实的情况是这样的,理论界一方面需要确立逻辑起点来证明教育技术学理论的科学性,而另一方却又没有能够按照已经确立的逻辑起点来构建教育技术学的理论体系。这样就导致了一个结果:许多人认为教育技术学逻辑起点的讨论是没有必要的,因为没有价值。

只要教育技术学理论想靠近科学,那就不能回避逻辑起点问题的讨论,只要想构建科学的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那就不能不选择经过论证并确认是科学的逻辑起点。对于一个还没有成熟的教育技术学学科来说,只有通过选择科学的逻辑起点才能构建科学的理论体系,否则,所构建起来的理论体系就很难得到学术界的公认。

3演绎还是归纳?——体系构建的方法论问题

南国农先生认为在90年代,教育技术学界主要形成了两类理论体系框架:一是,主要以美国AECT 教育技术94 定义为依据建立的理论体系框架;另一是,在不断总结本国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建立的理论体系框架。[13]有学者指出“94定义”是我们构建教育技术学体系的基本依据,因为它科学地、全面地、系统地回答了教育技术究竟是什么的问题。并由该定义演绎出了一套教育技术学的理论体系。[14] “94定义”真的科学地、全面地、系统地回答了教育技术究竟是什么了吗?“94定义”描述了教育技术学的研究领域,但没有明确回答教育技术是什么的问题,即没有揭示教育技术的本质,因此把“94”定义作为演绎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的起点并不妥当。

南先生指出的第二条道路是“在不断总结本国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建立的理论体系框架”,这就带有归纳的性质了。教育技术学本来就是教育学中的应用学科,它的理论应该是来自教育技术的实践活动。教育技术学理论如果不是来自实践或者不关照实践,那么其生命力是十分有限的。因此,在构建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的时候,我们要去教育技术实践中找依据,通过对丰富多样的实践活动的归纳来构建教育技术学的理论体系。

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的构建需要演绎和归纳相结合,在逻辑起点的基础上演绎和在实践基础上的归纳,两者缺一不可。需要指出的是,很多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既不是依靠演绎的方法提出来的,也看不出归纳的痕迹。很多研究者非常随意地提出了教育技术学的理论体系,其中没有进行任何的论证,也没有自洽性的说明。也就是说,这些研究者在没有科学的研究方法论指导下就提出了教育技术学的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是可靠的吗?具有科学性吗?答案不言而喻。

4理论体系要面面俱到吗?——体系构建的完备性问题

完备性是任何理论体系都祈求的,任何理论家都希望提出一个无所不包的理论体系。但任何理论体系都不可能是包罗万象的,因为只要实践还在发展,思维没有停止,理论及其体系就会不断发展变化,或改变、或扩充、或缩减。一个理论体系追求的是相对完整或完备,即就目前来说所有的属于该学科的理论都应该被包含进去。

在本文列举的七个体系中,其构成的要素数目各不相同,有三要素的、四要素的、五要素的、七要素的,乃至十要素的。多少才算完备了?恐怕不能单纯用数字来衡量。三要素的未必没有十要素的完备。在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的“内容模式”中,有的体系就没有包含被公认为是教育技术学理论中最核心的部分——教学系统设计。很多体系没有把教育技术学研究方法纳入进去,而教育技术学研究方法不仅是教育技术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教育技术学学科成熟度的主要指标之一。如果采取“层次结构模式”来构建教育技术学的理论体系,那么教育技术哲学、教育技术学基本理论、教育技术学研究方法与方法论、教育技术应用理论就必须包括在内。虽然可以用不同的术语来表达,用不同数目的要素来概括,但都必须涵盖这几个部分,缺少了其中的任何一项,教育技术学的理论体系都是不完备的。

完备性内在地要求相容性,即构成理论体系的要素之间不能相互冲突。如果列举了所有理论,但它们之间具有包含关系或者对立的关系,那么这个理论体系的完备性也是值得商榷的,我们不能只追求形式上的完备,而要追求满足逻辑自洽的完备。比如,把“教学需求和培养目标分析技术”、“教学内容分析技术”与“教学设计技术”并列作为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的组成要素就出现了不相容的情况,因为前面两种技术就内含于教学设计技术,因而,该体系也是不完备的。

5 如何体现中国特色?—体系构建的本土化问题

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的重构就是要建立本土化的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也就是中国特色的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这是教育技术学学科健康发展的内在诉求。所谓的教育技术学本土化是“一种使国外尤其是美国的教育技术学理论的合理成份与本土教育技术(包括电化教育)的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增进教育技术学对本土社会的认识和在本土社会的应用,形成具有本土特色的教育技术学理论、方法的学术活动和学术取向。”重构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就意味着不再以AECT的定义为尊,而是批判性地吸收,无论是“94定义”还是“05定义”都不是演绎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的起点,我们需要吸收这些定义以及西方教育技术学理论发展的成果和经验,并同时进行本土化改造,使之适合中国的国情和教育技术应用的实践土壤。

南先生给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研究的本土化指明了一条道路,即“遵循‘和为贵’的理念,采取‘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的策略,主要通过‘三重’、‘三化’、‘三防’三种途径,促进已有两类理论体系框架的更多融合。”[16]融合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本土化的过程,也就是重构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的过程。而在重构中国特色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的过程中,单纯的以西方教育技术理论为尊或只考虑本土的研究成果都是不可取的,必须在借鉴和自我探索中寻求一条融合的发展道路。

三 结语

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是教育技术学理论的集合,是教育技术学理论按照一定的逻辑规则形成的有机整体。知识体系不是理论体系,研究领域也不是理论体系,然而有论者常常把研究领域或知识体系作为理论体系。“教育技术学的研究领域应当包括学习过程与学习资源的设计、开发、利用、管理和评价等五个方面的理论与实践,因此可以将设计、开发、使用、管理和评价等五个领域当作教育技术学的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17]这种简单的以研究领域来代替理论体系的做法是不利于教育技术理论体系的深入探讨的。

本文的出发点不是构建,而是反思,从对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的共性入手,总结其模式,并对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研究存在的问题进行批判性分析。这应当属于教育技术学元研究,在理论体系的层次中应该属于教育技术学的文科研究,是以现有的思想为对象,是对思想的思想,即属于教育技术哲学的范畴。本文总结的三种模式是不是合理的?还有没有其他的模式?从五个大方面来反思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的研究现状是不是周全了?还有多少问题没有考虑到?这需要进一步的分析和研究。我们可以确信的是,对于教育技术学学科来说,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研究已经步入了科学发展的航程,已经在学者们的反思性探索中走向繁荣,相信通过教育技术学界众多前辈和一批批追随者的共同努力,建立中国特色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的愿望是可以实现的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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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汪基德.中国教育技术学科几个问题的探讨[J].教育研究, 2006,(7):5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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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刘亚猛.什么是“理论”[J]. 外国语言文学,2006,(4):264.

[12] 桑新民.现代教育技术学基础理论创新研究[J].中国电化教育,2003,(9):26-36.

[15] 邓小华.教育技术学本土化刍议[J].中国医学教育技术, 2009(6):542-545.

[17] 孔维宏.从领域到学科——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的发展[J].现代教育技术,2003,(4):24-27.

作者:邓小华

马克思理论功能研究论文 篇2:

国际政治学及其研究方法的回顾与展望

〔摘要〕 我国国际政治学理论与研究方法是沿着“自主摸索—习得借鉴—中国化”的路径不断完善和发展的,但其在创新方面仍然存在不足,尚未形成国际学界接纳的完备体系。我国学界要形成“中国特色化”的国际政治理论和方法体系,就必须推动国际政治学科与其他人文学科的融合,既要培育交叉复合型学科,又要创新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体系。

〔关键词〕 国际政治学;国际关系;外交学;理论体系;研究方法;建议

国际政治学是政治学的一个分支,与哲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宗教学等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相比,仍是一门年轻的学科,逐渐由一门纯理论性学科演变成为一门政策性学科,并在众多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发展中获得一席之地。但我们也要认识到, 国际政治学科研究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要求还有一定的差距,为此,笔者对我国政治学科的源起、理论体系构建、方法体系创新等方面予以总结,并对我国政治学科走向世界提出自己独特的见解。

一、国际政治学的起源及其在我国的发展

在我国“学科分类”中,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外交学专业属于政治学一级学科。在西方国家,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学科是随着近代欧洲民族国家的诞生与融合而得以发展的。19世纪末,英国威尔士大学第一个设立“国际关系”教席,这是国际关系学科诞生的重要标志。20世纪初,国际联盟成立、世界性组织机构诞生,激发了学界对国际关系、国际法进行系统性理论研究的热情。在这期间,英国、美国、德国和法国等知名大学陆续设立了国际政治、国际关系教学和研究机构。1920年,英国学者伯恩斯出版了《国际政治》一书,首次以“国际政治”命名专著。1939年,卡尔出版了《二十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国际政治》、《二十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成为当时国际政治(关系)研究中的重要著作,为以后国际政治学科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1948年,汉斯·摩根索的《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一书,标志着国际政治学科理论研究达到一个新高度,即从理想主义转向现实主义。二战后,美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空前强大,国家战略利益触及全球,因此,美国学界逐渐加强了对国际政治理论与外交决策的研究,使其逐渐成为世界上国际政治学科的研究中心。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合著的《权力与相互依赖》、肯尼思·沃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亚历山大·温特的《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相继问世,标志着结构现实主义、自由制度主义、建构主义三大主流国际政治理论的形成。

我们要分析国际政治学的概念,首先需厘清国际政治、国际关系以及外交学之间的联系与区别。从研究内容看,三者的研究都涉及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包括政治关系、经济关系、文化关系、军事关系等。从研究广度看,国际政治研究的内容涵盖了国际关系和外交学,即国际关系(国别关系、国际关系理论与方法等)和外交决策与理论均是国际政治学科研究的子项目。陈岳认为:“国际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广义理解,包含有国际关系理论、国际关系史和当代国际政治问题三个基本组成部分;狭义理解,国际政治学即指有关国际政治、国际关系的学说,是揭示国际体系中各个国际政治行为主体之间的政治关系及其发展变化的一般规律的科学。” 〔1 〕梁守德教授指出,国际政治即“国际社会中政治体系、格局、秩序的形成和演变的规律” 〔2 〕。相比较而言,“国际关系学则主要是研究整个国际关系体系运行和演变的规律” 〔3 〕,侧重于理论通约性研究和政治行为体的互动行为研究。另外,有部分学者认为,国际政治只是国际关系的一部分而已。此类观点细化了国际关系的研究内容,拓展了国际关系研究的视野,但在实际教学与研究过程中,学界并没有对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二者进行明晰的区分,甚至二者设置的研究方向都非常类似。

中国国际政治学科是我国学界在借鉴和习得西方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学理论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国情展开研究,并逐渐发展成熟起来的。新中国成立前,我国国内政局动荡,未能建立完备的国际政治或外交决策研究机构。国际政治学科建设与理论研究基本上处于空白状态,只有零星的国际关系史、政治哲学方面的著述以及对国际形势的评述和分析。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陆续建立了一些国际政治研究机构,研究内容多涉及苏联东欧国家研究,以及国际共产主义、马列主义研究。1964年,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先后开设国际政治专业。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与国外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活动日益增多,加上这一时期我国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外交关系,因此,我们国家对涉外工作人员和国际问题研究人才的需求量也急剧增大。在此背景下,我国众多知名高等院校纷纷恢复或设立国际政治学科。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的国际政治学科实力雄厚,其中北京大学侧重于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国人民大学侧重于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研究,复旦大学侧重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以上三所高校为许多高校、科研院所、政府机构培养了一批优秀的教师和研究骨干,为我国的国际政治学科建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此后,我国其他高校陆续开设了国际政治本科专业和研究生专业,地方性、区域性的国际政治研究机构也纷纷成立。

二、我国国际政治学理论体系的构建

我国学者不断探索并创新中国国际政治学科的研究理论,并且形成了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如马克思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崛起理论、中国古代外交理论等。但至今,学界对我国国际政治学科的研究理论与方法仍存在较大争议,有些学者质疑:我国学界是否已形成自身的国际政治学科理论体系呢?笔者认为,正如秦亚青教授所言:“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已经从前理论阶段进入了理论学习阶段的深化期,但还没有进入理论创新期;理论流派多元竞争的局面初步形成;研究类型更多地向着以理论突破为目标的经验型研究发展。没有出现原创型理论是最大的问题。主要表现在突破性理论和中国范式缺失两大方面,其根本原因还是国际关系学界主体意识的缺失。” 〔4 〕秦亚青教授指出了我国国际政治学科理论研究的困惑。

那么,我国学界如何创新中国特色的国际政治学(国际关系)研究理论呢?秦亚青教授认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阶段包含:前理论阶段、理论学习阶段和理论创新阶段” 〔4 〕。我国国际政治学科理论往往是在借鉴和学习其他理论和意识形态的基础上形成的。改革开放前,我国学界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主要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及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论述,侧重于对前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研究,以政策分析为主,谈不上理论建构。中苏关系破裂后,对第三世界国家的研究成为我国国际政治学科的研究重点。改革开放后,学界逐渐摆脱意识形态的窠臼,进入学习和借鉴西方国家国际关系理论的新阶段。这一时期,众多国际政治学科学者远赴美国、欧洲等国家学习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回国后从事相关学科教学与研究,并引进和翻译了诸多西方国家关系理论方面的研究成果,进一步推动了我国国际政治学科的发展。知名学者倪世雄、阎学通、秦亚青、张睿壮等人,都曾留学美国研习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其回国后培养了一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人才,并创立了相关国际关系研究机构。198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陈乐民在《国际问题研究》杂志发表《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简介》一文,在国内第一次介绍和评析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此后陈汉文编著的《在国际舞台上——西方现代国际关系学概说》、倪世雄、金应忠主编的《当代美国国际关系理论流派文选》等书,比较全面地介绍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历史及学说。随后,众多西方国际关系的经典名著被翻译成中文,如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国际政治学汉译名著丛书》、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的《国际关系学名著系列》、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国际关系理论前沿译丛》等。倪世雄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成为国内高校国际政治专业本科生和研究生的经典教材,是我国高校传播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著作。一方面,西方国际关系的主流理论,如经典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义、理想主义、自由制度主义、建构主义都是通过经典著作引入我国高校教学中,成为我国国际政治学界学习和研究的重点之一。另一方面,诸如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论、民主和平论、权力转移论、战争理论、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等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均成为一些学者研究的对象。这一时期,我国国际政治学学者的研究重心是评述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经典著作、解读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并探索以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分析现实国际问题和外交政策。

进入21世纪,在吸收、消化和借鉴西方国家关系理论和方法论的基础上,我国学者努力探索“中国化”、“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实践“国际关系理论”、“本土化”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所谓本土化,是指中国学者不再完全依赖于从西方引进的国际关系学概念与理论,而是有意识地通过借鉴中国自己的概念与思想来丰富现有理论或者发展新理论” 〔5 〕。王逸舟、秦亚青、王正毅等学者倡导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中国学派”,形成了“中国特色”、“本土化”的理论体系。秦亚青教授认为:“所谓‘中国学派’,是通过发掘中国的传统思想与实践来创建同时具有中国本质与普遍意义的理论体系。它的目的不是替代现有理论,而是同时丰富现有理论和人类知识。” 〔4 〕北京大学叶自成教授致力于中国古代传统政治思想与理论研究,在国内首先运用现代国际政治学的理论框架和方法来阐释中国传统外交思想,著有《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外交思想》,该书把中国古代历史和传统文化有机地融入到当代国际政治的知识谱系中,构建了“中国化”、“本土化”的国际政治理论基础。清华大学国际政治学科在阎学通团队的带领下,运用科学实证的方法展开对中国古代传统思想的挖掘与研究,编著了《古代中国思想与现代中国权力》,在“中国化”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中央党校学者门洪华认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有三个基本来源:国外国际关系理论的引进和吸收、传统文化的挖掘和发扬光大、当代独立的理论创新” 〔6 〕。门洪华教授切中了我国国际政治学理论研究的短板,并说明了其研究的路径:引进吸收、本土化、理论创新三个阶段。

我国学者探索中国国际政治(国际关系)理论至今,已经逐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并在学术研究和外交决策中产生影响。笔者认为,“中国特色”国际政治理论体系包括: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基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国际关系理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述评、中国国家外交与安全战略理论。以上这些理论相得益彰、共同争鸣,在我国国际关系理论与外交实践中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中国学者在借鉴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与挖掘中国传统文化(思想)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推动了国际关系理论的多维发展,丰富了国际关系理论的内涵。

三、我国国际政治学研究方法体系的创新

发展一门学科,除构建理论体系外,还要创新研究方法。自然科学注重实验取证、数据分析等定量(实证分析)研究方法,社会科学多采取历史分析法、案例分析法、比较法等定性(规范分析)研究方法。王逸舟教授认为:“在中外国际政治学界, 对于国际政治理论的研究对象存在着四种意见, 即以外交决策分析为主, 以政治学意义上的国家权力及其国家间的政治交往和斗争为重点, 以历史尤其是国际关系史为焦点,以独立的学科发展和边缘综合为目标。” 〔7 〕王逸舟教授还从国际关系研究视角概括地指出,外交学的、政治学的、思想史的方法属于规范分析,即定性研究,其是国际关系学界主流的研究方法。方法论的论战,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学界探讨已久。国际关系理论的第二次论战,即科学行为主义与传统主义的论战,实质是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方法的论战。传统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方法主要是从哲学、历史学、法学、社会学视角,以说理、思辨、描述等方式进行定性研究,早期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方法多属于此类。传统主义的研究方法得出的结论直白明了,也容易被非专业人士所理解。科学行为主义又名政治行为研究法,是利用行为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政治学的一种方式。科学行为主义主要是借鉴自然科学研究方法,通过观察、验证、推理等方法,分析研究对象的行为模式,它的出现和发展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史上是一次革命。该研究方法的代表人物有美国的卡尔·多伊奇,其专门从事战争与和平、民族主义、合作与交流方面的研究,他也因为对将计量方法、系统分析和模型思维引入到政治学与社会学领域的兴趣而著名。在美国学术界,科学行为主义的研究方法,已经逐渐成为主流且重要的研究途径。

我国国际政治学科学界一直都在探索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方法,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 我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主要采用历史研究法和政策分析法进行规范分析或定性分析。历史(主要是国际关系史)研究法以史实、史料为依据,研究分析国际关系史中通约性的观点。当时,我国国际关系研究更大程度上是为外交决策和外交战略服务的,所以政策分析方法占了主流。20世纪90年代,一系列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经典教材引入我国,科学行为主义(包括实证分析方法)的理论传入我国国际关系理论学界。科学行为主义的方法逐渐被中国学界接纳和吸收,并运用于我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实践中。西方主流学界的“一体化理论”、“层次分析法”、“结构主义”“功能主义”、“均势理论”、“复合相互依存理论”、“博弈论”、“复杂性理论”、“控制论与系统论”等科学行为主义研究方法引入我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后,丰富了我国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方法。清华大学在阎学通教授的带领下,建立了“实证分析”为特色的清华国际关系研究方法,推动了我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实证化分析,创新了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方法。

四、几点建议

我国国际政治学科发展至今,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理论研究、政策分析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学科体系已经形成。但当前,我国国际政治学科理论与实践融合尚不成熟。为此,笔者提出以下一些建议:

第一,在学科建设与发展过程中,我国学界应加强国际政治与其他人文学科,如哲学、史学、法学、经济学等的融合,以拓展研究视野、丰富国际政治学科的研究内容,如国际政治融合国际法,可以衍生出解决国际争端的研究方向;政治哲学融入国际政治,可以从哲学和政治学视角分析国际政治;把经济学融入国际政治,可以研究经济现象,如股市行情、期货市场、能源价格波动等。总之,多学科、交叉学科融合是理论创新的重要源泉,是未来国际政治学科发展的重要方向。

第二,融合“实证分析方法”,创新国际政治学科研究方法体系。经济学是人文社会科学中较成功地借鉴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学科,经济学“科学化”的特征非常明显,其定量分析使经济学成为极具验证性和预测性的学科。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最显著特点是,引入自变量和因变量,提出假设,再验证结论,即实证分析。把实证分析引入国际政治学科研究,可以提高国际政治学科研究的实证度和可信度,推动国际政治学科朝“科学化”的方向发展,成为名副其实的“国际政治科学”。当前,我国学界在国际政治学科研究过程中,最缺乏数量分析能力,这与中国高等院校的国际政治学科培养方案有关。所以,我国学界应在国际政治学科“人才培养方案”中,融入高等数学、线性代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三门基础性数理学科,使学生具备基本的数理统计和分析能力,并强化实证研究方法训练,以期为我国国际政治学界培育出具备数理逻辑和实证分析能力的后备研究人才。

第三,我国理论研究界存在“两个分离”现象:一是教学机构与研究结构的“分离”,二是理论研究与实践应用的“分离”,这两种“分离”使研究资源未能优化配置、研究成果应用低效或浪费。我国国际政治学科研究领域也存在上述问题。首先,学界应加强高校、科研院所、政府决策机构、企事业单位的合作。高校、科研院所善于理论研究,政府决策机构、企事业单位则善于政策分析,因此,高校、科研院所等要通过合作开展教学与科研工作,以推动科研人员互聘流动、教学科研要素优化组合。其次,学界应切实把理论研究成果付诸实践,开展一些具有前瞻性、战略性的研究,服务于中国外交大局和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我国国际政治学科历经多年发展,已积累众多学术研究成果,但很多学术成果理论性过强,没有联系国际政治和外交实践,应用价值不高。所以,我国学者在开展国际政治理论研究时,应强化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以提高研究成果的转化率和应用价值。

〔参 考 文 献〕

〔1〕陈 岳.国际政治学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3.

〔2〕梁守德,洪银娴.国际政治学理论〔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4:3.

〔3〕张季良.国际关系学概论〔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9.

〔4〕秦亚青.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进步与问题〔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11).

〔5〕张 锋.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中的清华路径〔J〕.国际政治科学,2012(4).

〔6〕门洪华. 关于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现状的评估报告〔J〕. 欧洲,2002(3).

〔7〕王逸舟.中国国际政治理论研究的几个问题〔J〕.欧洲,1998(2).

责任编辑 芳 晔

作者:陈成

马克思理论功能研究论文 篇3:

谈谈党建理论创新研究的方法问题

党建理论创新研究是复杂、艰巨的任务,尤其需要采取科学的方法。本文不拟全面阐述这个庞大题目,只就其中几个需要引起注意的问题,谈些看法。

从科学与价值的统一来理解党建理论的特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把握党建理论创新的正确方向

任何科学研究的前提都是了解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在此基础上把握这门科学的性质、特征。党的建设理论要研究工人阶级政党产生、发展及其自身建设的规律,毫无疑问,这个研究对象决定了党建理论既是科学也是价值,是一种思想武器。当然,从最终结果看,任何科学都有助于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都具有某种价值功能。但是,党建理论是直接为锻造思想武器而产生的,则是这门科学的突出特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潜心研究的基础上发现、阐明了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及其被社会主义代替的历史必然性,同时又认为,人类历史发展规律不可能自发地实现,需要人们认识、运用这个规律去自觉地改造世界。马克思的学说里,既有对客观规律性的清醒认识,又有对实现工人阶级历史使命的自觉担当。由此出发,作为学者的马克思和作为革命家的马克思统一起来了。着手建立工人阶级政党并阐发党建理论,就是把二者统一起来的最重要步骤之一。党的建设理论从诞生起,就不单纯是书斋里的学问,作为“行动中的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有着鲜明的政治意识和价值目标:指导工人阶级政党的实际斗争和自身建设。所以,党建理论具有科学和价值的双重性质,准确地说,是科学与价值的统一。从一定意义上说,党建理论的科学内容会不断丰富、发展、变化,但“万变不离其宗”,其根本的价值取向永远不会改变:因为共产党人不能放弃自己赖以安身立命的东西。不讲科学是错误的,放弃根本的价值取向是危险的;不尊重科学的价值是盲目的,离开价值的科学研究(这里说的是人文科学,尤其是政治性比较强的社会科学)是脆弱的,不可能产生物质力量。研究党建理论不讲科学、只重价值,甚至在坚持价值目标的口号下忽视客观规律、无视情况的变化,会导致思想僵化和教条主义;另一方面,进行理论创新,党建理论工作者必须坚持正确的价值取向,即站在党和人民根本利益的立场上去认识问题;把握共产党人的价值目标——坚持社会主义和追求共产主义,才能防止在纷繁复杂的现象面前迷失方向,在坚持的基础上发展,以发展实现坚持,使党建理论创新真正有利于党和人民的事业。从客观上讲,党建理论的科学性和价值取向是统一的,因为“科学愈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愈加符合于工人的利益和愿望”(《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53—254页)。问题是我们在理论创新中能否把二者统一起来?我以为,关键在于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在这方面,党建理论工作者可以从《邓小平文选》中得到启发。关于党建理论,文选中有大量的“新话”,而这些“新话”都是从新情况出发,辩证地分析问题,以加强党的建设、更好地实现党的领导为出发点和归宿的。如,对于党的领导,既要坚持、又要改善;讲干部队伍建设,要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又以革命化为前提;谈党群关系,强调党离不开人民,人民也离不开党;对反倾向斗争,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讲反腐败,指出不反对腐败,党会走向自我毁灭,又坚信共产党能消灭丑恶的东西;讲历史发展,承认过程的曲折性,认为出现反复是合乎规律的现象,又坚信马克思主义是打不倒的。这些深刻、睿智的思想中,目标与方法、困难与希望、挫折与前景、忧患意识与坚定信念都辩证地统一起来,体现了与时俱进的党建理论,清晰地展示了继承传统又勇于革新的先进政党形象。邓小平能够做到这一点,因为他尊重客观规律,“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同时又牢记自己“是中国人民的儿子”,一切思想、行动都以中国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坚信中国人民及其领导核心的伟大力量。邓小平留下了丰富的党建思想,更留下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对于我们从科学与价值的统一去把握党建理论,推进党建理论创新,有极大的启示。

正确认识理论与实际的复杂关系,在理论与实际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发挥理论的能动性、导向性、前瞻性作用

理论创新是为了指导实际。应当注意的是,理论联系实际,却不能代替实际,理论与实际始终不是等同划一的,它们之间永远存在距离。一方面,对现实问题进行理论提升需要一定的时间去思考、酝酿;另一方面,理论不可能自发地产生实际成果,理论向社会现实的转化不仅取决于理论本身的科学性,还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实践主体具有运用这一理论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自觉性。二是具有转化为现实的中间环节,至少有这样四步:首先是将高度抽象的普遍原理转化为比较贴近实际的具体的理论原则;其次,具体的理论原则转化为指导实践的方针政策制度;再次,落实方针政策制度,形成规划、方案、措施;最后,这些规划、方案、措施通过人的实践活动转化为现实,产生物质成果。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发生问题,都会妨碍理论指导实际,出现实际与理论的差距乃至反差。在现阶段,导致实际与理论出现差距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思想认识、思想意识或利益驱动阻碍了理论原则的贯彻,如对理论的理解不准确,产生主观主义、片面性;与理论要求反其道而行之,甚至说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这种差距是理论原则在实际中被扭曲,是少数人的行动背离理论要求的结果。二是理论转化为现实的中间环节不完备。理论与实际的这种复杂关系对理论创新有重要启示。要保持坚定的理论信念,不能因为存在这种现象怀疑理论、影响理论研究、理论创新的热情,也不可把理论指导实际的过程看得过于简单。实际上,正是这种差距给理论创新、理论探索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要在理论与实际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现实的东西不一定是合理的,更不会是永存的。理论创新不仅是为了说明世界,更是为了改造世界。一方面要从实际出发,对现实提出的大量问题进行冷静的思考,从问题中分析原因,从现象中发现本质,从过程中揭示趋势,由此提出新的理论观点。同时,也要在如何使理论指导实际的研究上下工夫:研究落实理论的条件,包括实践主体掌握理论的程度,现有方针政策制度与理论的耦合度和应做的改变,以及如何把方针政策制度具体化为方案办法措施等。这正是理论的能动性所在。另一方面,不仅说明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应该做什么、怎样做;还要说明将来做什么、怎样做。如,关于党内民主,既要研究现阶段发展党内民主面临的问题、对策;还要研究党内民主的发展趋势及可能出现的问题,对此作出预测,以指导党内民主的发展。这后一方面的研究是为了解决新问题,也是理论创新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忽视、轻视这方面的研究,理论研究就不可能体现出前瞻性和导向性。

要有鲜明的问题意识,把研究新问题作为理论创新的着力点,从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逐步构建执政党建设理论体系

理论创新的着力点是什么,是研究新问题还是首先构筑一个思想体系?这需要弄清楚。

科学体系的形成是一种思想理论成熟的标志,古往今来,思想家无不殚精竭虑,努力构建属于自己的思想理论体系。但是否形成科学的思想体系不在于自我标榜,而在于是否达到下列要求:有一个明确的世界观作为方法论基础;有一个需要着力回答的中心问题;围绕这个问题形成一系列相互联系的新观点。党的建设理论体系构建是与时代需要联系在一起的。以往我们党建教科书的党建理论体系是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指导,以党史为素材,以党章总纲及各章节为构架建立的,在当时有一定的合理性。很明显,这个体系未能涵盖时代提出的大量新问题,已经不能适应新世纪、新条件下党的建设和党建教学工作的需要,必须进行新的探索。构建执政党建设理论体系要经过长期的酝酿。对此首先要有鲜明的问题意识。在党的建设方面,时代提出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是,如何适应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如何适应从计划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转变?如何适应从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的转变?如何适应世界范围兴起的政府管理革命、科技革命和新的民主浪潮的挑战?这四个问题归结为一点: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已经成为党的建设的中心或主线。围绕这个主线,产生了三个基本问题:党政关系问题,即执政党如何领导国家政权?党内关系问题,即执政党在市场经济和全面开放条件下如何保持自身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党群关系问题,即如何在新形势下维护执政的社会基础,包括巩固阶级基础和扩大群众基础?每个基本问题又派生出一系列重要问题。包括,党的领导核心作用的加强和领导方式、执政方式的改进;党政关系的规范化、法治化、制度化;坚持党的领导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关系,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的互动;利益关系多样化对党的团结统一的影响;现阶段党内矛盾的性质及其解决;实现党内和谐与发展党内民主;党内民主的目标与实现形式;党管干部原则的落实和干部制度的改革;党员队伍变化和保持先进性长效机制的建立;社会结构变化与党的阶级基础的巩固、群众基础的扩大;社会生活新变化与群众工作新特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立与改进党的思想政治工作;防止、克服腐败与实现党群干群关系和谐,等等。针对这些问题,提出符合实际的新观点,并由此逐步深入和展开,把握各个观点的有机联系,从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形成完整的系统。这是构筑执政党建设理论体系的最佳路径。如果置大量新问题于不顾,为体系而体系,脱离实际地编造体系,这样建立的体系很可能是空洞的、抽象的,既不能在理论界形成共识,也于实际党建工作毫无益处。

理论研究的方法也是学风问题,理论创新的伟大事业呼唤新的学风,要以学风建设推动理论创新

对待理论的态度也是学风问题,以学风建设推动理论创新,是我们党宝贵的历史经验,也是现实的迫切需要。目前,在全党倡导认真学习、民主讨论、积极探索和求真务实的风气十分必要,可以说,这“四种风气”反映了学习、研究和发展理论过程中某种规律性的东西。以认真学习和调查研究为基础,开展充分的民主讨论可以活跃思想,激发创造精神,涌现新见解,从而为作出理论概括提供不可缺少的思想素材;相反,缺乏民主、言路堵塞、万马齐喑,只能造成理论的停滞和僵化。理论创新是一种创造性、探索性,并带有一定风险的精神劳动,面临着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的干扰和陈旧观念的阻抗,存在陷入误区的危险,更需要有民主作保障。邓小平曾尖锐指出,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同样,健全的党内民主也是理论创新的良好氛围和制度保证。

积极探索的勇气和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相结合,有助于纠正偏差,推动和保证理论创新事业健康发展。理论创新是需要探索勇气的,而这种勇气要以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为基础。要抵制市场经济带来的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短期行为和浮躁情绪,警惕“理论泡沫”,切记“闪光的不一定是金子”。理论创新要求的“讲新话”不是简单地多用新词汇,而是以新的语言表达新的思想。这里特别要注意两个问题。一是慎用新概念。概念作为对事物现象的概括,反映了事物的本质和事物的内部联系。新概念是形成新认识的起点,是理论创新的重要一步。目前党建论著中出现的“执政资源”、“执政成本”、“政治生态”、“腐败黑数”、“权力期权”等是从实际生活和党建工作中提炼出来的,反映了对党建某一领域认识的深化,且被党建界同仁所接受;有些概念不够准确,理解上见仁见智,还需琢磨推敲;有个别“概念”则是脱离实际编造出来的,缺乏理论内容和生活根据,没有生命力。二是力戒“新八股”。文风与学风密切相连。马克思主义并不玄奥,是很朴实的道理(邓小平语)。以朴实、简洁、明确、通俗易懂的语言表达理论创新的新成果,更容易被群众所掌握。相反,不做深入的研究,只想在文字上标新立异、妙语惊人,乃至堆积概念、炒作观点、故弄玄虚、装腔作势,只能热闹一时,留不下任何有价值的东西。须知,“小溪最喧闹,深沉的大海是宁静的”。

(作者:北京党建研究基地首席专家)

(本文责任编辑 刘爽)

作者:姚 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