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逻辑分配研究论文

2022-05-08

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马克思逻辑分配研究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内容摘要马克思主义分配正义观以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批判为逻辑起点,以共产主义制度为逻辑支柱,以按需分配为思想内核,以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逻辑终点。在当前社会分配问题日益凸显的形势下,贯彻马克思主义分配正义思想,实现分配起点上的机会均等,分配过程中的程序正义,分配结果上的合理调节,将是解决当代中国社会运行过程中分配困境的正确选择。

马克思逻辑分配研究论文 篇1:

马克思分配正义观的阐释方式

摘要:历史唯物主义赋予“劳动实践”作为自己的研究本体,人类历史实现了事实性与规范性的统一,而马克思分配正义理论以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从而马克思分配正义理论在方法论上实现了事实性与价值性的统一。只有真正厘清马克思分配正义观的阐释方式,在此基础上消解历史长久的“马克思与正义”之争。

关键词:马克思;分配正义:劳动实践

伴随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同时,社会出现了大量的亟待解决的问题,如收入差距拉大、分配不公等突出问题。由此,马克思分配正义理论受到了全社会的关注,尤其是近年来学界围绕“马克思与正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学术争论,分歧主要围绕以下论点,譬如,马克思是否拒斥正义观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否蕴含正义等。[1]i事实上,马克思分配正义观念具有独特的阐述路径,即马克思的分配正义观以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研究的理论基础,而历史唯物主义是本体论与方法论的统一,在此理论的指导下,实现了事实性与价值性的统一。可见,如果争论双方无法厘清思路,必然呈现出唯物史观层面上的正义观与价值观层面上的正义观相互矛盾。

一、马克思分配正义理论的哲学基础

马克思分配正义理论以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研究的理论基础,而历史唯物主义是本体论与方法论的统一。从本体论来看,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对“历史”的阐释存在着独特的路径,即把“劳动实践”作为历史的本体,马克思论述到:“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2]从而,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合规律性体现为物质生产实践是历史发展的基础与前提,而人们在物质生产实践的过程中必然会受到客观社会规律的制约,不能凭借纯粹的主观臆测来随心所欲的从事劳动实践活动,合目的性体现在人活动的目的性与能动性,人在从事劳动实践的过程中可以创造出符合自己需要的物质,并且提前在自己的脑海中构建了蓝图,能够使结果的发展迎合人的预期。可见,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以“劳动实践”作为研究本体,突破了长久以来以“经济基础”作为研究本体,抑或以“上帝”“绝对精神”作为研究本体,从而社会分配正义的实现不再归因于单一的物质生产路径,抑或外在于人的唯心主义路径。因此,马克思以“劳动实践”作为历史的本体,而鉴于劳动实践的主客观统一性,马克思分配正义理论在方法论上实现了事实性与价值性的统一,事实性即马克思把分配正义的实现置于客观的生产方式之下,价值性即马克思分配正义的实现以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作为逻辑归宿。

二、历史本体对分配正义的规定性

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在以“劳动实践”作为研究本体的基础上,致使其分配正义理论形成了自己的独特的阐释路径。历史本体对分配正义的规定性体现在以下几点。

首先,劳动实践形成了分配正义产生的条件。休谟分析了分配正义产生的主客观条件,主观条件表现在人的合理需求无法获得满足,客观条件变现在物质资源的稀缺性,鉴于主客观相互矛盾冲突,从而社会需要分配正义来调节社会冲突与维护社会秩序和谐。可见,分配正义的生成源于物质资源无法满足所有人的需求,相应的,分配正义在资本主义社会则源于强迫的分工与私有制,即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源于暴力与掠夺,从而在劳动实践的过程中,社会形成强迫的分工的同时,产生了分配的需要,相对地伴随私有制出现的同时,也形成了资本家无偿占有工人剩余劳动的现象,导致分配正义问题凸出。因此,劳动实践形成分配正义产生的条件。

其次,劳动实践形式规定了分配正义具体的实然形态。在原始社会,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社会成员之间只有在劳动实践过程中相互合作与协助才能维持生存,因此,分配正义表现为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产品平均分配;而在封建社会,劳动实践形式变为牢固的人生依附关系,即统治阶级占有被统治阶级全部人身条件的同时,决定了被统治阶级的生死存亡,分配正义则表现为“各安其位,各司其职”的等级伦理秩序观;相应的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实践采取雇佣劳动的形式,从而分配正义表现为商品经济强调的自由、平等、得所应得;社会发展到共产主义社会,社会财富极大的充裕,分配正义则体现为人的需要获得满足,人实现自由全面的发展。可见,伴随劳动实践形式的发展,分配正义也呈现出不同的实然形态。

最后,以人为主体的劳动实践规定了分配正义的评价标准。马克思对历史本体的阐释,使得社会分配正义在方法论上实现了事实性与价值性的统一,在评价标准上也必然应该是实然与应然的统一。譬如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剥削的评价,一方面承认资本主义剥削在一定社会阶段上存在的合理性,缘由在于剥削可以加速资本积累的同时,客观上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批判了资本主义的剥削,认为剥削表现为资本家对生产成果的无偿占有与不劳而获,侵犯了劳动者权利的同时,造成了劳动的异化现象,因而,马克思多次将剥削谴责为“掠夺”“盗窃”。相应的,在当今社会,分配正义的评价标准也应该是实然与应然的统一,实然则从社会客观的生产力水平出发,基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分配正义的实然标准应该表现为买卖双方地位平等、等价交换、劳动者的劳动产品占有权不受损害,应然则从劳动的主体性出发,人作为劳动实践活动的主体,人的价值主体性必须得到保障,分配正义的应然标准应该体现为人需要的满足,人自由全面的发展。

三、马克思分配正义的实现路径

由于马克思以“劳动实践”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本体,分配正义的实现路径体现在双重维度上,一方面将分配正义置于生产方式之下,另一方面从人的价值主体性出发,重新构建分配正义的实现方式。譬如,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批判了拉萨尔“平等的权利”“公平分配”等思想,提出围绕分配问题谈分配的行为是肤浅的,马克思写道:“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为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3]可见,马克思庸俗社会主义思想家割裂生产与分配的关系来奢谈分配正义的实现,主张在生产正义的基础上,构建分配正义的现实路径。又例如,马克思依据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构建了按劳分配与按需分配原则,按劳分配废除了私有制与剥削,实现了社会的劳动正义的同时,针对按劳分配原则的缺陷,即没有顾及到劳动者的个人禀赋与家庭结构,发展了按劳分配原则,提出消除了劳动的差别与强迫的分工,人的自由时间变得充裕,社会成员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自由发展,人的类本质从新获得确证。(作者单位:天津商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参考文献:

[1]李慧斌,李义天.马克思与正义理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作者:赵河兰

马克思逻辑分配研究论文 篇2:

马克思主义分配正义观在当代中国面临的困境

内容摘要 马克思主义分配正义观以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批判为逻辑起点,以共产主义制度为逻辑支柱,以按需分配为思想内核,以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逻辑终点。在当前社会分配问题日益凸显的形势下,贯彻马克思主义分配正义思想,实现分配起点上的机会均等,分配过程中的程序正义,分配结果上的合理调节,将是解决当代中国社会运行过程中分配困境的正确选择。

关 键 词 分配正义观 逻辑体系 困境 对策

作者 1张子礼,山东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2郭继红,山东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山东淄博:255049)

马克思主义分配正义观在

当代中国面临的困境

所谓马克思主义分配正义观,它是以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批判为逻辑起点,以共产主义制度为逻辑支柱,以按需分配为思想内核,以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逻辑终点。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经济发展迅速,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但是,在经济与社会发展上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仍存在一些问题亟待解决。特别是分配不合理问题的存在,导致各阶层、各地区间收入差距逐渐拉大,社会面临收入分配两极分化的危险,这也使马克思主义分配正义理论面临严重困境。

1.困境产生的社会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行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再由先富的人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政策。但是,由于我国市场机制的不健全,相关配套措施没有建立起来,先富带动后富的作用并未得到很好发挥。另外,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的是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制度,这就决定了人们必须通过劳动获得一定报酬,而劳动技能的高低也就直接决定了人们报酬的多少。那些受过良好教育,有一定劳动技能,拥有一定生产要素的人在分配中必然处于有利地位。

所以,社会分配中出现一定的收入差距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必然现象,但收入差距的逐渐拉大和过分悬殊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意,我们的目标是要消除兩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

2.困境的表现

一个国家收入差距的合理程度,国际上一般用基尼系数法来衡量。一般认为,基尼系数小于0.2,表示绝对平均;0.2-0.3之间表示比较平均;0.3-0.4之间表示基本不合理;0.4-0.5之间表示差距较大;0.5以上表示差距悬殊。国际上普遍认为0.4是警戒线,超过这个警戒线就意味着社会贫富悬殊太大,将会冲击社会稳定。

有资料表明,2006年我国的基尼系数为0.46,这说明我国居民收入差距已较大。这种差距主要表现在城乡之间、东中西部之间、行业之间。

一是城乡收入差距拉大。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增长率的不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拉大。1980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77.6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191.3元,城镇是农村的2.49倍;2000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6280.0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2253.4元,城镇是农村的2.79倍[1];到2006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759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3587元[2],城镇是农村的3.28倍。城乡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主要是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及其相关政策所造成的。

二是地区间收入差距扩大。改革以来,在共同富裕目标的指导下,我国实行了允许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的政策,这一非均衡发展战略造成了我国地区之间收入差距的拉大。国家实行沿海地区优先发展的战略,为了推动沿海地区的快速发展,国家除了在直接投资上给沿海地区一定的倾斜外,还给予了多方面的优惠政策,从而为沿海地区的发展创造了许多有利条件,内地的经济发展则由于失去了国家政策的强力支持而受到影响。另外,沿海地区优先发展后,并没有有效地实现带动内地经济发展的目标设想,沿海地区与内地的发展就不可避免地出现差异。

三是行业间的收入差距明显。随着企业改制的不断深入,国民经济各行业间工资水平参差不齐,收入最高的行业和最低的行业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近年来, 邮电、金融、保险、铁路运输等垄断性行业职工收入普遍较高,而农林牧渔、住宿和餐饮、纺织等行业收入明显偏低。收入分配明显向科学技术含量高的行业和新兴产业倾斜,服务行业工资普遍高于第一、二产业的工资。

3. 困境的影响

第一,收入差距造成社会潜在的不稳定,影响社会的和谐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人们普遍从改革中得到了好处,生活水平都有了较大的提高。但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不规范,长期存在的不公平竞争,使那些处在较低收入水平的人产生相对被剥夺感。基于对现实的无奈,许多贫困居民无法客观地评价自身的现状,将其贫困的原因片面地归结于高收入群体对其的剥夺,并往往会采取一些粗暴的反社会行为。

第二,低收入群体及其教育投资水平之间形成代际的恶性循环。收入水平的不同对教育的投入也是不同的,收入差距扩大必然带来家庭教育投资水平差距的扩大。低收入群体投入的教育费用有限,这在一定程度上必然使其下一代受教育的水平受到限制。而没有受过充分教育的人在未来社会中又难以找到合适的工作,获得良好收入。这就导致低收入群体家庭中教育和收入间长期处于代际间的恶性循环。

第三,产生“一切向钱看”的拜金主义和个人至上的利己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与人的经济关系都是通过商品、货币等物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在高收入能带来丰富的物质享受的诱惑下,人们的价值取向日趋功利化。人们往往把是否获取利润作为评价行为的价值尺度,交换关系被扭曲为单纯的金钱关系。在商品交换中,每一方都致力于为自己攫取最大利益,无视或排斥对方的利益。

第四,导致人的片面化发展。市场经济下,社会分工的扩大化和专业化,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劳动者之间工作的相对固定化与职能的专门化,这就使人的活动空间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个人长期从事单调、重复的工作,容易丧失对劳动的兴趣,并且,人们不再把劳动视为人的发展的需要而是当作追求财富的手段,这就使人的能力向片面化、畸形化方向发展。

当前我国实现马克思主义分配正义的对策

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我们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分配正义思想为理论指导,来推动我国分配正义的实现。目前主要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1.分配起点上的机会均等

起点公平是分配过程和分配结果正义的前提,也是实现分配正义的关键。机会平等是指所有机会对一切人开放,任何人不得以任何不正当的理由剥夺他人受教育、就业、进入市场等各方面的机会。分配的机会平等既不考虑每个人特定的条件和每个人特有的自然因素与社会的偶然因素,也不考虑每个人所拥有的资源、手段、智能等方面的状况,它只要求社会给每个人提供一种不受限制的公平机会,让社会成员都能公平地参与社会竞争。在社会财富的分配过程中,要做到起点上的机会均等,使所有社会成员平等地享有参与分配的机会,必须要做到以下几点:

(1)要达到教育机会的均等。当前,农村及贫困地区的人们往往因为无力进行教育投资,而丧失了通过教育获取发展技能的机会,随之而丧失的是他们缩小与其他社会成员收入差距的机会。因此,国家应进一步加强农村及贫困地区的基础教育,尤其应加强对农村及贫困地区的教育投入,以保证农村及贫困地区社会成员平等受教育的权利。这样,贫困家庭的孩子才能获得较为平等的受教育机会,才能获得更多提高劳动能力的机会以及增加收入的机会。

(2)要实现均等的就业机会。在劳动者之间,人力资本的不同是造成就业机会不均等的首要因素。性别、居住地、民族等非劳动要素也使就业机会严重不均等。国家可以通过实施各种有效的经济政策来改变这种状况,如政府可以制定相关法令,消除各种各样的歧视,减少职业差别。这样各类劳动者就都能获得较为平等的就业机会,就有获得可靠劳动收入的可能。

(3)积极地推行反贫困。面对社会中不断增加的相对贫困,社会应采取积极的措施来应对。单纯的资金投入已很难使贫困地区和贫困人群摆脱贫困,开发式扶贫是我们应继续加强的有效战略。开发式扶贫战略是一种全方位的扶贫战略,它针对不同的致贫因素,采取区域开发、以工代赈、科技扶贫等综合性措施,改变单纯的经济扶贫缺陷,并消除了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脱贫致富的资金、技术、基础设施等制约因素,促进贫困地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2.分配过程中的程序正义

随着社会现代化的不断发展,社会利益需求呈多元化发展的态势,利益分配也因此变得越来越复杂,在分配过程中实行程序正义就显得尤为重要。正义的程序有利于营造平等的分配环境,有助于公民获得参与利益分配的均等机会,以达到自身利益的实现。在参与中,人们不会因为角色和地位的不同而有所不同,这样,公民权利也就得到了充分的尊重。

达到分配过程中的程序正义,就要坚持和完善分配制度及各项分配政策。程序正义的着眼点在于采取什么样的程序或规则来对社会利益进行分配,可以說这是分配过程中程序正义的前提。当前,我们应坚持和完善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坚持各种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要建立和完善各项分配政策,以规范收入分配秩序。

分配制度及各项分配政策要公开、透明。在社会分配过程中,分配制度及各项分配政策必须完全公开,为人们所知晓,以便人们理解所发生的利益分配。只有分配制度和各项政策都开放,人们才能知道自己在分配中能够合理地期望什么,从而才有可能更积极地参与到社会经济活动中去。

建立正义的分配规则是一回事,分配规则能否执行则是另一回事。现实社会分配中的某些不正义现家则是由缺少规则引起的,另外一些不正义现象则是由不遵守规则产生的。在社会分配过程中,政府和社会必须引导人们遵守分配制度和各项分配政策,努力提高公民的法律水平,加强公民道德建设,通过使人们内化道德规范以增强其自觉遵守分配规则的意识。

当然,建立平等参与竞争的市场秩序也是非常重要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完善市场体系对于建立合理的收入分配机制,形成合理的市场秩序具有重要的作用。应建立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使劳动力通过合理流动各得其所,不同的人力资源得到其应得的报酬,还应建立和健全技术市场、信息市场、资本市场等,并最大限度地引入竞争机制,创造公平、竞争、有序的市场经营环境。

3.分配结果上的合理调节

市场经济虽然承认等量劳动获得等量报酬,但也承认人们因天赋、能力、努力程度等方面的差异而带来的收入差异,并认为分配结果出现一定范围的不平等是不可避免的。但这种不平等有它一定的存在范围,我们必须避免这种不平等的扩大带来社会成员收入差距的拉大,并把这种不平等限制在合理的限度内。

一方面,要发挥分配的补偿作用,加强税收对高收入者的调节力度。这就需要加强公民的纳税意识,不但要加强对纳税人纳税观念的培养,还应强化税务人员的税务意识。建立和完善各种能起到税收调节作用的税种也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必须加强个人所得税的征缴,发挥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促进社会公平。还应尽快开征遗产税及与遗产税相配套的赠予税也应实行起来,这对社会公益事业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另外,随着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工资性收入的比重逐渐下降,要真正发挥税收对居民收入的调节作用,消费税、房产税、利息税等相关税种也应开征起来。

其次,发挥社会保障的调节作用。要完善社会救助体系,切实保障低收入居民的基本生活水平,防止收入差距的拉大。要完善社会保险尤其是医疗保险制度。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医疗技术的进步,社会成员的身心健康已有了很大的保证。但当前医疗费用的不断提升,医疗机构的垄断经营,往往使得许多人因就医支付高额费用而陷入贫困,有的人则由于无钱医治任由疾病恶化。所以,在医疗方面国家在进行调控的同时,还应该加强投入,使更多的社会成员在有病时能及时就医以摆脱疾病的困扰。国家更应构建多层次的社会福利体系,一是福利机构要社会化。从世界各国社会福利事业发展的经验来看,民办非营利性的福利机构应该成为我国社会福利机构的主体形式。比如,要扩大社会福利的范围。二是加强对农村及贫困地区的福利覆盖;另外,对一些特别的、专门性的福利事业,如残疾人福利、孤寡老人福利等应给予重视。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 中国统计年鉴2006.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6.

[2]200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http://www.stats.gov.cn/tjgb/ndtjgb/qgndtjgb/t20070228_ 402387821.htm.

编辑 南 木

作者:张子礼 郭继红

马克思逻辑分配研究论文 篇3:

马克思收入分配理论及现代启示

摘要:收入差距现已成为一个凸显的世界性问题,作为最发达的美国因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引发经济危机并向全世界扩散;许多发展中国家因收入差距扩大深陷“中等收入陷阱”而无法自拔;多数转型国家也为收入差距扩大而困扰。所有这些国家呈现出来的收入差距问题的背后都有自由市场或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阴影。这意味着当今现实对经济学理论或收入分配理论提出新的要求。马克思收入分配理论强调收入分配实际上是以要素“地位”为根据并受到内在和外在因素的影响。这体现出一种不同于西方主流经济学对收入分配差距的新解释,或者也是一种可供选择的收入分配研究新范式。

关键词:马克思;收入分配;《资本论》;亚当·斯密;古典经济学;经济危机;中等收入陷阱;主流经济学

一、引言

人类的特殊生存方式与社会生产性质使生产和分配这两个问题成为永恒的主题。经济学家更是不遗余力地在这两个问题上不断地探索和开拓。古典经济学的诞生就是从研究财富的生产开始的。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亚当·斯密把自己的奠基之作叫做《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如何增加国民财富,斯密提出的途径是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如何提高劳动生产率,又需要进一步发展分工,分工的发展与交换或市场的规模和范围有关。而市场是如何运行的?这涉及到古典经济学的一些核心范式,首先一个良好的市场一定是自由放任的,因为这可以为每个以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经济人”提供最佳的利益实现途径,为此,尽量减少对市场进行干预,哪怕是拥有强大权力的政府。在斯密的古典经济学逻辑中,我们可以发现其对生产和分配这两个基本问题的经典分析。生产创造的财富势必要在生产者之间进行分配。首先,生产出的财富多少决定着生产者可以分配的对象多少,因此要尽力实现财富的增长;其次,生产的财富一定时,这些财富在参与生产的要素所有者之间如何分配,不仅适用于市场机制,而且也与各要素所有者的地位有关,这既决定于各要素所有者的交换地位和生产地位,也受到国家干预的影响。如此可以看到,在亚当·斯密的经济学中,无论是生产还是分配,其具有的丰富内容,使他名副其实地成为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然而,作为经济学的创始人,他的巨大贡献是提供了一些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而不是最终的标准。

我们仅从分配来看,斯密就分配的根据提出了“贡献”和“地位”两种机制。各生产要素基于它们在生产过程中的贡献使各要素所有者获得相应的收入,如工人获得工资、资本家获得利润、地主获得地租,其具体的量取决于他们所拥有的生产要素在生产中的贡献大小。另外,各生产要素还基于它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决定了各要素所有者获得收入的多少,如资本所有者之所以获得较劳动所有者更多的收入是因为他们较劳动者具有优势地位,这正如斯密所讲:“要预知劳资两方谁占有利地位(劳资两方协议中),谁能迫使对方接受自己提出的条件,决非难事。雇主的人数较少,团结较易。加之,他们的结合为法律所公认,至少不受法律禁止。但劳动者的结合却为法律所禁止……况且,在争议中,雇主总比劳动者较能持久。”[1]斯密的这一关于分配的理论框架,受到后来经济学家建立在现实基础上的不同取向的发展。

新古典经济学以古典经济学的继承者为名,对斯密的分配理论做出了基于资本主义制度现实性取向的发展。斯密提出各要素所有者获得收入的多少取决于它们在生产中的贡献。而各要素的贡献该如何确定?这成为新古典经济学发展斯密分配理论的出发点。新古典经济学家们借助于市场供求来解释各要素在市场中的贡献,即劳动力供求决定了劳动力的价格,也就是工资;资本供求决定了资本的价格,也就是资本家的收入;土地供求决定了土地的价格,也就是地租。这成为西方经济学对分配的标准解释。

马克思经济学也有着古典经济学的渊源,因此,马克思的收入分配理论也有斯密分配理论的元素。当然,马克思经济学从不讳言的阶级性决定了他对斯密分配理论继承的基本取向,即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分配主要决定于他们在生产中所处的地位。而且以此为出发点,马克思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收入分配理论。对此,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还是其他经济学家都少有完整的概括,即使有所提及也显得有些零乱。我要做的就是对马克思的收入分配进行较为完整的综述,并从中找到其具有现代启示的理论元素。

二、马克思收入分配理论的地位和内容

马克思经济学的核心理论是剩余价值理论,包括剩余价值的生产、积累和分配被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精炼、概括,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内容。然而,从这些理论的另一面来看,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完整的收入分配理论。

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的过程中,首先对自己的研究对象进行了一个理论梳理。马克思整理出版第一手稿时,发表了一篇题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的小册子,其内容集中阐发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即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关系。这后来被认为是马克思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完整表述。他把分配看作是生产关系的一个环节,而且分析了它处在生产关系中所具有的地位,“生产表现为起点,消费表现为终点,分配和消费表现为中介环节”[2]。

然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其研究对象进行了概括性的表述:“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3]对这一非常明确的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表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给出不同解释。在此,我不想就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的讨论,只是借此说明马克思的这一表述中并没有直接提及分配,这可能是研究马克思经济学的学者们忽略马克思收入分配理论的一个原因,因为把马克思经济学理论概括为七个部分并没有给予收入分配理论独立的位置。其实,收入分配在马克思经济学中有着独特的地位。

揭示剩余价值的秘密无疑是马克思经济学最核心的部分。资本家占有雇佣工人剩余劳动创造的价值,这一方面反映了资本家对雇佣工人的剥削关系,另一方面体现了资本家与雇佣工人的分配关系,工人获得自己的必要劳动时间创造的劳动力价值,资本家获得雇佣工人剩余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这实际上反映的是资本家与工人的分配关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所以最终会被消灭,就是因为这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分配关系基于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而导致一方面财富越来越向少数资本集中,另一方面无产阶级的相对甚至是绝对贫困越来越严重。如此,财富的集中也就是垄断发展成为,“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敲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4]。马克思在《资本论》得到的这一结论尽管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规律使然,但是作为这一规律的一个重要环节——“分配”,具有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灭亡最直接的意义。目前,人们对马克思这一结论所持有的怀疑态度,多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没有消亡,相反,当今世界上的发达国家都是在这种生产方式下发展自己经济的。对于这样的诘难,我们并不能简单地寄托于长远或最终的说法,而应该正视这样的事实,并能够认识到这与资本主义国家改变影响其命运的最直接的机制有关,而这一机制最核心的部分是资本主义国家对收入分配做了调整。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没有马克思经济学的收入分配理论,那么就很难回答当代资本主义的现实,并且使马克思经济学也面临极大的、来源于当代资本主义现实的挑战。

其实,在马克思经济学中体现出一个相当完整的收入分配理论。马克思从一般的意义上分析了生产与分配的关系,这是经济学面对分配必须探讨的一个基本问题。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收入分配的研究是马克思基于时代所进行的现实分析。马克思分析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收入分配的对象、根据和影响因素;不仅涉及微观领域的分配,而且还涉及宏观领域的分配;不仅涉及各要素所有者之间的分配,而且还涉及要素所有者作为个整体内部的分配。对围绕分配的效率和公平问题,马克思也进行了基于自己世界观的分析。

生产和分配是经济学研究分配问题必须要涉及的一种基本关系。因为分配的对象就是生产的财富或创造的价值,生产的财富或创造的价值多少决定着分配的性质,即当生产的财富很少时,分配一定是平均分配;当生产的财富比较多的时候,分配就会出现差距;当生产的财富非常充分时,分配会实现按需分配。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分配从来不是被动的,不同的分配形式会通过对人的影响来促进(或阻碍)生产的发展。这种关系在马克思的辩证法框架下得到了很好的诠释。

资本主义制度的分配首先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之上。“资本主义生产实际上是在同一个资本同时雇用较多的工人,因而劳动过程扩大了自己的规模并提供了较大量的产品的时候才开始的”[5]。因此,资本主义的分配在微观层面上,涉及的是劳动过程生产的产品要在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进行分配。在我们熟悉的政治经济学教材中资本家和雇佣工人获得的收入分别被称为剩余价值和工资。而资本家和工人所获得的剩余价值和工资是如何确定的?对此,在教科书中较少分析或很少归结。工人的工资也就是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这首先是在劳动力成为商品具有的一种商品的内在属性。任何商品都有两方面属性,即使用价值和价值,劳动力成为商品当然也有使用价值和价值,就其价值来说,“劳动力的价值可以归结为一定量生活资料的价值。因此,它也随着这些生活资料的价值即生产这些生活资料所需要的劳动时间量的改变而改变”[6]。这些生活资料的价值包括维持劳动者所需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以及作为工人的补充者即工人子女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和以提高劳动力素质为目的的教育和训练所需生活资料的价值。这就是说,虽然雇佣工人获得的是工资,但工资最终定在一个什么水平上,这是马克思收入分配理论最核心、也是最重要的部分。围绕雇佣工人工资,资本家竭力主张自己作为买者的权利,极力延长工人的劳动时间进而相对地压低工人的工资;雇佣工人也要坚持自己作为卖者的权利,努力把工作日限制在一定的正常量内或相对地提高自己的工资。资本家的剩余价值是一个与雇佣工资相对的量,即在一定的新创造价值的前提下,雇佣工人的工资提高意味着资本家的剩余价值降低,而降低雇佣工人的工资意味着相对地提高资本家的剩余价值。但是,资本家获得剩余价值还是有一些独立的根据。资本家的剩余价值无疑是对雇佣工人创造的价值的一种占有。但这是从劳动价值论或价值创造的角度来讲的,说到底这是一个生产问题。而马克思从来就没有把生产和分配混为一谈,生产是财富或价值的来源,而分配是参与生产的各要素在生产中的作用和地位的一种结果。马克思从来也没有否定生产资料在生产中的作用和地位。正如他所说的:“劳动并不是它所生产的使用价值即物质财富的唯一源泉,正像威廉·配第所说,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7]也许这会被认为是偷换概念,因为马克思这里讲的使用价值,而不是讲价值。其实,如果不在商品经济这一环境中,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区分是没有意义的,自给自足关注的只是使用价值。即使是商品经济,在劳动过程结束后的直接成果也是以使用价值的形态存在着,只有这些具有使用价值的产品拿到市场上卖出,其价值的形态才会显现。如果资本家借助自己拥有的生产资料参与分配,其根据就在于生产资料在产品的生产中发挥了作用,而且这种作用还是决定性的,显示出资本具有的决定性的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讲,资本参与分配的根据不需要其在价值创造中发挥作用,而是其在产品生产中发挥的作用和所处的地位,因为这是分配最基本的根据,在商品经济还没有成为社会的基本经济形式时,分配就已经存在,这意味着在生产中的作用和地位是分配最基本的根据。把雇佣工人和资本家的分配结合起来,他们所获得收入的根据主要是其在生产中所处的地位。这也可以说是马克思对斯密分配理论的一种基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而且是对斯密关于收入分配的“地位论”的发展或深化。

资本主义制度的分配还受到一系列因素的影响。这是马克思把收入分配的根据建立在资本家和雇佣工人在生产中的地位基础上的进一步拓展,也就是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的地位受哪些因素的影响?这个问题可以把马克思的收入分配理论扩展到更广的领域。决定资本家和雇佣工人地位的因素可以归结为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内部因素是存在于生产过程中的因素;外部因素包括市场因素和国家干预的因素。

内部因素主要是发生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的一些变化。按照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的划分,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截至马克思生活的年代),即协作、工场手工业、机器大工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不同阶段决定了雇佣工人和资本家的相对地位。在协作和工场手工业阶段,资本主义生产表现为一个“以人为器官的生产机构”[8]。这意味着工人的数量决定了分工范围,因而工人在生产过程中处于主导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家追求生产扩大的目的,或者通过增加雇佣工人的人数,或者通过提高雇佣工人的工资。尽管就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关系来看,资本家还是处于主导地位,但对雇佣工人约束的手段比较少,由此决定的收入分配在一定程度上是有利于雇佣工人的。而到了机器大工业阶段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即“生产方式的变革,在工场手工业中以劳动力为起点,在大工业中以劳动资料为起点”[9]。这样的变化带来对劳动力的巨大影响,劳动力在生产过程中受到机器的挑战,用机器替代工人或排挤工人成为资本家手中的一张王牌,工人自此受到资本家的控制,而且资本家还会不断地提升这种控制力,把提高资本有机构成作为积累的主要方向,“一旦资本主义制度一般基础奠定下来,在积累过程中就一定会出现一个时刻,那时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发展成为积累的最强有力的杠杆”[10]。这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发展到资本可以控制劳动力供求的阶段。当然,这并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最终形式,目前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马克思时代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大不相同了,这一变化自然也会影响到生产过程中劳动力的地位。这一点在后面进一步说明。

外部因素主要是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和国家干预的不同性质,它们作为外在的因素影响到资本和劳动力在生产中的地位。马克思把工资作为劳动力价值或价格的转化形式,一方面其价值基础可以归结为一定量生活资料的价值;另一方面其价格变化受到劳动力供求的影响。当一个资本家到劳动力市场上雇佣工人,这表面上是一个平等交换过程,资本家开出自己的价格,工人根据自己的意愿决定是否接受资本家的条件,最终一个局部的劳动力市场均衡终结了资本家和工人的交换过程。在这一领域,劳动力的供求自然会影响到资本家与工人达成的劳动力价格水平。如果劳动力过多,其价格或工资水平就低,相反,如果劳动力不足,其价格或工资水平就高。这好像是回到了古典经济学的自由市场。其实,马克思劳动力市场与古典经济学的劳动力自由市场大不相同。马克思突破了古典经济学的教条,揭示了劳动力供求受资本影响的逻辑。劳动力的供给与人口总量有关,或者人口总量决定着劳动力的供给量。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劳动力的供给远不是一个单纯的自然过程,劳动力的供给要受到资本的一定程度的控制。因为资本雇佣劳动力的目的是要其进行劳动,而资本虽不能影响劳动力的数量,但可以影响到劳动,通常的做法是增加劳动者的劳动强度,以增加劳动力的劳动供给。劳动力的需求本身就是来自资本的雇用,资本可以通过提高资本的有机构成相对甚至是绝对地降低对劳动力的需求。因此,“劳动的需求同资本的增长并不是一回事,劳动的供给同工人阶级的增长也不是一回事。……资本在两个方面同时起作用。它的积累一方面扩大对劳动的需求,另一方面又通过‘游离’工人来扩大工人的供给,与此同时,失业工人的压力迫使就业工人付出更多的劳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使劳动的供给不依赖于工人的供给。劳动供求规律在这个基础上的运动成全了资本的专制”[11]。

国家对劳动力工资和劳动时间的干预,这是马克思超越古典经济学又领先凯恩斯经济学的一个重要贡献。在亚当·斯密的经济学中尽管也论述了政府的职能,但限制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仍然是其理论的一个核心。斯密的那句名言——管的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一直被西方保守主义经济学奉为圭臬。马克思虽然没有被西方宏观经济学承认为一个源泉,但是这丝毫不影响其经济学中关于国家干预论述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在马克思看来,自由放任无疑是一个神话,“资本在它的萌芽时期,由于刚刚出世,不能单纯依靠经济关系的力量,还要依靠国家政权的帮助才能确保自己榨取足够的剩余劳动的权利”[12],从十四世纪中叶资本主义萌芽到十七世纪末,资本正是借助国家政权的力量,即劳工法的帮助,达到了为占有更多剩余价值而延长工作日和降低工资的要求。而到了资本主义成年时期,国家为了更长远地保持资本主义的活力,又通过了对劳动时间的强制加以限制的法律,即工厂立法,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一开始,甚至它的前史就不是自由放任的。国家政权作为资本的后盾,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行起到了保驾护航的作用,而且就国家政权的基本取向来看是倾向于资本家的。因此也成为提高资本家在生产中地位的一个重要支持力量。

全面地理解马克思的收入分配理论不仅体现在上述的初次收入分配中关于资本和劳动分配关系中,而且马克思还对资本内部,即各种性质的资本围绕剩余价值分配做了分析,这里不做具体介绍。此外,马克思对收入再分配问题的分析,很少被纳入到马克思的收入分配理论中。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针对拉萨尔提出的“劳动所得应当不折不扣和按照平等的权利属于社会的一切成员”[13],不仅指出了其中包含的不正确的经济学含义,而且还指出了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实际上是一种空想。在集体或社会生产的总产品中必须做一些扣除,包括用来补偿消费掉的生产资料的部分,用来扩大生产的追加部分,用来应付不幸事故、自然灾害等后备基金或保险基金;此外,对于剩下的总产品中还必须做一些扣除,包括和生产没有关系的一般管理费用,用来满足共同需要的部分,为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等设立的基金。对这些具体的扣除,一定有着时代的特征,与今天的收入再分配在内容上有很大的区别,但这足以表明在马克思的收入分配理论中还包含着再分配这一重要环节。如此使得马克思的收入分配理论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框架。

从现代收入分配结构来看,马克思收入分配理论的重点在于对初次收入分配的分析。而且把初次收入分配的根据确定为各要素在生产中所处的地位。当然,这种地位要受到内在和外在两方面因素的影响。虽然马克思的具体分析没有涵盖内在和外在的所有因素,因为这些因素是不断变化的,但这丝毫不影响马克思分析具有的独特性。因此,马克思的收入分配理论无疑是分析收入分配问题的重要理论基点。

收入分配除了这些涉及分配的对象、根据等内容外,还包含着一个重要命题,即收入分配的效率和公平问题。对此,马克思的收入分配理论也有完整而独特的分析。

概括地讲,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收入分配的效率是给予很好评价的。资本家剩余价值的贪欲,不仅发生了拜物教的异化,而且还在一种激烈的市场竞争机制下实现了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工人为了能够被资本家雇佣而获得一份工资,也需要强化自己的劳动,否则就会被解雇成为相对过剩人口。如此的分配机制为资本家和工人注入了最为强大的动力,如此形成的活力使资本主义生产加速发展,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对资本主义在工业革命不到一百年时间所取得的巨大生产力进步的肯定,实际上就是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效率所做的证明。这其中当然有着收入分配为各要素所有者注入强大动力的功劳。不过,马克思在肯定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收入分配具有效率的同时,也说明了这种分配的最大不公。资本家获得的剩余价值是对雇佣工人剩余劳动创造价值的占有,这就是所谓的剥削。但是,马克思的收入分配理论所阐述的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的分配不公平,并不仅仅在于这种剥削本身,而且还体现为资本家基于自己的优势地位形成了与雇佣工人之间巨大的收入差距。这种从收入分配的结果形成的不公平,使雇佣工人的基本权利得不到实现,最终这种差距还会影响到资本主义生产的正常运行,出现如经济危机这样的周期性灾难。如此的一个体现收入分配的有效—不公—无效的逻辑,是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收入分配所包含的效率与公平问题的独特分析。

三、马克思收入分配理论的现代启示

收入差距并不像表面上那样属于一个严重的经济问题,一定时期或一定程度的收入差距对经济发展还可能是一个有利的因素。不过,在当下,收入差距成为困扰世界各国的一个问题。发达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掀起的私有化和自由化运动,使得二战后因实施国家干预而缩小的收入差距逆转为收入差距扩大趋势。这是2008年首先发生于发达国家的金融危机一个重要原因。许多发展中国家也因收入差距的扩大而深陷“中等收入陷阱”不能自拔。转型国家主要是过去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也无一例外地出现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而且这一趋势现已成为制约这些国家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收入差距的这一现实在一定程度上是受自由市场理论影响,或者是以此为理论基础构建的收入分配制度的结果。所以,无论是想对这一现实做出合理解释,还是想找到一个改变这种收入差距趋势的思路,都需要调整基础理论。通过以上对马克思收入分配理论的综述,可以发现马克思的收入分配理论有着更为明显的现代取向,在马克思的收入分配理论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些对理解现代收入分配问题非常有意义的理论启示。

收入分配的根据并不是各要素在生产中的贡献,而更现实的决定各要素收入的根据是它们在生产中的地位。这一马克思收入分配理论的基本观点可以解释发生在现代国家收入结构变动的趋势。发达国家在二战后普遍进入了一个繁荣时期,而且各国普遍实行的国家干预不仅有力地支持了这一繁荣,而且其中的一些支持普通劳动者的法律和制度提高劳动者在生产中的地位,也正是这一变化使得劳动者收入在二战后有一个比较大的提高,从而缩小了整个社会的收入差距。但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以解决滞涨问题为名,极力回归自由市场经济,再私有化和放松管制成为这个时期的政策导向。结果这些国家的收入结构逆转,收入差距又开始扩大。这种变化绝不是各要素的贡献因此发生了逆转,而最为关键的是各要素的地位因此发生了改变。

影响收入分配的内在和外在因素在现代都有较大的变化,因此改变了各要素在生产中的地位。马克思收入分配理论对要素地位的这一结构性分析在现代社会体现得更为明显。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研究截至机器大工业。但马克思之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在不断演进,又经历了电气化阶段,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开启了信息化的进程。如果说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三个阶段的研究发现了劳动力随生产方式变革有着不同地位的事实,那么这一逻辑应该能够进一步延续到这种新的生产方式下,而且劳动者的地位也一定会在新的生产方式下发生新的变化。事实上,在信息化的生产方式下人的作用超越了生产资料的作用,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这当然也包括劳动力这一因素,不过,这时的劳动力更为凸显的是其人力资本的质量而不是劳动力的数量。因此,信息化下的生产方式虽然为提高劳动力的地位提供了机会,但带来的是一个劳动力结构问题。这种地位变化对于劳动力收入的影响也具有结构性特点,劳动者素质越高越容易获得高收入,劳动者的素质越低越难摆脱低收入的状况。

马克思对市场和国家影响各要素地位的分析,在现代社会中的体现也有了新的特点。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无疑是各生产单位最重要的环境,而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劳动力市场并不是独立于资本之外的,而是受到资本的影响甚至是控制。在现代社会,劳动力供求同样延续了受资本影响和控制的状态,只是资本对劳动力供求的影响不仅在于资本规模及其结构对劳动力供求所发挥出来的作用,而且资本的范围扩张也会对劳动力供求产生影响。不过,这种影响对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影响不同,发达国家更容易借助资本范围扩张产生对劳动力需求的有利影响,而发展中国家则难以在劳动力需求方面取利于这种资本范围扩张。国家干预对于现代社会的各要素地位的影响进而对各要素收入的影响更为突出。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变化与国家干预的变化密切相关,而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在发展和转型的背景下其国家干预倾斜于增长与转型本身,对普通民众的关注并不够,因此,这些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都会呈现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

理解现代社会的收入分配和缩小各国普遍面临的收入差距,需要有一种更有解释力的收入分配理论来指导以找到一些有效的对策和措施。从我们对马克思收入分配理论的综述以及带给现代的一些启示,可以坚信把马克思的收入分配完整地概括出来,并以此建立一个分析的框架,不仅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内容,而且对于解释和解决当代世界的收入分配问题意义重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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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5.

责任编辑、校对:张增强

作者:乔榛 徐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