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报软力量改革管理论文

2022-05-08

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党报软力量改革管理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摘要:文章探讨了延安时期党报理论形成的历史轨迹以及新时期党报理论滞后于实践,导致党报影响力下降,面临边缘化危机。在新的社会环境下,党报必须正视现实困境,以党报理论创新为突破口,使党报走出自我封闭的小圈子;强化党报新闻功能,提高党报设置议题能力和舆论引导能力,形成有具有强大生命力的、适应时代发展的党报。

党报软力量改革管理论文 篇1:

未来十年新闻管理格局前瞻

什么是新闻管理格局?个人以为,就是新闻管理的主客体之间相互运动、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特定关系。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新闻事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种类单一到覆盖广泛,从相对封闭到逐步开放,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这得益于党对新闻事业的领导,得益于改革开放的社会环境,得益于新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的进步。

新闻是社会的晴雨表,过去的新闻是现在的历史,现在的新闻也会成为将来的历史。从新闻史上来看,每一次生产力的变革和社会关系的调整都会影响到新闻管理格局的形成和演变,一时之社会造就一时之新闻格局,一时之新闻格局也会影响当时之社会面貌,因为新闻既是社会的忠实记录者,也是社会进步的推动者。因此,未来十年的政治经济形势如何、生产关系变化如何、思想意识形态如何、国际国内舆论环境如何,这一系列因素都将影响并决定着新闻管理格局的变化。新闻管理格局的形成必将刻上深深的时代烙印,而新闻管理格局的调整也会影响到社会的方方面面。笔者大胆推测,未来十年,中国的新闻管理格局将会出现以下发展趋势。

改革的逐步深入将推动新闻管理部门整合和管理格局调整

我国目前新闻传播领域的管理体制,主要建立在两个层面:一是按照传统的媒介形态来划分职责。如文化部门负责舞台艺术等口语媒介形态,新闻出版部门负责报纸书刊等印刷媒介形态,广播电视部门负责广播电视等电子媒介形态,信息通讯部门负责互联网、手机等数字媒介形态。二是按照媒介主体划分行政层级,并按照行政区划和行政级别来分配传播范围,划分传播层次。具体表现为“四级办、四级管”的媒介管理格局。这种体制的基本特征:一是与政府行政管理体系相对应,实行中央、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地、州)、县(市)四级办媒体和四级行政部门管理媒介的体制;二是三位一体,全面负责。媒介管理部门既是行业规则的制定者,又是行业规则的执行者,还是行业规则执行的监督者,集教练、运动员和裁判三种角色于一身;三是条块结合,以块为主。地方各级媒介管理部门,受当地党委政府和上级行业部门双重领导,以当地党委政府领导为主。

但随着科技的发展,以数字信息技术为支撑的新媒体形态不断涌现,如网络、数字报纸、手机报、数字电视等,社会进入了网络时代。新媒体的出现使得媒介形态的外延不断扩大,传统概念中根据物理属性所划分的媒介形态边界日趋模糊,基于传统媒介形态分工的媒介管理体制自然受到了冲击:交叉并存的媒介形态带来了职能分工的重叠,多头管理衰减了管理效能,如对文化市场的管理屡次出现“缺位”、“越位”和“错位”现象;部门利益无法协同化,致使相互之间构筑行业壁垒,如文化部门和出版部门对动漫游戏管理的争夺、广电部门和信息部门对三网融合的博弈等;博弈的结果造成非理性的资源扩张和管理成本的无限扩大,内在封闭稳定的管理体系阻碍了开放式的自我发展与变革……

而按照行政区域划分传播范围和传播层次的结果则是出现了定位雷同、内容重复、千人一面的传播主体,如层层都办党报、电台、电视台等,这造成传播资源浪费,传播效率低下的状态;三位一体,政企、政事、政资不分的管理方式导致政府管理职能模糊,传播主体经营意识淡化,竞争意识不强,缺乏核心竞争力;条块分割的传播格局还造成垄断经营,从而阻碍生产力的发展。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当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时,必然进行调整。我国多头管理、条块分割的传媒管理体制给传媒业的生存与发展带来了诸多障碍。未来十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和文化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随着新一轮政府机构改革的启动,有望转变目前按照传播形态和传播主体来进行分类管理的思维逻辑,从传播行为这个原点出发,重新梳理和整合管理体制,设立一个涵盖整个传媒领域的政府部门,这样有利于从管理体制和政策规划上打破行业壁垒和条块分割,有助于制定协调、统一的发展规划和产业政策,并且能打破部门所有制和地方保护主义,有利于媒体通过资本运营实现规范化发展,展开有序竞争,打造强势媒体。同时,它对建立监管媒体国有资产运作情况的有效机制也有帮助。

科技的迅猛发展将推动新闻管理方式的转变,善待媒体、善管媒体、善用媒体成为时代的要求

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把历史的车轮急速推进到资讯爆炸的信息化时代。在信息社会,媒介形态、传播状态、经营业态,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随着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普及,我国媒体格局已呈现出跨媒体、多媒体融合发展的状态。如今,绝大多数党报、电台、电视台都有了自己的网站,有的还发展了手机报、移动多媒体等新兴传播平台,新闻宣传资源得到了极大丰富和扩充。特别是3G的普及和“三网融合”的实施,既给新闻宣传带来新的机遇,也给新闻管理带来很大挑战。

网络时代之前,对纸媒、电台、电视台等信息发布渠道,传统的新闻管理办法非常有效,政府一个指令,就可以让媒体不报道。而网络、手机等新媒体的开放性和互动性使得人人都可以进行大众传播。每个网民都能成为自由的信息传播者。交互式的传播状态使得传播路径、向度和效果变得难以控制。事件或问题发生后,地方主流媒体在宣传部门的“招呼”下没有报道,但是网民没有人接到招呼,也不会听招呼,会在第一时间发布消息,迅速产生社会影响。网络时代根本无法再用行政命令的方式来进行新闻管理。

在这种形势下,单一地管控媒体的思路也应调整。当社会传达渠道变得更加多元,权力主体更加分散的时候,政府和媒体都只能是社会权力话语场上的运动员,虽然是最牛的运动员。政府与其管控的媒体只发出一种声音,或不让媒体发出声音,不如用最大声的正确的、权威的声音去影响社会。胡锦涛总书记在2008年6月20日考察人民日报社时即提出:“要从社会舆论多层次的实际出发,把握媒体分众化、对象化的新趋势,以党报党刊、电台电视台为主,整合都市类媒体、网络媒体等多种宣传资源,努力构建定位明确、特色鲜明、功能互补、覆盖广泛的舆论引导新格局”。2010年1月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提出要“努力提高与媒体打交道的能力,切实做到善待媒体、善管媒体、善用媒体”的新闻管理新思路。可以想象,未来十年,在“互联网已成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的背景下,科技因素可能成为倒逼新闻体制改革的重要力量。而新闻体制改革的核心必然是着眼于如何构建舆论引导新格局,以实质提升舆论引导力和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

从国家利益和中国共产党执政需要的总体上来看,舆论引导与传媒产业的关系是对立统一的。科技推动传媒产业做强,强大的传媒产业是强有力的舆论引导、舆论控制的基础。但当传媒产业的发展影响到舆论引导的力度时,二者便发生了冲突。“跨地区、跨行业发展”与“维护媒体的党政层级依附关系”两种力量之间的拉锯战就是典型。二者发生冲突时,执政党对舆论引导的需要可能要胜过对产业发展的需求。然而在未来当传媒产业作为提高中国国家形象和软实力的必备基础时,又可能增加产业因素的权重。因此,下一步中国新闻体制改革的走向取决于中国共产党对国内、国际形势的判断和国家与党建的战略思想。

突发事件将推动新闻管理思维的转变,依法管理、有序管理、科学管理将提升为新的管理理念

近年来,随着改革进入攻坚阶段,社会利益格局进行深层调整,各种隐藏的矛盾也日益凸显,突发性事件逐渐增多,如何正确报道突发事件,如何及时准确、客观、公正地传递信息,如何影响社会舆论和公民意识,不仅考验着各级各类媒体,也对执政党的新闻管理思维提出严峻挑战。一系列实践表明,面对突发事件,政府如何进行信息沟通、新闻发布和舆论引导的“软任务”,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突发事件处理中维护社会稳定有序这一“硬目标”的达成。

借助迅捷的大众传媒,公众目睹了许多突发性事件:汶川大地震、贵州瓮安事件、新疆“7·5”事件、大连海上原油泄漏、南京废弃塑料厂爆炸、甘肃舟曲泥石流灾害……这些突发事件因其事起骤然,短时间内各方力量交集,各种新闻媒体密切关注,对政府的管理应对提出了很大的挑战。近年来,在对类似事件的具体应对中,有的因及时果断,“早说话、说实话、会说话”,为政府的后续处置赢得了先机;有的则因处置不善,甚至引发了新闻次生灾害,一度使工作陷入被动。每一次突发事件,都是对政府能力的考验,也是对政府建设的推动。从2003年“非典”事件开始,国家不断加大信息公开的力度:2007年《突发事件应对法》正式施行,2008年实行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制订了《外国常驻新闻机构和外国记者采访条例》,2010年中央和各地党委新闻发言人制度逐步建立,可以说,正是一个个突发事件新闻处置的教训使得传统新闻管理思维发生巨变,依法管理、有序管理、科学管理正在成为新的管理理念。

我国目前新闻事业管理的法律体系主要包括: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有关部分。二是《民法》、《刑法》、《著作权法》、《广告法》、《保密法》等法律中相关条款。三是《出版管理条例》、《广播电视管理条例》等行政法规。四是国务院所属部委根据宪法和法律制定发布的有关报刊、广播电视、互联网的专门管理规章。虽然门类众多,但难以摆脱新闻没有专门的立法的尴尬。未来十年,随着依法治国方略的深入实施,随着新闻管理法制化的需要,《新闻法》、《广播电视法》、《互联网传播法》等立法工作有望进入轨道,用专门法来保障新闻采访自由、规范新闻采访行为、改进和加强舆论监督、促进信息公开透明。

而随着依法管理、有序管理、科学管理理念的推行,新闻管理的行政审批制度也可能“破冰前行”。未来十年,有望将目前的电子出版审批、报刊号行政审批、广播电视台站审批、有线网络的广播电视传输审批、广播电视上星审批、互联网转载信息审批、互联网上传播视听类节目审批、互联网上文化经营审批等等,统一到大类的“传播许可”项目下,再根据媒介、范围、性质等现实情况进行细分。许可采取权证形式,通过拍卖和招标的方式进行发放,并允许在一定条件下的权益转移,这样,不仅使其无形价值有价化,保护和增加了公共资产,减少权力寻租,同时使媒体市场的供给与需求情况得到明确而灵敏的反映,降低市场的成本和风险。

以上是变的情况。而在坚持中国基本政治、经济、社会制度的同时,新闻管理格局也将有些不变的因素。

一是党管媒体、管导向的原则不会改变。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指出,要“坚持党管媒体的原则,增强引导舆论的本领,掌握舆论工作的主动权……未来十年,在积极推进新闻媒体改革过程中,中央依然会高度重视强化新闻管理,始终坚持党管媒体的原则不动摇,始终牢牢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始终保持新闻改革工作的力度与新闻管理的完善程度相适应,通过完善管理保证改革顺利推进。特别是对涉及国家主权、社会稳定、民族团结等重大宣传问题上还会加强具体指导、细化管理措施,防止导向失误干扰党和国家工作大局”。

二是媒体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的宗旨不会改变。

不管媒体的属性、体制、模式等发生怎样的变化,中国传媒“喉舌”的性质始终没有变化,媒体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的宗旨也不会改变。只有这样,中国媒体才能有效地聚合力量,形成强大的合力。在媒体改革和发展过程中保持指导方针和服务宗旨不变,这是最根本的要求,也是媒体改革创新取得成功的基本保证。

三是媒体的国有资产性质不会改变。

目前为止,全国的传媒集团和各主流媒体都保持了其资产的国有性质不变,各媒体担负起为国有资产实现保值增值的责任。对民间资本进入传媒领域也作了明确的规定。因此,媒体作为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越来越显现出不可替代的作用。未来十年,随着媒体的逐步扩展和大型传媒集团的相继组建,国家还将建立完善的传媒资产管理体系,指定国资委的有关部门或授权单位宣传部门对传媒资产进行管理,并制定相应的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责任体系。

作者:黄海洋

党报软力量改革管理论文 篇2:

延安时期党报理论形成轨迹与新时期党报理论创新思考

摘要:文章探讨了延安时期党报理论形成的历史轨迹以及新时期党报理论滞后于实践,导致党报影响力下降,面临边缘化危机。在新的社会环境下,党报必须正视现实困境,以党报理论创新为突破口,使党报走出自我封闭的小圈子;强化党报新闻功能,提高党报设置议题能力和舆论引导能力,形成有具有强大生命力的、适应时代发展的党报。

关键词:延安时期;党报理论;创新发展

延安时期,党在根据地创办了一系列报刊,并出现了一份完全意义上的党报——《解放日报》,成为中国共产党党报理论的第一个实践。这一时期形成的党报理论,至今仍是党报理论基石。在新的历史时期,党报所面临的社会背景、媒介环境发生了根本变化,探索延安时期党报理论精神内髓,推动党报理论创新与发展,是改造并形成适应时代需要的新时期党报的必由之举。

一、延安时期党报理论的形成及其特征

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的建立和共产党创办报刊的重要实践期。无论是在新闻理论还是新闻实践上,延安时期的报刊在我国新闻事业史上都是具有特殊地位和重要作用的。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创办了一系列报刊,包括《新中华报》《解放》《解放日报》《新华日报》《共产党人》等;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创办了《八路军军政杂志》《前线画报》等刊物。同时,工、青、妇和文化协会创办了《中国工人》《中国青年》《中国妇女》《中国文化》等;中央各局和陕西省委主办了《抗日日报》《边区群众报》《团结》《西北》以及分区创办的《晋察冀日报》等。尤其是《解放日报》的创办,标志着真正意义上的党报的形成。

随着《解放日报》的实践,逐步形成完整的党报理论体系,包括党报的基本任务与定位、党报的领导模式以及党报新闻理论等。1941年5月16日,《解放日报》在延安正式创办,毛泽东在《发刊词》中明确指出:“本报之使命为何?团结全国人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一语足以尽之。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总路线,也就是本报的使命。”随着《解放日报》改版,党报的功能与定位日益明确,党报成为党的机构的一个组成部分,完全服从于党的任务。1942年3月16日,中宣部发出《为改造党报的通知》,指出:“报纸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宣传党的政策,贯彻党的政策,反映党的工作,反映群众生活。要这样做,才是名副其实的党报,如果报纸只是或者以极大的篇幅为国内外通讯社登载消息,那么这样的报纸是党性不强,不过为别人通讯社充当义务宣传员而已。”

陈力丹认为,也是在这一时期,党报领导模式初步形成,党对党报的领导具体化、集中化,党报成为党的一个部门,并在理论上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党报理论,在实践中确立了党报特色的编辑、写作方式,突出了政治性、思想性,突出了党报为党的政策服务的使命。《解放日报》改版之后,实际上使得党报成为党的机构的一个组成部分,1942年9月9日,中共中央西北局通过《关于<解放日报>工作问题的决定》,规定:“各级党委要把帮助与利用《解放日报》的工作,当作自己经常的重要业务之一”。

党报的新闻理论是党报创办初期的一系列失误与模索之后逐渐形成的。在延安整风中,《解放日报》改版社论《致读者》提出了党报应当具备党性、群众性、战斗性和组织性,与此后一系列关于党报新闻工作的文章、讲话和文件,对一些重大的党报理论问题进行了阐述,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党报理论在总结自身政治宣传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初步形成。

延安时期党报理论体现出鲜明的时代性、强烈的战斗性与鲜活的创新性。延安时期的党报理论具有以下显著特征:一是鲜明的时代性。以《解放日报》为代表的党报,把握时代脉搏,站在时代的高度,提出“一切有利于抗战的话就说,不利于抗战的话就不说……务必使我们的宣传完全符合党的政策”。处于初创期、青年期的党报,一开始即站在时代的高度上,使自己自觉地服从于党的方针、政策,抓住主要矛盾,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体现了党报的时代使命和时代责任感。

二是强烈的战斗性。革命战争年代的党报,服从服务于全民族抗战,具备强烈的战斗色彩。在延安根据地时期,《解放日报》等各级党报在反抗侵略、凝聚力量方面起到重要作用,每一篇报道、每一期报纸都散发着强烈的战斗性,激励人们为同一个目标奋勇前进,这种强烈的战斗性正是党报这一思想武器的完美发挥。党报在团结一切抗战力量、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企图、鼓舞全国军民的抗战热情方面,起到难以替代的作用。

三是鲜活的创新性。党报理论诞生于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在根据地外部,是严酷的战争环境;在根据地内部,也存在着各种思想的交错和斗争。因而,党报自诞生起就要面对极为严酷复杂的环境。党报发展初期,也难免出现一些问题。《解放日报》创办初期存在一些严重问题,表现在党性不强、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等,一些其他根据地的党报也有类似问题。《抗战日报》就指出“党八股”的四大罪状:一聋(听不到群众的声音),二盲(看不到群众的斗争),三哑(不能成为党和人民的喉舌),四软(对敌斗争、对内部批评无力)。《解放日报》创刊后,存在着“重国际、轻国内”、主动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意识薄弱以及某些自由化倾向、与地方党组织及群众存在隔阂等问题。1942年4月1日,改版社论《致读者》进行了自我批评,旗帜鲜明地提出加强党性的问题。9月22日,发表重要社论《党与党报》,指出“报纸是党的喉舌,是这一巨大集体的喉舌。在党报工作的同志,只是整个党组织的一部分。”“党报不但要忠实于党的总路线、总方向,而且要与党的领导机关的意志呼吸相关,息息相通;要与整个党的集体呼吸相关,息息相通。”这些关于党报党性原则的准确系统的阐述,对于党的新闻事业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新时期党报的现实困境及原因

建国以后,党报基本上延续着既往的理论轨迹前行。随着社会变迁以及媒介发展,舆论环境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党报理论越来越滞后于社会实践,党报影响力不断衰减、发行量节节下滑,“阵地”不断缩小。尤其是在新媒体环境下,党报引导舆论的手段和能力越来越缺乏,这不能不说是党报当前面临的极为严峻的困境。党报的现实困境表现在:

第一,读者群越来越“单一”。党报逐渐退缩到各级机关与企事业单位,读者群越来越“纯粹”,主要是各级党政机关干部群体。长此以往,党报的群众性无从谈起,被“边缘化”也就难以避免了。目前,各级党报基本上都是依靠“红头文件”发行、公费订阅的,因而其读者群越来越狭小,逐渐集中于各级机关与“体制内”的企事业单位,走出机关大院,便很难阅读到党报。为了解决“阅读难”现象,也曾多次推行“党报上报摊”活动,投入大量人力、物力,

却依旧在街头难觅踪影。即便“红头文件”保证了党报的发行,却保证不了党报的阅读率、竞争力,党报成为“庭院式”的报纸,越来越失去活力,不利于党报的长远发展。

第二,党报功能偏废,主导议题的能力逐渐弱化。党报在读者中的吸引力逐渐下降,影响力弱化,尤其是在当前如火如荼的新闻竞争中,缺乏设置传媒议题的能力,失去其引导舆论的能力,逐渐被“边缘化”。党报的部分功能弱化,某种程度上出现功能性缺失,即能够给读者提供的功能出现偏废,一部分功能过于强化,由于自主生存能力减弱,越来越依附于党政机关,因而作为党政机关的“传声筒”——宣导功能过于强化;而另一部分功能,亦即为受众提供新闻信息的功能却越来越弱化。由于党报越来越依靠党政机关的自上而下地征订,使得党报“只唯上、不唯下”的现象越来越严重。

第三,党报的指导性单一化。如果不能反映多元意见、协调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就很难达成社会共识、疏导社会矛盾。在社会阶层分化加剧的社会背景下,人民内部的利益冲突是主要的矛盾,党报如果不能及时地疏导冲突和矛盾,而是一味回避的话,就不能起到“意见领袖”的作用,那么正确地引导就只能是说些大话、套话,缺少针对性。

从表面上看,党报面临的是影响力下降、发行量下滑的局面,实际上则是深层次的理论创新不足问题。当前的社会背景与舆论环境,与延安时期相比,已经是天翻地覆的变化。传媒业蓬勃发展,网络传播极大地改变了传媒格局,对党报舆论引导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然而,长期以来,党报难以突破体制束缚或自身无法解决的外部因素,不得不向内自我约束,以至于侵蚀了自身的创造性和发展能力,面对外部环境变化,不能主动适应而只能被动应付。由于创新不足,党报不得不在现有的理论基础上“挖掘”——由此造成内蚀现象,其结果便是“红头文件”征订、党报体制固化,没有随着时代变化而发展。创新是对现有理论的发展,是外延性的理论发展,而理论“内蚀”,是在难以突破现有理论框架的情况下,只好在现有理论框架内徘徊,使党报固步自封、失去活力。

三、对新时期党报理论创新的思考

总结和回顾延安时期党报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对今天党报理论创新具有颇多启示。在新闻传播事业迅猛发展的当下,媒介环境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束缚党报的创新能力,无异于拱手交出传媒的主导权、舆论的引导权。在建党90周年来临之际,要保持党报的活力,就必须正视党报的现状,创新党报理论,适应新的历史时期的要求。

(一) 加强党报理论创新,使党报走出自我封闭

一个有创新能力的党报,一个占据舆论主阵地的党报,才是真正有战斗力的党报。反之,如现在的一些党报,发行量萎缩、影响力下降,只能越来越失去其战斗力。如果满足于对既往理论的反复咀嚼和回味,是难以适应新的媒介环境的。在新的历史时期,随着互联网兴起,媒介格局巨变,舆论环境愈加复杂,党报的下一步发展,不能长期封闭于党政机关的“小圈子”里,不能脱离广大的普通群众。我们需要将党报置于舆论竞争的丛林中,使其恢复“野性”——党报的战斗性,要让党报在日趋复杂多元的舆论市场上真正具备号召力、影响力,而不是将党报置于温室中,利用种种优惠政策扶持其生存。

延安时期的《解放日报》,在改版前也走过一段弯路,经历过挫折和调整。但这种挫折不是毫无意义的,它使我们更加认清了党报的任务、定位,进而形成了完善的党报理论。在新的历史时期,应该允许党报进行理论创新及尝试,进一步增强党报的创新能力,赋予党报更多的自我发展、自我调整的权力,应鼓励党报冲破体制束缚,勇敢地面向市场,使各级党报能够寻找适合自己发展的路径。应该相信绝大多数党报在这一过程中,是能够正确把握自身定位、自觉服务于党的事业的。

(二) 增强党报的新闻功能,提高党报设置议题能力

当前,随着传媒业格局变化,党报的吸引力下降、影响力减弱,尤其是在当前如火如荼的新闻竞争中,日益缺乏设置传媒议题的能力,引导舆论的能力弱化,甚至逐渐被“边缘化”。因而,党报首先应该是“报”,其次是“党报”。这一提法,不是将“报”与“党报”对立起来,而是正视党报面临的严峻局面,增强党报的新闻功能,提高其设置议题能力,以更好地发挥党报的功能。一份没有影响力的党报,无论我们的愿望多么美好,都是毫无意义的。

延安时期,在特殊的战争环境下办报,面临种种复杂局面,党报必须在复杂的舆论环境中保持党的绝对领导。而在新的历史时期,已经建立起完备的党报管理体系,形成政治觉悟高、业务素质强的党报工作者队伍,在新的媒介环境下,在坚持党管、党办,坚守党性原则的基础上,应该大力提倡放开党报手脚,增强党报的新闻功能,使党报首先成为一份“报”,其次是“党报”。长期以来,一味强调党报的宣导功能,反而使党报越来越曲高和寡、脱离读者,而恢复和增强党报的新闻功能,将使党报具备更强的议题设置能力和舆论引导能力。

(三) 加强党报舆论监督能力

党报舆论监督功能弱化,使得党报成了“黑板报”。改革开放30多年来,现实生活中以及政府工作中存在着诸多问题,党报不但要加强舆论监督,而且应该给予党报以更大的自由度,使得党报能够真正成为政府工作的“啄木鸟”,指摘政府工作失误与不足,尽最大限度促进政府“权为民所用”。

新的媒介环境促使党报改变旧的思路,要走在时代的前列。随着互联网兴起,网络媒体在舆论监督方面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但网络舆论监督也存在诸多问题,一些所谓“爆料”“投诉”等多有夸大、不实之处。党报具有权威性,如果能够站在舆论监督的前沿,揭露不合理现象,维护公众利益,就能够使党报真正成为受众信赖的报纸,而不是让受众“敬而远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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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敬,延安《解放日报》史[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78.

[3]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126.

[4]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下)[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133.

[5]王靖翔,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党报工作初探[J].党史文苑,2010(4):19-2,23.

[6]丁淦林,中国新闻事业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210.

[7]杨立川,郑萍,延安红色新闻传播文化图景[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0:123.

作者:赵勋

党报软力量改革管理论文 篇3:

党报应占领民生新闻的制高点

编者按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在指导思想、主要目标和提出的重大举措等方面都突出以人为本,强调关注民生、改善民生;六中全会研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问题,更是关注民生,直面矛盾破解难题。在“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理念下,民生问题已成为执政党关心的首要问题,作为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高度关注民生既是媒体的责任,也是发展的需要。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背景下,民生问题不断出现新热点、新情况,由此报道也出现了不同层次。党报及其他各类媒体如何认识和把握新时期的民生报道,如何以人为本报道好民生问题,做好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沟通桥梁;同时又避免民生问题报道原生态实录的琐碎化、庸俗化。主流媒体在这方面进行了很多有益尝试。本刊特组织专题研讨和谐社会背景下的民生问题报道,以期有所启发。

民生新闻是以民本思想为基点,以平民化的表現方式关注和表现与普通百姓生存和发展相关内容的一种新闻。作为一种全新的报道理念和报道模式,近年来民生新闻风生水起并成为媒体体现民生视角与人文关怀的一个重要平台。

党报作为主流媒体,与民生新闻有着天然密不可分的联系,关注民生新闻是党报性质使然,党报关注民生新闻还有其独特的优势,在民生新闻的选取与报道中党报更有自己的独特视角,拓展民生新闻有着广阔的空间。应该说,党报的民生新闻创新,对于传媒整体价值观念的提升有着不可替代的示范作用。因而,在新形势下,我们应该重新认识和估价党报民生新闻的优势与价值所在,占领民生新闻的制高点。

党报关注民生新闻的独特优势

民生问题有着深远意义,它关系到社会和谐、国家稳定,关系到人民对执政党及其政策、领导体制的认同。只有始终关注民生、不断改善民生,才能凝聚民心、集中民智、发挥民力,才能加快推进现代化建设、构建和谐社会的宏伟事业。解决民生问题是中国当代最大的政治,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要认真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党报作为党的“耳目”“喉舌”,高度关注和重视民生,下大力气做好民生新闻责无旁贷。

党报的政治属性有其得天独厚的优势:一是重大党政时事活动中的民生新闻资源优势。各级党政机关的重要时政活动、重要会议、决议政策出台等,无不与百姓切身利益息息相关,容易构成重大的民生新闻。在许多情况下,这些重要活动、会议等相关信息往往是党报记者占有独家采访或优先采访的优势。 二是党报的权威性优势。作为党委机关报,党报传达的无疑是党的声音、人民的心声,在重大民生问题上,党报的权威性毋庸置疑。三是党报作为沟通党和人民的桥梁占有优势地位。许多读者看党报、关心党报的重要原因就是看重它是党的喉舌和耳目,有直接上通民情的政治地位,读者把党报视为传递民意、解决问题的有效渠道。党报报道容易引起同级党委的高度关注,从而促使问题得以尽快解决。

党报的独特优势特别表现在重大政策解读、事实观点澄清、重大问题的表态等方面,党报起着舆论领袖的作用,这是其他报纸和媒体所无法比拟的。党报报道民生新闻的优势主要体现在对于重大民生信息的提供与权威解读上。党报因为其主流受众集中,因而有助于在政府部门、受众与媒体之间构建起一个最佳互动平台,有助于信息的良好发布与反馈,最终促成一些有利民生的政策出台和民生问题的解决。党报凭借对政策的敏感、熟悉程度以及理论上的认知水平,在对事关民生的社会保障、利益分配、医疗卫生、公共事业、房地产、金融等政策解读上更具理论高度与权威性。民生与这些国计密切相连,从民生角度解读国计,也将更利于大政方针深入民心,从而更好地促进社会的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立足于权威信息权威解读的党报民生新闻也会更有生命力和影响力。

每当事关江苏百姓的重要政策发布出台,《新华日报》的政策解读注重把握重大政策信息来源的独特性,讲究抢占消息发布的第一时间落点。今年4月10日江苏省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正式出台,这意味着江苏城镇职工基本医疗覆盖范围以外的1200万居民,包括少年儿童和中小学生将全部纳入医疗保障,这是江苏省一个划时代的惠民政策,《新华日报》在第一时间获悉信息后,编委会决定采取“1+1”的报道方式,除在头版发消息外,同时在二版对政策进行全方位解读,对新的医疗保障制度中居民关心的大病统筹外门诊是否可以统筹、少儿和成人医保的标准是否一样、缴保费的时间与享受医疗保障的时间是否一致等问题进行权威解释。《情系1200万城镇居民的大实事》的解读报道刊出后受到江苏省领导的表扬和众多读者肯定,读者认为党报及时站在民生角度对重大政策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生动活泼的形式解读,这样的政策解读信息源独特,时效性强,释疑解惑,可信可用。

党报报道民生新闻的独特视角

综观时下的民生新闻,题材大多局限于社区、街道和家庭生活,展现出一幅幅世俗生活的全景图。这种初级形态的民生新闻偏重于展示生活的原生态,着力在普通人悲欢离合、酸甜苦辣的经历和境遇中挖掘戏剧性、趣味性和娱乐性,而往往忽略时代的宏大背景和时代精神。民生新闻与百姓息息相关,俯拾皆是,触角广泛。党报应从哪方面切入呢?我们的思考是:党报有党报的独特视角,不同于生活类报纸,党报应该站得更高、看得更远、视野更广。党报的民生新闻可以通过设置公共议题,由感性的生存体验深入到民众的精神生活领域,由解决一家一户具体的纠纷升华为化解社会群体之间的矛盾,在强调民生新闻内涵的同时更强调民生新闻的视角。党报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报道民生新闻需要用新的视角报道更多的普通群体、进行舆论监督、选取民生重点,更充分地发挥新闻引导舆论、人文关怀、守望环境、舆论监督的社会功能。

对小人物的关注是民生新闻的重要方面,生活类报纸往往侧重报道小人物的不幸和悲剧,进行原生态的有闻必录。 党报关注小人物命运的报道不能单单停留于报道人物的艰难困苦,更要揭示他们自强不息的精神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真情互助、社会的无私关爱,在这里报道关注的不仅是单个个人,而是让读者看到一类人、一群人的群像,这群人反映社会进步,体现时代脉动。今年3月改版后的《新华日报》在头版推出“百姓故事”专栏,一天一篇,平凡人物、基层劳动者成为专栏的主人公。《一名送气工的“爱心基金”》报道了江都市农村送气工颜展红,送一瓶液化气赚2元钱,他从里面拿出5角钱存起来做“爱心基金”。在日积月累的爱心基金帮助下,40多名失学孩子重返课堂,颜展红的行动还带动了他经常汇寄学费的信用联社的7名职工加入“爱心基金”,故事感人至深。《新华日报》“百姓故事”专栏围绕和谐社会建设这个党和群众都十分关心的主题,选择各个领域不同行业的普通人普通事,在一版反映更多百姓之声、劳动一线之声、基层之声,把一版黄金位置让给普通百姓。选择报道普通人普通事却开掘出不一般的主题,反映了当今老百姓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新思想、新风貌、新追求,展现了普通人的真善美,为党报的民生新闻报道进行了积极探索。

既关注城市又关注农村,既关注市民又关注农民,以更宽广的视野报道民生新闻。

目前民生报道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对广大农民报道分量不足、力度不够。一些媒体将民生新闻仅仅理解和定位为面向城市、以城市百姓为题材和关注市民生活的新闻,很少去关注面广量大的农民。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进行新农村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不关注农民、不反映农民的媒体自然难以展示时代主流和全貌。《新华日报》编委会为了让记者全面深入地了解江苏基层百姓的民情民生,从今年4月初开始将编辑部所有记者派到所对应的全省106个县(市)区,全覆盖蹲点采访,报道基层的民生,为此专门推出“来自记者联系点的报道”专栏,一天一篇甚至一天多篇。《村干部晨会:办理农民关心的事》,选取姜堰市一个村的村民小组会,采取现场实录的方式,对村民小组开会讨论村民关心修路中经费的筹集、使用、管理的事,记者进行现场实录,然后就相关事情采访了村民和姜堰市领导,用村民体会和领导点评的形式从不同角度对同一事情进行观察,报道了当地农民最关心的事。

既要反映问题更要解决问题,以建设性视角进行舆论监督。

党报报道民生问题的难点不排斥舆论监督,但新闻报道决不能以民众的代言人和保护神自居,把党和政府放在与民众问题的对立面上。舆论监督是公众意见交流的平台,在维护社会的稳定和谐方面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党报的民生新闻应该立足于建设性,体现前瞻性、引领性。民生新闻之所以具有吸引力,为读者所青睐和关心,是因为民生报道的内容大多是社会生活、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和群众息息相关的矛盾和问题。而造成这些矛盾和问题的原因往往错综复杂,处理起来又十分敏感和棘手。党报的民生新闻,一方面要真实反映人民群众的困难和问题,另一方面更要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帮助党和政府化解矛盾,做到帮忙而不添乱。 既關注民生热点又关注民生重点,以辩证法视角从众多热点题材中选取民生新闻的重点。

谈到民生新闻,不少人通常理解成老百姓身边的琐碎事、平凡事、麻烦事、稀奇事。而党报作为主流媒体,民生新闻强调的是其在公共生活领域的导向和介入功能,要关注与老百姓利益最直接、最密切的重大事宜。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就业是民生之本,就学是民生之基,就医是民生之急,社保是民生之依。在油价、肉价、粮价、药价、房价等关系到民生的报道上《新华日报》都投入重兵,重点策划,精心组织,做深做透。《让住房给百姓幸福指数加码》《油价房价粮价 件件关乎民生》等都是用一个整版的篇幅予以报道。

对今年高考这件民生大事的连续跟踪报道体现了《新华日报》作为党报应有的主流声音和思想高度。4月8日江苏迎来高考新方案实施以来的首次“小高考”—普通高中必修课目学业水平测试,这在全国属于首创,牵动着全省50万高考学子和家长的心。《新华日报》编委会认为,对新方案一味唱赞歌或一棍子打死都不对,应该全面客观公正地反映各方面的声音和意见。高考关乎众多家庭的切身利益,是一个绕不过的重大民生话题,作为政策的制订者理应也要认真听取各方意见,兴利除弊,从善如流,做到重民生者听民声。《新华日报》《首次“小高考”牵动五十万家庭的心》《说不尽的“小高考”》《“小高考”成绩发榜以后》三个整版的报道客观全面地反映了“小高考”牵涉的方方面面,观点实事求是,引人深思,被多家中央媒体引用。

党报拓展民生新闻大有可为

民生问题是中国当代最大的政治,民生问题的解决当然最终取决于和谐社会环境的建立,依赖于经济的又好又快发展。但从发展的眼光看,民生问题的解决不可能一蹴而就,一劳永逸。旧的问题解决了,还会产生新的问题。而且,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民生问题的内涵也会不断延展。在建设和谐社会的历史进程中,当我们解决了大部分群众面临的温饱等问题后,又会遇到带有时代特征的民生新问题。民生问题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决定了党报民生新闻的丰富性和延伸性,从党报竞争力的提升、党报对民生新闻的引领、拓展上来看,党报创新民生新闻大有可为。

民生新闻是党报参与新闻竞争、保持和强化主流媒体地位的重要内容因素。传统的党报报道多以官方消息为主,党报也容易养成高高在上,用居高临下的眼光看受众的习惯,结果党报在老百姓眼里影响力弱、可读性差、权威性下降成了不争的事实。究其原因,主要是办报人的观念没有跟上时代节拍,认为“硬新闻”历来是党报宣传的重头戏,而民生新闻只是鸡毛蒜皮的“软新闻”,不是党报优势所在,党报无需在民生新闻上花费力气,也难有发挥余地。但事实上,随着社会格局的变化调整,民生新闻已被推入主流传播范畴。尤其是在“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理念下,民生问题已成为执政党关心的首要问题,“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成为执政党的民生宣言。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背景下,结合党报在新的媒介生态下的竞争需求,报道好民生新闻党报更责无旁贷,关注民生也就成了媒介自身发展的需要。

从《新华日报》的实践看,党报探索民生新闻收获良多。《新华日报》在民生报道上进行了一系列探索和实践,民生新闻的亲近性和生活化改变了党报以往那种高高在上的新闻表达方式,让更多人喜欢看表述自己生活的新闻,从而展示了党报前所未有的亲和魅力。从读者和市场的反馈来看,党报在民生新闻的操作上大有可为。

《新华日报》在头版开设“百姓故事”专栏,报道普通人普通事,吸引了众多读者眼球,好评不断。开设“来自记者联系点的报道”专栏也是《新华日报》探索民生新闻的重要举措,记者深入企业、街道、医院、学校、乡村、农户采访,接触到许多鲜活具体的新闻事实,此栏目一经推出,立刻引起读者关注和好评。同时省级党报记者大规模高频率地深入基层报道民生,大大增强了党报在基层和群众中的影响力。

从民生新闻的引领、拓展上看,党报加强民生新闻的报道仍然任重道远。党报要保持和增强主流媒体地位,对民生新闻可以在三个方面进行突破:

一、校正民生新闻的异化,着力改正民生新闻琐碎化、庸俗化的倾向。

一段时间以来,在许多人眼中民生新闻就意味着家长里短、生活琐事,要避免内容琐碎化和庸俗化,党报应该以其高度多侧面地关注民生,从民生角度关注社会政治经济形势、民主法制建设、解读国家政策、反映百姓对政府的意见和建议,引导民众参政议政,关心国家和社会的发展,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等,也就是不断扩大报道空间,将时政新闻、经济新闻、科教新闻纳入民生新闻视野,提升民生新闻的品质和格调,强化民生新闻的引领、导向的功能。

二、丰富民生新闻的内核。

党报的民生新闻在为百姓提供资讯和服务百姓衣食住行、柴米油盐的同时,也应包含“国计”,反映与群众关系紧密的国家方针政策,体现时代特色。

三、提升民生新闻的层面。

在关注物质层面的同时兼顾精神层面,在现代社会,民生之本由原来的生产、生活资料,上升为生活形态、文化模式、市民精神等既有物质需求也有精神特征的整体样态。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同样是新闻资源的富矿,群众的道德观念、法律意识、民主精神中蕴涵着丰富的新闻富矿,党报完全可以进行更为充分的报道传播。

党报对民生新闻的探索是与党中央构建和谐社会的政治目标相一致的,也是党报增强自身新闻竞争力不可或缺的内容因素。党报应在民生新闻的实践中不断拓展其空间、丰富其内涵、创新其形式、提升其品质,使党报保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做改革开放的积极力量,做科学发展的促进派,做和谐社会的建设者。(作者是新华日报报业集团总编辑)

作者:周跃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