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文明的理论研究论文

2022-05-08

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政治文明的理论研究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摘要]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在政治领域得到成功实践,这使得我们的理论研究一直非常注重从政治经济维度而较少从历史文化维度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巨大影响相比,马克思主义哲学还远不能说主导了大众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特别在社会思想文化多元多样的今天,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面临严峻挑战,亟待从新的文化视角进行破解。

政治文明的理论研究论文 篇1:

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科学模式

张宏伟(1959— ),男,吉林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财政金融系副教授,从事资产评估与资本运营的理论研究和教学工作。主要著作:智慧 谋略 决策——企业资本运营经典模式与案例分析、事业成功的必要要素——如何开发自我创新能力;

主要课题:吉林省社会科学发展状况综合报告(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05001)、吉林省城市群构建与营造大都市结合研究(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04095)、国有企业改制后的发展、国有企业改制后续问题研究、吉林省国有企业改革工作情况调查报告与提案;

主要论文:监控风险是防止资产流失的有效方法、论企业资本运营中兼并与收购、国企改制后企业资本运营的战略与决策、评估机构绩效考核评价体系设想等二十多篇论文分别发表在省级或国家级刊物上。

摘要:循环经济是一种运用生态学规律来指导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它强调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为基础,以资源的再生、循环利用和无害化处理为手段,以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生态环境得到保护的一种闭环型模式发展的经济。发展循环经济是保护生态环境的需要;是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需要;是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高级形式。要完成党的十七大提出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建设目标,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推进可持续发展,其中发展循环经济是根本出路之一。

关键词:循环经济 经济增长 可持续发展

The circulation economy is the economic society constructs the new pattern

ZhangHongwei

在现代经济建设中,循环经济是一种新型模式。我国现还处于边缘地位,很容易被人们忽视。对此,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国民经济的迅猛发展,知识更新,产品创新,以及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转变,新的时代标准早已潜在地要求人们为适应社会发展需求,真正做到使社会繁荣昌盛,经济快速发展,特别提出节能减排,建设节能生态平衡社会的今天,就更有必要对循环经济进行深入认识与研究。这里结合循环经济的基本概念与特征,阐述发展循环经济的几点思索。

1.发展循环经济是建设节能型社会、发展经济的必然选择

国家制定的《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是振兴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战略,它明确了2010

年我国实现节能减排的目标任务和总体要求,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了一个新的发展机遇。问题在于如何抓住这个机遇?是按传统的工业思维模式,搞低水平扩张,重复建设,盲目铺摊子、上项目,粗放经营,注重形式上的轰轰烈烈,忽视环境污染、资源浪费和可持续发展?还是用现代工业的发展眼光思路,搞集约经营,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可持发展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很显然是后者绝不是前者。因此,发展循环经济就是落实国家制定《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实现节能减排战略目标任务,走中国新型工业化道路,建设节能型社会,振兴国民经济发展的一个必然选择。

1.1 发展循环经济是保护生态环境的需要。

人类为了改变自己的生存条件,提高生产能力和生活水平,不断发挥聪明才智,不断发明创造具有强大生产力的技术体系,从自然界索取越来越多的原始资源,然后经过加工改造成为我们生活的消费品,并把使用后的废弃物抛回自然界。当世界人口不断增加,科学技术体系的生产能力不断增强的时候,同时向大自然抛回的废弃物也构成了对人类生存环境的严重威胁——环境污染。人类开始重新审视并注重自己的生存和生活环境问题。

1.1.1 发达国家开始关注环境问题。从20世纪60年代起,发达国家进入后工业化时期。资源短缺和生态环境问题已经成为经济继续增长的重大约束。尤其是环境污染开始成为发达国家社会关注的焦点之一。1970年4月22日,美国举行了“地球日”大游行,标志着人类开始高度关注环境污染问题。1972年6月5 日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召开,通过了《人类环境宣言》。1972年罗马俱乐部又发表了第一份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这份报告首次正式向世界发出了警告:如果让世界人口、工业化、污染、粮食生产和资源消耗方面象现在的形势继续下去,这个行星上的增长的极限有朝一日将在今后一百年中发生。这份报告被认为是第一次系统地考察了经济增长的人口、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和科学技术进步之间的关系。从此生态环境作为制约经济增长的要素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1]

1.1.2 发展中国家也开始注重环境污染问题。从20世纪80年代起,发展中国家也开始注意到环境污染问题。特别是我们中国对环境问题逐步引起了各阶层的广泛关注。我们不仅设立了从国务院到县级政府的各级环保机构,对环境污染问题进行监测和管理,还制定了以《环境保护法》为主的一系列环保方面的法律法规。同时,我们又启动了退耕还林、还湖、还草和天然林保护工程。但是,这仍然没有从根本上控制住环境污染问题。江河湖海的污染仍很严重,生态环境遭到的破坏依然堪忧。长江、松花江成了排污的下水道,流动的垃圾场,人们生活的饮用水受到污染,土地荒漠化、沙漠化的问题较为突出,这与我们过去只注重短期利益、局部利益搞低水平重复建设的私挖滥采,过度的开垦放牧等不无关系。因此,要使生态环境得到保护,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就必须大力发展循环经济。[2]

1.2 发展循环经济是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需要。

发展循环经济不仅是保护生态环境的需要,也是对自然资源进行合理开发和使用的需要。大自然赐给人类的自然资源并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许多开采的矿藏已进入枯竭期。如果今天还在无限制的私挖滥采,粗制滥造,竭泽而渔,不仅会耗尽许多宝贵的自然资源,而且也会使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的破坏,成为当代社会发展的难题,并将愧对子孙。现在的关键是如何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做到“亡羊补牢”。这就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合理使用自然资源。

1.3 发展循环经济是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高级形式。

振兴国民经济建设必须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而发展循环经济就是新型工业化道路的高级形式。如果再走传统工业的老路势必环境不堪重负,资源也难以为继,即使振兴了,也只能是一时的,不可能持续健康发展。原因在于传统工业是一个线性发展的单程过程。即资源开采、加工制造、废弃物排放、产品流通消费、废旧产品抛弃这样一个线性发展的单程过程。其直接结果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自然环境不断恶化。过去公有制产权模糊、认识误区,政绩观和评价标准不科学、不全面导致短期行为加剧,造成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生态遭到破坏的程度,与资本主义工业化时期相比还要严重。由此可见,要建立新型和谐社会,振兴经济发展再走传统工业化道路模式肯定是不行的。而循环经济是与传统经济活动相对应的一种闭环型经济模式即“资源消费——产品消费——再生资源”的闭环型物质流动方式。它是基于技术范式革命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在传统工业经济线性技术范式基础上,增加反馈机制(即信息反馈)。在微观上,要求企业纵向延长生产链条,从生产产品延伸到废旧产品回收处理和再生;横向技术体系拓宽将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进行回收利用和无害处理。如热电厂利用燃煤排放的粉尘通过新技术装置回收,生产碳素;煤灰渣用于烧砖或制造轻型墙体材料等。在宏观上,通过国家政策、政府扶持,要求整个社会技术体系实现网络化,使资源实现跨产业循环利用,综合对废弃物进行产业化无害处理。这就是闭环型经济发展模式,也是新型工业化道路的高级形式,也是振兴中国经济建设,真正使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2.对发展循环经济的几点思索

要完成党的十七大提出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建设目标,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推进可持续发展,其中发展循环经济是根本出路之一。要发展循环经济,就应坚持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2.1 必须坚持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方针。

振兴国民经济建设,特别使东北老工业基地建设绝不仅仅是经济增长问题而是经济社会、人与自然协调发展、全面振兴的问题。绝不能单纯追求GDP的高指标,忽视资源的过度消耗和环境的污染。这就应努力做到:

2.1.1 要保持经济速度适度增长。所谓适度增长就是经济增长的速度不能太快,当然也不能太慢。太快,高投入高产出低效益,资源和环境的压力都难以承受,而且很难保持持续发展;太慢,就业压力会增大,民众物质生活的改善就会缓慢。只有经济适度增长,才能保持速度与质量的统一,增长与进步的统一,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统一。同时也会在一定程度上避免经济过热、急功近利、盲目决策。因此,从根本上讲,保持经济的适度增长,就是经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前提。

2.1.2 要坚持社会的全面发展。社会的全面发展包括经济、政治、科技、文化、教育和人的素质的全面提高等。在实践中,很多人错误的认为,只要把经济搞上去了就能一俊遮百丑。事实并非如此。如果社会环境和自然生态环境遭到严重污染和破坏,那么经济搞上去了又有什么用,会在另一个方面发生变质。因此,今后考察地方发展要用综合指标体系,不仅注重它的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政治文明建设,还要考虑到环境保护、生态建设和可持续发展问题。要启动和全面实施绿色指标考核体系,树立新的政绩观、价值观和科学的发展观[3]。

2.1.3 要高度关注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我们所生存的环境绝不仅仅是人类自己的环境,而是一切生物生存的环境。如果我们人类只顾眼前生活得好,生态遭到严重破坏,环境遭到严重污染,那么明天还会生活得更好吗?我们的子孙会生活得更好吗?答案是很清楚的。所以,在振兴国民经济建设中,一定要注意到资源的合理开发和节约使用,大力提倡发展循环经济,努力维持生态平衡,保护好自然环境,使天蓝山青水绿,高度关注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2.2 必须坚持长远规划和近期目标有机结合的方针。

社会经济建设决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它是一个需要付出很多艰苦努力才能实现的过程。不仅需要对老企业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进行改革、改组和改造,使其真正成为市场竞争中的主体,还需要大力发展新型产业,搞好新项目建设,建设新的企业群体,扩大工业总量,提高产品质量,增强科技含量。这就需要既有长远规划,又要有具体效果。从长远规划看,要以转变观念为先导,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为手段,把发展循环经济,推进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作为重要宗旨,进行长远规划。从近期目标看,要抓紧落实党的十七大部署的各项工作,抓稳、抓实、抓出成效。从发展循环经济的角度考虑,应抓好对破坏生态环境,污染超标的企业关停并转工作,不留隐患;同时还要是鼓励环保企业和环保产品大力发展,对发展循环经济的企业给予政策扶持。

2.3 必须坚持贯彻和严格执行环保法规和有关政策,促进循环经济发展。

2.3.1 认真贯彻执行国家有关生态环保方面的法律法规和有关部门政策,确保生态平衡和减少环境污染。对以牺牲环境、破坏生态平衡为代价,以资源的过度消耗、粗放经营为手段,求得经济暂时发展的,要给以法律法规限制、政策限制和经济制度限制的“三限制”,直至其不能生存。

2.3.2 提倡发展循环经济、环保产业,尽量发挥政策优势,使污染在企业内部得到处理并能增加经济效益。

2.3.3 对于污染严重、破坏生态、过度消耗资源的企业,要加大整治和处罚的力度,既要实行法制约束,又要实行政策约束,以促进企业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

2.4 坚持制度创新,实施配套政策,切实促进循环经济发展。

发展循环经济是一种新的经济增长方式。在我国还刚刚起步,还有许多法规、政策、制度不够完善,人们对循环经济发展认识不足。因此,迫切需要制度创新,建立相对完善的发展循环经济的长效机制实施配套政策,制定循环经济法规,促进循环经济发展。

加强制度创新,完善发展循环经济的长效机制。对资源的开发开采严格控制,实施竞争招标,有偿付费,计划使用,节约奖励,浪费处罚;打破行业、部门或行政性垄断,坚决反对地方保护主义,建立全国统一开放的大市场体系,真正发挥市场优化配置资源,发展循环经济的功能;进一步完善环保法规,建立配套政策,提倡开发和研制洁净能源产品,保护循环经济发展;按照“污染者付费、利用者补偿、开发者保护、破坏者恢复”的原则,大力推进资源、环境的有偿使用制度。建立消费拉动、政府采购、政策激励的发展循环经济的新模式。建立循环经济产品的标示制度,鼓励公众购买循环经济产品;在政府采购中,确定购买循环经济产品的法定比例,推行政府绿色采购;通过政策调整,使循环经济利用废弃资源、保护环境有利可图,使环境保护的外部效益内部化,切实保护环保产业和环保产品的发展。建立群众性的发展循环经济保护生态环境的监督制度。

经济建设是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更不能满足于一得之功。必须有长远规划,求真务实,本着对人民对事业、对子孙后代高度负责的精神,努力实现经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和可持续发展,因此,选择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对实现这一目标则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

参考资料

[1] [美]曼昆.经济学原理[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5年

[2] 邴正.科学发展观概论[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

[3]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历史与发展论坛[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

作者:张宏伟

政治文明的理论研究论文 篇2:

从文化维度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摘要]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在政治领域得到成功实践,这使得我们的理论研究一直非常注重从政治经济维度而较少从历史文化维度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巨大影响相比,马克思主义哲学还远不能说主导了大众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特别在社会思想文化多元多样的今天,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面临严峻挑战,亟待从新的文化视角进行破解。作为超越了同时代一切哲学的科学思想,马克思主义哲学本来就是人类思想文化的精华,传入中国后之所以能取得巨大成功,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是一个重要原因。今天,马克思主义哲学要进一步中国化、大众化,就要进一步推动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实现两者更加深入地互动互补契合。

2016-04-11

[关键词]文化维度;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中国传统文化

[作者简介]李军时(1975-),男,陕西长武人,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马克思主义理论骨干人才培养计划博士研究生,火箭军工程大學科研部某处处长。

学界惯常认为马克思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这仅仅是由于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为了方便与杜林展开论战而采取的逐项批驳方法,后来各种马克思主义的教科书基本沿袭了这一划分方法。从文本学的角度看,这一划分方法是不合理的,没有把恩格斯的这种划分方式放在当时的革命论战需要去考虑。纵观马克思的著作,很少有专门关于哲学的论述,马克思的哲学思想体现在他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阐明人类社会发展方向的整个论述中。或者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渗透到马克思主义所有部分,马克思对各领域的论述都体现了他的哲学观点。因此,狭义地讲,可以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从现实上看,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在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实践中,一般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涵盖或直接意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武汉大学何萍教授认为,从理论意义上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哲学运用于中国革命的实际,形成独特的具有中国风格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使其成为中国文化的新精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其理论创造而言,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1](P28)笔者深为赞同何萍教授的看法,因此,在本文叙述中,一般不加区别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所以在论题中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仅为便于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之间的相互比较、借鉴与融合。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以其理论的科学性和中国共产党对这一理论的创造性运用,使得中国社会发生了千年未有之深刻变化,曾经暮霭沉沉的中国重新跟上了世界文明前进的步伐。在这近一百年间,尽管世界范围内的共产主义运动遭受了高潮、低谷,挫折、失败甚至倒退,但在中国,却始终在探索中前进,在曲折中发展。在看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取得举世瞩目伟大成就的同时,也要清醒看到,在当前的中国,与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和学理层面的影响相比较,它在对民众的世界观、价值观等方面的影响还未全面内化为自觉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政治层面实践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使得理论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往往非常注重从政治、经济维度,而较少从历史、文化维度关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在过去中国围绕摆脱经济贫困而奋斗、着力于物质文明建设的时候,这一不足尚不显得十分突出,但在中国经济取得巨大发展,特别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将要求中华文化复兴的今天,人们则更多关注于精神信仰、社会理想、价值追求等与文化更为紧密相关的东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必须高度关注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关注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去向,承担起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责任。另外,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先进文化来考察,任何外来文化,要想为一个国家的民众所接受,成为他们自觉运用来解决问题的工具,就必须要与这个国家的社会现实与文化传统紧密结合,处理好与这个国家原有文化的关系。因此,从文化维度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不仅是为政治、经济层面推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践奠定更为坚实的思想文化基础,也是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探寻一个新的出路。

一、从文化维度看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面临的现实挑战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迅速生根发展,虽然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需要,但其历程绝非一帆风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总是在迎接与应对各种挑战中得到不断发展。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指引下,虽然我们今天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如此之近,但同时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作为一个古老的大国,中国在思想文化方面的成就与国家崛起的时代要求还很不相符,在经济发展、社会繁荣的背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面临严峻挑战。

(一)政治话语体系与大众话语体系的脱节

马克思主义近代传入中国的契机,主要是适应了中国救亡图存的需要。因此,从一开始就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夺取政权并且长期执政,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话语体系日趋政治化。一方面,这种高度稳定、高度意识形态化的话语体系有助于全党统一思想,有助于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巩固。另一方面,面对丰富多彩、急剧发展变化的社会生活实际,则容易出现僵化和滞后,与处于开放社会环境的大众话语体系相疏离。在当前中国,这一现象已经显得非常突出。具体表现在,政治话语体系虽然不断被强化,似乎拥有绝对优势,但却还未能真正深入大众心灵,面对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更具有时代性和感染力的大众话语体系,显得力不从心,对各种社会思想文化的引导整合作用发挥不够。

(二)中国融入世界伴随的中华文化身份焦虑

1978年开始的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使中国从经济层面上开始了融入世界文明的伟大进程。进入21世纪,在强大的全球化浪潮中,“人类社会生活加速跨越国家和地区,迈向全球社会以及更具活力的区域社会”[2],人类社会越来越呈现出“全世界的历史”的趋势,整个世界变成一个独一无二的市场。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利益追逐,迫使中国必须以更加积极的态度适应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中国在主动适应和融入的这一过程中,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在世界政治格局中的话语权不断增多。在为自己的成就深感自豪的同时,中国人对自己思想文化领域的现状却表现出深深的焦虑。在现实层面,开放带来的市场经济地位的确立,西方思想文化的涌入,使得人们对物质利益出现过度追求,为了谋取个人利益,不择手段、利欲熏心、道德沦丧到处可见。一些人对金钱的崇拜、满足于感官的享受常挑战人们的道德底线,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很多时候蒙上了金钱的阴影,曾经看重精神享受、追求高雅宁静文化生活的社会,似乎一下被抛进了物欲的旋涡,这对于一个有着深厚文化传统、曾视纲常名教如生命的文明古国,很多人表现得痛心疾首。在理论层面,正如习近平指出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3]任何一个大国的崛起,不仅伴随经济的强盛,而且伴随文化的兴盛。因此,越是经济发展,中国人越是急切地想重树自己的文化之根。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人特别是近两年声势日渐强大的新儒家主义认为,具有世界普遍性意义的西方文明在中国各方面大肆张扬与膨胀,使民族主干性文化系统或缺失或被殖民化,当前中国的文化认同、政治重建和身心安顿等问题无以治对,新儒家派的蒋庆就认为当今中国面临的最大危机是“文化危机”。中国崛起所需要的文化复兴是否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暂且不论,但是充盈在中国人日常生活中的原有文化系统遭到破坏,新的文化系统尚未建立是一个客观事实。恩格斯曾指出,“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4](P120)中国要更加自由自信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急需为中国找到一个文化上的安心立命之地。

(三)多元思想文化中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削弱

多元思想文化既是在经济全球化助推下人类生活全球化的必然结果,也是国内调整改革不断深化情况下社会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必然反映。就全球化来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预言,“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5](P35)但是,物质的生产和精神的生产在全球化进程中步伐并不一致,作为精神生产重要内容的文化,更具有民族性地域性,对社会和人们行为的影响更具潜在性、持久性,不同文化不是与经济发展相类似的交流融合,而是在全球范圍内总体上的敌对和冲突。塞缪尔﹒享廷顿在其《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甚至将世界的动荡归于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从国内情况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多种经济成分的共存发展、改革开放深入推进带来的利益结构调整、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发展催生的现代高效信息传播媒介,加之文化内部诸多因素的综合作用,我国社会呈现出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主导文化与大众文化、高雅文化与低俗文化、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等的交融冲突的多元文化图景。应该说,这种多元化为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机遇和土壤,使人民群众在物质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能够欣赏更多的文化产品,构建自己的精神家园,打破原来单一、匮乏的文化生活状态。但是其中的消极成分也明显增多,比如漠视文化的政治经济基础,通过美化世界,掩饰现实矛盾,营造出一种虚假的轻松和舒适局面,消解了社会理想、民族精神、人生价值乃至传统道德,文化的启蒙功能受到阻碍,使人的理性和创造性逐渐缺失。最为严重的乃是这种众声喧哗使得主流文化的主导地位受到了很大挑战,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受到严重削弱,一些人信仰缺失、价值观动摇,精神空虚、贪图享乐,对前途悲观失望,社会难以凝聚起一种健康向上的力量。

(四)西方思想文化的强势侵蚀

文化生存是民族生存的前提。纵观世界历史,文化命脉决定了一个国家发展的命脉。中国为什么历经异族入侵、所谓正统的汉族政权几经覆灭而国家依然顽强挺立,就是因为不论哪个少数民族掌握政权但都维护和延续的是中华文化,文化把曾经敌对的众民族融合成难分彼此的中华大民族。从中国和其他世界文明古国的历史,可以清晰看出,文化生存状态不仅仅代表着一个民族或国家曾经创造的文明成果,更重要的是蕴含着其未来发展的基因,如果这种文化的基因遭到渗透而被改变,不仅将给民族和国家带来精神危机,从长远看,甚至产生现实的生存和发展危机。在全球化趋势加速的时代,伴随着世界性生产所带来的国与国之间日益紧密的联系,每个国家都难以隔绝与外部的交流,而交流就无法是一维的单层的,经济的交流必然伴随文化的交流。而如同经济交流有掠夺和获利一样,文化交流有渗透和扩张,甚至侵略。冷战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考虑武力运用的成本,转而以文化的手段对与自己利益不相符的国家进行和平演变,并在曾经的苏联身上得手,这使得他们越来越重视以文化为核心的“软权力”对全球的无形影响。亨廷顿认为:“只有硬的经济和军事权力的增长才会提高自信心、自负感,更加相信与其他民族相比,自己的文化或软权力更优越,并大大增强该文化和意识形态对其他民族的吸引力……”[6](P72)美国和西方国家正是凭借自己在经济、技术、科学等方面积累的先发优势,不断地向中国渗透自身的文化价值观。不管中国在经济上如何努力地融入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政治上如何积极借鉴西方国家治理的有益成果,但是基于不同的文化传统和政治指导理念,西方始终难改对中国怀疑偏见、分化瓦解的态度,中国现阶段在经济、科技等方面与西方资本主义比较存在的横向劣势和世界范围内共产主义运动的低潮,使得中国处在西方文化话语包围圈之中难以有效发声。

二、从文化维度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始于近代文化领域顺应时代的变革

1840年以来,西方列强以坚船利炮轰开了清王朝本来紧闭的国门,两次鸦片战争的惨痛失败和无数割地赔款的羞辱,不仅使国家在政治、经济上风雨飘摇,而且使两千年来曾对周边乃至世界产生重大影响、沉醉于自我优越感的中国传统文化受到了巨大振动,在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下节节败退。在此情况下,一方面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质疑和批判,谭嗣同指出:“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在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乡愿工媚大盗”。[7](P17)另一方面则是许多有识之士,大声疾呼中国文化要顺应世界发展潮流,积极师法西方文化,“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这一进程发展至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而达到高潮,比如瞿秋白在《新青年》呼吁“要有世界眼光,知道新思潮是壅不住的,赶快想法子去适应世界的潮流,迎合世界的现势。”[8](P8)在此其间,整个民族所面临的危机使儒学这一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赖以存在的社会母体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儒学本身必然会受影响,新的文化因素的出现也会显示出儒学自身的弊端。在寻求救国良方的驱动之下,文化革新成为一种必然选择。在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下,中国传统的旧文化成为革新的对象,儒学必然首先受到全面的冲击。这种冲击使人们一直以来遵从的价值观念丧失了对社会成员的约束和规范作用,儒学的主导地位不断衰微,旧的文化权威被打破,新的文化形态在滋长。然而中国人忍受曾经被侵略的耻辱,被迫转而向西方学习先进制度文化,进行资产阶级改良却并没给苦难的中国找到出路,辛亥革命的失败和一战的爆发使人们对西方政治文明的憧憬受到极大的打击,战后各帝国主义国家经济的萧条也使人们对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矛盾有了更为清醒的认识,许多人从西方文明的梦想中逐渐清醒过来,西学东渐以来中国人以现代化为目标所进行的探索,最终把目光锁定于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群体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期传播的文化主体,承担起了文化的启蒙者和传播的思想先锋的作用,在不同文化路径的论争中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社会文化变革中的主导地位。而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其文化传播主体必然要与阶级主体相统一,无产阶级是其深入发展的大众文化主体,通过他们的实践活动,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的理论转换为变革现实的物质力量。纵观“五四”之后二三十年的历史,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发展成为社会的主导思想,并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不仅是一种政治过程,同时也是一种文化现象。

(二)对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价值认同必须依靠文化力量来凝聚

如本文第一部分所述,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面临诸多现实挑战,从某种程度讲,这些挑战概括起来只有一个,那就是民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价值认同。近年来,随着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利益主体日趋多元化,在思想领域也呈现出价值取向、文化选择的多样性和多变性,一些错误思想也在滋长,甚至有少部分人公然对马克思主义提出挑衅。因此,新的形势下如何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加强民众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认同是亟需回答的一个问题。探寻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文化基础对于在日益多元的社会环境中促进其中国化的进程、提高其传播的有效性,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夯实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文化基础、提高传播的有效性,就必须使马克思主义更加大众化,而要实现大众化,首先就必须进一步获得大众的价值认同。从哲学的价值角度来讲,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首先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真理性和价值性相统一是其鲜明特性,必然能够满足大众理论需求。但问题在于,哲学是“以思想的本身为内容,力求思想自觉其为思想”,是“对思想的思想”[9](P38-39),也就是“反思”。这种反思思维所要求的超验性、批判性、综合性、前提性,并不是不经哲学训练的普通人就可以掌握的。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在欧洲语言文化环境中形成的理论,无论表述形式还是承载内容,都与中国大众的生活环境和认知能力存在较大不同和差距。这就必然导致马克思主义哲学难以直接被大众所理解和接受,从理论上讲,需要将哲学常识化,即“以超越常识的思维方式去建构哲学的世界图景和价值规范,为人们提供哲学层面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并历史性地使哲学的思维方式及其世界观和价值观成为人们普遍认同的思想观念和行为准则”[10](P57)。从理论传播上通俗地讲,也就是需要将其转化为更易为大众所接受的理论形式,通过大众更为认可的载体途径。实现这一要求,就必须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具有更加符合中国人心理特征、思维习惯等的文化特性。文化作为人类实践活动的结晶,总在潜移默化中释放着巨大而无穷的力量,尤其是我們中国这一具有深厚文化传统的国家,文化对国人的影响更为巨大。通过与丰富多彩、更具感染力和渗透力的文化形式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方面实现表述形式的转变,即由抽象深奥的哲学专业术语、其他文化的语言风格到常识化通俗化本土化的形象生动表达;另一方面推进理论内容的转变,即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由以往过于关注政治、经济等国家上层建构转向关注民众现实生活和思想世界,使理论更贴近普通群众、贴近更为广泛的社会生活,由党的指导思想、书斋理论更加深入具体地进入到广大人民群众中间。

三、从文化维度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方法路径

(一)破除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狭隘理解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是人类文化的灵魂,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指出,他们的哲学具有阶级立场,是工人阶级推翻资本主义的理论工具,具有鲜明的政治性。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批判继承古希腊以来西方哲学、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基础上诞生的理论体系,是对西方文化精髓的吸收、融通、创造和提升,因此,本身就具有文化性。但是,长期以来,由于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紧密地与革命实践同步进行,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主要便成为一种关于革命战略的理论学说”[11](P159),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其政治性被无限放大,一定程度甚至遮掩了作为普遍意义上的思想文化价值,在普通大众脑海里,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官方的政治主张,是冷冰冰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武器”,而不是人类文化的伟大成果。加之形成于与中国文化传统完全不同的欧洲社会,文化背景的差异使得中国人难以感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文化温度。另外,作为中国的民众,几乎每人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最初都是从各种各样的教科书而来,都要应对各种各样的考试,应试化的学习则使得人们越来越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大堆的政治口号和僵死的理论教条,而很少主动追问理论产生的文化和社会背景、思想理论价值和对个人思考问题的哲学启示作用。针对以上问题,就要破除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固有的狭隘的理解,既要在政治上旗帜鲜明坚定不移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地位,但在学习理解上,要还原其作为普遍意义哲学的本质,充分挖掘和理解它的哲学理论价值,感知它的思想文化热度。

(二)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相互融通

考察人类文明历史进程,毫无例外,任何文化要想得到发展,就必然要吐故纳新,与其他文化进行交流融合,以产生出新的文化因素。“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中国文化有着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深厚传统,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在中国扎根的文化基础。自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中国以来,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一直在探寻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方法路径,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对此都有论及,李达的《社会学大纲》、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等,有力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运动。毛泽东作为领袖人物,他深谙中国历史文化,具有十分深厚的传统文化功底,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他并不赞成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相反,他认为那些不与自己实际国情相结合、引经据典的人是教条主义者,实质恰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他强调要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对中国的历史文化遗产进行批判的分析,“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予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12](P534)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这个特性就是中国的历史文化特性,就是他所谓的“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12](P534)。毛泽东以其雄才大略,不仅在改造中国社会的实践上也在哲学理论上,极大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

毛泽东之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虽然一直在进行,但相对而言,更多体现在对现实政治层面经验的探索总结。我们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基本专指马克思主义在指导中国革命、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实践中形成的经验,很少涉及与中国历史文化相结合。致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只注重政治层面的中国化,较少关注文化和学术层面的中国化,“忽视了或不承认中国的历史文化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思想来源,忽视了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概括和总结”[13](P101)。虽然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的研究逐步增多,张岱年、方克立等人的成果得到广泛的关注,这一问题似乎成了马克国主义中国化研究的热点,但客观地看,大多数研究还停留在诸如两者能否融合、融合的基础、融合的意义等宏观的泛谈,还少有研究融合的具体路径,深入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传统文化庞大而具体的融合内容里面去就更少了,结果要么用中国传统文化的个别字句注释马克思主义哲学,要么简单用唯物、唯心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概念化观点评价中国传统文化。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当然是一个非常难、并非几个人就能进行的工作,也由于当前我国哲学研究方面存在的一个严重问题,就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中国传统文化造诣不够,难以从整个体系上把握两者。但是,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永远是“‘在中国的哲学’,而不是一种‘中国的哲学’”[14](P58)。

笔者认为,当前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的融合可首先从以下两个方面去着手:一方面,进一步加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解析。在这方面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新编》当为开山大作,冯契的“智慧说”构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的新体系,惜乎两先生年高去世后学界在这方面没有太大进展。当前应该加强既精通马克思主义哲学又在中国传统文化上具有深厚造诣的人才选拔培养,力争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中国哲学全面地、而不是片断地,深入地而不是浅层地,内核地、而不是表象地进行融合研究。另一方面,充分发挥中国思想文化的优长。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严谨的理论体系,但不是包罗万象的,比如马克思主义哲学注重世界观、方法论,而中国哲学注重人生观、价值观,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要加大对中国传统文化特有的而马克思主义哲学论述不多或没有论及的思想、概念的发掘整理,比如对中国的伦理思想、社会理想、国家治理理念、天人观念等进行深入研究,充实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内容体系,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向中国哲学学习,吸取中国民族的智慧”[15](P494),而不是画地为牢,只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本来的领域打转转。如果这樣,不仅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轻视否定,也将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永远停留在空洞的口号上。

(三)积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当代中国的文化现象

哲学的重要作用就在于,它是人们认识世界、分析问题、推动实践的理论武器,马克思主义哲学要想赢得中国大众的认同,就必须对他们关心的现实问题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或科学的指导。从文化维度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解释当代中国的诸多文化现象。在当前中国社会的改革转型阶段,各种文化现象呈乱花迷眼之势,消极的、积极的,庄重的、调侃的,传统的、新奇的,表面看,这些都是一种生活样态,但从深层次探究,也反映着人们的价值追求、利益诉求、生活理想。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种种喧闹之中如果失语或无语,即使发声也奏不响最强音,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普通大众心目中的地位必然岌岌可危。因此,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就要进一步强化问题意识、应对意识,对社会的诸多文化现象高度敏感、积极介入、及时应对,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思想文化领域真正占据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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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百灵

作者:李军时

政治文明的理论研究论文 篇3:

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理论与实践进展

摘要:本文全面回顾和评述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理论研究的进展和实践探索的成效,并展望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前景,认为“十八大”以后,生态文明观的指导地位将进一步强化,生态文明建设理论研究将更加全面深化,以节能减排、循环经济、低碳经济为着力点的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将深入推进,生态文化建设将形成风气,向生态文明社会迈进的步伐将逐步加快。

关键词: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实践探索

一、引 言

20世纪中期,西方工业化国家先后发生了严重的环境污染事件,人们开始反思工业化弊端。从1962年《寂静的春天》的出版,到1972年《增长的极限》的发表和瑞典斯德哥尔摩 “人类环境会议”的召开,再到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和2002年联合国 “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的召开,等等,国际社会一直在寻求一种有别于传统工业化的模式,希望走上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与环境保护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同时,一些学者开始从社会文明形式的高度来思考工业文明。保罗·伯翰南在其1971年发表的《超越文明》中预见了一种“后文明”即将出现,但没有指明这种“后文明”将是一种什么形式[1](P1—2)。1995年,美国学者罗伊·莫里森在《生态民主》一书中正式将生态文明定义为工业文明之后的一种文明形式[2](P5—12)。与此同时,西方生态马克思主义、生态社会主义的思潮和运动也悄然兴起。加拿大学者威廉·莱斯分别于1972年和1976年发表了著作《自然的控制》和《满足的极限》,指出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基于“控制自然”观念的科学技术和社会异化的消费观念,要解决生态危机就必须建立“易于生存的社会”[3](P58—76)[4](P37—52)。此后,相继出现了双重危机论、政治生态学理论、经济重建理论、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形成了系统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实践上,生态运动也在西方政治和社会文化领域兴起。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初的“绿党”受到民众拥护,在工业化国家不断发展壮大,在许多国家的议会中取得越来越多的议席。例如,有明确政治纲领的德国绿党,提出了生态社会主义的口号, 1998—2002年还与社民党联合获得了执政地位,现在绿党已经成为德国的第三大党。20世纪90年代以后,生态社会主义明确提出了“红色绿党”的概念及其政治、经济、社会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主张,形成了生态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和政治纲领。

我国政府非常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党的“十七大”明确指出:“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促使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胡锦涛同志专门就生态文明进行了明确阐述:“建设生态文明,实质上就是要建设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基础、以自然规律为准则、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在中央政府及主要领导的积极推动下,我国的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取得了显著进展。

二、生态文明理论研究进展

我国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始于1984年,当时著名生态学家叶谦吉最早使用了生态文明的概念,他从生态学和生态哲学的视角来界定生态文明,认为生态文明是人类既获利于自然,又还利于自然,在改造自然的同时又保护自然,人与自然之间保持和谐统一的关系[5]。之后,理论界开始广泛研究生态文明,尤其是“十七大”以后,生态文明成为许多学科研究的热门课题。据统计,截止2011年底,我国共发表了以“生态文明”为题的期刊论文、学位论文、会议论文及报刊文章累计达10 029篇。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年9月第12卷第5期 陈洪波,等: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理论与实践进展 第一,关于生态文明概念与内涵的研究。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对生态文明进行了界定。一是认为生态文明是人类的一个发展阶段,如陈瑞清等认为,人类至今已经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三个阶段,在对自身发展和反思的基础上,人类即将迈入生态文明新阶段[6][7][8][9]。二是认为生态文明是社会文明的一个方面,如余谋昌等认为,生态文明是继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之后的第四种文明,四大文明一起支撑和谐社会大厦[10]。三是认为生态文明是一种发展理念,认为生态文明与“野蛮”相对,是在工业文明已经取得成果的基础上,用更文明的态度对待自然,建设和保护生态环境,改善与优化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而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目标[11][12]。四是认为生态文明是改善人民生活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途径,是一种建立在先进生产力基础上的文明形态。在确保人民群众基本生活需要的基础上,加强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转变生产模式和行为模式,走一条依靠自然、利用自然而又保护自然,与自然和谐共处、互动发展的可持续发展之路[13]。总体而言,目前关于生态文明的概念的讨论很多,但尚未形成一种公认的、权威的概念。

第二,关于生态文明与传统文化的研究。许多学者从儒释道和佛教中探究生态文明的文化渊源。研究认为,儒释道从各自的角度阐释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如:儒、释、道都强调“天人合一”,把尊重生命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共同的生态价值观。佛教认为生命主体与生态环境是一个统一体,天地同根、众生平等,天地万物本身就是一个大的生态系统[14][15][16]。总之,我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文明思想,天人合一、道法自然、佛性统一、万物平等,等等,这些朴素的自然观及其生态实践观,对于建设当代生态文化体系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第三,关于生态危机与社会制度的研究。我国学者主要分析了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中的生态观思想,介绍了国外生态马克思主义和生态社会主义思潮和绿色政党运动,从社会制度的角度研究了生态文明与社会主义的必然联系[17][18][19]。

第四,关于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研究。许多学者从循环经济、低碳经济、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等不同层面研究了生态文明建设的途径[20][21][22]。也有学者研究了建设生态文明的机制、理念以及生态文化等,提出了生态文明建设的保障措施[23][24][25]。还有的学者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内容,提出了一些具体设想[26][27][28][29]。也有一些学者结合各地具体实际,提出了在相关省市建设生态文明的措施[30]。

第五,关于生态文明评价体系研究。有的学者采用系统分析方法,从经济发展效率等方面,构建了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指标体系[31][32][33]。河南、贵阳、厦门等地还建立了地方性的生态文明评价标准。

总之,近年来生态文明的理论研究方兴未艾,取得了丰硕成果,对于增强生态文明意识,树立节能环保和生态保护观念,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当前低水平重复研究居多,高质量深层次的研究较少;对生态文明概念探讨的多,从哲学、社会制度、人与自然的本质属性等基础理论研究的少;就事论事、解读政策的研究多,从战略高度研究的少,生态文明理论研究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三、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探索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目标。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能源、资源、生态、环境的问题逐步显现,我国对生态文明建设的认识逐步深化,建设步伐逐步加快。近年来,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法规和政策体系逐步建立,节能减排、循环经济、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等各项工作全面推进,取得了明显成效。

第一,建立生态文明建设法规和政策体系。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开始关注经济、社会与环境协调发展问题。从1994年发布《中国21世纪议程》,到2007年“十七大”将“建设生态文明”写入党的报告,党和政府对环境问题的认识逐步上升到生态文明的高度,并将其作为党的纲领和国家战略。为落实这些战略目标,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和政策,仅“十一五”期间,先后有100多部国家和地方生态文明建设相关的法律法规、环境标准出台或实施。目前,我国已经初步建立起促进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和保障可持续发展的法律法规与政策体系,使生态文明建设能够落到具体的实践行动。

第二,深入开展节能减排工作。节能减排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具体行动,“十一五”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节能减排工作,在《规划纲要》中把单位GDP能耗降低20%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列为约束性指标。国务院成立了节能减排工作领导小组,发布了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采取了强化目标责任、调整产业结构、实施重点工程、推动技术进步、强化政策激励、加强监督管理、开展全民行动等一系列强有力的政策措施。经过努力,节能减排取得显著成效。“十一五”期间,全国单位GDP能耗下降191%,二氧化硫排放量减少1429%,化学需氧量排放量减少1245%,以年均66%的能源消费增速支撑了国民经济年均112%的增速,能源消费弹性系数大幅下降,能源供需矛盾得到缓解,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环境质量有所改善。“十二五”规划除了万元GDP能耗、二氧化硫和化学需氧量以外,还将氨氮和氮氧化物也列入约束性指标,节能减排工作得到进一步加强。

第三,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发展循环经济,2005年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快发展循环经济的若干意见》,提出了发展循环经济的主要目标、重点工作和重点环节。“十一五”以来,经过不断的循环经济实践探索,逐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十一五”期间,我国主要资源综合产出率累计提高了约8%,能源产出率提高236%,水资源产出率提高了345%,工业水资源产出率提高了580%。2010年,我国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量为152亿吨,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率从2005年558%上升到690%;钢铁工业废钢消耗总量达8 670万吨,再生资源的回收率五年提高近30个百分点,发展循环经济已成为我国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促进结构优化、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有效途径。

第四,稳步推进生态保护。“十一五”以来,我国先后发布了《国家重点生态功能保护区规划纲要》、《全国生态功能区划》等一系列生态保护的政策文件。通过建设湿地保护网络体系、防沙治沙工程、生物多样性保护等措施,使生态恶化的趋势得到控制。“十一五”期间,森林面积大幅增长,全国造林面积增长了96%;自然湿地保护率达到503%,增加了5个百分点。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土流失治理都取得显著成效,全国陆地自然保护区面积达到国土面积的147%。

第五,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十一五”以来,我国把应对气候变化纳入经济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2007年制定并实施了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2009年确定了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的行动目标。“十一五”期间,通过调整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节约能源提高能效、增加碳汇等多种途径有效控制了温室气体排放,仅节能一项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46亿吨。在适应气候变化方面,通过提高重点领域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减轻了气候变化对农业、水资源和公众健康等的不利影响。“十二五”规划首次将碳排放强度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规划,确立了绿色、低碳发展的政策导向。

然而,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仍然任重道远。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识还有待提高,还存在认识模糊、责任感不强、行动不积极的问题;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不完善、机制不健全、政策不配套和激励不到位的问题仍然突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还有诸多障碍,节能减排的压力重重,环境状况总体恶化的趋势尚未得到根本遏制,重点区域的生态环境问题十分严重,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经济的持续发展,威胁到社会稳定、国家安全和党的执政地位,影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目标的实现。因而,必须进一步提升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从最突出、最紧迫、对民生影响最大的环境问题入手,深入持久地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四、未来生态文明建设的展望

2012年7月,胡锦涛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进一步指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是涉及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根本性变革的战略任务,必须把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原则、目标等深刻融入和全面贯穿到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为人民创造良好的生产生活环境。这段讲话把生态文明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必将推动生态文明建设进入一个新的高潮。

第一,生态文明观的指导地位将得到进一步强化。理论界和决策层已经形成共识,即:生态文明代表人类社会未来的发展方向。党的“十八大”以后,有望进一步确立和强化生态文明观的指导地位,将其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思想基础和核心内容。将通过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发展观,增强发展协调性、推动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强化生态民主建设,扩大社会主义民主、保障人民权益和社会公平正义;加强生态文化建设,提高全民族生态文明素质,推动人文全面发展;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实现生态公正,优化收入分配格局、缩小贫富差距、推动区域平衡发展。

第二,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将全面深化。首先,将通过完整系统的“生态文明观”理论体系研究,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观”、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以及生态马克思主义与生态社会主义思潮的研究,深入剖析工业文明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政治危机和制度危机的关系,结合我国改革发展及生态文明建设具体实际,创建“生态文明观”理论体系,充实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将“生态文明观”作为我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的指导思想。其次,将构建生态文明观指导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通过深入研究生态文明观,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形成以生态文明观为指导的哲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体系。将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机制、政策等应用研究,重点开展环境要素和资源价格形成机制、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环境补偿机制等方面研究,发挥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指导作用。

第三,以节能减排、循环经济、低碳经济为着力点的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将深入推进。节能减排、绿色经济、循环经济、低碳经济和生态经济都是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途径和手段。“十二五”规划及相关政策文件将节能减排、循环经济、低碳经济等摆上了非常重要的位置,制定了一系列约束性指标和激励政策予以推动。同时,加大清洁能源技术、资源循环利用技术等技术创新和推广应用,提高能源资源利用效率和减少环境污染为核心的生态效率,构建结构优化、生态高效、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产业体系,开拓生态型新兴产业;建立完善生态经济发展的经济制度、体制机制和市场体系,等等。通过这些具体工作的深入开展,将进一步提高资源能源利用效率,减少污染物排放,保护生态环境,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逐步推动我国向生态文明社会迈进。

第四,生态文化建设将形成风气。倡导生态伦理,普及生态意识,将生态意识逐步上升为民族意识、主流思潮和时尚观念,形成关注生态、保护生态、理性消费的风潮;丰富生态文化建设内涵,挖掘传统生态文化,结合生态文明建设需求,构建系统的中国特色的生态文化体系;加强生态文化宣传和对外推广,引领国际舆论话语权,增强中国文化软实力,提升国际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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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洪波 潘家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