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人权理论研究论文

2022-0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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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人权理论研究论文 篇1:

试论“中国马克思学"的四维建构

[摘要]创建和发展“中国马克思学”需要把握好四个维度。在逻辑前提上,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点,立足中国实际;在发展向度上,应基于历史深度和现实高度,充分借鉴国外马克思学的有益成果;在价值诉求上,“中国马克思学”应纳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范畴;在指导思想上,必须始终坚持科学发展观的指导地位。只有科学准确地把握这四个维度,“中国马克思学”才能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定坚实可靠的理论基础和哲学基础。

[关键词]马克思;马克思学;“中国马克思学”;建构

近年来,国内一些学者要求在中国创建和发展马克思学的呼声越来越高。如曾枝盛教授认为,“重建马克思学已经成为当务之急”,王东教授则明确提出了“创造中国马克思学”的命题,并在学术专著《马克思学新奠基——马克思哲学新解读的方法论导言》中对这一命题作了全面的探索。诚然,马克思文本解读研究已经成为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重要路径,创建“中国马克思学”不仅是走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破旧有余,立新不足”困境的必由之旅,更为重要的是,它将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提供丰富的思想理论资源。因此,对于创建和发展“中国马克思学”的呼声,我们应当予以积极的响应。本文认为,创建和发展“中国马克思学”必须具备高度的理论自觉意识,具体来说,就是要科学准确地把握好以下几个维度。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点,立足中国实际

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始终成为时代精神精华的根本基础。邓小平指出:“中国搞社会主义,强调要有中国的特色。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只有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这就告诉我们,开创“中国马克思学”,一个必不可少的理论前提就是要对马克思作出富有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解读。即坚持实践的标准,实现马克思哲学与中国现实国情相结合,实现马克思哲学与我们所处的时代特点和民族特点相结合。

创建“中国马克思学”是实践发展的要求。首先,从西方马克思学的研究实践来看,西方马克思学以其独特的研究视角提出的一些新问题、新见解,是我们以往研究中很少涉及或绝不会想到的。如比利时社会民主党人亨·德曼在《新发现的马克思》一文中认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人道主义马克思是马克思成熟的顶点,而晚期马克思的著作则是“创作能力衰退和削弱的结果”,直接引发“两个马克思”的争论。德国学者费切尔也认为,人道主义是马克思早期著作的真正要素,并进一步把对马克思的人道主义解释直接针对苏联的极权主义威胁,提出要“争取青年马克思作为一个同盟者,来反对这些形式的变本加厉的野蛮状态”。吕贝尔则认为,马克思是一个社会主义乌托邦主义者,因为马克思“把实现社会主义的伦理要求与资本主义灭亡的科学规律及其对人的行为影响的内在结果联系起来,为社会主义乌托邦提供了一个合理的基础”。吕贝尔甚至还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提出不是马克思思维方式的产物,而是恩格斯的杜撰,“马克思主义”的提出“可以称之为‘20世纪的神话’”。对于这些新思想、新见解,我们既不能盲目认同,也不能一概否定,要想对此进行透彻的批驳,就必须作出深入研究,积极开展与西方马克思学家的交流对话。其次,苏联马克思学起起落落的曲折发展实践给了我们以深刻的启示。苏联马克思学从开始形成时就存在着因历史条件而造成的重大理论缺陷,特别是1931年在粱赞诺夫被撤销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院长职务后,苏联开始了日丹诺夫“一刀切”的马克思学范式,简单化、贫乏化、僵化、教条化是其主要历史局限。我们要吸取马克思学研究僵化、教条化和简单化的经验教训,以实践为基础,科学对待马克思学的创建和发展。最后,从国内的实践情况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意识形态和思想理论领域一直没有实现对苏联模式教科书理论体系的根本性突破,旧未破,新难立。新的时代、新的国情、新的实践呼唤着新的解读模式,呼唤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大创新。

坚持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点,才能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真正精神。西方马克思学研究以学院化的学者为主体,标榜“价值中心”,运用文献学与文本解读相结合的方法解读马克思,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解读模式,这种模式超越了意识形态的界限。但由于解读者文化背景、研究目的、使用方法等不尽相同,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对文本解读的正确性。因此,西方马克思学常常陷入无休止的争论,而未能在改造世界的实践中去探究它的真伪。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首先不在于它纯粹的学术价值,而在于它把哲学的主题从“解释世界”转向“改变世界”。因而,要充分体现“中国马克思学”的价值,只靠从文本中找出多少与时代切合或适用的引语,那是远远不够的。正如马克思指出:“一个不了解社会现状的人,更不会了解力求推翻这个社会的运动和这个革命运动在文献上的表现。”马克思文本是历史的、既成的,“中国马克思学”研究不能局限于马克思文本,而必须到实践中去科学认识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真正精神,从马克思文本解读中开掘出适合中国实际的思想资源,建构“中国马克思学”的话语体系。

当代中国实际既是历史的,又是具体的。一般认为,当代中国的实际主要包含两重内容:一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传统哲学。一方面,我国传统哲学的智慧,传统文化特有的多元兼容和综合创新的精神气质,深厚独特、源远流长的古典解释学,使得“中国马克思学”在解读马克思哲学方面具备得天独厚的优势。因此,“中国马克思学”应该吸收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哲学的精粹,借以丰富“中国马克思学”研究的内容和方法,突出“中国马克思学”的民族特色,赋予“中国马克思学”“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另一方面。要注意用“中国马克思学”研究的理论成果来审视、扬弃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哲学,推动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哲学的现代化。二是中国的具体现实。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及其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就是当代中国最大的现实。对马克思文本进行版本考证、文本解读、思想阐发是“中国马克思学”的重要任务,但“中国马克思学”研究最终还应落实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上来。“中国马克思学”研究要运用解读马克思所获得的新观点、新思想、新见解分析和反思中国的具体现实,从中提炼出具有普遍性和针对性的问题,把问题中的哲学变为哲学中的问题,这才是真正立足实践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路径。同时,当代中国的具体现实又是不断变化发展的,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内容和特点,这就要求“中国马克思学”研究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还应把“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

二、基于历史深度和现实高度,充分借鉴国外马克思学的有益成果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只有在科学把握历史和现实的基础上,与国外马克思学、国外马克思学者展开广泛的交流和对话,充分借鉴和吸收国外马克思学研究的一切有益成果,“中国马克思学”研究才能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首先,从历史的角度来讲。20世纪20年代,梁赞诺夫在列宁的支持下率先提出了“马克思学”这一概念,意在强调从学术的角度对马克思及其著作思想进行深人研究,以构造一门严密的科学。30年代后,梁赞诺夫被撤职流放,苏联开始了日丹诺夫“一刀切”思想指导下的马克思学研究范式,从此“马克思学”成为西方意识形态的代名词。1959年,吕贝尔主持出版《马克思学研究》杂志,在借用梁赞诺夫的“马克思学”概念与“马克思学”传统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马克思学概念和研究方法。可见,马克思学并非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专利,创建“中国马克思学”是有历史依据和实践基础可寻的。同时,我国具有独特深厚的古典哲学智慧传统、古典解释学与文献学传统;中国文化具有多元兼容与综合创新的精神气质传统;再加上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开放、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已有30个年头,因此,中国研究马克思学的实践基础特别深厚,实践需要也特别强烈”。这些都是“中国马克思学’’在文本解读及吸收国外马克思学有益成果方面的有利条件。其次,就现实的高度而言。世纪之交,马克思被评为“千年思想家”、“最大哲学家”,在国际上掀起了一股研究马克思的热潮,“‘马克思学’的事业已经逐渐变成全人类的事业”。如冷战后,“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编辑委员会”联合包括中国学者在内的许多专家,共同对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进行整理、编辑和出版,各类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大量发行。当前,我国正处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伟大的实践呼唤伟大的理论,伟大的理论引领伟大的实践,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奠基,“中国马克思学”研究必须继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品格,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以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以重大现实问题为主攻方向,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深刻分析当代中国的实际问题,不断推进符合中国实际的理论创新,并运用

这些科学理论来指导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

国外马克思学研究具有良性的学术积累,其研究方法、研究思路和研究成果不乏值得我们借鉴与吸收的地方。例如,一些西方马克思学者通过对黑格尔、亚当·斯密早期思想的解读来重新理解马克思与黑格尔、马克思与斯密之间的关系,为我们理解马克思开辟了新的路径。又如,前苏联、东德丰富的马克思学研究成果是我们的一笔巨大财富,这些研究成果将为“中国马克思学”研究打下牢固的文献学基础,有利于我们避免做一些低水平的重复性工作,并为“中国马克思学”研究超越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提供了可能性。在研究方法上,国外马克思学研究也有许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西方马克思学的特点是有‘思想’,而东方马克思学的特点是有‘材料’。能够把两者结合起来,是马克思学研究的最高境界。”这种“境界”也是我们“中国马克思学”研究所必须具备的,在研究进路上我们要强调西方马克思学与东方马克思学的有机结合,既要注重对义理的梳理,也要重视对文本的考据。在研究态度上,西方学者虽然提出“两个马克思”、“三个马克思”和“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但他们又首先对此进行了深入系统的批驳,其研究的深度、广度及严谨的学术态度的确值得我们学习。近年来,在马克思学研究方面,我们积极地进行了国际交流,已经有专家参与了MEGA2的编辑整理出版工作,国内一些科研机构、高校也已派出一些学者、专家去国外向马克思学专家学习。一批关于马克思学研究的学术论文和专著相继问世,如曾枝盛的《吕贝尔马克思学文集》、王东的《马克思学新奠基——马克思哲学新解读的方法论导论》、鲁克俭的《国外马克思学研究的热点问题》等,同时,国外一些著名的马克思学家也开始到我国讲学,如德国的伊林·费切尔就曾经几次应邀来华讲学。英国的马克思学专家戴维·麦克莱伦也多次来华讲学,其文章和著作也在我国翻译出版。这表明,“中国马克思学”研究已经开始迈出了由“本土视域”转向“世界视域”的积极一步。

值得注意的是,在与国外马克思学的对话过程中,有的中国学者缺少以自己的眼光去审视西方马克思学的自觉,脱离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盲目追随西方时髦,刻意炒作一些学派、人物、概念,以西方学术标准来衡量中国的学术,丧失了自身的独立性,窒息了自身的创造活力。而另一部分学者则依旧承袭过去意识形态化的立场和观点,继续批判西方马克思学。这些都是“中国马克思学”研究必须走出的误区。总之,“中国马克思学”研究只有以独立创新的理论勇气和自觉意识,既认真借鉴西方马克思学、苏联马克思学研究的有益成果,又不拘泥于它们的理论框架和解读模式,这样,我们才能开创既富于时代精神,又独具中国特色的新型马克思学,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定坚实可靠的理论基础和哲学基础。

三、将“中国马克思学”纳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范畴

“中国马克思学”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奠基和精神奠基,这就决定了“中国马克思学”研究应该而且必须纳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体系。

首先,将“中国马克思学”纳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范畴,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内在要求。马克思主义是时代的产物,是随时代和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化,随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理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本质要求。诚如列宁指出:“对于俄国社会党人来说,尤其需要独立探讨马克思的理论,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列宁的这段话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在坚持“总的指导原理”基础上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今天,我们创建“中国马克思学”,把对马克思生平、文本(献)、思想和实践进行的解读研究与本国实际相结合,其目的就是要深入挖掘马克思本人的思想源头,在马克思主义原生形态中汲取源头活水,为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从而使“马克思的理论”的应用“在中国又不同于俄国”,这本身就已构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一部分。

其次,将“中国马克思学”纳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范畴,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进程中,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进行理论创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产生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等一系列重大理论成果,并在这些理论的指导下,找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和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格,也是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具有生命力和战斗力的根本原因,一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就是与时俱进的历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不断发展,迫切需要与时俱进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实践证明,“以苏解马”的教科书体系和“以西解马”的解读模式仍然难以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充分的思想理论资源。因此,立足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需求,创建“中国马克思学”,直接面对马克思本人文本探求马克思哲学的真谛,直接理解马克思思想的本义,才能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创新奠定坚实的文献学基础,才能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开掘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理论源头。

再次,将“中国马克思学”纳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范畴,是“中国马克思学”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中国马克思学”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不是矛盾对立、此消彼长的关系,它们之间是密切联系、相互依存的。创建“中国马克思学”是进行马克思主义研究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必然要求,只有通过对马克思文本、思想的考证,通过对马克思生平、思想和实践的科学掌握,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马克思主义。而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系统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又对“中国马克思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中国马克思学”涉及马克思文本、文献的梳理和考证,涉及对国外马克思学的借鉴研究,如完全拘泥于卷帙浩繁的文本,就容易深陷其中而丧失理论原则和方向。将“中国马克思学”纳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范畴,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中国马克思学”研究,时刻谨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和立场,将能够有效地防止对“中国马克思学”的任意发挥,确保“中国马克思学”沿着正确方向发展,从而有利于还原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引导人们用更加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更加牢固。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是加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工程。本文认为,创建和发展“中国马克思学”是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有效实施的重要着力点。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研究重点,以重大现实问题为主攻方向,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最新理论成果贯彻到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建设、教材建设中去,从而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验进一步转化为系统的理论认识,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这是“中国马克思学”研究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共同任务。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又大大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通过“中国马克思学”研究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结合,把这些规律性认识系统化、理论化,又将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

四、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开创“中国马克思学”新局面

科学发展观是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说明和解决中国发展问题的最新理论成果,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在新的发展阶段继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中国马克思学’”是一门立足于马克思、恩格斯本人文本,科学、完整地研究马克思思想基本观点,并结合新的实际,通过理论创新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科学,其根本任务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这就决定了“中国马克思学”必须始终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只有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中国马克思学”研究才能更好地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理论铺垫。

唯物史观认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人类社会是在人们的实践活动中形成和发展的。人们从事的各种实践活动,占有和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也好,建立和改变经济政治制度也好,都不过是手段和中介,唯有人及人类自身的生存、发展和解放才是最根本的目的。科学发展观以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为基础,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历史主体的观点。这也就是说,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在中国现阶段的中国化,“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它深刻回答了“为谁发展、靠谁发展”的重大问题,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发展理论和群众史观。“以人为本”就是要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根本,“中国马克思学”研究要为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寻找现实的道路。只有从广大人民群众在现实生活实践中的利益出发,我们才能实事求是地发现和把握客观存在的问题,揭示问题的实质,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而忘却人民群众这一价值维度,“中国马克思学”就失去了赖以存在和发展的逻辑前提与实践基础。因此,我们要以是否有利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一标准去判断和衡量“中国马克思学”研究的正当性与合理性。理论的价值归根到底在于其满足和适应人民需要的程度,“中国马克思学”研究要让马克思学真正融人人民群众的生活。“中国马克思学”不能仅仅用思辨的语言去构造抽象、神秘的哲学体系,也不能是学术交流中的自由清谈。它要求用人民群众懂得的语言把马克思文本的抽象转化为人民群众的具体智慧,使马克思学成为人民群众认识自然和人类社会的有效思想武器,成为人民群众改造外部客观世界和自己主观世界的有效思想武器。在实践层面,“中国马克思学”研究必须密切关注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息息相关的现实问题,以人为出发点,依托人的主体性,充分尊重和保障人权,把发展建立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基础上,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通俗易懂的表现形式和入耳入脑的传播效果,使之真正为广大群众所理解和接受。

科学发展观是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理念,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过程,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新的伟大实践相结合的过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是贯穿于科学发展观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精髓。作为一门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理论铺垫的科学,“中国马克思学”必须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这一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只有把握了这一活的灵魂,“中国马克思学”才能抓住马克思主义最本质的东西。“中国马克思学”研究必须牢固树立科学发展的理念,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从正确的政治立场出发,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为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服务,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服务。“中国马克思学”绝不能和西方马克思学一样标榜“价值中立”,超越意识形态界限,更不能放弃马克思主义阵地向西方靠拢,宣扬非主流意识形态,任意发挥马克思学。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中国共产党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全局出发而提出的一项重大任务,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更好地推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政治命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始终要坚持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中国马克思学”研究只有不断增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以解答和谐社会构建及其过程中所遇到的重大问题为着力点,不断从马克思文本解读中开掘出新的源头活水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才能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强大的理论支持。

作者:邓学源 沈其新

马克思人权理论研究论文 篇2:

论“中国马克思学”创建的理论自觉

[摘要]创建“中国马克思学”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觉,必须将“中国马克思学”纳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范畴,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实施;必须符合中华民族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更好地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必须坚持实践标准并立足中国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必须深入贯彻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理论指导。

[关键词]“中国马克思学”;创建;理论自觉

[作者简介]沈其新,湖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邓学源,湖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张春晓,湖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湖南长沙410082

近年来,面对新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工作的展开,马克思文本解读研究正在成为新阶段的首要生长点,关于“马克思学”的研究已逐渐成为学界的热点。创建“中国马克思学”,是开创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新阶段和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主要路径,是借鉴和超越苏联、西方马克思学的理论奠基。“中国马克思学”研究不能简单地追随苏联马克思学和西方马克思学的思想印迹,既不是“顺着讲”,也不是“对着讲”,而是要独辟蹊径地“接着讲”。

一、必须将“中国马克思学”纳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范畴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指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和创造性运用,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和理论成果。而“马克思学”则主要是对马克思文本本身,对马克思的著作版本、思想发展以及理论观点所作的学术性研究。创建“中国马克思学”,深入、系统、周密地研究马克思,是加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基础环节,因此必须将“中国马克思学”研究纳入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范畴,作为推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创新的理论基石。

从概念本身来看,“中国马克思学”就是中国学者立足本国实际对马克思文本所进行的解读研究,这本身就已经区别于苏联和西方的马克思学。从创建“中国马克思学”的目的来看,“中国马克思学”是为了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开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新局面。对此,北京大学哲学系王东教授提出了创建“中国马克思学”的六个必要性,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奠基与精神奠基”。这就明确告诉我们:“中国马克思学”研究是要深入挖掘马克思本人的思想源头,在马克思主义原生形态中汲取源头活水,是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服务的,因此必须纳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范畴。实践证明,“以苏解马”的教科书体系和“以西解马”的解读模式仍然难以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充分的思想资源。因此,我们必须创建“中国马克思学”,在借鉴和超越苏联马克思学和西方马克思学的基础上,直接面对马克思本人文本,直接探求马克思哲学的真谛,直接理解马克思思想的本义,开创“以马解马”的新的解读模式,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创新奠定坚实的文献学基础,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开掘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理论源头。“中国马克思学”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范畴内健康发展,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创造新条件,将会使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更加牢固,从而有利于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面对新的形势、立足新的实践、着眼新的任务作出的一项具有全局意义的重大战略决策。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是加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工程,“中国马克思学”研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创建和发展“中国马克思学”是有效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开展的重要着力点。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马克思学”研究也必须纳入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范畴内。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与“中国马克思学”研究的共同任务,就是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研究重点,以重大现实问题为主攻方向,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最新理论成果贯彻到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建设、教材建设中去,从而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验进一步转化为系统的理论认识,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又大大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因而,通过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与“中国马克思学”研究的结合,把这些规律性认识系统化、理论化,又将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总之,把“中国马克思学”研究与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统一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范畴内,能够使我们更加清楚地领悟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意义,可以使我们更加正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真精神,有利于还原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引导人们用更加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

二、必须符合整个中华民族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马克思列宁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它的基本原理是正确的,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它坚持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坚信“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它代表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把实现人类的彻底解放作为自己的价值追求和历史使命。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顺应时代潮流,紧扣时代脉搏,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即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其中,“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创建“中国马克思学”的价值指针,“中国马克思学”研究必须在坚持党的领导的前提下,坚定不移地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以维护中华民族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更好地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创建“中国马克思学”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理论要求。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大命题,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党的理论创新步伐不断加快的今天,具有重要意义。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实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在中国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解决好的两个重要问题。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大众化”既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内在要求,又是当代中国“大众”即最广大人民的实际需要。“大众化”是指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由抽象到具体、由深奥到通俗、由被少数人理解掌握到被广大群众理解掌握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只有被广大人民群众所理解、所掌握,才能转化为强大的物质力量,在实践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对于关乎人民群众实际利益的问题能

否解决以及如何解决,是我们创建和发展“中国马克思学”的关键点和难点所在。因此,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一方面要加强马克思学研究,从马克思的文本、思想、理论中找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源头活水,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另一方面,必须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广泛开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宣传普及活动,深入研究人民群众的实际需要和根本利益,以解决“大众”关心的重大现实问题为突破口。

创建“中国马克思学”要为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寻找现实的道路。哲学问题总是源自于生活世界的现实问题,只有从最广大人民群众在现实生活实践中的利益出发,我们才能实事求是地发现和把握客观存在的问题,揭示问题的实质,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而忘却人民群众这一价值维度,必将陷入被边缘化的境地。正如毛泽东所强调:“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我们是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因此,我们要以是否有利于整个中华民族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一标准去判断和衡量“中国马克思学”研究的正当性与合理性。理论的价值归根到底在于其满足和适应人民需要的程度,发展“中国马克思学”就要使马克思学真正融入人民群众的生活。“中国马克思学”不能仅仅用玄妙、思辨的语言去构造抽象、神秘的哲学体系,也不能是学术交流中的自由清谈,它要求用人民群众懂得的语言把马克思学文本的抽象转化为人民群众的具体智慧,使马克思学成为人民群众认识自然和人类社会的有效思想武器,成为人民群众改造外部客观世界和自己主观世界的有效思想武器。在具体操作层面,就是要把“中国马克思学”研究成果同广大人民群众的工作、学习和日常生活相结合,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通俗易懂的表现形式和入耳人脑的传播效果,使之真正为广大群众所理解和接受。

三、必须坚持实践标准,立足中国实际

邓小平指出:“中国搞社会主义,强调要有中国的特色。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只有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同样,开创“中国马克思学”,一个必不可少的理论前提就是要对马克思作出富有时代精神与民族精神的解读,即要实现马克思与中国现实国情相结合、马克思与我们所处的时代特点和民族特点相结合。

创建“中国马克思学”是实践发展的要求。首先,西方马克思学研究提出的一些新问题,是我们以往研究中很少涉及或绝不会想到的。尽管我们不同意这些新奇的说法,但我们也无法对此进行透彻的批驳,这就促使中国学者必须作出深入研究,积极开展与西方马克思学家的对话。其次,苏联马克思学起起落落的曲折发展给了我们深刻的启示,我们要吸取马克思学研究僵化、教条化和简单化的教训,以实践为基础,科学对待马克思学的创建和发展。最后,从国内情况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意识形态、思想理论领域一直没有根本实现对苏联模式教科书理论体系的创新,新时代、新国情、新课题呼唤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重大创新,呼唤着新的解读模式。坚持实践标准,能有效避免对马克思文本解读陷入无休止的争论。西方马克思学以学院化的学者为主体,标榜“中立”,运用文献学与文本解读相结合的方法解读马克思,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解读模式,这种模式超越了意识形态的界限。但由于解读者文化背景、政治背景、研究目的、使用方法等不尽相同,不可避免会影响到对文本解读的正确性。因此,西方马克思学常常陷入无休止的争论当中,而没能在改造世界的实践中去探究它的真伪。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能对世界产生巨大影响,不在于它是纯粹的学院派哲学,不在于它具有纯粹的学术价值,而在于它是改造世界的哲学,在于它把哲学的主题从“解释世界”转向“改变世界”。因而,要发挥“中国马克思学”的价值,只靠从文本中找出多少与时代切合或适用的引语,那是永远不可能实现的。坚持实践标准,才能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真正精神。马克思指出:“一个不了解社会现状的人,更不会了解力求推翻这种社会现状的运动和这个革命运动在文献上的表现。”创建“中国马克思学”,不能局限于马克思文本,而应面对实际,突出实践性。马克思文本是历史的、既成的,但马克思主义应以实践作为检验其当代有效性的标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有义务在实践中科学认识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真正精神。因此,我们应该在吸收和借鉴“西方马克思学”、“苏联马克思学”研究一切有益成果的基础上,立足中国实际,从马克思文本解读中开掘出适合中国实际的思想资源,建构“中国马克思学”的话语系统。

当代中国的最大实际就是处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深刻变革之中,这一深刻复杂的实践活动必然引发一系列重大而深刻的问题。例如,苏联解体以后,我国出现了一股民主社会主义思潮,不少学者甚至包括一些马克思主义研究者认为民主社会主义的实践将对中国产生进步的影响。对于这种附加在马克思名下的错误观点,我们必须予以澄清。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这是对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有力回击。“中国马克思学”研究必须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深刻认识民主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病床边的医生”的反动本质,深刻认识到民主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指导思想、追求目标、依靠力量、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和方法等方面的区别,坚信民主社会主义与我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不存在相容性,中国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马克思学”研究只有立足本国实际,以独立创新的理论勇气和自觉意识,既认真借鉴西方、苏联马克思学研究的有益成果,又不拘泥于它们的理论框架和解读模式,才能真正读懂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在马克思思想解读方面提出一系列具有创新意义的新观点、新思想、新方法,努力开创既富于时代精神又独具中国特色的新型马克思学,才能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奠定坚实可靠的理论基础和哲学基础。

四、必须深入贯彻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在新的发展阶段继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中国马克思学”研究是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其目的是为了用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解决事关中华民族历史命运的重大问题。因此,创建“中国马克思学”必须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为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助力,为构建社会主义和

谐社会提供理论指导。

从科学发展观与马克思思想的渊源来看,创建“中国马克思学”必须贯彻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的进步是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不断完善的过程。“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达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同时,人类社会又是从片面发展到全面发展的过程,社会主义社会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崭新的社会形态,是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是生产力不断发展的历史,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但马克思主义并不仅仅把社会发展看成经济的发展,在强调经济发展的基础作用的同时,又强调政治、文化的反作用,强调社会的全面发展和人与自然的和谐。科学发展观是对马克思主义上述原理的继承和发展,这集中表现在科学发展观强调经济发展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强调发展首先就是经济的发展,是生产力的发展。同时,科学发展观还强调社会的全面发展,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人文本质和终极目的,是人类追求的最高理想。马克思主义强调人的自由发展,他们以现实的个体的人为出发点,明确指出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在中国现阶段的中国化及其内涵的生动体现,“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它深刻回答了“为谁发展、靠谁发展”的重大问题,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发展理论和群众史观。创建“中国马克思学”,必须以人为出发点,依托人的主体性,充分尊重和保障人权,不断提高人们的思想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把发展建立在人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基础上,这样才能把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落到实处。

从学术研究与政治需要相结合来看,“中国马克思学”研究必须贯彻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中国马克思学”研究不能和西方马克思学研究一样标榜“价值中立”,超越意识形态界限,而应从正确的政治立场出发,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绝不能放弃马克思主义阵地向西方靠拢,宣扬非主流意识形态,任意发挥马克思学。研究马克思学,不能把它当作纯粹的书院里的学术,而要把它看作是一门社会科学,当作是一种政治思想,为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服务,为我国的政治实践服务。科学发展观明确回答了怎样发展,发展的内涵、要求等问题,是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政治理念,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始终要坚持的指导思想。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过程,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新的伟大实践相结合的过程,就是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过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中国共产党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全局出发而提出的一项重大任务,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更好地推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政治命题。面对这一命题,“中国马克思学”应全面把握和准确理解科学发展观的丰富内涵、重大意义,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构建三者之间的互动、辩证关系,不断增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并从马克思文本解读中开掘出新的源头活水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丰富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强大的理论支撑。这样,“中国马克思学”研究才能在理论与实践的紧密联系中实现真正的理论自觉。

作者:沈其新 邓学源 张春晓

马克思人权理论研究论文 篇3:

抵御新自由主义侵蚀的有力武器

【摘要】在全球化、市场化、网络化席卷国家和民族的时代背景下,以自由观输出为前锋的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越来越隐蔽化、全面化、精细化、尖锐化,所导致的社会结果也越来越严重。针对新自由主义的渗透,必须充分认识到坚持马克思主义自由观的重要现实意义,加强马克思主义自由观的理论研究和社会传播,用马克思主义自由观武装人民群众,自觉抵御新自由主义的渗透与侵蚀。

【关键词】自由 新自由主义 马克思主义自由观

自由是作为自然人和社会人的本质追求,是智慧的本源,是人类社会不断发展的原生动力,是现代社会价值体系的核心和基础。对自由的不同界定,形成不同的自由观。自由观的异同导致价值体系的认同和异化,成为影响国家之间、国家内部不同群体之间和谐相处抑或矛盾冲突的重要因素。自由本身所天生具有的人类的本能性,使自由观成为价值体系中最容易异化与质变的诱导性因素,正是因为这种特性,“自由”成为不同价值体系的意识形态阵营进行价值观传播、意识形态渗透的重要工具。在全球化、市场化、网络化席卷国家和民族的时代背景下,只有加强马克思主义自由观的理论研究和社会传播,用马克思主义自由观武装人民群众,才能自觉抵御新自由主义的渗透与侵蚀。

马克思主义自由观既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是一个立体的、全方位的科学体系

坚持马克思主义自由观的指导地位,就要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自由观的科学内涵。马克思主义自由观是在批判资本主义自由观的基础上形成的。在马克思主义自由观产生以前,以黑格尔和康德为代表的抽象的自由观和理想的自由观处于社会意识领域的主导地位,抽象的自由观和理想的自由观虽然阐述了自由的涵义,表达了自由的意向,却因为其对自由的阐述脱离了对人类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科学辩证的分析,而缺乏实际指导意义,只成为处于统治地位的少数资产阶级服务的工具。马克思首先从哲学层面界定了自由的涵义。马克思指出,自由是人的本质,“是全部精神存在的类的本质”①,是依存于客观的实际存在。马克思对自由的人的本质属性的界定,深刻揭示了自由的普适性,自由是所有人的自由,是所有人的天然权利,任何以牺牲他人自由来实现自己自由扩大化的行为,都是违反了人类的基本道德遵循。

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开拓者、创建者,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就此停止对自由属性的探索,而是进一步指出,自由只有在认识客观的基础上,能动的反映客观、改造客观,才能有最大限度的发挥,离开对客观的改造的自由必然是虚假的自由。马克思和恩格斯赋予了自由以劳动的内涵,将自由的客观性与实践性辩证地统一起来,认为自由自觉的劳动是生命价值的根本体现,也即真正的自由,必然首先是生存的自由,并遵循生存自由、劳动的自由、发展的自由这一轨迹而不断进行内涵与外延的拓展。正是从这一理论出发,马克思对资产阶级劳动异化对人的自由的扼杀进行了深刻的揭露与批判,进而形成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此外,马克思和恩格斯将人类自由限度扩延,放到人类社会发展史中进行考察,提出了自由的社会性,从而为人类如何才能真正实现自由找到了科学依据。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人类要想獲得自由,就必须使自己融入社会中去,成为社会的人,并联合起来作为生产者,共同调节自身和自然的物质交换关系。马克思进一步指出,正是因为自由的社会性,作为社会个体的每个人必然在价值交换中处于不同地位,从而其自由就体现为差异性,不同社会群体有着不同的自由分享,是绝对自由和相对自由的辩证统一,这就是自由的階级性。马克思在对社会发展史进行充分论证后指出:消灭一切差异化的自由,能够实现,并且只能实现于生产力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制度中,“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②,到那时,人才有可能是自由的人。自由的人的本质属性,自由的客观性与实践性,自由的社会性、历史性、阶级性,几者有机联系,共同构成马克思主义自由观的理论科学体系。

用马克思主义自由观武装人民群众,自觉抵御新自由主义的渗透与侵蚀

坚持马克思主义自由观的指导地位,就要以马克思主义自由观武装头脑,自觉抵制新自由主义等各种非马克思主义自由观的侵蚀与危害。新自由主义产生于上世纪三十年代,是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大萧条的滥觞。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础是抽象化和理想化的纯粹的个人主义,以脱离社会历史的发展视角来审视自由价值,在价值观上主张个人的绝对自由,并由此扩延到政治、经济、国际领域,反对公有制,鼓吹资产私有化和经济的极端自由化,在国际战略上谋求建立国际垄断新秩序。新自由主义的实质是资本主义由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向国际垄断资本主义转变的思想体系和政策主张,是新殖民主义者在全世界进行经济侵略和政治渗透的工具,是发达国家的竞争战略和西方大国推行国家霸权主义、传播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载体。

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工具,新自由主义有着天生的理论缺陷、矛盾性与双重标准性。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后,随着资本主义国家意识形态输出的客观需要,新自由主义在全球范围内被广泛推广、传播,成为国际垄断资本实现全球扩张的先导。新自由主义往往通过高擎自由、民主、人权的大旗,大力宣扬极端个人主义,美化资本主义制度价值观念和发展模式,妖魔化共产主义制度和与自己不一致的其他国家的国家制度,通过文化交流和教育培训以及媒介传播的霸权,影响其他国家的舆论导向,并以人权、自由为借口粗暴干涉他国内政,诱发价值输入国家和社会思想混乱,从而帮助国际垄断资本攫取更多利益。新自由主义的泛滥对许多国家都造成了严重危害。因此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新自由主义的危害性,充分利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自由观,对新自由主义进行深刻揭露与批判,抵制其任何形式的渗透,从而杜绝其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严重冲击,确保社会价值的统一性,确保社会和谐,确保改革开放进程的顺利推进。

加强马克思主义自由观的理论研究和社会传播

坚持马克思主义自由观的指导地位,就要大力加强马克思主义自由观的理论研究和社会传播,为马克思主义自由观的大众化、社会化提供理论支撑。马克思主义自由观之所以是一个科学理论体系,是因为它不是终极命题,而是一个开放的、发展的理论体系,具有与时俱进的品格。加强马克思主义自由观的理论研究,基础点是加强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的文本研究,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自由观理论体系的系统化;重点是将其理论原则与当前世界发展实际相结合、与中国文化特质与发展需求相结合,进一步丰富其理论内涵,不断拓展其理论外延;关键点是加强大众化研究,积极推动马克思主义自由观的大众化,使马克思主义自由观成为全民的价值核心;根本点是要加强人才队伍建设,通过人才队伍的素质提升,不断提升理论研究的质量与水平。

要切实制定马克思主义自由观理论传播的战略规划,有组织、有系统地加强马克思主义自由观的理论传播。要坚决反对教育与政治脱钩的错误思想和言论,强化校园传播,大力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现代教育教材体系中的更新应用。要善于将马克思主义自由观的传播与中国传统文化习俗相结合,使理论传播在润物细无声中成为人民群众的自觉遵循。要找准传播载体,不断创新传统媒体传播方式,积极研究新媒体传播策略,扩大理论传播的方式与路径。要敢于加强传播渠道监管,对于非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思想言论传播能够及时制止和惩戒,引导传播渠道自觉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要积极推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自由观理论的国际化,增强国际价值认同,从而营造良好的国际发展环境。

(作者单位均为中央民族大学)

【注: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逻辑研究”(项目编号:16BKS087)研究成果】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2年,第167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94页。

责编/孙娜 美编/杨玲玲

作者:李建嵘 孙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