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制度性政治参与论文

2022-05-08

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农民制度性政治参与论文(精选3篇)》,供需要的小伙伴们查阅,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摘要】农民工有序政治参与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

农民制度性政治参与论文 篇1:

被征地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特征、成因与制度化转向

[摘要]被征地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狭隘性、极端性、分散性以及低效性等特征不仅威胁着农村社会的稳定、制约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且极大地阻碍了我国的民主化进程。在分析被征地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政治文化传统成因 、经济成因、制度成因与机制成因的基础上,探寻被征地农民由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向制度化政治参与转向的路径。

[关键词]被征地农民; 非制度化政治参与; 越级上访; 制度化政治参与

[文献标识码]A

[收稿日期]2013-10-20

[基金项目]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土地征收补偿机制及其完善”(2013SJB820008)。

[作者简介]彭小霞(1980-),女,湖北武汉人,东南大学法学院博士生,江苏师范大学法政学院讲师,主要从事宪法与行政法研究。

随着我国城市化的加快发展和小城镇建设的不断推进,农村土地被大面积征收,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失地农民。由于现行土地征收制度和农地产权制度的缺陷、社会保障制度的缺失、压力型的行政体制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赢利型经济”的弊端,被征地农民因征地补偿不到位、社会保障缺乏等方面的原因引发的集体群访、越级上访现象居高不下,严重影响到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城市化进程中被征地农民政治参与问题特别是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成为我国城市化进程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然而,长期以来,人们对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研究均侧重于经济方面,远离了农村的政治问题研究,尤其忽视了被征地农民这样一个特殊群体的政治参与。亨廷顿在《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指出:“在一个政治参与很有限的政治体系中,传统农村精英的支持足以保持政治稳定;在一个政治意识和政治参与都很广泛的政治体系中,农民乃是举足轻重的集团。”[1](P112)事实上,研究失地农民权利问题离不开对失地农民政治参与的关注,这是因为在当前失地农民政治参与仍然处在一个无序的状态,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呈现增多趋势,阻碍了我国的民主化进程,也威胁着我国农村地区的稳定。因此,在当前如何改善被征地农民无序化的政治参与状态,促使被征地农民由非制度性政治参与向制度性政治参与转化,是一项紧迫而艰巨的任务。

一、政治参与、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和被征地农民非制度化参与的特征

政治参与,从字面上理解即公民参与政治活动。《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将其定义为:“公民自愿地通过各种合法方式参与政治生活的行为。” [2](P485) 公民参与政治的自愿性和合法性。《布莱克威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关于政治参与的定义是:“政治参与就是公民或公民团体试图影响政治系统决策过程的活动。”[3](P608) 此种关于政治参与的定义更为有效地诠释了农民政治参与行为,强调政治参与的目的。结合我国现阶段的国情和社会主义政治特色,政治参与的定义可以作如下概括:政治参与是指公民或团体通过某种途径参与到政治生活中,并意欲对政治行为产生一定影响的活动。政治参与包括制度化和非制度化两个方面。制度化政治参与是指公民通过各种符合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方式、程序和要求来参与政治生活。而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是指公民在参与政治生活时,采用的参与方式是有违制度要求的、或是违反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这种政治参与行为属于无序的政治参与范畴。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不完全等同于非法政治参与。我国学者程同顺认为,“尽管大量的非制度化参与都是非法参与,但是并非所有的非制度化参与都是非法参与”[4](P240),非法参与是包含在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之中的。笔者之所以采取制度化和非制度化的划分而非合法与非法划分来研究政治参与,是因为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制度不完善现象客观存在,同时农民由于自身素质的局限,与制度规范发生冲突的现象也较为常见,如果将这一部分的参与失范行为笼统地纳入非法参与未免失之武断。

近年来,在土地征收过程中产生的补偿款被侵占挪用、村干部贪污腐败、补偿过程公平缺位等问题,失地农民试图通过政治参与这一手段来维护自身的权益,以影响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其中最突出的表现是制度化参与不足和非制度化参与普遍所导致的政治参与“无序”状态。被征地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是指被征地农民不能科学理性地对土地征收中的矛盾或问题进行分析,他们不是依照国家规定的程序或法律途径来表达自己的意愿、维护自己的利益,而是带着个人感情来宣泄不满或盲目行动。被征地农民的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主要表现为:

1.行贿。被征地农民的行贿活动是指被征地农民为了在土地征收中得到某种合理或者不合理利益,通过行贿手段来影响土地征收部门工作人员甚至一些领导、村集体干部,使其作出的征收和补偿决策有利于个人或团体。

2.越级上访和集体上访。近些年来,失地农民因为土地权属问题、违法用地问题以及征地补偿问题而越级上访和集体上访的数量明显增多,规模不断壮大,行为偏激,大规模示威、集会等非理性行为经常发生。

3.直接对抗。直接对抗主要是指农民对政府部门制定的征收补偿政策不满意,或认为自身的合法权益受到不法侵害时,拒不服从土地征收决定,甚至通过暴力手段阻碍土地征收的实施。

4.群体性事件。随着征地拆迁矛盾纠纷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因征地拆迁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也频繁发生。据调查,目前因征地引发的农村群体性事件已占全国农村群体性事件的 65%以上[5]。征地群体性事件有易串联、重复性、对抗强、难协调的特点,不妥善解决,会严重影响政府的形象,影响社会的稳定。

失地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具体表现充分说明其对农村政治参与的制度化建设会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究其原因在于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本身具有无序性、非理性等特点,这不仅阻碍了基层民主政治,而且也不利于我国合理社会阶层结构的形成和发育。具体说来,失地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特点有:

1.参与动机的狭隘性。

利益作为人们自身某种精神或物质上的客观需要,从来都是制约人类行为选择和价值取向的根本力量。“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在社会生活中,“人们之所以从事政治活动,其根本动因在于人们实现自己利益的要求,政治参与是公民运用自己的权利和资格,通过政治权力最终实现自己利益的主要环节。”[6]就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政治参与来看,其参与政治并非为了政治权力的分享,更不是为了维护公共利益,而是为了本人或其所代表群体利益的最大化,特别是在利益损害和保障缺失的情形下,失地农民希望通过政治参与改变因政策分配而产生的利益不均衡状态,其政治参与的动力带有很大的功利性。正是因为如此,被征地农民政治参与的层次主要集中在低层参与,这种低层参与大多影响政府决策的执行过程而不是政府决策的制定过程,而且其狭隘的个人利益动机导致其在参与过程中往往采取非正规甚至是非法的参与手段,故很难在参与过程中对政府行为形成有效的压力,影响参与结果的有效性。

2.参与手段的极端性。

由于被征地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大多出于维护农民个人或小团体的利益或权利的目的,同时农民的政治素质和文化教育水平相对比较落后,法制观念淡薄,在参与过程中往往不够理性,情绪化表现比较严重,容易采取极端的手段,造成不良后果。同时,非制度化参与不通过正规的参与渠道,不遵守正式的参与规则,往往诉诸非正规、非法或者暴力手段,这也容易导致意外事件的发生,甚至可能造成恶性事件,影响社会稳定。实践中一些失地农民在上访的过程中,由于一些政府部门的推诿扯皮、官僚主义,致使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最后导致他们采取极端手段与政府部门激烈对峙,这样的悲剧在征地拆迁中屡见不鲜。如湖南株洲横石村农民汪家正自焚案,唐福珍自焚案,河北省定州暴力冲突案,农民欲放火烧死非法征地干部案[7],这些极端事件都是农民无法通过制度内合法的途径去维权,不惜铤而走险以自杀或违法犯罪的体制外的方式去抗争的典型。

3.参与过程的分散性。

政治参与的组织化程度能够反映出政治参与的制度化水平,当前我国农民的政治参与呈现出参与主体分散、个体性较强的特点。目前在中国还没有任何能够正式代表或反映农民整个阶层利益的组织机构,与农民利益密切相关的组织向来缺乏基于利益主体的契约化的形式与内容。虽然村民委员会在宪法上被定位为代表农民利益的基层群众自治性组织,但实践中村民委员会往往异化为乡镇政府的下属机构、派出机构,行政化倾向严重。马克思对这种农民缺乏组织联系的特点作了非常生动的比喻,说他们“是由一些同名数相加形成的,好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8](P693)。农民的政治参与缺乏强有力的组织载体,当他们在土地征收中的利益受到侵害时,绝大多数情形下他们都是自发地以个人或家庭为单位去抗争和维权,往往直接面对的是庞大的国家机器。尽管有些失地农民采用信访或是诉讼等形式最终使相关问题得以解决,但对农民整体来讲,类似的问题并未从根本上得到彻底解决。这种分散且个体化的政治参与,以及问题表达的特殊性具有很大的片面性。换句话说,农民政治参与由于比较分散,个体或小团体在表达利益时不能产生很大的影响力,因此无法进一步引起上级政府的重视,相应地就不能对国家的决策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4.参与结果的低效性。

被征地农民政治诉求尽管强烈,但其政治参与效果大多不明显,具体表现在:尽管被征地农民越级上访、集体上访、个体上访在不断出现,但其结果大多都是事情反映到基层组织或基层法院且得不到解决,甚至石沉水底、杳无音信。有人对632位进京上访农民进行调查发现,有401位农民上访前就上访问题到法院起诉过,其中法院不予立案的占42.9%,认为法院不依法办事导致判决败诉为54.9%[9]。被征地农民政治参与的低效性,不仅透视出基层组织及基层法院对待农民利益问题上的立场态度问题,更折射出基层组织和基层法院的权威性在急剧下降。由于农民利益的损害往往同强势群体有关,“有些基层组织一味重经济利益,追求GDP而漠视农民利益的存在;有些基层政权一味重眼前利益(如占用农民耕地),忽视农民的长期利益,而采取了倾斜于强势群体的做法等等,都导致农民政治诉求的无效表达增大”[10]。这些做法严重损害了农民的利益,伤害了农民的感情,最终造成农民采取暴力方式去维权。如此恶性循环,不利于社会矛盾的消解,反而会激化农民与政府之间的矛盾,使农民非制度化表达方式变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影响社会的长治久安。

二、失地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成因

1.政治文化传统原因——被征地农民的政治文化落后。

王浦劬认为:“政治文化是政治关系心理和精神的反映,它是人们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形成的对于政治的感受、认识和道德习俗规范的复杂综合。”[11]造成失地农民政治文化落后的主要原因在于我国缺乏民主文化的传统。我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使得家长本位、权力本位、附庸意识等传统观念在我国一些农村地区仍然较为流行,同时也造就了中国农村的“臣民型”传统政治文化。这种文化的典型特点是政治冷漠。被征地农民一般不愿意参与政治,除非他们的合法利益受到严重损害而忍无可忍时,才会采取集体抗争这种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方式,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是作为“臣民”而存在的个人利益动机的申诉、抗议,而不是目的性参与;同时,即使他们参与政治,往往也是求助于伦理道德、风俗习惯、人情关系、舆论压力等存在于农村社会的非正式制度,而不是通过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等制度性渠道,在客观上造成了现实生活中“潜规则”的广泛流行和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频频发生。

我国农民的文化素质普遍不高,法制观念淡薄,政治技能较低。许多农民对自己拥有什么样的权利和义务以及参与的途径和方式不甚了解甚至一无所知。列宁说过:“文盲是处在政治之外的,……不识字就不可能有政治。”[12](P200) 所以,被征地农民的政治参与大多是在自我意识支配下进行的,是一种情绪化的参与,缺乏理性思考,由此就会带来政治冷漠或参与行为的随意性,从而导致非制度性的政治参与。

2.经济基础原因——小农经济的局限性。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80%左右的人口都是农民,农业是我国农村的主导产业,农业社会的经济特征主要体现在小农经济上。小农经济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主导性经济形态,目前仍然在中国农村经济形态中占主要地位。小农经济的基本特征是个体小农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小规模简单再生产劳动的不断重复。这种经济形态容易导致农民在经济上彼此独立缺乏应有的联系,难以形成共同的经济利益,不仅容易导致封闭、分散的思想观念和自私、狭隘的小农意识的产生,使农民缺乏协作精神和组织性,而且使得农民在政治上很难联合起来,无法充分利用制度化的途径参与政治,进而导致了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持续出现。

农村的经济发展水平低,失地农民缺乏政治参与的物质保障。美国社会政治家安东尼奥罗姆指出:“处于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人参与政治的比例必然要比处于较低社会经济地位的人高些。” 格尔哈德指出:“日常生活的压力严重地限制了人口中绝大多数人的政治活动。”经济资源的匮乏,导致农民获取政治技能、政治知识的能力的弱化,从而很难通过制度化的政治参与来维护自身的权益。

3.制度成因——土地征收制度的不完善。

当前存在于农村的规范土地征收的正式法律制度有《宪法》、《物权法》、《土地管理法》、《国家建设征用土地条例》等法律规范,其制度设计从实体到程序都存在一系列问题。实体上的缺陷表现在:强调并且泛化公共利益的目的,轻视农民个人利益,以致土地征收权的行使具有一定的随意性;对土地征收客体范围的界定仍不明确;补偿范围偏窄,补偿标准偏低。程序上的不足有:首先,征地信息公开程度较低,侵害了被征地农民的知情权。如《土地管理法》规定征收方案和补偿安置方案均是在经批准之后方才公告的,属于事后公告,将被征地农民阻止在征地决策的大门之外。其次,征地程序的政府单方主导性,侵害了被征地农民的参与权、决策权和监督权。在整个征地调查、征地补偿过程中,农民通常被排除在外,参与的主体仅仅是征地调查人员、乡政府有关领导、用地单位和村干部。征地申请是否获得审批、征地目的是否合法、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的批准都是由政府主管部门单方面决定。土地征收制度存在的缺陷直接导致土地征收实践的混乱,一些地方受利益驱动,人为加速城市化进程,盲目设立开发区、工业园,大量圈占农村土地,土地征收过多过滥,并且拖欠农民补偿费的现象十分严重。在现行的土地征收制度不足以保护被征地农民利益的情形下,为了维护自己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农民不得已采取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方式来影响土地征收决定的进程和实施。

4.机制成因——农民利益表达机制的不健全。

农民在土地征收中行使多大的话语权不仅取决于一国政治体制的实际运作,更取决于农民的利益表达机制是否畅通。然而,我国农民利益表达机制的欠缺表现在:首先,农民在国家权力机关缺乏强有力的代言人。“我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70%,而农民代表在多届全国人大代表中所占比重却不到10%。按比例推算,大约96 万农村人口中才能有1名人大代表,而26 万城镇人口中却能产生1 名代表,后者的代表数近乎前者的4倍。这种比例倒置,是农民始终缺乏话语权的最根本原因。”[13]农民代表在国家权力机构中缺乏强有力的代言人,造成在公共政策中缺乏发言权,因而农民的意志、愿望、诉求就很难得到充分表达,一旦利益受到侵害,他们往往不得不采取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方式去维权。其次,农民组织载体的缺失使农民利益表达陷入困境。如前文所述,农民组织化程度低,农村缺乏利益表达的组织,加上农民生产劳动的分散性,使农民难以找到有效的利益表达途径。再次,农民利益表达的渠道不畅通。一方面,现有的制度化的政治参与渠道如选举、投票、信访等法定渠道程序复杂、门槛高、成本大,失地农民经过长时间的上访,所付出的成本是高昂的,但往往不能达到预期目标;另一方面,由于失地农民存在交通不便、通信不畅、文化程度低、信息传递媒介非常有限等困境,造成失地农民在利益受损却又无处申诉的情况下,直接采用非制度化的手段来发泄不满情绪,如聚众闹事、殴打政府工作人员等,造成了社会治安问题。

三、失地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向制度化政治参与的转向

被征地农民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制约了农民的制度化政治参与和利益表达空间,阻滞了乡村的社会转型,延缓了整个社会公平正义实现的步伐,不利于农村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结合中国实际,笔者将被征地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转向目标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

1.由工具性向目的性政治参与转变。

工具性政治参与是指参与者并未将政治参与本身作为目的,而是将其作为实现其他目标的手段。我国失地农民当前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主要是工具性参与,失地农民主要将政治参与作为一种工具,其目的本身并非是政治参与,而是希望通过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来实现其自身的征地补偿利益、就业安置利益和社会保障利益。而目的性政治参与是指被参与者把政治参与当作一种目标来追求,至少是当成目标之一,寻求实现自身的利益,而其本身并没有直接利益诉求。在把失地农民的工具性政治参与引向目的性政治参与的过程中,应该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这是因为在中国现有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框架下,政治参与本身就是政府主导型的,尤其是整体素质不高的失地农民群体,政府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他们的政治参与过程及结果。政府应该优化政治文化环境,培养失地农民的法治意识、公民意识等现代政治意识,引导广大失地农民正确对待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消除臣民思想,增强主体意识,同时加强对失地农民的法律宣传与教育,帮助失地农民克服追求短期利益的心理,培养失地农民在政治生活中所必需的政治知识和技能,提高他们的民主政治行为能力, 从而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冷静理性的精神实现目的性政治参与。

2.由无序向有序政治参与转变。

改革开放以来的农民政治参与有着无序参与的基本特征,作为参与规则欠缺条件下出现的政治行为,无序参与对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政治保障系统的破坏是致命性的。同时,它也使政治参与的后果与参与者的初衷背道而驰。这种教训使农民逐渐形成了以有序参与替代无序参与的普遍意识和要求。而且市场经济体制的制度化安排以及农民在其运行中对其规则的体验,则进一步强化了农民对有序参与必要性、合理性的认识。特别是随着国家和社会生活法制化水平的提高以及农民法制意识的增强,以有序参与为表征的理性政治参与模式正在初步形成。实现被征地农民由无序向有序政治参与转变的路径在于:首先,要认识到追求土地征收中经济利益的最大化是被征地农民进行政治参与的最终目标与归宿,所以应着眼于维护被征地农民在土地征收中各种经济权益;其次,健全土地征收相关法律制度,包括完善土地征收制度、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农村土地流转制度等;再次,应完善促进被征地农民有序政治参与的相关政治和法律制度。这是因为,如果被征地农民的制度化政治参与能获得比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更多的利益,毫无疑问,被征地农民会选择制度化的参与。所以,应完善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信访制度、舆论性民意表达制度、政治协商制度、村民自治制度等各种相关制度。

3.由分散性向有组织性政治参与转变。

美国学者亨廷顿曾指出,“组织是通往政治权力之路,也是政治稳定的基础,同时也是政治自由的前提。”[14](P31)我国农民当前组织化程度不高,“农民必须靠他们的代言人来捍卫政治权利,这样才能从个人和政府两个层面共同推进政治文明”[15](P46)。当前增加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建立健全能够代表被征地农民自己利益的合法组织,避免分散化显得尤为重要,这不但为农民利益的表达提供了组织化的渠道,避免与政府的直接冲突,而且增加了农民的话语权,改变农民在同其他市场主体或利益集团博弈中的劣势地位,也使其所反映的问题能够尽快得到政府的重视,提高了问题解决的效率。同时,通过正式的组织,农民所获得信息的渠道增多,农民也可以通过组织获得更多有关政治参与的知识,更有利于提高农民的政治素养,在组织的指引下选择更为有效的方式进行有效的政治参与。要保障被征地农民实现有组织性的政治参与,首先可借鉴美国经验成立由农民参加的农会,发挥组织的凝聚、号召以及强有力的影响功能;其次,发展各类服务于农民的基层社会中介组织。基层社会中介组织在政府与农民之间发挥桥梁与纽带的作用,减少因土地征收所引发的冲突。

4.由低效向高效政治参与转变。

被征地农民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之所以很难达到期待的效果,其主要原因除了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缺少相应法律政策的支持,更重要的是被征地农民在政治参与目标的确定上不切实际,参与方式与渠道的选择上没有考虑效能因素以及政府行为的低效。实现被征地农民的政治参与由低效向高效转化的路径,除了要完善上文提到的土地征收相关法律制度以及促进被征地农民政治参与的相关政治法律制度外,还必须:1)以所能达到的基本满意状态作为政治参与目标。实践中被征地农民通过越级上访、集体上访、直接对抗等方式并非都是为了维护其合法权利,也有一部分人是为获取制度外非法利益,其结果是直接导致非制度政治参与的无效。为保证被征地农民政治参与的效果,应在维护其土地征收中的合法权益的同时,促进公共利益的实现作为其政治参与的目标与动力。2)在参与方式和参与渠道的选择上以效能为基点。在参与方式上,被征地农民应摒弃形式主义的和造成短时轰动效应的参与模式,采取理性、有序的政治参与方式;在参与渠道上,要实现有效政治参与,除了采取组织化参与渠道外,还应结合信息科技的发展和互联网的普及,探索政治参与网络化的新途径。3)优化政府的行为。现代政府应注重增加公民的直接参与,不断地加强政府对公民在国家中主体地位的认识,不能借口国家利益和公共需要而随意处置剥夺相对人的权益。具体到被征地农民的政治参与而言,基层政府以及相应部门应充分保障被征地农民在土地征收中的合法权益,重视其利益诉求并给予及时有效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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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詹姆斯·E·安德鲁森.公共决策[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0 .

责任编辑王飞

作者:彭小霞

农民制度性政治参与论文 篇2:

农民工有序政治参与的现实可能性和机制创新

【摘 要】农民工有序政治参与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创新农民工有序政治参与机制,在制度层面上,要彻底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努力建立和完善城乡一体化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在法律层面上,必须将公民特别是农民工的政治权利及其保障与实现在宪法和其他法律上予以明确、巩固和发展;在政治结构上,要发挥政治性组织的作用,培育非政治性社团组织的成长,促进我国治理架构的合理调整。

【关键词】农民工;政治参与;边缘化

有序政治参与是指公民在遵循宪法和法律所规定的公民民主权利的前提下,通过自主、理性的方式并按照一定的程序或秩序去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政府决策和政治生活的政治行为。农民工是我国改革开放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涌现出的一支劳动大军,他们为城市繁荣、农村发展和国家现代化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但由于二元户籍体制和城乡二元经济体制的影响,使得应该随着经济地位和生活水平提高而提高的农民工政治参与的权利,却在日益走向边缘化。农民工政治参与的边缘化与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是不相符的,严重影响了我国民主政治的质量,也是对农民工的政治权利的侵害。如何构建农民工政治参与机制是构建和谐社会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农民工有序政治参与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

1.农民工有序政治参与对农民工群体的政治成熟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帕特曼和麦克弗森认为:“只有通过参与才能促进人类发展,强化政治效率感,弱化人们对权力中心的疏离感,培养对集体问题的关注,并有助于形成一种积极的、具有知识并能够对政治事务更敏锐兴趣的公民。”[1]农民工只有通过日益广泛的政治参与,才能逐步走向政治成熟;只有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参与政治,才能掌握更多的政治知识,获得更多的政治能力。所以,农民工政治参与不仅能促进自身的发展,而且能加强对政治体系的理解,增强政治认知能力和端正政治态度,逐步走向政治成熟。

2.农民工有序政治参与有利于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

农民工作为利益相关群体参与城市政治生活,有利于推动政府建设,提升政府的服务能力,确保决策执行的科学化。目前我国农民工的政治参与还处于边缘化的状态,他们基本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心中的意愿不能有效地表达,选举与被选举的权利也落实得不够。农民工参与村委会选举的比例比较低。村委会选举是村民自治的前提和基础,是农民政治参与的重要形式。但是农民工一是没有时间参与村委会的选举,二是即使参与选举并且被选上了,也没有时间和意愿参与村民自治政权。其次,村民自治选举的形式和方式不利于农民工真实表达自己的意愿。在参加选举的农民工中,有的也亲自回村参加选举的,有的请别人代投票,有的用信函的方式。尽管村委会选举答应委托投票,但是亲自参加选举比其它方式能够更为真实的表达农民工的选举意愿。直接参与表达选举意愿的农民工较少,严重影响了农民工的政治参与程度,进而影响乡村政权的民主程度。这一系列潜在的因素直接影响到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进程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因而,在制度的保障下,让农民工充分行使政治权利,有效地参与政治,将有力地推动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实质性进步。

3.农民工有序政治参与是维护社会政治稳定的迫切需要

农民工有序政治参与有利于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促进群体间的相互了解,减少冲突,维护社会稳定。农民工在城市由于我国二元户籍制度的限制,成为了这种体制的边缘人。农民工缺乏社会政策的关心,农民工流入地的社会政策不能覆盖这个群体。现有的体制主要是治理他们,缺乏为他们提供相关的公共服务的职能,计划生育、子女教育、成人教育、安全生产和社会保障等方面对农民工覆盖率低,有的完全被排斥在外。工、青、妇等社群组织和流入地的社区建设工作也没有把覆盖农民工群体的工作作为自己应有的职责。农民工这种城市弱者地位,已经严重阻碍了农民工在城市务工地的政治参与。城市是农民工的生活和工作地,与农民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但在城市工作生活中,农民工权益遭受侵害的情况经常发生,比如农民工在劳动市场上处于弱势,也往往缺乏合同观念,在流入地碰到劳动纠纷、工资纠纷时缺乏相应的基本权益保障机制,有时甚至投诉无门。因此,农民工对是否同意在打工的地方急需一定的组织或机构来代表和维护外来人员的利益这种说法非常认同。但是城市社区没有农民工政治参与的制度规定和条件,农民工不能实现参与社区政治的愿望。

二、农民工有序政治参与边缘化的成因

1.二元社会结构的制度性障碍

邓小平同志认为,“制度是决定因素”、“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2]长期以来,国家通过一系列的政策、措施、规章、法律和组织体系,把我国人口划分为享受不同权利、承担不同义务的两大不同权益的城市人和农村人群体。这种以城市和农村为地域界限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使农民工政治参与受到社会排斥。所谓社会排斥(socialexclusion),“原先是指针对大民族完全或部分排斥少数民族的种族歧视和偏见,这种偏见和歧视建立在一个有意达成的政策基础上。”也即“主导群体已经握有社会权利,不愿意别人分享之”[3]。社会排斥之所以会发生,是与社会文化、社会结构、国家政策、意识形态等多方面因素有着密切的关系。与此类似,中国城市的社会排斥也体现在城市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其结果是,城市外来人口不仅在经济、社会权益方面受到歧视和不公平待遇,而且事实上被排斥在城市各种政治组织之外;特别是在地方基层选举活动中,《中华人民共和国选举法》第五章第二十七条规定:“居民、农民、个体工商户在户口所在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登记”,“人与户口不在一地的,由本人在取得户口所在地的选民资格后,在现居住地登记为选民”。显然,这种户籍制度羁绊了农民工在城市中的政治参与权,而“政治权力不过是用来实现经济利益的手段”[4]。缺少这种手段,会导致农民工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诸多方面享受权的丧失。虽然,最近几年一些城市已经逐步放松了对户口的管制,农民工也可以取得城市户口,但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真正能拿到城市户口的只能是少数。这就意味着,绝大多数农民工要么回去参加选举,行使自己神圣的权利,要么回家乡办理选民资格证明,以便在城市参加选举。然而事实上,由于选举所付的经济成本和选举回报利益的理性博弈,农民工要么委托家里人代为选举,要么放弃。选举是如此,农民工的被选举权也是如此。所以说“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制度性障碍”是农民工政治参与边缘化的根本原因。

2.经济利益的内在约束性

马克思主义政治参与观认为,人们之所以参与政治是出于切实的物质利益方面的考虑,而不是出自本能、理智这样的精神原因。“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5]。美国的政治学家亨廷顿认为:“社会经济发展促进政治参与的扩大,造成参与基础的多样化,并自动导致自动参与代替动员参与”[6]。“高水平的政治参与总是与更高水平的发展相伴随,而且社会和经济更发达的社会,也趋向于赋予政治参与更高的价值”[7]。美国学者科恩指出“社会成员如不享有最低限度水平的物质福利,任何社会也不能指望长久维持自治”。“使公民体力情况恶化并迫使他们主要或完全关心自己或家庭生存问题的经济条件,是不可能产生有生气的民主的”。经济是基础、是前提,只有经济发展了,农民工的政治参与才有可能。从现实看,农民工大多数来自中西部经济发展水平还比较落后的农村地区,对他们而言,进城的根源是城乡经济利益比较的结果,动机是挣钱、养家糊口,满足于最低层次的生活需求。这种低层次的目标诉求,很难培育为现代社会公民所应具有的影响政府公共管理活动的自尊、自信、自我实现等政治效能意识。对于农村的政治参与,基于城市做工的经济收益大于回去参与选举或政治活动所得的回报,大多数农民工放弃回原户籍地参加选举和其它政治活动,从而造成了他们对原籍地政治的漠视和参与的冷淡。可以说,经济因素使农民工群体游离于农村参与政治之外。当然,由于城市制度性的障碍,农民工也被排除在城市政治参与之外,这样,就使得农民工政治参与被事实地边缘化了。

3.组织化程度的低下消解了农民工政治参与

组织化是现代社会的突出特征。正如帕森斯(Parsons)所言:“组织的发展已成为高度分化社会中的主要机制,通过这个机制,人们才有可能‘完成’任务,达到对个人而言无法企及的目标。”[8]作为一种完成各种目标的机制,组织对农民工的集体生活无疑有着深远的影响;而作为一种个人与“无法企及的目标”之间的桥梁和纽带,组织又发挥着媒介的作用,代表了麦克鲁汉所谓的“自我的延伸”。然而,我国长期实行限制性民间组织管理政策,各种非政府组织发展迟缓,导致社会利益结构组织化水平低下,这种组织化程度的低下,消解了将农民工个体微弱的声音凝聚起来的可能,削弱了农民工的整体话语权能力,从而影响了城市外来人口(农民工)政治参与。现有的城市群众性政治组织如各级工会、妇联、共青团等,基于农民工流动性大的特点,很难在组织上吸收他们,而且这些组织政治控制功能多于利益代表功能,主要起党联系人民群众的政治“桥梁”和“纽带”作用,所具有的微弱的利益表达功能也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充当了城市市民利益的代言人,因而难以满足城市外来人口的政治参与要求。

在自建组织方面,由于缺乏活动资金、固定的住所和其它的社会资源,很难建立起合法的、代表自身利益要求的社团组织;这种自建合法组织的缺失,减少了农民工的政治参与权。总之,农民工组织化程度的低下导致了他们日益远离城市社会的中心资源,只能作为一个“自在的阶层”,而不是“自为的阶层”而存在。

4.农民工政治参与意识及自身素质

列宁说:“文盲是站在政治之外的,必须先教他们识字。不识字就不可能有政治,不识字只能有流言蜚语、传闻偏见,而没有政治”[9]。列宁在谈到俄国文化不发达对苏维埃政权的影响时又说:“苏维埃政权在原则上实行高得无比的无产阶级民主,对全世界做出了实行这种民主的榜样,可是这种文化落后性却贬低了苏维埃政权并使官僚制复活。苏维埃机构在口头上是全体劳动者都参加的,而实际上远远不是他们全体都参加的,这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10]。而从2006年10月24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城市农民工生活质量状况调查报告》中显示:农民工中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占2.57%,小学占12.74%,初中占52.04%,高中占26.67%,大专及以上占5.98%[11]。显然,农民工阶层是一个庞大的文化素质偏低的阶层。这种文化素质的偏低造成了政治参与意识的滞后,影响着他们对政治的认知和政治参与的广度和深度。政治参与意识,一般是指人们对集体、国家乃至国际的大事及其相应的政治活动的自觉认识,积极投入的心理状态;农民工的政治参与意识,是指农民工对待政治活动的思想倾向和基本态度,诸如,对待政治事务的关心程度,对自我政治成长与发展是否有明确目标,对步入政界、登上政坛的愿望和抱负等等[12]。农民工受小农意识影响,现代公民意识不强,在流入地以体制外方式生存,社会地位极其低下,对流入地区和单位没有认同感、归属感,缺乏主人翁意识,难以产生现代意义上的公民政治参与意识。受生存理性和经济理性支配,农民工缺乏群体利益的认同与自觉,政治效能感较弱,显现出对政治利益的争取较为冷漠。

三、农民工有序政治参与的现实可能性

1.农村基层民主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培育了农民工的民主意识和民主精神

农民工在家乡参与村民自治的实践经历,为扩大农民工政治参与奠定了思想基础。村民自治制度为中国农村社会赋予了民主内容,当农民一旦认识到民主选举能够给自己带来好处时,就会对政治参与表现出极大的热情。村民自治制度的广泛实行,使村民懂得了什么是选举和怎样选举自己的利益代言人,从一定层面上认识了现代民主制度,掌握了一些现代民主知识,提高了民主意识和管理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培育了现代民主精神。

2.工厂等现代社会组织的工作经历增强了农民工的现代意识

工厂无疑是促成人的现代性的学校,单是它所提供的工作和组织经验,就能改变人,使人们在态度、价值观和行为方面转变得更现代化。工厂是与农业生产组织形式迥然不同的现代组织形式,是工业大生产的产物。农民工进入工厂后,学习和接受工厂教给他们的种种技术操作规程,遵守和适应工厂的制度,并以之作为行为规范的过程,也是规则意识、协作意识、法制意识等现代意识在农民工的内心积淀和形成的过程。

3.城市生活的潜移默化提高了农民工政治参与的自觉性

进城农民工在城市务工期间,接触到了城市社会的方方面面,对城市文明,进而对城乡之间的差距,有着更为深刻的认识和切身的体会。农民工从事的工作都要和不同的人广泛接触交往,这种交往可以提供许多取得新知识的学习机会,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见解,也需要有表达意见的能力和判断能力。这种生活的经历会在潜移默化中提升农民工的现代性。城市往往是商品的集散地,市场经济发达。商品是天然的平等派,市场经济天生孕育自由、平等、竞争和法治等民主意识,长期面对市场经济的浸染,有利于提高农民工的政治参与意识。

4.大众传媒的耳濡目染强化了农民工的政治意识

大众传媒既是工业文明的产物,也是工业社会的标志。如果没有发达的大众传播体系,现代社会就不会有效运转。相比流动农民的家乡,作为流入地的城市或发达地区的农村资讯都比较发达,这就使农民工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大众传媒。这就很容易拓宽农民工的视野,使他们获取较多的知识,从而提高自己的认知水平。

四、农民工有序政治参与机制创新

创新农民工有序政治参与机制,在制度层面上,要彻底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努力建立和完善城乡一体化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在法律层面上,必须将公民特别是农民工的政治权利及其保障与实现在宪法和其他法律上予以明确、巩固和发展;在政治结构上,重要的是发挥政治性组织的作用,培育非政治性社团组织的成长,促进我国社会的政治结构的合理调整,使其与我国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一起通过良性运转,达到整个系统结构的平衡。

1.破除新旧二元社会结构,完善现行政治参与制度

要彻底改革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现行户籍制度,逐步实现人口的自由流动和迁徙,消除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界限、农民与非农民的身份区别,为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政治权利、经济权利和社会权利保障问题提供体制条件。制定跨部门、跨地区的全面协调的覆盖全体农民工的政策体系,打破城乡分割的政治参与状态,规定农民工的政治参与不是以身份而是以地域为标准。拓展农民工政治参与渠道,创新参与形式。在选举时间上做适当的调整,村委会选举的时间可以抓住农民工春节返乡这一特点,以确保选举质量的提高。要不断完善选举程序、选举监督机制和纠错机制,确保选举过程的公平公正,从而有效地激发农民工政治参与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2.建立健全维护农民工政治经济权益的法律体系

完善选举法律法规,保障农民工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优化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的结构,使更多的群众尤其是农民工进入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其作为国家主人的权利。应当创造条件,使农民工在其居住的城市方便地参加人大代表的选举。探索民主政治建设的新途径、新形式,建立和完善政治参与的保障机制。在现阶段,加强农民工权益保护的立法,尽快出台《农民工权益保护法》,依法保障农民工的政治权利。建立权力制约监督机制,形成科学、严密的权利监督和约束机制,使监督工作有法可依,进而保障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全体人民自主、独立地实施对执政党及国家机关的各项工作的监督。

3.提高农民工的组织化程度

政府应帮助农民工规范地成立自己的合法组织,使他们的权益表达渠道合法化,尽量减少非制度性政治参与行为的发生,使其政治参与制度化。充分利用农民工中现有的自治组织并予以规范。农民工流入地的工、青、妇等社群组织的工作职责要明确向农民工群体覆盖。我们党应加大在用人单位尤其是在私营企业中建设基层组织的力度,将农民工中的先进分子纳入组织成员,提高其组织化程度。在体制保障下,使农民工得到合法的保护自己利益的渠道,让农民工以组织为单位实行跨区选举,让农民工参与当地的选举,通过由自己选出的代表来表达和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并把农民工中的代表纳入到各级政府组织体系中去,实现农民工政治权利的合法化、制度化。

4.加强对农民工的培训和教育

农民工的政治参与状况不理想,在很大程度上也与他们自身的受教育程度低有关。要适应工业化、城镇化和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需要,大力开展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和引导性培训,提高农民转移就业能力和外出适应能力。建立由政府、用人单位和个人共同负担的农民工培训投入机制,中央和地方各级财政要加大支持力度。完善农民工培训补贴办法,对参加培训的农民工给予适当培训费补贴。充分利用广播电视和远程教育等现代手段,向农民传授外出就业的基本知识。重视抓好贫困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工作。输入地要把提高农民工岗位技能纳入当地职业培训计划,支持用人单位建立稳定的劳务培训基地,发展订单式培训。要研究制定鼓励农民工参加职业技能鉴定、获取国家职业资格证书的政策。劳动保障、农业、教育、科技、建设、财政、扶贫等部门要按照各自职能,切实做好农民工的培训工作。

参考文献:

[1]戴维·赫尔德.民主的模式[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339.

[2]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第2版),1994:

308,333.

[3]戴维·波普诺.社会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4.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82.

[6]塞缪尔·亨廷顿,琼·纳尔逊.难以抉择——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参与[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7]列宁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200.

[8]TalcottParsons.Structure and Process inModern Societies[M].Glencoe IL:Free Press,1960:41.

[9]列宁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200.

[10]列宁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784-785.

[11]国家统计局.城市农民工生活质量状况调查报告[R].2006.

[12]蔡华杰.对农民工政治参与意识的透析[J].社科纵横,2006.

作者简介:唐震(1976—),男,江苏苏州人,讲师,现供职于中共南通市委党校,研究方向:科学社会主义。

作者:唐震

农民制度性政治参与论文 篇3:

政治文化视野中的农民上访研究

摘要:作为农民非制度政治参与的主要形式,农民上访具有深层次的政治文化根源,认同危机、清官意识、臣民意识以及非制度化参与的激励效果,分别是农民上访的直接诱因、内在驱动、潜在因素和外在刺激。农民上访会造成一些负面影响。如削弱基层政府权威。造成合法性危机,破坏正常的政治社会化等。因此,需要培育参与性为主的复合型公民文化,将农民的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纳入制度化轨道,以逐步化解农民上访问题。

关键词:农民上访;政治文化;复合型公民文化

农民上访,作为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一种主要形式,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这里所说的农民上访,是指农民不采用制度化渠道和法定程序,而是以个人或集体的方式越过直接管理他们的基层政府,向高层政府部门反映情况,提出意见和要求,希望影响或改变基层领导干部的决策和决定,维护农民自身权益。农民上访虽然不是新时期的特有现象,但不可忽视它对社会稳定和政治发展所带来的影响。本文拟从政治文化视角出发,剖析农民上访的文化根源,提出消解农民上访危机的几点建议。

一、农民上访的政治文化根源

农民之所以上访,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深层次原因应该归咎于政治文化。作为长期形成的心理积淀,政治文化深藏在人们的心中并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彰显出来,它规制和指导着人们的政治行为。如阿尔蒙德所说,政治文化就是指政治体系的心理方面,它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内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政治文化最基本的要素,就是对统治权力合法性和正当性的认知、情感、评价等取向。从政治文化上看。农民之所以上访,一是因为基层政府执行力不足,导致农民政治心理上对基层政府的不信任,产生了信任危机和认同危机;二是农民政治心态上的“清官期盼”使然;三是由于“臣民意识”的影响;四是缘于上访的正激励效果。

1、认同危机:农民上访的直接诱因。“在政治行为主义的分析模式里,认同是指政治系统的成员对系统持有忠诚与合作的态度,保证对系统的支持。并承担相应的义务。所谓认同危机,指公民个体或群体在政治取向方面发生危机,形成群体性的心理困扰。”在社会转型期,我国农村总体发展态势是好的。不过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就农村基层干部而言,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如大吃大喝、贪污腐化、巧立名目、非法行政、官僚主义严重等。这些行为侵害了农民利益,加重了农民负担,伤害了农民感情,使农民对基层政府失去了信任,降低了基层政府的公信力。我们知道,基层干部形象是评价基层政府的主要指标,基层干部粗暴的作风和工作方法,使农民难以在心理上对基层政府产生认同感,产生了认同危机。不过,对基层政府的不信任。并没有消解农民对高层政府的想象和期望。在农民惯常思维中。认为要想解决基层问题或抑制基层政府的不良行为,必须求助于上级部门。对基层政府的认同危机和对上级部门的理想化,使得中国农民似乎有一种“上访情结”,一旦有事就可能走上访之路。

2、“清官期盼”:农民上访的内在驱动。清官意识和清官期盼是积淀在中国老百姓心中的一种政治意识。在中国古代,农民在政治上软弱无力,没有什么制度和文化可以确保农民参与政治。于是广大农民都把希望寄托在清官身上。清官犹如甘霖雨露,是“拯民于水火”的英雄人物。百姓都希望清官能够为他们作主。所以,在中国古代的戏曲和民间故事中,常常有这样一幕:百姓一旦有冤屈,在历经磨难之后,总会有手握上方宝剑的“青天大老爷”忽然驾到。为他们伸张正义。在当下,农民虽然有了各项权利,但农民在政治心态上依然有着“清官期盼”的情结,希望有清官能够为他们谋福利、伸正义。正如学者葛荃所说,清官期盼作为一种传统的政治意识,实际上成为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深层内涵之一,“清官期盼在漫长的政治文化传承过程中。逐渐演变成了一般社会成员普遍具有的政治意识”。

当然,农民所期盼的清官往往不是来自直接管理他们的基层政府,而是来自高层政府。清官,实际上是农民对高层政府官员的一种理想化的想象。正是“清官期盼”的内在驱动,促使农民遇事时会跨越基层政府,向上级政府寻求帮助。

3、臣民意识:农民上访的潜在因素。在中国古代。农民地位低下,帝王和官僚们都主张“庶民不议”、“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认为政治乃是皇帝或衙门的事情。久而久之,老百姓形成了一种“庶民意识”,认为自己只不过是一介草民,政治上只能服从和依附于专制权力。而不积极主动参与政治。这种“庶民意识”必然会“造成老百姓对外界产生深重的无力感和政治冷漠心理”。一所以又有人这样说道:“传统中国社会成员形成了‘犬儒主义’的政治态度——对政治、公共生活的冷漠与畏避。这种特别的政治文化‘遗产’对我国的政治现代化转型起着严重的阻碍。”庶民意识使得老百姓对正式的制度安排漠不关心,而一旦遇到事情就会按照自己的逻辑和经验去办事。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农民已经当家作主,他们无论在法律上还是在政治上都有了实实在在的权利。但是,在农民的政治亚文化中。同样存在着“庶民意识”的现代演变:臣民意识。具有臣民意识的农民们,政治认知能力不足,不相信自己对政治能有所作为,不熟悉也不大会利用正式的制度来保护自己的权益。臣民意识的背后则是对上级权力的崇拜,相信上级领导才是能够为民做主的。因而,农民在基层遭遇不公正或受到伤害时,不会主动采用正当的法律途径来解决问题,而是首先想到“托关系、找领导”。如果找不到关系,那么就借用种族、家族乃至邻里的力量。利用上访(个人或集体的)等非制度化的方式去解决问题。

4、非制度化参与的激励效果:农民上访的外部刺激。在现实生活中,一些农民采用了上访等非制度化的政治的方式,解决了一些实际问题,获得了某些利益,产生了所谓的非制度化参与的激励效果。相反,一些人通过制度化的信访渠道反映问题。不但效率比较低,而且还可能遭到打击与报复。这使农民的心理发生了变化,越来越多农民把上访当作利益表达和利益诉求的主要渠道。“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这种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激励效果给了农民一种心理期盼,认为上访是有效的。能够对直接管理他们的领导干部施加压力,从中获得利益或能够维护自己的权益。正是这种心理期盼,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农民们一旦在基层遇到问题或遭遇不公时,就可能走向上访之路。可以说。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实用性和功利性是激发农民上访的外在力量。

二、培育参与性为主的复合型公民文化,化解上访危机

农民上访现象的频频发生,暴露了农村现行政治参与制度和信访制度的缺陷,有助于敦促我们进一步思考制度设计的公正性。但是,农民上访毕竟是一种非常态的政治参与,它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比如逐渐削弱基层政府的权威,造成合法性危机。不利于公共政策的形成与执行。所以,必须高度重视农民上

访问题,通过大力发展农村市场经济、加强公民教育、改革信访制度、培育非政府组织等,塑造参与型政治文化,逐渐建立起参与性为主的复合型公民文化。参与性为主的复合型公民文化既强调公民的积极参与,又兼顾到公民的守法与服从,它是一种理性的、节制的、宽容的多元文化。建构参与性为主的复合型公民文化的目的是要逐渐将农民的非制度政治参与纳入制度化轨道,化解农民上访危机,从而建立起稳定、祥和而又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1、高度重视。正确认识。合理引导。“群众利益无小事”,要本着执政为民,以人为本的态度,高度重视农民上访问题。同时,要充分认识到农民上访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而“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对待农民上访。不能采取打压的政策,只能通过有效的方法进行合理引导,将上访从非制度形式纳入制度化轨道,建立起参与型政治文化。

2、发展农村经济,奠定参与型政治文化的物质基础。“社会心理因素是经济发展的产物”。贫穷直接制约了农民政治参与,相对封闭落后的农业经济只会培养出高度依赖权力、缺乏独立人格和主体意识的“依附民”。因此,要切实把农业放在经济工作的首位,多渠道投入,积极推进科技兴农,发展和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建立健全农业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农产品市场体系和国家对农业的支持保护体系;要确立农民的市场主体地位,实行正确的农业发展战略和切实可行的富农政策,为农民参与型政治文化构筑起坚实的物质基础。

3、加强公民教育,为参与型政治文化进行思想启蒙。参与型政治文化的构建,需要思想启蒙。阿尔蒙德和维巴曾说道:公民文化在美国及英联邦其他国家中的发展。是它在几次大的论战中赢得胜利之后才开始的。他们所说的大论战就是指思想启蒙运动。而“启蒙运动就是人们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对农民进行公民教育,目的就是要使他们学会运用自己的理智,培育独立人格,引导他们以积极态度参与政治和治理。

在西方社会,公民教育已经比较成熟。自启蒙运动开始,德国就非常重视公民教育,一方面是培养人的主体性和个人的自我实现,另一方面是培育公民德性与公共善。美国则在1972年就开设了公民学。以培养公民的爱国心和对政治制度的认知。英国等西方其他国家也都十分注重公民教育。在当前,对我国农民进行公民教育应当侧重三个方面:一是培养“理性民”,让农民学会以理性的态度对待政治,受理性而非情感支配;二是培养“参与民”,侧重于培养农民正确参与社会政治生活,并在参与中享受公民权利,履行公民义务;三是培养“道德民”,培养农民对国家、民族的认同感。提倡农民的社会公德意识和爱国情感,使农民在实现“公共善”的同时实现自我。一句话,公民教育根本目的是要使农民角色发生转变,从臣民、顺民转向有独立人格、有责任、积极参与政治生活的好公民,以农民参与型政治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为契机,带动复合型公民文化的建设。

4、改革信访制度,为参与型政治文化提供实践平台。农民上访在很大程度上凸现了信访制度的缺陷。信访原本应该是公民有序地参与政治的重要渠道,但是农民并不喜欢通过这些机构反映问题。这一方面可能是因为信访部门人员官僚主义作风严重,办事效率较低,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因为截访、控访等事情屡有发生,百姓担心受到迫害与打击而不愿意利用制度内的信访渠道。而且,我国信访条例更多是强调信访人的义务,而不是保障信访人的权利。因而,要把农民上访纳入制度化的轨道,必须改革现有的信访制度,重新构建信访体系。整合信访信息资源;尝试撤销各部门的信访机构,把信访全部集中到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探索“大信访”格局;要通过立法统一规范信访工作,建立起高效的信访监督监察机制;要切实保障信访人的合法权益,坚决查处迫害信访者的案件。总之,要改革信访制度,理顺信访的处理渠道。确保信访渠道畅通,扩大农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为农民参与型政治文化的发展提供一个实践平台,从而促进复合型公民文化的逐步形成与完善。

5、培育农村非政府组织,为参与型政治文化提供组织平台。非政府组织(NGO)在现代社会越来越受重视,因为在社会发展中它能够弥补政府和市场机制的不足。非政府组织的一项重要功能就是推动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组织群众参与社会活动。所以。可以通过培育农村非政府组织,比如鼓励发展新型的社会化服务组织,推动基层工业协会、农产品行业协会、慈善组织等各法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帮助群众学会自我管理,培养农民的参与意识。以组织的形式参与社会政治生活,有力地推动参与型政治文化的建设,从而消除无序的、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所带来的危害。

责任编辑 崔 颖

作者:舒绍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