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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理性人”到“平均人”:概率论主题的转换

更新时间 2011-1-8 14:44:09 点击数:

    从“理性人”到“平均人”:概率论主题的转换
王幼军(上海师范大学哲学学院,上海 200234)  摘要:十八和十九世纪是经典的自然科学领域结出辉煌硕果的时期,欧洲知识分子迫切希望建立像自然科学那样确定可靠的关于人类社会的科学,而新兴的概率论为达到这一目标提供了一个有力的数学工具。所以这个时期概率论的发展一直与人们建立真正的社会科学的渴望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十八世纪的数学概率把精英的理性人的判断和决定作为它的研究主题,这一点使得它与十八世纪的道德科学结盟,道德科学的目标集中在揭示个体行为和信仰的理性原因上。两者在处理方法中都具有个体主义、心理学以及规范性的特点。然而十九世纪的社会学家们则更多地回避了对社会因素的心理学解释,而将研究的焦点转向社会的整体画卷,即在整个社会中寻求一些宏观的规则,他们经常关注的是一些描述诸如犯罪、自杀等一些非理性行为的社会整体现象的规律。随着这种社会思潮的转向,作为关于社会理论的合适解释甚至判断标准的概率论的研究主题也因之而发生了变化。此时,概率研究的主题由探讨“理性人”的数学期望问题转向了研究反映社会整体规律的“平均人”等议题。
     关键词:概率;理性人;道德科学;平均人;社会科学
    中图分类号:N031  文献标志码:A
    如果从更广泛的文化视角来审视古典概率论的历史,就会发现早期概率论的发展与当时的社会经济以及思想精神氛围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尤其与十七、十八世纪发生在欧洲的科学革命、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等所建立的世界观有密切的关系。在此时期,受经典自然科学领域中所涌现的累累硕果所激励,许多思想家认为人类事务(包括人的各种决定,如犯罪、法律判决)等各方面也与自然界的現象一样有一定的規律並遵守自然法則(Laws of Na-ture),此时,欧洲的知识分子迫切希望建立像自然科学那样确定可靠的关于人类社会的科学,恰逢其时,新兴的概率论为达到这一目标提供了一个有力的数学工具。可以说自从概率论成为一门独立的数学方法之日起,概率学者们就显示出了将这门新的数学方法应用到人类所有的领域中的雄心,以期达到这些领域的清晰性和确定性。反过来,这些应用也重新铸造了概率论这一新兴的数学学科。概率论最先与研究个体的理性人为目标的具有启蒙特色的道德科学联盟,后来又与社会科学联盟,从道德科学向社会科学的转变引发了概率论研究主题的一次转折。本文将在L.Daston等人研究的基础上,尝试给出概率论在早期对于理性人行为和信仰的描述转向对于社会整体规律的描述这一历史过程的清晰线索。
    1 概率与“理性人”思想
    尽管由帕斯卡、惠更斯等人所启动的这门新知识被称作为概率的演算,但是严格来讲,他们提出的是期望的演算,而并非概率的演算。数学概率最早的表述以及由其实践着所提出的问题几乎都是借用期望的术语而表达的,或者至少可以被理解为平等的期望的术语。早期的概率期望承袭了当时常用术语“期望”的两种不同的定性的含义,一是人们对于法律中公正的期望,另一种是源于经济学中的公平获利的思考。这两种关于期望的视角———法律的和经济的,一个与公平有关,而另一个与利益有关,两者铸造了尚未成熟的概率的早期数学理论。从1654年概率论最早形成直到1812年拉普拉斯的《分析概率论》的出版,法律的平等和经济的谨慎在不同的方向上推动了数学概率中的概念的发展,使得期望成为这个学科早期发展中的一个中心概念,而期望的这两重含义也使得它成为将数学概率与社会生活连接起来的桥梁,并将概率论与理性和道德科学的启蒙观念联系在一起。〔1〕启蒙思想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认定“理性”是人的本质,并且坚信人类的历史就是理性不断启蒙和理智力量自我发展、人性逐渐走向完善的历史。这种思想深深地扎根在17、18世纪间在欧洲广泛传播的理性主义精神氛围之中。理性主义者认为人的推理可以作为知识来源的理论基础,这种观点是随着笛卡儿的理论而产生和传播的,笛卡尔相信永恒真理(包括数学以及科学的认知及形而上学基础)可以单纯靠推理得到,关于物质世界的知识就可以从这些永恒的真理中推演出来,就像欧几里德的几何学那样被严格地推论出来。
    然而,17世纪以来持续不断的宗教和哲学的争论带给人们这样的一种感觉:确定性是不可能的。
    在难以控制的不确定性的条件之下,许多人开始接受以洛克为代表的经验主义观点,即人们在生活中的实际判断不是基于确定的知识,而是基于从经验中得来的概率性的知识。“人是不能够像上帝那样从确定性的知识出发而行动的,作为堕落者,人仅仅获得了概率性的知识。人是由源自经验的概率性知识的引导而行动的。”〔2〕,所以,大多数的人类决定是在“昏暗的概率”中做出的,而不是在确定性的灿烂阳光中做出的。这种理解势必也蕴藏着对传统的基督教信仰的怀疑和威胁,许多思想家无意让自己的思想成为摧毁传统基督教信仰的工具,他们希望能够寻找一条怀疑论者的经验主义和笛卡儿及后继者严格的理性主义的中间道路。这些温和主义者认为,如果没有启示的帮助,而只承认数学的或“形而上学的”确定性可能超越了人类智力所达到的范围。
    这些护教者们亦主张只有理性的信仰才是合理的———不管是对宗教的、科学的、还是其它的信仰,因为缺少了理性,日常生活将会是不可思议的。他们认为信仰是实用的和有效的,同时信仰也是精神的和冥想的。波义尔注意到尽管建立在概率知识上的道德论证不能够自称具有形而上学的,甚至较低级的物理的确定性,它们“仍然是最可靠的向导,人类的行为,即便不是深思熟虑的行为,也通常是遵循着它们的。”这是人的理性对于具有确定性的“上帝理性”的反应。在理性的这个新的定义中,一个假说的证明无需具有一个数学证明那样的完全严格性,就像欧几里德几何的一个定理。他关心的问题是确定性的一个特定等级,一种适度的宗教信仰,以使得一个理性的人会接受它,并在他或她的日常生活中依据它而行动。护教者们把日常生活的这个“实用的理性”作为所有信念的标准:我们必须相信所有充分可能的事物,不管它是万有引力定律、上帝的存在、还是税赋的永恒性,唯有如此,才能激励理性的人在其日常的事务进程中采取行动。“可能的”一词对于护教者们意味着“最高的期望”。波义尔等人认为人们在生活的每一方面,从商业到宗教,最理性的做法就是将自己的期望最大化,不管是判断上帝的存在,还是断定航行至东印度群岛成功的实际概率,都必须依据可能的得失的量而断定。正如Daston所说:“期望使得将平凡的日常生活的确定性与宗教和自然哲学的问题中可达到的确定性进行对比成为可能。所有的人可以对在实践的情景下构成审慎行为的成分达成一致,那种行为有能力引导涉及到不确定的所有决定。期望的概念将审慎的和可靠的判断划归为一个普遍的可以应用于更加深奥的事物的度量。……期望只不过是用数学术语表达的理性。
    概率演算采用了由波义尔等人所应用的期望的预设含义———期望是理性意识(good sense)的测量。在概率期望的形式中,理性可以被应用到由于缺乏清晰的信念标准而使争议占统治地位的领域。所以,期望的计算就成为达成共识的一种演算。”〔3〕就这样,概率论与公众的理性和判断力联系在一起。拉普拉斯在其《概率的哲学探讨》中总结道:“概率,归根结底就是将理性意识划归为计算;它使我们感激精确性,即通过某种本能感受到的这种精确性的思想,但又常常不能说出这种精确性的原因。”所以,早期概率论的历史是启蒙思想实践的一部分,这种实践试图把与人类相关的所有领域都纳入到理性(数学的)法则之下。然而,包括伏尔泰在内的学者们认为“常识并非总是那么通常,”为了那些资质平凡且又不具有数学天赋的人的利益,他们的目标是将作为精英的“理性人”( hommes de lum-ieres)的判断模型化,这种精英具有“一个足够清醒的头脑可以不用代数就可以作出计算。”十八世纪的概率学者们不厌其烦地重复着:他们的结果“遵从那最简单的早应该被描述的推理”,一般地,他们调整对数学的理解以便与理性意识持续变化的定义相适应。一旦概率不仅可以描述而且也可以将理性推理系统化这个理想得以实现,那么,这些结果能够超越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群,即理性人,而推广至更广泛的人群,从而获得人们在道德、经济、法律等所有领域中有教育价值的社会共识。正如Daston所说:概率理论在十八世纪被解释为理性意识的一个数学汇编,对这些问题的正确解答是那些符合理性人的直觉与实践的东西。这种理解揭示了古典概率理论的两个鲜明的特点:“首先,(古典)概率论是一个独特的应用领域,其次检验它的标准是实践应用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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