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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价值论研究和哲学的价值论转向

更新时间 2009-4-4 12:03:52 点击数:

【作者简介】上海大学 哲学系,上海 200436

    陈新汉(1947— ),男,浙江余姚人,上海大学哲学系教授。

【内容提要】中国的价值论在20世纪末实践标准的讨论中诞生。市场经济所形成的多元价值及其冲突是价值论研究经久不衰的深广社会背景。20多年来,我国学者对价值论的研究重点,形成了由评价论到价值论(基本原理)、再到评价论、再到价值观念论的轨迹。价值论研究促进了哲学本体论的价值论转向和哲学认识论的价值论转向。

    [中图分类号]B0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89(2003)05-0059-006

    中国的价值论研究兴起于上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20多年来,我国学者涉及了价值论研究的几乎所有方面,使价值论研究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门“显学”,从而促使了世纪之交哲学研究的价值论转向。

        一、当代中国价值论研究的缘起

    价值问题是哲学最古老的问题之一,但作为一个哲学流派的价值论产生于19世纪中叶的德奥。不久,价值论传入英语国家,20世纪30年代传入日本,同时也传入中国,但在中国并没有引起像日本一样大的影响。这可以从五四后流行的新文化运动思潮中得到理解。价值论向来与伦理学联系在一起,五四运动高举“德先生”(democrecy)旗帜,提倡民主,反对封建专制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封建伦理道德,价值论在批判封建伦理道德的思潮中也就难以发生相当影响;价值论与近代西方对科学主义的反叛联系在一起,五四运动高举“赛先生”(science)旗帜,提倡科学和理性,反对封建愚昧,价值论在呼唤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思潮中也就不容易被大家重视。

    新中国成立后,受冷战态势的国际政治形势影响,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对立,导致中国对西方社会思潮了解甚少,以至产生误解;同时,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片面理解和对中国社会的定位有误,导致长期坚持阶级斗争为纲,把西方学说全冠之以资产阶级的反动学说。西方的价值论必然被我国主流意识形态所拒斥。

    中国的价值论在20世纪末实践标准大讨论中诞生。1978年5月,《光明日报》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是中国哲学界进入新时期的标志。该文引用了马克思的一句话:“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1—p16]这个“思维”显然不是指对客观事物的单纯反映,而是与毛泽东说的通过实践“能否达到预想的目的”[2—p269]中的“目的”联系在一起。观念形态的“目的”总与价值判断联系在一起。因此,对实践检验机制的研究,必然会逻辑地进入到价值论领域的研究。

    我国学界公认的价值论研究的真正标志是1980年第10期《学术月刊》上发表的杜汝楫文章《马克思主义论事实的认识和价值的认识及其联系》。该文回顾和介绍了西方自休谟以来对于价值和事实关系的讨论,从研究实践检验真理的机制着手,指出实践所检验的“这种观念或思想的真理性不仅在于与现存或早就存在的事实相符合,尤其重要的是在于与其后的事实相符合,即与通过人的行动而出现的事实相符合”。这里所说的“其后的事实”、“通过人的行动而出现的事实”,就是马克思说的在实践基础上的“为我之物”,蕴含着对于人而言的价值。

    杜汝楫的这篇文章,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1981年8月8日,何祚榕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一文,认为杜文为解决当时正在讨论的“实践的目的是衡量实践成败的标准”的问题提供了一把钥匙。这把钥匙正是杜文指出了价值判断在认识中的作用及对其检验的问题。而这正是价值论研究的问题。

    关于真理标准讨论引发的实践检验机制的研究,是我国价值论兴起的直接原因;关于真理标准讨论引发的思想解放运动所产生的社会效应,则成为我国价值论兴起和经久不衰的深广的社会背景。真理标准讨论的展开,使人们的思想从“两个凡是”的禁锢中解放出来。这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提出了社会发展的三大形态说[3—p104],即社会的发展由自然经济社会形态进入商品经济社会形态,再进入产品经济社会形态。在改革开放之前的长时期内,人们认为我国经济社会形态的发展不仅超过了自然经济社会形态,而且超过了商品经济社会阶段,正在向产品经济社会形态过渡。在这次思想解放运动中,人们终于发现,以前对我国社会经济社会形态的历史定位是错误的,认识到目前我国正处在由自然经济社会形态向商品经济社会形态的社会转型阶段。因此,我国必须发展市场经济,建立市场经济体制。

    市场经济的基本前提是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都是利益主体,必须具有独立人格。由此,产生了利益主体的多元化。独立的利益主体首先是个体。同时,人“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4—p734],又形成群体,因而独立的利益主体也包括群体。但是独立的个体是利益主体最基本的细胞,离开独立的个体就不能理解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必然形成多元价值及其冲突。由计划经济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模式,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突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毋庸讳言,多元化利益主体之间竞争加剧,多元价值冲突也加剧。这种日益加剧的竞争和冲突,就在客观上要求社会研究价值问题。

        二、我国价值论研究的重点及其转移

    价值论研究包括三大领域:价值论(基本原理)、评价论和价值观念论。综观20多年来我国学者对价值论的研究,形成了由评价论到价值论(基本原理)、再到评价论、再到价值观念论的轨迹。

    在80年代上半叶,人们研究的重点首先集中在价值论研究的认识论问题即评价论上。这可以从当时发表的有较大影响的文章看出:《哲学译丛》刊出了《评价的真理性问题》、《哲学研究》发表了袁贵仁的《价值真理概念的科学性》、《人文杂志》发表了赖金良的《评价性认识简论》、《中国社会科学》发表了黄楠森与李德顺讨论价值真理的文章、《哲学研究》也刊文对价值真理进行了讨论。

    人们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进行了研究:一、实践检验真理机制中的价值认识问题即评价问题。上面提到的杜文中首次提到了“事实认识”和“价值认识”,并对“价值认识”的机制作了分析。该文还研究了实践检验“成”、“败”即价值判断与检验“是”、“非”即事实判断之间的关系。

    二、价值真理问题即评价成果的真假问题。袁贵仁在《论价值真理概念的科学性》中提出了价值真理问题。该文认为,世界上存在着价值现象,也就存在着价值认识和价值真理,价值真理就是与反映对象价值关系相符合的价值认识;传统认识论把价值真理排除在真理概念之外,不具有普遍性。

    评价论要深入必然要深入到价值论(基本原理)。由此,人们的研究重点就由评价论转移到价值论的基本原理。李德顺指出:我国当代价值论研究的显著特点是,“立足于对实践、认识、历史、主体和客体、人与世界的关系等唯物主义,以此为前提理解和规定价值”。[5—p14]

    《社会科学评论》发表了李连科的《价值范畴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的地位》,《光明日报》发表了郝晓光的《对所谓普遍价值定义的否证》和李德顺的《“价值”范畴的一般到特殊》,《中国社会科学》发表了张岱年的《论价值的层次》,《人文杂志》发表了何祚榕的《什么是作为哲学范畴的价值》,《哲学研究》发表了王玉梁的《客体主体化与价值的哲学本质》,《浙江社会科学》发表了赖金良的《主客体价值关系模式的方法论特点及其缺陷》。这期间出版的好几本价值论的专著也大量地从本体论的角度对价值进行了研究。从80年代下半叶到90年代初,人们对价值论基本原理问题的研究主要围绕关于价值的本质规定展开的。

    作为哲学范畴的价值的本质规定是什么?与此相关的问题是,价值是一种客观的关系,还是一种客观的属性、一种主观的观念?价值现象是宇宙中普遍的,还是仅仅同人类相关的?价值是否是与事实相对立?经过讨论,大多数论者基本认可的观点是:“立足于主体和客体的关系来考察价值,总体上把价值看作是客体对主体的意义”。[5—p14]随着讨论的深入,在价值本质的规定上形成了几种主要观点,即主体性人学价值论、主客统一价值论、效应价值论、人道价值论、价值二重性论、系统价值论,此外还有历史价值论、天道价值论等。以至有人在1997年10月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价值哲学研讨会”上戏说,我国关于价值本质的争论已进入类似50年代关于美的本质争论的迷宫。我国价值论的研究必须在评价论方面有新的突破,由此才能进一步促进基本原理方面的研究。

    进入90年代后,对于价值论的认识论研究逐渐深入。《哲学研究》刊登了几篇较有影响的评价论研究的论文,《哲学动态》也发表了关于我国评价论研究的综述。集中体现评价论研究成果的是我国哲学界出版了四本评价论专著。1994年,马俊峰的《评价活动论》出版,这是我国第一本评价论专著。该书的一个理论功绩主要是分析了评价活动的潜在形态、流动形态和凝固形态。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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