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追求家具设计的精炼简约
《长物志·卷十·位置》中这样表述，“云林清秘，高枯古石中，仅一几一榻，令人相见其风致，真令神骨俱冷”[1]347。这样一种崇尚简约的设计理念已完全和士大夫的审美精神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明式家具那简约的造型、挺拔的线条、秀丽素雅的身躯散发自然纯美的木材纹理，今人叹为观止，仿佛一缕浮动的暗香，令人神往。对于明代的家具艺术风格，王世襄先生曾用“十六品”来描述，其中第一品就是“简练”，无论在家具的整体的设计中，还是具体的质地和形制上，简约之风显露无遗，作为中国古典家具登峰造极之作的明式家具就充分吸收了中国画用线的传统，线条流畅舒展，优雅大方，如《长物志》所载，“禅椅以天台藤为之，或得古树根，如虬龙洁曲臃肿，槎栎四出———可见其用成何等自由豪放”[1]230，“天然几，以阔大为贵，飞角处不可太尖，须平圆，乃古式。照偻几下有托尾者，更奇或以古书根承之，或略调云头，如意之类”[1]231。
    明式家具的造型虽然样式纷呈变化多端，但大多具备一个共性，这就是简练。以致有人把明式家具比作八大山人的绘画：简洁、明了、概括。往往用几根线条来组合造型，给人以静谧而和美、简洁而沉稳、疏朗而空灵的艺术效果。这也成为今天人们品鉴明式家具真赝优劣的重要标准之一。
    五、《长物志》与明代物质文化
近年来，英国学者、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中国美术史教授克鲁纳斯(Craig Clunas)教授从明代文震亨的《长物志》入手，从物质文化的角度介入中国古代艺术史的研究，并把明代定义为中国前现代社会。书中一反常规美术史过分依赖卷轴画作为研究对象的作法，把研究的领域扩展到整个视觉文化，大量引用明代的小说、文集以及版画，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克鲁纳斯的研究方法很有开创意义，启发了众多美术史学者拓展研究的视野和角度。克雷格·克鲁纳斯举出几个颇有代表性的例子。比方说，在明代，一些题材司空见惯的中国画往往不是随意而为的，而是有针对性，或者说是为具体对象而作。一些名妓喜画的兰石题材的绘画实际上是为了吸引他们的顾主和保护人，因为她们画中的兰石不仅象征着纯洁与隐居，还暗示着观画者可以向画者提出某些要求。马守贞一幅《兰石图》的题画诗可以说明一些问题，“空谷幽兰茂，无人香自芳；迎春舒秀色，湿露奏清香”。此外，人们常常将隐逸题材的画送给即将退休的官员，把描绘东山谢安的画作送给一个面对与谢安相似情形的朋友或熟人的。实际上，送画与被送的双方往往存在着权利或地位的不平等，要么送与被送的行为体现着某种关系，要么创造了某种关系。[11]文震亨的《长物志》中就记录了大量明代人依据“合适”的观念在何时陈列何种绘画的细节。而作为礼物的画作的主题与格调也必须与送礼者和被送礼者的身份相适合。从这些细节中，《长物志》又提供了相当篇幅的关于中国古代伦理美学的一些思想，这对于深化对其艺术美学的认识是有所裨益的。对于我们从另外一个侧面理解晚明士大夫阶层的审美情趣和精神操守也是很有启迪的。
    另一方面，英国牛津大学教授、中国艺术史专家柯律格（Craig Clunas）也曾意识到，晚明的文化消费生活中，古董买卖风靡一时，原本作为士人所独有的特殊消费活动，成为了商人乃至平民所竞相模仿的附庸风雅之举。面临这种社会竞争的压力，士人们内心的焦虑感油然而生。因而也催生出了像文震亨所撰写的《长物志》这类书籍的出现，体现出文人眼中的精品分类，更进一步造成了一种流行风尚。而在这种“风尚”的背后，所反映的却是晚明士人对于物质（品）的一种焦虑。[12]294概言之，《长物志》的艺术美学思想，是晚明社会江南地区商品经济萌芽背景下文人品味精致生活和显露温文气质的产物，其中也蕴含了彼时彼地复杂而幽微的文人心态。文震亨在日常起居的生活氛围之中，形成了一整套有着鲜明个性的艺术美学思想，而在这个框架下，各种生活的元素，包括室庐、花木、水石、禽鱼、书画、几榻、器具、衣饰、位置、蔬果、香茗等，乃至文人们之间的迎来送往，彼此都有着空间脉络上的涵构关系。正是在这种关系之中，精妙而生动的传达出一种旷达高远的士人情怀。诚如明代常熟人氏沈春泽在《长物志》序中所言：“挹古今清华美妙之气于耳、目之前，供我呼吸，罗天地琐杂碎细之物于几席之上，听我指挥，挟日用寒不可衣、饥不可食之器，尊踰拱璧，享轻千金，以寄我之慷慨不平，非有真韵、真才与真情以胜之，其调弗同也。”[1]10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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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清]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二十三·子部三十三·杂家[EB/OL]．http://guoxue.baidu.com/page/cbc4bfe2c8abcae9d7dcc4bfcce1d2aa/12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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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王菡薇.克雷格·克鲁纳斯的明代艺术视觉文化研究初探[J].新美术,1997(1).
[12]巫仁恕.品味奢华———晚明的消费社会与士大夫[M].北京：中华书局，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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