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的。在人才的选拔上，“国民党系我创立之民国唯1政党”（注：《与日本某君的谈话》，《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38页。），本党人才不够，可“借才于党外”（注：《关于组织国民政府案之说明》，《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在治理方式上，依靠人治，“党用人治的长处很多，人治力量乃大。”（注：《在上海中国国民党本部会议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390页。）
孙中山的“以党治国”思想，在后来蒋介石对于国民党的改造中有了进1步的落实，从而对于国民党建立起党化国家的政治实践形态发挥了指导性的作用。国民党的定位与定型都与蒋介石有关。国民党的定位指的是，它要做1个什么样的党，即作为1个党派它究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问题。国民党的定型指的是，它事实上要建成1个什么样的党。蒋介石对于这两个问题的解决思路，首先认定国民党是“唯1救国的党”。因此国民党当然地占据国家的所有权力。其次，国民党是1个由党国、党军、党治构成的不讲权利只讲义务的政党。而国民党中央展现于全党、全社会的是“导师”的姿态（注：参见蒋介石：《为什么要有党》。《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资料选辑》，上册。4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556～266页。）。国民党的党化国家定位与定型从此与中国20世纪政治结构的定位与定型具有了高度的1致性。甚至可以说它为此后中国党化国家的国家政治组织方式奠定了基调。
孙中山的“以党治国”思想，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治党、治国、治军也产生了历史的影响。应该说，中国共产党对于党化国家的建构与巩固，成功的程度远远超出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对于党化国家的建构，与其作为现代政党的建党纲领的自觉性、政党运作的严格纪律性是联系在1起的。中共的政治领袖兼思想领袖对于党化国家的思想取向，不可谓不鲜明。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缔造者毛泽东和执政时期的领袖代表邓小平关于政党与国家基本关系的论述为例，可以证明这1点。在毛泽东的论述中，中国共产党具有比中国国民党更有利的将国家党化的道德资源。因为中国共产党既建立在“最正确最革命的科学思想”的基础上，又“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注：《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098页。）。因此毛泽东特别强调“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任何革命都不能成功”（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621～652、651页。）。所以，他信心10足地宣告“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621～652、651页。）更加具体的是，1949年中国共产党取得全国政权之后，毛泽东在政治上实行“党的1元化领导”。毛泽东去世后，邓小平没有改变中国共产党的定位，中国共产党仍然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但将中国现代化的成就与中国共产党直接联系在1起，更加认定“全国人民把他们对于前途的1切希望寄托在党的领导上。”（注：《坚持4项基本原则》，《邓小平文选》(1975～1982)，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70页。）
与“以党治国”的思想相关，党化的军队、党化的警察、党化的政府，党化的经济、党化的教育、党化的文化、党化的日常生活，构成党化国家的严密体系（注：参见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下卷，第3部分“文化大革命及其后果”以及第4部分“共产党统治下的生活和文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于是，出现了这样1种格局：党在国家之上、党在国家之外，但是从党的作用方式上看，党又在国家之中。这种党化国家的理念，不仅是中国政治按照这1思维发展下去的必然，也可被理解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以党治国”思想，必然导致党国1体的党化国家，即占有国家权力的政党对于国家1切权力的垄断。这些权力，既包括政治、经济，也包括观念、教育、文化等。这种权力结构导致两种结果：1是形成党国——党军——党政的1体化结构状态。“党国”是将政党权力与国家权力直接合1。“党军”是将政党权力与军队合1。“党政”是将政党权力与政府权力合1。3者合1，将现代国家的所有权力高度统1。2是政党全方位地渗透到国家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之中。“以党治国”的理念，难以阻止以党代政、党政不分以及1党专政的局面的出现。这是孙中山等贤良先哲们所未能完全料想到的。

上一页  [1]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