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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抗日战争中彭德怀的战略战术思想

更新时间 2008-5-9 2:44:37 点击数:

o;(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500页。)
    “华北军分会指示”的问题出在哪里呢?1937年12月12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到了这1点:“公开批评中央是失败主义是不对的,因怕中央不同意而不报告中央是不好的。”毛这里不是指战略方针,而是另有所指的,读者可看1书。(注:《功盖千秋的彭大将军》,当代世界出版社,1999年,第165页。)庐山会议后彭德怀也说过:“军分会指示”是别人起草的,发表时他不在总部;回来后看了,没有反对,自己也有责任。(注:《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23页。)这是1种自我批评,不能证明当时毛批评的就是他。湖南出版社1998年12月出版的《彭德怀与毛泽东》仍沿袭他人(如《彭德怀传》)旧说,说彭“赞同”王明观点,又没有提及太原军分会的指示引起的争论,(注:《彭德怀与毛泽东》,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版,2004年重印,第224页。)说明对这1学术动态掌握不够及时。其实,彭德怀的看法早在4个月前就提出来了,而且不同于王明的直接批评毛的那些观点;后来又把军分会指示看作是与中央游击战方针对立的依据来批判彭,多有不确之处。
        3、在正确抗日战略指导下的战术原则
    组织和发展游击战争是要有1些必要条件的,对此,彭德怀早在1936年就向斯诺谈过,游击队绝对必须得到农民群众的拥护和参加,游击战争才能带来革命的胜利(注:《西行漫记》,3联书店,1979年版,第251页。)。在抗战初期,谈到抗日游击战争时,他认为“只要有群众,就可以发展游击战争”。组织游击战争“并没有丝毫神秘的地方”,“任何人、任何军队都有组织抗日游击战争的任务,而且任何军队都有这个平凡的本事”(注:《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44,45,14,73页。)。这显然是在鼓励大家都去开展游击战争,实际上是有条件的。因为紧接着他就强调游击队必须有很好的政治纪律,相信和依靠群众。事实上,战争实践证明,国民党的军队就是打不了敌后游击战争。原因在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是抗战的主力,也是游击战争存在的基础。抗日游击战争必须争取农民群众的援助和参加。而别的党派和军队都不能够做到这1点,“只有共产党才愿意并能够去满足农民的要求,了解在农民中进行深刻的、广泛的、经常的政治工作和组织工作之必需,而且,也只有共产党,才能履行在宣传时所给予农民的诺言”(注:《彭德怀军事论文选》(内部版),军事科学院战史部编,第34、35页。)。所以彭德怀认为,要成功地运用游击战术这1法宝战胜敌人,第1,必须有共产党的领导;第2,“游击队的实际战地领导必须坚决果断、勇敢无畏”;第3,必须遵守正确的游击战术原则。彭德怀总结了自己长期从事游击战的实践经验,把游击战术的主要原则归纳为10点(注:《西行漫记》,3联书店,1979年版,第248,249-251,249,250,249-250,250,251,250页。)。这10个主要原则可以总结为3个方面。
    第1,战斗之前的决策原则。正确的战斗决策是游击队进行成功的游击战的前提。彭德怀指出:“游击队不能打打不赢的仗。除非有很大的胜利把握,否则不同敌人交战。”游击队要打胜利之仗,在决策之际选择目标方面要“避免同敌军主力交战,要集中在最薄弱的或致命的环节”。而且,“在交战之前,不论主动或是被动,必须制订出缜密的详细的进攻计划和撤退计划。任何进攻,事先如不充分准备好预防措施,游击队就有遭到敌人出奇制胜的危险。”(注:《西行漫记》,3联书店,1979年版,第248,249-251,249,250,249-250,250,251,250页。)总之,选择弱敌,不打无把握、无准备之仗,是游击战斗展开行动之前重要的策略原则,是能否胜利的关键。
    第2,作战之中的流动性原则。游击队在实际的作战中必须具有最大的游击性,即弹性、流动性,坚持在无固定的流动战线上的速战速决的灵活的进攻的奇袭战术。游击队没有辅助部队,没有后方,没有供应线和交通线,而敌人却有;敌人有进行长期阵地战的1切条件,而游击队没有。因此,游击队所采取的主要进攻战术就是奇袭,必须避免打阵地战和持久战斗。对此,彭德怀指出:“如果遇到敌人正规军在移动、休整,或防范不严的时候,可以用1支小得多的部队,对敌人战线上的要害进行侧翼奇袭,行动要迅速坚决。”在作战战线上,“游击战线必须具有最大的弹性。1旦看出他们对敌人兵力或准备或火力的估计如有错误,游击队员应该能够象发动进攻那样迅速地脱离接触而后撤。”在具有极大流动性的游击战中,游击队“必须掌握牵制佯攻、骚扰伏击等分散注意的战术”,即声东击西的原则,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游击的特长,消耗和歼灭敌人。同时,必须是防敌人找到游击队主力。为此,游击队的行动要神出鬼没,在进攻之前经常变换位置,“进攻后迅速分散的周密计划同实际集中力量应付敌人进攻的计划1样重要”。(注:《西行漫记》,3联书店,1979年版,第248,249-251,249,250,249-250,250,251,250页。)
    第3,瓦解民团和利用群众条件的原则。彭德怀认为,我军必须开展瓦解民团的政治工作。他说:“在发展游击战中必须注意民团,这是地主豪绅的第1道,也是最后1道的最坚决的防线。从军事上来说,民团必须予以消灭。但从政治上来说,如有可能,就必须把它争取到群众1边来。”(注:《西行漫记》,3联书店,1979年版,第248,249-251,249,250,249-250,250,251,250页。)游击队由于同群众关系融洽,军民1家,在情报方面具有有利条件,必须充分利用这1条件,使每1个农民都成为游击队的情报员,这样敌人的每1个行动,游击队都无不知晓。这是指导游击战胜利的重要原则之1。


    这些根据红军游击战所总结出来的主要战术原则,在抗日战争中得到了很好的应用和发挥。彭德怀认为,当革命军队处于弱小的发展时期,不具备同强大敌军打大仗、硬仗的条件和力量,因此,力避与敌主力交战,以“专击小敌为上策”。(注:《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44,45,14,73页。)日军对敌后根据地常常采用“长驱直入、多路围攻”或“4面包围、分进合击”等战术进行残酷的“扫荡”。8路军始终坚持避敌主力、只打弱敌的原则,在太行区1939年夏季反“扫荡”中,朱德、彭德怀根据敌人使用兵力较大,可能长期占领根据地内的部分城镇和交通线,进而摧毁根据地的情况,采取持久的小股游击战和以主力相机歼敌的战法。8路军避敌锋芒,退出1些城镇,以小部分部队阻击、伏击日军,结集主力对日军占领的据点和交通线展开破击战,袭击和围困1股1股弱小的敌人。此次反“扫荡”由于执行了游击战的正确战术,8路军共作战70余次,歼日伪军2000余人,粉碎了日军以重兵聚歼太行山区8路军主力的企图。
    彭德怀强调:在技术弱于敌的军队方面,“要以袭击为主要战斗手段”。(注:《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44,45,14,73页。)游击战的主要作战形式是袭击,其特点是出敌不意、勇猛迅速,可以分为袭击、伏击、破击、袭扰等战法。
    袭击的目标主要是敌人的交通线、后方兵站、机场之敌等。1937年10月,在忻口战役中,彭德怀命令8路军679团夜袭日军代县阳明堡机场,使敌人机毁人亡。伏击是彭德怀指挥8路军歼灭运动之敌的重要作战手段。1937年9月的平型关战斗就是典型的伏击战。8路军初战告捷,政治意义很大;从军事上看,歼敌1000多,战绩很大,但由阵地伏击战转为运动战,与敌拼刺刀,我军伤亡600余人,是此战难以避免的缺点(因敌军非常骄顽)。1938年9月,日寇沿汾离公路西进,占领沿途县城、要地,威胁黄河河防和陕甘宁边区。朱德、彭德怀命令115师在1个星期的时间内,分别在沿汾离公路的吴城之薛公岭附近、油房坪附近和王家池附近3次伏击敌人,歼敌1000多人,粉碎了敌人企图。
    1940年8月至12月,彭德怀组织了8路军105个团,20多万大军在华北5千里战线上对日军发动了大规模进攻,即百团大战。第1阶段的中心任务是交通总破击,重点是扒毁正太路;第2阶段的中心任务是扩大战果,继续破击交通线,重点是消灭交通线两侧和深入我根据地的敌伪据点;第3阶段是反“扫荡”作战。战役毙、伤、俘日伪军44000余人,破坏铁路950里、公路3000里、交通设施260多处,等等,我军伤亡亦达1.7万余人。给敌人以巨大打击,提高了共产党和8路军的声望,振奋了抗日精神。1959年庐山会议上,有人批评百团大战是“大战观念”,“文革”中更成了彭德怀的“罪行”。从参战人数、时间、地域、战果来说,此战是“大”的;当时叫“大战”,也有宣传上扩大声势的意思。实际上,它是由很多小的分散的破击、袭击战斗组成的,每1次战斗中投入的兵力并不多;平均每1华里40人,除了开战第1天,其他不是同1时间出动的,先后战了3个多月。其中最大的1场“恶仗”是调动8路军3个团围攻占据武乡县关家垴高地的600日军,敌人大部被歼,我军伤亡很大。此战确是阵地攻坚战,蛮干、拼消耗,不值得;受人非议,彭也接受。(注:《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北京,第207-229页。)从总的来说,百团大战是1次空前规模的破击战,所以《彭德怀自传》把它改称为“大破袭战役”。
    对抗日的运动战、阵地战的战术,彭德怀也有1些论述,比如,诱敌深入、敌进我进、与敌周旋、迂回包围、穿插分割、纵深的据点式的立体的阵地防御、避免攻坚与死守等等,没有固定不变的战术,要灵活运用。这对于我军以及国民党军队的抗日都是有重要作用的,但8路军大量的战斗都是游击战,所以他对运动战、阵地战战术的论述在这个时期要少得多。本文不再详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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