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赤、赤打白依然部落式的战争”[61] (p256)。在区域对立态度的支配下，阶级对立的宣传有时失去了作用，鄂豫皖苏区由于“赤白对立的现象已弄得牢不可破，敌人在寨子上又用许多话欺骗农民，我们对农民宣传‘穷人不打穷人’，他说：‘谁要你们穷，你是穷，你们是穷鬼跟着的’”[62] (p231)。正如邓中夏所总结的：赤白对立“可以使苏维埃区域陷于灭亡，不仅不能把赤色区域的影响扩大出去，而且使白色区域的群众仇视赤色区域”[5] (p36)。
    在赤白对立影响下，红军到边区乃至国民党区域作战，也面临着群众支持的问题。中央苏区第5次反“围剿”初期，红军在赤白边境地区作战时就遇到“军队打仗群众旁观，请不到向导，弄不到担架，脱离群众不发动群众积极性的怪现象”[63] (p94)。第5次反“围剿”中的凤翔峰战役中，由于该地处于赤白交界地区，“封建关系浓厚，故仍有仇视反对或破坏我们现象与事实。特别是南丰敌派遣其走狗或利用当地流氓密布侦探网，对我军行动消息往往容易漏网”[64] (p66)。赤白对立使中共的阶级革命方针常常遭遇到某1地区民众多数的抵制而难以发挥作用，以致有人对白区民众丧失信心：“以为白区群众都是反革命的，与白区交通完全断绝，故意的形成赤白对立。”[65] (p318)
    赤白对立的形势下，在苏区边境乃至境内形成相当数量的自发的反苏区武装。这些武装有些是原来的土匪，有些是苏区内被打击的各种力量组合而成，有些则是苏区边境得到国民党军支持、组织的半民间武装。仅福建长汀就有“李7孜、曹丰溪、马贤康等10余股0星残余团匪土匪……4百多枝枪”[66] (p213)。永定土匪更多，“坎市、抚溪两区的人口不下34万，土匪占了大半。尤其是抚溪，除了土匪，什么也没有，土地都荒芜得无人耕种”[67]。这些武装0星活动、行踪飘忽，对苏维埃政权构成相当威胁。福建泰宁“大刀会经常下山袭击我们的机关或者在中途打我们的埋伏……泰宁每个区都被袭击过，区委大部分牺牲了，朱口区有1次被包围，只剩下1个同志，其他都牺牲了”[68] (p25)。宁化县“有些区(中村)受童匪的摧残，工作同志随时负包准备逃跑”[69]。团匪武装还经常在赤白边境地带骚扰红军后方运输：“东方军兵站线，由建宁经大田市、新桥、下南、上关、飞鸢或纸马到前方，沿途刀匪不安。”[70] (p83)甚至对红军大股部队也展开袭击，1934年7月，北上抗日先遣队由江西出发进入福建山区后，就常遭大刀会袭击：“这些家伙，用朱砂涂成大花脸，红花绿袍，身上贴着鬼符，张牙舞爪，猛看1眼倒挺吓人。他们凭借着地形熟悉，1会儿漫山遍地都是，敲锣打鼓偷袭我们，1会儿几乎全不见了。”[71] (p51)由此可见赤白对立及隐藏其后的社会政治因素对中共苏维埃革命的巨大负面影响。
    苏区时期中共在赤白对立问题上屡屡遭遇的困境，事实上指示了苏维埃运动在理论和实践上都遇到的难以逾越的障碍，对阶级革命已经熟手的中共，却在赤白对立这样1个非阶级现象中显得有些束手无策，这显示了历史进程的复杂，也指示着中共革命不仅仅应该正面应对阶级问题，还要客观面对社会现实，直面另外1些更为复杂的社会政治现象。当时中共以农村为中心开展的武装革命虽然拥有充足的合理性，但并不意味着他们1开始就已对农村的社会阶级状况作出了完全符合实际的判断，而苏维埃革命主要依靠军事力量推动的客观状况虽并不影响其人民性的判断，但军事力量在其中起着主要作用的现实也确实不能忽视。在此状况下，赤白对立的发生、延续并不简单是1个政策错误问题，而应有着更深刻的社会政治原因，这也是中共对这1现象竭欲克服而又难有成效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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