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理学,直至现代中国人接受市场经济观念、人权观念和可持续发展观念等,都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创建。这些附着于民族主体的文化创建活动,使中国人的民族认同从血缘氏族认同、部落联盟认同、政治权力认同转变为主体族群的开放性的文化认同。也就是说,中华民族的发展体现着由武力扩张向文化包容转变的趋向,最终确立了稳定的文化认同模式。这个模式的形成克服了五帝时代以血缘氏族为纽带的“家天下”在维系中华民族发展中的先天不足,代之以文化认同为纽带的“天下为公”或“大同世界”,以此维系着中华民族虽经朝廷兴替、族群迁变而仍未更改的整体性。中华民族的这种主体开放的文化认同特征也使它们在二十世纪初接受共产主义和二十世纪末接受全球化观念时都没有太大的文化心理障碍。

3.在民族认同的相关特点中,文化认同要比其他的特点如血缘、地域、语言、政权、身份有更大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主体族群的扩大要依赖它,主体民族和边缘(文化上的大同小异)族群也要依赖它。这是解释中华民族能保持长期动态平衡发展的最主要原因。在中国的民族关系史中,“(1)落后民族在先进民族经济文化的强烈影响下逐渐融合于先进民族。(2)先进民族的部分成员因处于落后民族的汪洋大海而融合于落后民族。”28这两种情况表明,倚重于文化认同的民族认同思想能确保主体族群与边缘族群的统一和动态平衡,处于统一体中的整个社会不至于因纯粹的民族问题而引起动荡。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也不至于因不同的族群“入主中原”而被中断,因为文化认同所具的开放性张力不仅使边缘族群在“入主中原”前就受到同化,而且在“入主中原”后使其自身也完全融合成为主体族群了。另一方面,边缘族群中至少有很大的成分是由原主体族群中迁徙演变而成的,它们与主体族群在政治、经济、化方面都有许多共同的经验,所以与主体族群能长期保持千丝万缕的联系,使相互间的转换较为平和地完成。

4.中华民族的主体开放性特征还表明,文化认同和文化异化也是对立统一的。在作为一个整体的中华民族内部,文化认同和文化异化表现在主体族群和边缘族群的关系方面:主体族群的开放使其中的一些分子连人带文化经验一同加入进边缘族群中,边缘族群因此得以保持与主体族群的紧密联系并吸收主体族群的优秀文化;同样,主体族群的开放也使边缘族群的一些分子连人带文化一同融入主体族群,在此基础上形成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融合的整体民族———中华民族。另一方面,在世界背景的民族关系里,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和文化异化也要面对两种情况。一是要开放接纳与自己没有同源(指新石器以后形成的文明)基础的新成分融入,如元代的回回人和现代在东北的俄罗斯人、在香港的英国人或在澳门的葡萄牙人。同时,中华民族整体中的边缘族群由于种种原因其文化异化到与主体族群的文化“小同大异”甚至是完全相异时,中华民族中的这些成分就会失去,如历史上曾为中国人而今却为越南人和朝鲜人或现代西方世界中的华人“香蕉人”者。在文化认同的基础上异化而成为其他族群的人甚至是外国人,按“以夏变夷”的观点来看,都是会令人扼腕叹息的。这往往也导致了文化异化的缓慢进程和文化认同惯性力的极值效应(threshold effect)。西方人对中华民族能保持如此漫长的历史感到大惑不解,而且对海外华人从“落叶归根”到“落地生根”的转变需要花那么长的时间更感到难以置信。他们勉强找了一个答案安在中华民族成员的头上,叫“民族排外”(xenophobia)。其实,如果他们认识到中华民族文化认同和主体开放的特征,认识到文化心理的转变比语言、国籍、空间位置、经济地位、政治态度的转变要持久得多,他们或许就有足够的耐心来理解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和主体开放特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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