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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中殖民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冲突——以中国近代公园为中心的考察(之一)

更新时间 2008-5-9 2:44:23 点击数:

【内容提要】公园是由近代西方殖民势力引入中国的,作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休闲娱乐空间,伴随着殖民主义的渗透而成为政治空间。在初期因禁止华人入园而引发公园运动,形成了中国人“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深刻民族集体记忆,而且公园中的殖民主义纪念建筑进1步刺激着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正因为如此,中国人自己在建造公园时更突出民族特色并强调教育功能,从公园名称、空间布局和建筑到公园功能都体现出民族主义精神。公园问题折射出在近代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中西文化融合、殖民主义与民族主义冲突的发展轨迹。
【摘 要 题】社会·经济
【关 键 词】近代公园/殖民主义/集体记忆/民族主义
【正 文】
日常生活史是目前国际学术界普遍关注的主题,因为它与普通大众的历史关系密切,而大众是社会发展的重要主导力量,所以,关注大众生活史的研究更能从深隐层面揭示政治势力的实际影响。西方殖民势力对近代中国的影响远不止于传统近代史研究所关注的主权、政治、军事、经济等领域,它已经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因为,“殖民主义体系的运作,首先是外在的宰制,即军事侵略造成的征服与割地,但在完成征服以后,要完成全面稳定的宰制,必须要制造殖民地原住民的1种仰赖情结。这个仰赖情结,包括了经济、技术的仰赖和文化的仰赖,亦即所谓经济和文化的附庸。”[1](p.364)殖民主义在日常生活层面的影响对于大众而言更实际、更真切,也更容易形成切实的体验与反弹,从而建构起全民族的历史记忆,对于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形成与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随着公共空间研究成为近10年来的新热点,近代公园问题也逐步引起学者的关注。史明正的《从御花园到大众公园:20世纪初期北京城区空间的变迁》和熊月之的《晚清上海私园开放与公共空间的拓展》较早开始研究公园与城市空间及公共空间发展的问题,以后陆续有学者撰文论述广州、成都公园的兴起和对社会生活的影响以及公园里的社会冲突。(注:参见Mingzhen Shi, From Imperial Gardens to Public Parks: The Transformation of Urban Space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Beijing,Modern China,Vol. 24, №3, 1998;熊月之:《晚清上海私园开放与公共空间的拓展》,《学术月刊》1998年第8期;陈晶晶:《近代广州城市活动的公共场所——公园》,《中山大学学报论丛》2000年第3期;李德英:《城市公共空间与城市社会生活:以近代城市公园为例》,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城市史研究》第19辑,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李德英:《公园里的社会冲突——以近代成都城市公园为例》,《史林》2003年第1期。)研究者将过去学界所忽略的公园这1“场所”与公共空间联系起来,促进了近代中国社会史中现代性研究的深化。
实际上,公园不仅仅与公共空间有关,它还与人们日常生活、观念心态联系紧密,它曾经是殖民主义向中国渗透的重要象征与渠道,对中国人的民族情感产生过强大的冲击并形成深刻的民族集体记忆,因而是值得进1步研究的重要问题,但在这方面仅有《浅析中国近代租界花园——以津、沪两地为例》1文对租界花园的格局及园林小品进行了简要分析,(注:参见杨乐等:《浅析中国近代租界花园——以津、沪两地为例》,《北京林业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目前尚未有深入研究。近代租界公园不准华人入内而引发的“华人与狗不得入内”问题,曾引起学界热烈讨论,但学者们主要围绕外滩公园门口污辱中国人的木牌是否真实存在而展开,(注:参见薛理勇:《揭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流传之谜》,《世纪》1994年第2期;马福龙等:《“华人与狗不得入内”问题的来龙去脉》,《上海党史与党建》1994年第3期;张铨:《关于“华人与狗不得入内”问题》,《史林》1994年第4期;《中国人民被污辱的史实不得抹煞曲解——“华人与狗不得入内”问题的史实综录》,《新文化史料》1994年第6期。)对于其作为民族集体记忆的意义却未能予以充分关注。因此,本文将全面考察近代西式公园的引入与华人公园的发展,透视殖民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撞击及中国民族国家通过公园建设在日常生活层面的民族主义建构。
    1、租界公园的殖民主义空间复制
鸦片战争以后,外国殖民势力陆续在上海、天津、汉口、广州、厦门等地建立租界、居留地、租借地及附属地,并将西方市政建设及生活方式引入中国,公园就是其中的代表。工业化后,英法等国为缓解工业化大生产给人们带来的精神压力,开始通过建造城市公园等绿色景观系统来解决城市环境问题。中国近代意义上的公园是近代西方文明进入中国后的产物,最早出现于租界,而后影响至华界。目前学界1般认为中国最早的公园是由英租界工部局于1868年8月在上海建成开放的外滩公园,当时称“公家花园”。[2](p.473)[3](p.249)又据闵杰考证,自1903年留日学生在《浙江潮》上介绍日本公园后,次年,《大公报》在报道南京建公园时就全部用“公园”1词。1907年后因官方提倡并出资,各地渐兴修建公园之风,“公园”1词逐步取代“公家花园”而成为专用名词。(注:参见闵杰:《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第2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32页。)
上海是近代中国公园的发源地,大量外侨随着殖民势力的侵入而移居上海,建立起繁华的10里洋场,正如时人《租界》诗所云:“北邻1片辟蒿莱,百万金钱海漾来。尽把山丘作华屋,明明蜃市幻楼台。”[4](p.52)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外国花园”进入上海人的生活空间。英国人最早建立的外滩公园位于“英界虹口大桥沿江1带”,每天“西人挚眷携童游赏”。[5](p.5)继外滩公园之后,外国人在沪所建公园逐渐增至10多个。(注:据《上海研究资料》(上海书店出版社1984年版,第473—485页),吴馨、姚文楠修纂:《民国上海县志》卷2《政治下·名迹》,屠诗聘主编:《上海市大观》(中国图书杂志公司1948年版)整理。)1860年,天津辟为通商口岸,先后有9个国家在天津设立租界,面积达1 500多公顷。1880—1938年,英、法、日、德、意、俄等租界共修建了10座具有各国象征与文化特色的公园。(注:参见石小川:《天津指南》卷5《食宿游览》,天津文明书局1911年版,第7页;崔世昌:《租界里的公园》,《天津租界谈往》,《天津文史资料选辑》1997年第3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天津通志·城乡建设志》,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38—541页。)关于公园统计资料保存完整的还有青岛,青岛在历史上曾为德国人占领,第1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人又从德国人手中夺得青岛,因此,青岛尽管城市不大,但近代西式公园数目较多,据《胶澳志》统计达15个之多。[6]上海、天津与青岛3地的近代公园见下表(未标注具体修建年代者,待考):
表1 上海、天津、青岛近代公园1览 上海公园 天津公园 青岛公园
外滩公园(1868)、昆山花园(1895)、虹口 海大道花园(1880)、维多利亚公园 旭公园、若鹤公园、新町公园、深山公园、
公园(1905)、法国公园(1908)、德国公园、 (1887)、德国公园(1895)、皇后公园、俄国 千叶公园、官邸公园、天后公园、司令部
汇山公园(1911)、兆丰公园(1914)司德兰 花园(1900年后)、大和公园(1906)、法国 前公园、曙滨公园、万年町园、治德町园、
园(1918)、新康花园、宝昌公园(1920)、胶 公园(1917)、意国花园(1924)、久布利公 山东町园、大村町园、青岛神社、松板公
州公园(1935)、贝当公园(1935) 园(1937) 园


外国势力侵华后力图将其引以为傲的公园等所谓“文明”的艺术文化及生活方式移植到中国,因此,只要有外国移民定居之处便会有近代公园出现。俄国人、日本人先后在东北的大连、哈尔滨、沈阳等地建立起大批公园,如大连的西公园、北公园、电气公园,旅顺的植物园、动物园,哈尔滨的公立公园、极乐村,丹东的镇江山公园。(注:参见萧山、喻守真等编:《全国都会商埠旅行指南》上卷,中华书局1926年版,第124页;大连市中山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中山区志》,方志出版社2002年版,第9页;李元奇:《大连旧影》,人民美术出版社2000年版,第86页照片及说明:《旅顺口区志》编纂委员会:《旅顺口区志》,大连出版社1999年版,第686页;哈尔滨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哈尔滨市志·外事对外经济贸易旅游》,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61页; 丹东市地方志办公室编印:《丹东市志》(第2册),1996年版,第135—136页。)南满铁道会社在其铁路附属地如沈阳、辽阳、铁岭、长春各地,建立各种市政设施,“上下水道、公园、市场、学校、医院、墓地”等1应俱全。[7](p178)此外,外国人还在汉口等地建有各类公园。
著名社会学家福柯对空间特别关注,指出“空间是任何权力运作的基础”,[8](pp.13—14)殖民主义势力正是通过空间向中国渗透的。当代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专家亨利·列斐伏尔进1步指出:“空间1向是被各种历史的、自然的元素模塑铸造,但这个过程是1个政治过程。空间是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它真正是1种充斥着各种意识形态的产物。”[9](p.62)公园作为1种人造的空间同样体现历史与自然元素的模塑,折射出西方工业化后人们寻求新型娱乐休闲空间形式的特性。但由于近代公园是随殖民主义进入中国的,因此,其独特的空间建构与中国传统园林有着本质区别,体现出中西文化及意识形态的差异与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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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式公园的重要属性之1是公共性、公众性与休闲性,因而1般占地面积较大,在空间布局上强调视野开阔、舒适明朗,普遍以草地、绿树、花卉、喷泉及西式凉亭为主要景观,迥异于狭小、精巧的中国官家或私家园林。最早的上海“公家花园……细草如茵,落花成阵。芊绵葱翠,1望无垠”,[10](p.133)且“遍地栽花,随处设座”,“中央为喷水池及音乐亭”,而法国公园“园址甚广,境颇幽静”。[11]天津最早的法租界海大道花园“地广百数10亩,路径曲折,遍植花木,小桥流水,绿柳浓荫”。[12](pp.538—539)这些特征是与西方工业化后空间的发展及人们在被制约后寻求放松、休闲等需求相联系的,所以,1般公园内还建有球场、运动场、游泳池、动物园,天津皇后公园就建有游泳池和儿童运动场,大和公园亦设儿童运动场并饲养小动物。其次,公园布局都带有其设计建造者本国的造园风格,如天津意国公园呈圆形,总体布局为规则式,中心建罗马式凉亭,园内有喷水池及花坛,花繁树茂。法国公园同样为圆形,空间布局则为典型的法国规则式,小区由同心圆与辐射状道路分割,设4座园门。园中心建西式8角石亭,亭4周草坪环抱,南端竖和平女神铜像1尊,右手持剑,剑尖向下,左手握鞘。而大和公园则是典型的日本园林风格。[12](p.540)日本在长春建的西公园从总体格局到建筑式样均为日本风格,园内供游人坐赏湖景的凉亭就是日本式方亭。[13]当然,也有极个别的外人所建公园具有中国园林风格,如上海“丽虹园在佘山路,洋商利得利建。亭台楼阁,悉仿中国古制”,[11]但绝大多数公园均按其本国风格建造。不仅如此,有的公园甚至在植物种植上也体现出象征意义。最初均从殖民母国引进花草,如最早的公家花园的“奇花异卉,大都来自欧洲。紫姹红嫣,名色各异。不特目所未见,耳所未闻”。[10](p.133)日本更为典型,将其国花——樱花移植到中国的公园。青岛旭公园(后改为第1公园)有1条通往纪念日本阵亡士兵“忠魂碑”的路,两侧遍栽樱花,因此,樱花成为该公园的主要植物,也成为该公园的象征,当时的青岛人称其为樱花公园。[14]丹东镇江山公园也栽种着从日本奈良吉野山寄来的樱花树木1000株。[15](p.136)这样的空间布局与植物种植显然是要将其母国的公园移植过来,并复制其母国文化以达到空间的殖民主义化。
在公园的空间构成中,除布局与植物外,建筑也具有重要地位,甚至是构成公园空间的核心。福柯曾说,“空间位置,特别是建筑设计,在1定历史时代的政治策略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建筑……变成了为达成经济—政治目标所使用的空间布署问题’。”[16](p.30)殖民者在公园中建造代表其文化意象和殖民侵略象征的建筑物,更直接地传达殖民者的政治理念,即透过这1空间炫耀其武力、种族及文明的优越感。这在最初上海的租界公园中就已经表现得相当明显,而到后期日本的做法更令中国人发指。1880年英国人在外滩苏州路及外摆渡桥入口处建立纪念碑,纪念导致中国被迫与英国签订《中英烟台条约》的英人马加礼(今译马嘉理),该碑于1907年移入外滩公园。[1](p.376)[17](p.146)天津英国公园内则建戈登堂。[18](p.257)日本在中国所建公园内修建纪念碑最多,以炫耀其战功。1906年,为纪念镇压义和团而战亡的日本官兵,日本人在天津大和公园内竖立“北清事变忠魂碑”,后增建日本神社,供奉天照大神及明治天皇之灵位,门口有日兵守卫,日人过此均虔诚敬礼,中国人则不许靠近。日本人还在春秋两季到神社祭祀,日本在津军政要人均参加仪式,极为隆重,神社成为日本推行军国主义的精神支柱。[18](p.7)[19](p.258)[20]实际上,日本每占领1地均建神社、纳骨堂等建筑物,如大连东公园内建有“表忠碑”,纪念日俄战争在海城阵亡者,“每届4月10日,日人举行招魂大祭于此”。青岛太平山会前公园内也有日人修建的纳骨堂,奉祀青岛战役中的日本士兵遗骨。[21](p.125)日本人又在丹东镇江山公园内建“忠魂碑”、神社、8幡宫等,为日本侵略者歌功颂德。[15](p.135)到抗战时期,日本的做法进1步升级。1940年,日本在长春西公园入口处,竖立1座象征日本“皇军南进”的武人铜像——日俄战争中立有显赫功勋的儿玉源太郎大将铜像。儿玉头戴法式圆柱军帽,身着日俄战争时军服,腰佩长刀,肩披斗篷,骑马向南,并举手侧脸向东(园林正门方向)致礼。这座铜像把日本军国主义者傲慢与蛮横的神态表现得淋漓尽致,西公园也由此更名为儿玉公园。[13]抗战时期,日本人不仅在公园建立侵略者纪念物,有的甚至将整个公园改建为神社,并要求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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