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质调查，对察哈尔、甘肃、宁夏等省的调查仍在继续，同时拟在边疆地区多觅铁矿、铜矿与石油矿，分别保留或划作国营区，择其最佳者，由国家经营，以充实国防原料；开始筹办开发陕甘川新石油，已在陕、川划定国营区。（注：参见《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财政经济(5)，第178页。）
    “918”事变后，东北丧失，国民政府更加注重西北边疆开发，并强调要以西北为复兴基地，提出各种开发西北的系列计划和决议案。1933年，在国民党4届3次中央全会上有60项提案，其中有8项与边疆民族地区建设开发相关。西北边疆地区开发成为重点后，国民党中央委员刘守中曾于1932年、1934年先后两次奉命赴西北调查实业，得出的结论是“应以边防为经，实业为纬”，提出“充实边防，经营交通，振兴农村，改良畜牧，开采矿产，提倡工业，减轻民众负担，维护地方治安，培养边务人才，推进蒙旗教育”等10大要务。通过1系列的调查，南京国民政府对西北建设做出1些重要的规划，如1931年5月，建设委员会拟订了内容浩繁的《开发西北计划》，开发计划涉及交通、水利等很多方面。（注：参见刘政美：《抗战前的西北交通建设》，《民国档案》1999年第2期。）
    1934年6月，全国经济委员会通过《西北建设实施计划及进行程序》，计划分公路、水利、卫生、农村建设4部分。从取得的实效来看，开发建设除了特定地区金矿等矿产开发外，还集中于公路、铁路和邮路等方面。全国经济委员会从1934年3月筹款直接兴筑西兰公路，至1935年5月竣工，土路通车，共计耗资93万余元。（注：参见刘政美：《抗战前的西北交通建设》，《民国档案》1999年第2期。）1934年至1936年期间，国民政府在西北修筑的土路、省际联络公路等10多条，总里程达到9200多公里，（注：参见刘政美：《抗战前的西北交通建设》，《民国档案》1999年第2期。）对这1地区交通条件的改善产生了重要影响，增强了边疆民族地区与中央政府的联系。
    在边疆民族地区发展邮务也是国民政府加强与边疆民族地区联系和国防建设的1项重要工作。据1936年统计，自1933年，边疆民族地区的邮政条件有所改善，当时滇康邮路总长为1130里，甘孜经德格至玉树线长1000里，玉树至湟源线长1380里，巴安经白玉至德格线为900里，在西康还设各级局所近20处，1些村镇设置了信柜。与此同时，4川、云南、贵州3省邮务之联络有所增强，1935年以后开设局所及信柜21处，邮路约1200余公里。（注：参见《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财政经济(9)，第600—601页。）
    铁道部推进边疆民族地区的铁道建设，而且有着自己的建设计划，其计划中的陇海线潼宝段1936年已完工，与西南边疆相关的铁路建设计划主要有成渝线(施工期2年半，计划于1937—1938年间完成)、黔滇线(施工期4年，计划于1947—1950年完成)、川黔线(施工期4年，计划于1947—1950年完成)。但是，随着政治社会环境的变迁，这些计划逐步落空。
    　　　　3、结论
    国民政府初期10年奠定了对边疆民族地区治理的基本制度框架和政策系统，蒙藏委员会是中央政府专门管理蒙藏问题的机构，而军务、党务机关是强化军事力量和国民党对边疆民族地区影响的机构，涉及到边疆民族地区的教育、经济建设内容则分别由各专业部、会来管理，至于地方政府则是管理区域性边疆民族的重要依托。在1个地域广大的多民族国家，1个事权分散、缺少统筹管理边疆民族事务机制的政府，很难满足国家整合、民族团结的管理需求。事权分散和缺少统筹，使得管理本身“事权分属，政令分歧，使边民无所适从，浸假失其敬信”，加之“人才不足，各有其计划，各种施政不能配合，步调不能1致，此出彼入”，（注：黄奋生：《边疆政教之研究》，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32—33页。）加深了机制缺失的负面影响。从国民政府初期10年的政策内容和目标来看，为推进社会政治整合而施行的政策占有相当高的比例，实施力度也相对较大，但是缺少持续性和统筹性，其以推进民族同化为旨归的教育政策相对来说更为规范，显示出逐年推进的特点，至于经济开发建设政策不仅政策投入量小，执行力度也10分有限，特别是1些开发项目常常成为官僚机构掠夺各民族群众财富的合法性来源，对政治整合不仅未产生应有的正面影响，反而引发了人民群众的抗争。总体来说，南京国民政府初期10年边疆民族事务管理机制仍然处在初步形成阶段，受到军阀争斗、行政经费、行政经验以及行政效能甚至国际关系等多方面条件的限制，政府统筹不力，难以满足中央政府建立党治的需要，更不可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但是从1个较长的历史时段来看，这些机构功能的发挥对统1多民族国家整合仍然起到了1定历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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