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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马斯洛需求理论试探魅力型领导的成长途径

更新时间 2010-5-19 17:54:15 点击数:

    从马斯洛需求理论试探魅力型领导的成长途径
杨艺艺(西北师范大学,兰州730070)
摘要:根据马斯洛需求理论从低到高五个层次(依次为生理需要层次,安全和保障的需要层次,爱和归属感的需要层次,对尊重的需要层次,自我实现需要层次)与政治欲求的关系,来讨论魅力型领导的产生途径。
    关键词:政治欲求;自尊;自信感;功效感;共情
中图分类号:B84-06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0)07-0056-03.5
按照马斯洛需求理论,需要是在一个等级基础上有序排列的,从低到高分别是生理上的需要,安全需要(包括免于恐惧,不安全感和伤害的渴望),对爱和归属感的需要(包括参与并被一个群体所接纳的感觉),对尊重的需要,到自我实现的需要。每一个需要层次与魅力型领导的产生机制的关系是不一样的。
    一、生理需要层次的政治欲求
正如生物遗传可能会对人们一生的行为产生一种直接而普遍的影响,早期性格形成期中的一种强有力的生理需要,也可能对政治行为,[本论文www.lwkoo.cn毕业论文酷整理排版,转载请注明出处]特别是领导和追随关系产生持续的影响。珍妮·克努森指出,长期忍受一种生理需要的剥夺,即使以后会被满足,也将在人们的性格中留下它的烙印[1]181-190。在对俄勒冈的几百名教师、医院职员、木材和造纸加工商进行的研究中发现,人们如果过度关注身体,他们就不会产生足够多的心理能量在精神上或身体上去与他们周围的环境发生关系。另外生理上受剥夺的人,在根据像投票和政治捐款这样的活动而建立起来的伍德沃德·罗伯参与等级表中,得分会比较低;在根据人们毕业后所承担的公职以及人们对自己在各种关系中所扮演角色的评价而建立的克努森的领导指数中,得分也比较低。生理需要得不到满足的这一群体中的个体可能也会参与政治活动,但他们仍然不会担任领导者,因为躲人耳目可以让他们获得安全感。这些结论来自富裕的西方社会,在相对贫穷的其他社会,我们可以看到,生理需要的剥夺也会使人们产生极端的欲求而执著于夺取权力,为自己和同伴获取他们曾严重缺乏的物质和精神财富。马斯洛提出过这样的观点,一个政治领导人,即使贵为一个国家的总统,置身于文明所能提供的所有舒适享乐中,但如果在他的性格形成期遭受过严重的剥夺,那么他仍将与那些经历饥饿和寒冷的人们作出同样的反映。这与克努森的研究结论并不相悖。这是因为当生理上的需要被认为遭受了相对剥削时,被剥削者就有可能变成领导者。当人们普遍认为有改善生理需要的可能,而这种可能途径被剥夺时,通常就会产生革命。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生理需要的不足所造成的心理,社会和政治的孤僻不利于形成魅力型领导。
    二、安全和保障的需要
安全和保障需要得不到满足的人们,在处理正常的政治程序时,通常会表现出不确定和不安全的态度,并且希望有一个可以依赖的更高层级领导来指引行动。伯特·莱恩曾经这样描述拉普阿诺,“对于一个人来说,当一切都是不可靠的,一切,包括他对自身的认知,这时最有可能的智力发展就是建立安全感,就是高度重视稳定,秩序,果断和理性。我想这是发生在拉普阿诺身上的事情。由于对自己的认知出现了混乱,加上对于政治事件的矛盾心理以及自己职业未来的不确定性,所有这些不断在他脑中创造出各种问题,让他长期忍受焦虑和严重的溃疡,他不能够再忍受他的世界中出现更多的混乱和犹豫不决———这种混乱可能也会出现在立法过程中:当发现自己对政策问题很难作出决定时,他便坚持总统有权力作出快速决策”[2]111。马斯洛也提出过相似的结论,“在早年生活中缺乏安全感的人的需要,通常会具体地表现为寻找一个保护者,或者一个他可以依赖的更强大的人,或许是一个元首”[3]88。克努森在俄勒冈研究报告中也说明,“他们所怀有的不安全感让他们不会希求在社会中的显著地位。处在这一需求等级上的人们,总是倾向于把世界看做是危险的,周围的一切现象是难以管理的,他们的反应很可能是教条主义的,并不能容忍模棱两可———在危机情景下,他们不懂变通,而且恐惧不安[1]198。”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具有安全感需要的人们成为魅力型领导的潜能是有限的,他们的政治效能感较低。
    三、爱和归属感的需要
马斯洛第三个需要层次一直被认为是成为领导者的刺激因素。爱和归属感的需要会让领导潜在者们热衷于各种政治组织,从而获得被接纳的感觉。在这类人中,我们要特别注意在早年经历中缺乏关爱,导致需要在后来的组织参与中寻求大量补偿性的注意这种情形。这种动机会刺激人们更多地参与到政治组织中或其他各种组织,甚至他们参与的目的不一定是获得权力并且政治领导才能一般。但是尽管如此,他们长于人情练达,通过付出关爱来获得关爱和认可。他们痛恨遭到别人的排挤。在领导表现形式上,结合社会作用和政治力量的影响,呈现出各种形态。有的参加官僚组织,因为它带来的归属感持久可靠。有的参与群众运动或宗教派别,其中,面对共同的危险和迫害所带来的组织凝聚力足以补偿早年剥夺而导致的情感渴望。
    我们再次对以上三种低层次需要进行总结。我们可以从需要的受挫和需要的满足两方面来对人类基本需要及其对魅力型领导成长的影响作出概括。没有得到满足的需要会变成最强有力的动机,当人们缺乏基本生活需要时,人们对政治会产生冷漠感。戴维斯指出“,一个极度饥饿的个体,在他的政治行为可能为他赢得一些食物时,不能把他的注意力转移到对政治的关心上来”。当生理需要得到满足时,较高一层的需要,安全和保障的需要就会发生作用。当解决饥饿问题时,人们就会希望得到保护,免受战争、灾难、疾病、对祖国和家庭的威胁、街头犯罪的伤害的需要,从而给领导者带来很大压力。戴维斯说:“人们通常不会从政治那里去寻求饥饿的满足,去获取爱、自尊和自我实现。”[4]25只有当他们在实现这些基本目标而受挫,并且个人力量无法应付时,他们才会寻求政府的帮助。只有当追随者们基本需要得到满足,并且当他们培养出并投身于一种受到更广阔、更多样的文化与领导影响的一组需要时,他们的需要就会变得不再那么自私自利,而且对需要的阐述也会变得更加自觉和审慎。在领导者与追随者之间的互动中,追随者会回应领导者的关心,或者支持另一位许诺给他们更多关心的领导者。在追随者们面临生存压力时,他们选择了温斯顿·丘吉尔,但当他们得不到更多需要的承诺时,他们又抛弃了他。所以,只有一个卓越的魅力型领导者才有足够的能力做到在追随者需要受挫时防止带来的挫折、自私化、冷漠、恐惧症,以及其他形式的社会混乱;也只有卓越的魅力型领导者才能应付追随者需要得到满足而带来的对个人和社会越来越高的要求。
    在尊重需要阶段,政治欲求正式形成。魅力型领导政治动机最强有力的源泉———也是政治雄心的关键因素———未得到满足的对尊重的需要。这里的尊重包括自尊和他人尊重两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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