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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氏孤儿》:用模糊策略调和启蒙与忠义

更新时间 2011-3-15 11:17:00 点击数:

    《赵氏孤儿》:用模糊策略调和启蒙与忠义
      [摘要]电影《赵氏孤儿》在人物形象、人物关系、核心情节诸多方面采取了模糊策略,带来的结果是思想倾向二元,即启蒙与忠义矛盾地调和在一起。因为自身的弱点,启蒙思想在剧中占据了过程,却无法阻止忠义获得结果。
    [关键词]《赵氏孤儿》   陈凯歌    启蒙   传统思想    模糊策略 
       陈凯歌执导的电影《赵氏孤儿》在人物形象、人物关系、核心情节诸多方面采取了模糊策略。
    先说人物形象。作为冲突的引发者,赵盾、屠岸贾没有明显的忠奸之分。赵盾应该是一个忠臣,他经常提醒国君要说“正经话”,要“圣明”,不要“辜负了一国百姓的殷切心意”;但他的强势也为君子所不齿,忠臣形象打了折扣:动辄教训国君,安排临产的庄姬送夫出征以造舆论(屠岸贾的门客评论:这不就是告诉大家,天下是赵家的),赵朔一打了胜仗就叫国君也去迎接;其子赵朔的强势更是不断在他的忠臣形象上抹黑。因为赵家父子的强势,国君显得很弱势,弱势到“羡慕”赵家,甚至到不敢说实话的地步,这在某种程度上摧毁了赵盾的忠臣形象。屠岸贾应该是一个奸臣,弑君,陷害同僚,拿无辜婴儿做人质:“奸臣”、“坏人”的帽子似乎戴定了;但他又被设计成受赵氏家族排挤的功臣,“大家都说,领兵打仗的应该是屠岸大人呐”,只能埋怨“我的功劳他们早忘了”,赵氏父子明知国君让他当替罪羊却仍逼他受辱:给屠岸贾安排了一个日渐受排挤、受逼迫的生存环境;剧中还给他一些原则性,比如说“我不杀女人”(实际上,“灭族”当然要杀女人,剧本在此甚至牺牲了常识)、“我不杀庄姬”,在问到是否要杀庄姬“肚子里的孩子”时屠岸贾并未回答(这一点很重要,可以解释为什么韩厥是奉命取孩子而不是杀孩子,也可以部分解释屠岸贾为什么对公孙杵臼和程婴夫妇说要“看一眼”孩子,让观众可以合理猜测:屠岸贾要杀的只是男孩子),屠岸贾也并未像穷凶极恶者杀人灭口——全程参与弑君、嫁祸的门客一直活得好好的就是证明;剧中甚至还给了屠岸贾不少父爱和人情味,他认为“天下会有这样的人吗,为了一个孩子,牺牲一百个婴儿的性命”,他认为韩厥放走婴儿可以理解,“换了我,也许我也会这么做”,他在仇人的儿子要被杀掉时挺身相救,最后在明知自己“成为天下人的笑柄”后还让仇人“远走高飞”,等等。一个有原则、有父爱、有人情味的,受排挤、受辱的功臣,让“奸臣”、“坏人”的形象又模糊起来。作为冲突的继续者,程婴在整个事件中失去了妻儿,堪称“义士”。但称其为“义士”又比较勉强。首先,程婴其实并不想帮忙。其次,程婴的“义举”在很大程度上是被逼的。
    因为程妻阴差阳错将赵氏孤儿交了出去,又由于公孙杵臼用死造成了一个骗局,让程婴不得不在两个婴儿都死与只牺牲自己的孩子之间做出抉择。再次,就是这样一个“被逼”的“义举”,剧中还借程婴之口又否定了它。后来屠岸贾说程婴“亲手把孩子交给我的时候我才相信了这是赵家的孩子”,程婴回应道:“你骗了我”!好像最后程婴的“义举”不仅是受了公孙杵臼的欺骗,还受了屠岸贾的欺骗。程婴在“复仇”之路上的延宕也弱化了程婴的“义士”形象。首先,和韩厥一样,他后悔自己的“义举”,说“早知道出不了城,就不会带屠岸贾去公孙大人家”;其次,他想复仇,又拘泥于原则——“我只是个治病的,不害人”;再次,他想让屠岸贾“生不如死”,要让程勃与屠岸贾“相亲相爱”,然后“一剑砍了”屠岸31贾,但似乎又羞于让无辜的孩子受到牵连(这一点剧中借韩厥之口说“你对这孩子不公平”从侧面提点出来),所以只好说自己的复仇计划是养大这孩子,将他带到屠岸贾面前告诉他这孩子是谁,“我是谁”,这当然是报仇,而且是杀仇人的“心”;但剧中又借程屠二人的对话模糊了这一点,屠岸贾说“你不是要我死,你是要我变成天下的笑柄,生不如死”,程婴否认道:“不对,我救你是因为勃儿要报答你”,似乎想把自己从复仇中撇出来。
    再说人物关系,赵盾、屠岸贾
既非“忠奸不两立”,也非相处融洽,两者更多的是一种类似于“一山不容二虎”的利害关系;程婴与屠岸贾既是不共戴天的仇家,还是爱着同一个孩子的义父,并兼具融洽的医患关系;屠岸贾与孤儿有上辈的仇怨,却又接下了15年的恩情,甚至可以忘却仇怨、同生共死;程婴与程勃既有恩情,又有亲情,既希望孤儿替自己的孩子报仇,又想给他“公平”,可以自由选择报仇与否。
    最后说核心情节,屠岸贾为什
么要灭赵氏、弑国君?屠岸贾与庄姬究竟是什么关系?公孙杵臼为什么要仗剑护孤?程婴为什么要带孤儿去做门客,为什么会觉得这样做“对孩子很公平”?程勃为什么只为程婴死去的孩子向屠岸贾举起复仇之剑?程勃为什么被安排在程婴被屠岸贾刺杀时才击中仇人?局中均未明言,和人物形象、人物关系一样,核心情节也充满了诸多模糊不明的地方。
    这些模糊策略带来的结果是思
想倾向二元。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不妨将其与其他同类题材作品做一个比较。
    以赵氏孤儿故事为题材的作品
很多,但就思想倾向而言,却可以比较整齐地分成两个系列,一个系列是自《史记·赵世家》到纪君祥的《赵氏孤儿大报仇》,附带着其后的许多戏曲,这个系列宣扬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忠、孝、节、义。
    《史记·赵世家》里赵氏家族对于晋国有卓越贡献;灵公“不君”、“杀宰人”;赵盾虽“益专国政”,却“素仁爱人”,只是看到国君乱杀人而被流放;屠岸贾前则“有宠于灵公”,后欲“作难”,陷害同僚;程婴、公孙杵臼等人则是为救忠良之后,同仇敌忾,牺牲自己;特别是程婴,在赵氏孤儿报仇,“攻屠岸贾,灭其族”之后,仍信守与公孙杵臼的承诺,不愿享受荣华富贵,自尽身亡。[1]如果说在《史记·赵世家》,赵氏家族仍有瑕疵(如赵盾“为正卿,亡不出境,反不讨贼”等),在纪君祥的《赵氏孤儿大报仇》里,人物形象更加纯正,以赵盾为首的一边是忠臣、仁人、义士,这正义的一方曾感化了屠岸贾派出的杀手锄麑,锄麑“触树而死”,曾让接受赵盾出于仁心救助的饿夫灵辄拼死相救。[2]不同于《史记·赵世家》程、公孙二人“谋取他人婴儿”当替罪羊,《赵氏孤儿大报仇》让程婴牺牲了自己的孩子去捍卫正义、报答恩情。《赵氏孤儿大报仇》表现的是忠与奸、正义与邪恶的斗争,宣扬的是“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一诺千金”、“知恩图报”、“舍我其谁”的儒家精神。
    另一个系列则是自伏尔泰的
《中国孤儿》到中国国家话剧院田沁鑫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林兆华的话剧《赵氏孤儿》,这是一个启蒙思想笼罩的系列,它们宣扬的是理性的批判和反思,以及人拥有的自决的力量。伏尔泰的《中国孤儿》结局是嗜血者成吉思汗被手无寸铁的敌人感化,宣扬的是理性的力量,认为文明必然战胜野蛮。[3]《中国孤儿》的中心人物是伊达梅——接受托孤重任的宋朝遗臣张惕的妻子。伊达梅不同意丈夫舍子救孤,认为其有违父道,伊达梅亦不同意委屈个人的自由意志而嫁给成吉思汗,尽管这样可以保全张惕、孤儿和自己的性命。从中不难看出,尽管有民族和国家大义的驱使,但尊重自然情感、尊重个人意志的思想最终占了上风。中国国家话剧院的《赵氏孤儿》的版本里,创作者将赵、屠两家的仇怨归于宫闺淫乱的任性斗气,悲剧的结局,是程婴偶然被国君误伤,屠岸贾病入膏育,两人先后死去。对孤儿来说,程婴与屠岸贾都是亲人,程婴是救命恩人,教他为人之道;屠岸贾是杀父仇人,教他为人之勇。所以,面对程婴、屠岸贾的尸体,孤儿无限悲哀与惆怅地说:“今天以前,我有两个父亲……今天以后,我是……孤儿!”[4]这个剧本中敌友难分、情仇莫辨,不以姓氏血脉来甄别个人,也不因历史过节去划分集团,决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是具体、真实的生活内容,这种观念与情感内容质疑了个人依附于宗族组织的传统观念,是启蒙逻辑的生动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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