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民族的民族性格与之不太相似。日本本身是一个远离大陆、四面环海的孤岛，这种孤独感给日本人心理造成了一种与生俱来的孤独意识。佛教从6世纪传入日本，一千多年来已渗入日本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成为日本文化形成的要素之一。佛教认为“诸行无常，是生灭法”，世间一切事物，都处在生起、变异、坏灭的过程中，绝无常住性。日本人经常感叹自然的变化、花开花落的无常和生命的易逝，并先后形成了“物哀”、“幽玄”、“侘寂”等审美意识，这些审美意识广泛体现在文学作品中，从《万叶集》、《怀风藻》到《竹取物语》、《伊势物语》及《平家物语》、《源氏物语》，再到《熊野》、《景清》、《曾崎根情死》这些名著中，都渗透弥漫着宿命和无常的思想。正是岛国的孤独感和佛教的无常观的影响，使日本人喜欢看悲剧，喜欢一种残缺之美，对那种“不圆满”情有独钟。所以《西厢记》这种洋溢着乐观情调，又是以大团圆结局的爱情故事，对普通的日本人并没有多少吸引力，只有专门的研究者才对其感兴趣，即使这样，他们对《西厢记》的赞誉也多集中在文采、关目、结构上。根本原因就在于这种充满乐观情绪的作品与欣赏“无常”、感受“物哀”、“幽玄”的大和民族性格格格不入。
    综上所述，16世纪起《西厢记》之所以在朝鲜半岛和日本广泛流传，受到文人和民众的欢迎，原因在于两国当时都是处于市民阶层兴起、市民文学繁荣的阶段。而《西厢记》在朝鲜半岛的流传要比日本广泛得多，这与朝鲜民族的性格密切相关，朝鲜民族受儒家文化和佛教“善恶有报”的观念影响很深，并且本来就是个热爱歌舞、开朗乐观的民族，他们注重现世的生活，追求美和善，希望看到美好团圆的结局。而日本民族则受到佛教“无常”观的影响，认为死亡也是一种美，形成“不完满”、“不对称”的民族审美意识，对悲剧性的文学作品更易于接受，所以《西厢记》在日本只是为少数精通汉学的学者所喜欢。正是两国的民族性格、民族心理的不同，才导致了《西厢记》在朝鲜半岛和日本的接受差异。这对我们研究文学作品在他国的流传和接受也提供了一定的启发和借鉴。
    参考文献:
［1］［韩］高奈延.《西厢记》在韩国的传播与接受［J］.《南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3).
［2］王丽娜.中国古典小说戏曲在国外［M］.上海:学林出版社，1988.
［3］张杰.简论日本近代的中国戏曲研究［J］.社会科学战线，19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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