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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陈瘦竹的比较戏剧研究

更新时间 2010-4-23 12:15:05 点击数:

    论陈瘦竹的比较戏剧研究
康建兵**康建兵,南京大学文学院戏剧戏曲学专业2009级博士。
    内容摘要:陈瘦竹的戏剧理论基本研究、悲剧与喜剧研究、中国现代戏剧研究和中外戏剧比较研究等,包含自觉的比较意识和丰富的比较戏剧研究。这既是他综合中外戏剧和中国戏曲构建“新理论体系”的重要方法和重要内容,又为中国戏剧理论研究、比较戏剧研究和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作出了宝贵探索和重要贡献。
    关键词:陈瘦竹;比较意识;比较戏剧;研究
早在20世纪40—50年代,著名戏剧理论家陈瘦竹先生就以大无畏的气魄和宽广的学术视野,构思一个大气磅礴的中国戏剧理论研究体系,即“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综合外国戏剧和中国戏曲和话剧,建立一个新理论体系”。
    [1](P.559)为构建这座全新的戏剧理论大厦,这位著名学者不顾双目几近失明的严重眼疾,广阅文献、勤做札记、奋力写作,勤勤恳恳近半个世纪,其严谨的治学精神和高尚的学术操守着实让同行和后辈敬佩不已,更不言其间他和他的“理论大厦”因政治动乱而遭致的无数劫难。
    为综合中外戏剧和戏曲构建具有内在关联的理论体系,陈瘦竹就悲剧与喜剧、中国现代戏剧和外国戏剧等作了大量经典研究,历来学界对此都有详细论述,但对他建构新体系而运用的比较研究方法和比较戏剧研究内容有所忽视,或未作更进一步探讨。笔者以为,陈瘦竹学术思想中蕴含着清晰自觉的比较戏剧研究意识,它贯穿“悲剧论”、“喜剧论”、“戏剧本体论”和现代剧作家研究,具有极大的开放性和包容性,特别是在中外戏剧比较研究和对话剧与戏曲关系的比较思考中鲜明地体现出来。陈瘦竹的比较意识和比较戏剧研究,彰显出他运用马克思主义“打通”和“综合”中外古今戏剧,以不断扩充新理论的学理体系。
    一、比较戏剧研究之意识
陈瘦竹对比较戏剧研究的思考和实践,特别是“新理论体系”构想的形成,首先基于他的比较意识的自觉生成。我们大致以20世纪50年代初为分水岭,将陈瘦竹的戏剧理论研究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阶段,即从20世纪20年代末到40年代末,陈瘦竹主要从事外国戏剧理论研究和翻译工作。这一阶段是他的比较戏剧研究意识从模糊到逐渐清晰的过程,并最终在1950年代初升华为明晰完备的“新理论体系”构思。
    陈瘦竹对中外文学隐约的对比思考,可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那时他沉浸于现代小说创作,著有《灿烂的火花》和《弘毅》等,但对中国新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天然联系有着敏锐感知。这种感知既是对域外新知识的求知欲望,也是对“五四”后西方文化激荡中国大地产生的文化冲力的回应。青年陈瘦竹希望直接接触外国文学,囿于无经费出国留学,便考入国立武汉大学外文系。此后,正规科班的英语训练,陈源先生的英国小说、戏剧和翻译课等,都为他后来在研究中获取第一手外文资料和开拓比较视野打下了坚实基础。
    大学毕业后,陈瘦竹在国立编译馆任翻译。翻译工作将一国文字转化为另一国文字,本身就是解读、比较和再创造的智力活动。陈瘦竹明确的比较研究,当推1942年写成、1943年11月发表于《文艺先锋》(3卷5期)的《萧伯纳及其〈康蒂妲〉》,他在文中就萧伯纳、斯特林堡和易卜生的女性观进行比较,认为萧伯纳和斯特林堡表面都承认女子是强者,但康蒂妲与斯特林堡《父亲》中的劳拉有本质区别,康蒂妲善良而富有牺牲精神,但劳拉是折磨丈夫的变态人。萧伯纳与易卜生都关心妇女解放,但娜拉离家出走,康蒂妲却要成为男子的保护人。由此得出《康蒂妲》的主题思想和人物塑造是对欧洲男权主义的挑战这一结论。
    1940年,陈瘦竹到四川江安剧专任教,讲授欧洲名剧和国文,开设剧本选读。他还翻译了英国戏剧理论家亚拉岱斯·尼科尔的《戏剧理论》,他的戏剧批评课便以这本译著和尼科尔根据B.H.Clark编译的《欧洲戏剧理论文选》为教材。陈瘦竹此时曾设想以中国话剧为例来解读尼科尔的戏剧理论,虽然这一想法未完全展开,却成为他脑海中一个挥之不去的意念。
    从1950年代起,陈瘦竹一方面从事中国现代文学史、文学理论和现代作家的研究和教学,为中国现代文学文科的创建和发展立下了显赫功劳;另一方面,他在继续从事外国戏剧理论研究之余,将大量精力倾注到悲、喜剧研究和中国现代戏剧研究中。陈瘦竹西学出身,文学视野广阔,熟谙中外戏剧理论;中国话剧是西方戏剧的“舶来品”,在半个世纪的发展历程中始终与之血脉相连;加之陈瘦竹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方法,高度重视比较并强调善于比较,“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辩证法则,特别是矛盾论的学说,即承认一切事物都相联系相比较而存在的,都是在对立面的统一和矛盾斗争中发展的观点,应当成为比较研究和比较文学研究的指导思想”。[2](P.12)因而当他在1950年代初考虑用马克思主义去“综合”研究中外古今戏剧研究时,比较意识和比较研究自然就更加明显地显露出来。
    1980年代,比较文学在中国大陆勃然兴起,大有“显学”之势,大陆和港台一些戏剧研究学者希望借助这股强劲东风,在中国创建比较戏剧学科。当时也的确涌现出不少中外戏剧比较研究的专著和论文。殊不知此时的陈瘦竹,“为欧洲戏剧与中国现代戏剧的研究所做的准备,已经具备将两者汇合交融,加以比较研究的条件”,[3](P.37)已经致力于比较戏剧研究十余年,他的《郭沫若的历史悲剧所受歌德与席勒的影响》、《关于曹禺剧作研究的若干问题》、《世界声誉和民族特色》和《异曲同工———关于〈牡丹亭〉和〈罗密欧与朱丽叶〉》等一系列成果,“无论是对陈瘦竹戏剧理论体系,还是对中国比较戏剧,都是开拓性的”。
    [3](P.37)
这里需要补充一点,即陈瘦竹从未标榜过自己是“比较文学学者”,相反,出于对比较文学学科的深刻思考,他在1988年给一本中外比较文学论文集题名时,审慎地采用了“中外文学因缘”一名。后来比较文学研究的论著,以“因缘”命名的,如《中德文学因缘》和《中日文学因缘》等,倒不在少数。回顾20世纪90年代前后甚至当下中国学界对比较文学的不断“争议”乃至“非议”,我们不得不敬佩陈瘦竹的严谨和敏锐。即便如此,笔者认为,陈瘦竹的戏剧研究确实包含大量的比较戏剧研究特别是中外戏剧比较研究范例,因而会“自作主张”地从这一角度解读其戏剧研究,并认为这是对他的戏剧研究成就和特色的彰显。
    二、比较戏剧研究之内容
陈瘦竹比较戏剧研究的内容和范围,大体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在中国现代剧作家研究中,通过严谨考证和艺术的比较分析,发掘出田汉、郭沫若、曹禺和丁西林等现代戏剧家所受西方戏剧的影响,梳理出他们与西方戏剧的渊源关系。
    陈瘦竹认为,“所谓话剧,无论戏剧创作或剧场艺术,最初都从欧洲近代剧移植过来,必须先向外国学习,才能逐步建立民族戏剧”,[4](P.1497)而“作家在创作时,难免受到本国作家和外国作家的影响”。[5](P.1315)田汉、郭沫若和曹禺等都受过西方戏剧的浓厚熏陶,对于与西方戏剧的师承关系也都予以承认,这是不争的事实。因此,辩证地比较分析他们的戏剧创作与西方戏剧的传承关系,不仅是可行的,也是戏剧研究学者应秉持的科学的学术态度。对于中国现代剧作家研究,陈瘦竹运用了历史观与美学观相结合的方法,即“运用历史方法,将作家同其作品放在当时文学的发展过程中进行比较研究,从相似或相异的作品的比较研究中,可以发现作家所接受和所产生的影响,可以看出成效得失以及作家及其作品的独特风格”。[6](P.1651)他将田汉早期剧作所受外来影响归于欧洲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流行的新浪漫主义文艺思潮,特别是唯美主义、象征主义和颓废主义,同时指出这些剧作带有对半殖民地半封建旧中国极端不满而又找不到出路的彷徨感伤情绪,消极浪漫主义同积极批判现实主义杂糅一起,但后者是主导。这样的分析既能客观评价田汉早期剧作思想倾向,又不会贬低其全部剧作价值和歪曲现代戏剧的战斗传统。陈瘦竹认为,郭沫若亲近歌德和席勒,在于歌德和席勒所处的狂飙突进时代对封建专制和打破旧传统观念的叛逆精神,强烈地吸引了“五四”时期的郭沫若。他还认为,“郭沫若的悲剧观念、对历史和悲剧的区别以及历史悲剧的创作,都和歌德、席勒的理论和实践有千丝万缕的联系”。[7](P.1379)他指出三者的悲剧都是新的英雄悲剧,英雄人物都有为自由而向国内外敌人英雄进击的壮举,但郭沫若笔下的悲剧主角由于身处20世纪40年代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因而有更紧迫任务和更明确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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