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英语用于《圣经》翻译已有数世纪的历史,因此有关《圣经》能否英译的争论显然不是语言观点而是政治观点的冲突”。〔23〕威克里夫敏锐地意识到这场语言风波背后的权力博弈,一针见血地指出,“他的对手不使用英语甚至也不希望使用英语,是因为包括教皇、修道士、教士和托钵僧在内的四种类型的敌基督即专制的神职人员不想让普通大众清楚了解福音的全部,因为一旦他们真正理解了福音,就会发现基督和使徒们教导的生活方式与敌基督们过的生活是多么的不同”〔24〕。与当时人普遍认为俗语野蛮、粗鄙不同,威克里夫“坚信语言无非是一种习惯而已,无论用哪一种语言,希伯来语、希腊语、拉丁语还是英语,同样的福音都应该而且能够被传递出来”〔25〕。威克里夫英译《圣经》的主张在1401年的牛津论战中甚至得到后来成为牛津大学名誉校长的理查德·乌勒斯顿(Richard Uller-ston)的支持。“乌勒斯顿的想法在很多方面与威克里夫派的相同,他也认同威克里夫对既有秩序的大多数批评意见”,〔26〕他认为英译《圣经》有利于传播教义,并且能帮助那些不懂拉丁文的教士领会《圣经》真谛,更好地传播福音。但作为主教的乌勒斯顿对威克里夫的支持是有限的,他主张英译《圣经》应在教会的指导下进行,以防滋生异端。“他无意让翻译干扰或废除教会既有的等级关系”。〔27〕威克里夫倡导的英译《圣经》活动最终遭到了教会的无情镇压。“1399年兰卡斯特王朝的建立是罗拉德派命运的转折点”〔28〕。亨利四世为巩固政权,极力拉拢教会,将罗拉德派视为异端加以镇压。1401年大批罗拉德派因异端罪名被处以火刑,其中包括罗拉德派领袖之一牧师索特雷(Sawtre)。1407年,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阿朗戴尔(ThomasArundel)颁布禁令,禁止未经许可的《圣经》翻译,禁止拥有俗语《圣经》。从此,“使用或捍卫俗语《圣经》均成为威克里夫异端的最为显著的社会标志”〔29〕。
    三、威克里夫英译《圣经》主张
对英语语言的影响　　威克里夫引发的英译《圣经》活动虽因教会的镇压而暂时受挫,却对变迁中的英语语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主要是因为威克里夫提出英译《圣经》后,其追随者通过积极参与英译《圣经》的实践,对翻译忠实性、翻译技巧等问题有了更多的思考,同时也丰富了英语语言的词汇与结构。《圣经》被成功地翻译成英语证明了英语语言的表达力,从而提高了其地位;英译《圣经》在民间的广为流传则在提高民众识字率和统一英语语言方面产生了积极影响。
    威克里夫英译《圣经》主张对英语语言的影响可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1、提高了英语语言的地位。十四世纪,英语虽已成为英格兰通行的口头语言,并且已有不少英语文学作品出现,如十三世纪初的中古英语长诗《布鲁特》以及十四世纪下叶的《高文爵士与绿衣骑士》、《耕者皮尔斯》等,但英语仍被认为是粗陋而不成熟的,不足以翻译蕴意玄妙的《圣经》。威克里夫冲破成见,提出以英语翻译《圣经》后,其追随者先后用英语译出《圣经》早期译本和后期译本,后期译本因语言流畅、通俗易懂而尤受欢迎,其中的“《新约》译文生动顺畅而有力,对英语的发展作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30〕。因此,罗拉德《圣经》英译本虽被教会明令禁止阅读和拥有,却仍然广为流传,“至今仍保留有200册手抄本,其中大部分是1420年至1450年间抄写的”。〔31〕《圣经》英译本在民间的流行足以说明译本的可读性和英语语言的表达力,使得“英格兰人认为自己的语言简朴、平实而有价值,只是欠缺典雅而已”〔32〕,从而改变了人们对英语的成见,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英语语言的地位。因此,《圣经》的翻译实践是“旨在发展作为英国文学和教育中介的英语的人们取得的最伟大的成就”〔33〕。
    2、丰富了英语语言并促进了英语标准语的形成。从十四世纪末开始,英格兰中东部方言开始逐渐发展成为英语标准语。中东部地区是英格兰当时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地区,由于位于南部和北部之间,“其方言在发音和曲折变化方面融合了南部方言和北部方言的某些特征,具有一定的折中性”,〔34〕具备成为英语标准语的语言基础。14世纪伦敦成为英格兰的首都以及政治和经济中心后,由于中东部地区的人大量移居伦敦,伦敦的市区方言被中部方言取代,同时,以中部方言为主的伦敦英语也因伦敦得天独厚的地位逐渐成为全英格兰的标准语。在中部方言成为英格兰标准语的过程中,“罗拉德派也起了较重要的作用,因为它在中部和西部地区尤为活跃,并且其大多数著作均以不同形式的中部语言写成”。〔35〕罗拉德派“以秘密集会、宣读和讨论英文版《圣经》以及传抄和阅读教会禁书等方法宣扬他们的观点”,〔36〕因此,罗拉德派采用的语言随着罗拉德派运动在英格兰传播开来。“据称,威克里夫及其追随者为英语引进了一千多个英语中未曾有过的拉丁单词,其中的大部分都出现在所谓的威克里夫《圣经》译本中并且被保留在后来的翻译作品中,因此这些词汇也逐渐成为了英语的日常用语”。〔37〕相比之下,同时代的其他译家引进的很多拉丁语单词多因被斥为学究气的术语( inkhorn term)而昙花一现,“罗拉德英语在亨利五世时期被作为政府机构最初的书面语标准之一”。〔38〕威克里夫发起的《圣经》英译活动以及罗拉德派运动的活跃对统一英语语言和丰富英语词汇所产生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3、对后世英译《圣经》的译风产生了深远影响。威克里夫提出英译《圣经》的主张后,先后出现了译风差异极大的英译《圣经》早期译本和后期译本。早期译本视拉丁语原文本为圭臬,在翻译过程中对原文本亦步亦趋,“力求在英语译本中尽可能准确地再现拉丁语习语和词汇”〔39〕,将拉丁语通俗版《圣经》(the Latin Vulgate)中的很多单词生搬硬套地放进英语译本中,甚至还尽量保留了原文本的词序,结果使早期译本诘屈聱牙,晦涩难懂。
    后期译本的译者充分认识到早期译本中的不足之处,对其进行了修改。后期译本的序言作者详细地阐明了后期译本采用的翻译准则,指出“最好的译文是以拉丁文句子而不是以单词为单位译成的”〔40〕,强调译文应尊重英语的语言习惯,这表明译者当时已意识到翻译并非简单地调换原文本中的单词,序言中提及的一些翻译问题则“更加广泛地揭示出语言的本质,尤其是英语固有的特征,译者也认识到两种语言之间的关系绝非如物体与其镜中影像那样简单对应”〔41〕。后期译本因此采用了灵活的意译,不再拘泥于原文本的词序和字数,译文语言也更为流畅、通俗易懂。后期译本摆脱了中世纪译者对翻译忠实性理解的窠臼,不再将译文忠实性理解为与拉丁语原文本的字字对应,因此,也不会象中世纪译者那样“一旦需要增减词,就担心不忠实于原文”。〔42〕威克里夫的宗教改革思想及其英译《圣经》的主张激励其追随者不断投入英译《圣经》的实践及带领民众阅读《圣经》的活动中,使得英语语言在此过程中逐渐丰富和成熟并走向统一。因此,威克里夫不仅奠定了后世宗教改革的基础,也极大地促进了英格兰民族语言的统一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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