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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马德琳形象的刻画来看贝娄的女性观

更新时间 2011-1-3 18:11:54 点击数:

    苏天兰    从马德琳形象的刻画来看贝娄的女性观
内容摘要:索尔·贝娄是20世纪美国文坛最负盛名的犹太作家,在美国当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并于1 976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但由于受到传统犹太文化的影响,贝娄在《赫索格》一书中对马德琳进行了歪曲和改写,从而体现出作家贝娄也没能摆脱传统男性作家对女性形象刻画的圈子。本文就贝娄在其代表作《赫索格》中对马德琳的刻画而对贝娄本人的女性观进行了评述。
     关键词:《赫索格》; 贝娄 ;女性观; 歪曲
    在女性主义批评者看来,传统文学作品尤其是男性作家的作品所刻画的女性形象多是一种虚假的形象,这种形象与现实生活中的女性形象并不相符,而是反映了男性作家的性别偏见和置妇女于从属地位的愿望。如女人不是被描写为温柔、美丽、顺从、贞节、无知、无私的“天使”形象,就是被描写为淫荡、风骚、凶狠、多嘴、丑陋、自私的“魔鬼”形象。作者认为这种把女性神圣化为天使的做法实际上是将男性的审美理想强加在女性身上,剥夺了女性形象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把她们降低为男性的附属品,从而满足了父权文化机制对女性的期待和幻想。另一类“魔鬼”形象则与“天使”形象完全相反,在男性眼中,她们不肯顺从,是一种极端异己的力量,更是一种挑战和威胁,于是成了男性潜意识中的攻击对象。
    但“魔鬼”形象恰恰反映了女性的创造力和生命力,她们在本质上是对男性统治的反抗。这类女性形象一般包括三类:(一)失贞者:充满激情,缺乏理性,淫荡色情,是欲望的化身。(二)男性化的女人:具有男性智慧,有着男性般顽强而坚定的意志,野心勃勃,心狠手辣的女人。(三)悍妇形象:长得丑恶,刁钻古怪,泼辣凶悍,喋喋不休,俗称长舌妇、泼妇。其实不管是“天使”还是“魔鬼”,这些都是男性文学中给女性的定义和描述,也就很自然地成为男性文学中被嘲弄、被贬低的对象。法国存在主义者波伏娃也曾指出两性间的不平等现象,她认为女人对男人来说,等于黑人对白人,前者只得低人一等。“即使女人想通过职业和爱情的独立,超越她的本来地位,男人却由于他的优越地位受到威胁,竭力使这种争取平等的努力变得复杂化。”[1]由于长期以来的文化传统,女性要摆脱被规定的角色,获得重新的社会定位是很难的。正如小说《赫索格》中,贝娄笔下的马德琳,她作为“他者”丧失了自己言说的权利,不仅遭到了歪曲与改写,还被抽象为空洞的能指符号。
    小说《赫索格》是索尔·贝娄的代表性作品。在描述马德琳的形象时,作家通过男主人公赫索格将自己的思想情感与价值取向强加在女主人公马德琳身上,致使马德琳成了一个与“我”相对立的他者形象。贝娄运用描述者掌控的话语权力,不仅遮蔽了马德琳的真实面目,还对其形象进行了歪曲和改写。贝娄对“他者”马德琳的态度,客观上反映了作家本人的自我中心意识与男性沙文主义思想。“小说《赫索格》的人物大量取自贝娄周围的人”[2]“在小说中,这部故事的主角是马德琳和瓦伦丁·格斯贝齐;在生活中,这部戏的主角是桑德拉与杰克·路德维格。”[2]这两句引文告诉我们,贝娄笔下马德琳的原型是他的第二任妻子桑德拉。写作小说时,作家与桑德拉刚离婚不久。这样,《赫索格》就不可避免地带有作家的个人情绪。由于小说大量使用男主人公的心理描写,这更难保证作家客观公正的叙述了。在叙事时,贝娄站在描述者的位置上采用第三人称“他”(赫索格);在揭示人物心理时,作家又站在男主人公的位置上常用第一人称“我”(赫索格),“他”与“我”在故事展开之后,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作家贝娄自己。读者在阅读时,很难把叙述者贝娄与男主人公赫索格加以区分。作家自觉不自觉地走进作品,把自己扮成小说的主人公。小说中的“我”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披着男主人公赫索格外衣的贝娄。这样,在描述几位女性形象尤其是马德琳时,贝娄的偏激与狭隘就暴露无遗了。
    作为小说的女主人公,马德琳很少正面出场。读者所了解的马德琳是从“我”的感受中得来的。在“我”意识的海洋里,马德琳的形象时隐时现,甚至有一段时间,完全从“我”的视野中消失。更为出格的是,在描述的过程中,贝娄通过赫索格的内心独白和作家本人的叙述,对马德琳的形象进行了歪曲和改写。小说《赫索格》中,马德琳作为妻子至少被赋予三种面目: 一是挥金如土的败家女。马德琳从市场买回各种生活用品,在赫索格看来,“她”挥霍浪费不知死活,“这班臭娘们,只知道乱花钱……寄生虫。”[4]二是不知廉耻的色情狂。马德琳跟赫索格离婚与格斯贝奇相爱。赫索格认为,“她”追求感官享受沉湎情欲,丧失了起码的家庭责任心,是“放荡的母驴”、“可怜的疯母狗”还说她是“发情期的母狗最不要脸”[5]。三是贪婪残忍的魔鬼。“她”贪得无厌,吃人肉喝人血,成了可怕的妖怪“:永远搞不清女人要的是什么。她们到底要什么? 他们吃碧绿的蔬菜,喝鲜红的人血。”可以看出,在赫索格或贝娄眼里,马德琳已经丧失了人性与人形,成了“寄生虫”、“母狗”和妖魔。在“我”意识的强加下,马德琳的内心感受、精神需要与情感取向等都被遮蔽了,连她的日常生活、职业面貌等外在表征,读者也几乎无从知晓。马德琳一直站在文字后面的暗处,只是一个隐约模糊的背影。这个沉默的“他者”由于无法为自己验明正身,最终只能以一个被改写、被丑化的形象出场。这样,贝娄也由描述者变成了审判者,在给马德琳画像的同时,作家也将自身的价值观强加到了这位“他者”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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