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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普拉斯之死———活在母亲期望下的悲剧

更新时间 2010-5-7 15:59:39 点击数:

    解读普拉斯之死———活在母亲期望下的悲剧
徐艳(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100191)
摘要:美国自白派诗人希尔维亚·普拉斯的自杀引起了无数学者的关注,关于其死亡的论文也层出不穷。
    但学者无一不把普拉斯的死亡主要归咎于其丈夫泰德·休斯,认为他背叛是普拉斯自杀的最主要原因,但很多学者都忽略了一个人的重要性,这个人就是普拉斯的母亲。本文通过分析普拉斯的生活和其自传体小说《钟形罩》来解读其死亡的根源是其母亲对其无限的期望和施加的无形压力,而非休斯的背叛。
    关键词:母亲;希尔维亚·普拉斯;期望;寄托引言希尔维亚普拉斯是美国著名的自白派诗人,小说家。她于1932年生于波士顿,八岁那年父亲去世,其后她和她弟弟有其母亲靠教学和打字挣钱养活。1956年她遇到英国诗人泰德·休斯并很快与之结婚,1963年2月因为不堪忍受生活各方面的痛苦而选择煤气自杀,年仅30岁。而《钟形罩》是普拉斯自杀前一年,以自己早年的生活为模版,用第一人称回忆叙述方式讲述了埃斯特·格林伍德大学时期的生活经历与心路历程。本文通过解析普拉斯的生活经历和解读《钟形罩》试分析普拉斯之死,并得出普拉斯自杀的真正根源是来自其母亲的压力,特德·休斯的背叛只是直接原因而非主要原因。
    1.负债于母亲
普拉斯的母亲欧瑞利亚(Aurelia)是普拉斯父亲(Otto plath)在波士顿大学的学生。欧瑞利亚是非常优秀的学生,省级优秀并且容貌出众,其毕业后即在一所学校教书,并且梦想成为一位诗人。其父亲当时被其母亲的聪明和美貌所吸引,但碍于师生关系没有表达。欧瑞利亚毕业后,Otto向欧瑞利亚表达了爱慕之情,欧瑞利亚也仰慕Otto的才情已久就答应了Otto。于是Otto很快与前妻办理了离婚手续而与欧瑞利亚结婚。婚后欧瑞利亚辞掉所有工作,在家做家庭主妇,因为也受过高等教育所以也协助Otto的学术事业,经常帮Otto收集整理研究资料。因为Otto比欧瑞利亚大很多,所以对欧瑞利亚事事也比较谦让,因此婚后他们的生活也相当美满。
    但1935年,Otto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而他自己认为自己是癌症而拒绝就医,这段时间欧瑞利亚不但要照顾丈夫和孩子,还要帮助Otto完成其学术研究的著作,后来作品出版后,Otto在任何场合都没有提到过欧瑞利亚的帮助,但欧瑞利亚并不介意,而是继续做一位贤惠的家庭主妇。后来Otto被查出患的只是糖尿病而非癌症,但确诊时间已晚,Otto死于1940年11月(转引自彭予2004)。
    普拉斯的父亲去世后,家庭负担落到欧瑞利亚一人身上,于是她继续去学校教书,并且在空余时间给别人做打字员来挣钱供普拉斯和其弟弟生活上学。她是一位很坚强并且很有事业心的女性,但她的生活违背了她自己的意愿,她并不能实现自己做诗人的梦,于是她将所有希望寄托于两个孩子身上。她努力工作,支持普拉斯和她弟弟的学业,这无形当中给了普拉斯和她弟弟很大的压力,特别是聪明而敏感的普拉斯。
    聪慧的普拉斯很小就表现出过人的天赋,其8岁时就发表了一首小诗。她上学后努力学习,各科成绩全优,并获得奖学金,这样就减轻了其母亲的经济负担。她在学校里努力提高写作方面的能力,立志成为诗人,并且担任学校杂志的主编。其更于1955年获得福布莱特奖学金到英国读书。所有的这些无不如其母亲所愿,也是对其母亲未曾实现的梦想的一个补偿,同时也是对母亲无偿付出的回报。
    2.《钟形罩》中母女的纠结
母亲的期望伴随着普拉斯度过纯真的童年和懵懂的少年,已经深深印在普拉斯的信念中,她把它看成是自己奋斗的动力,是自己前进的目标,而很少甚至也没想到去考虑这是不是她需要的和想要的。直到进入大学后,她离开了朝夕相处的母亲,来到了社会的缩影———大学中,她的自我意识渐渐觉醒,同时对社会也有了更深的了解,这时她困惑了,到底自己想要什么,在母亲期望中走的路是否符合当时的社会要求…所有的这些困惑在她的自传体小说《钟形罩》中都得以体现。《钟形罩》中,她以第一人称从埃斯特的视角进行叙述,顺序和插叙结合,现实和回忆交织,从而表现出她混乱的思绪和对生活惘然不知所措的心态,同时也表现出对母亲的厌倦和不满。
    埃斯特生活于“传统家庭观念”盛行的50年代的美国,二战后纷纷涌现的“新女性”逐渐为人们所抛弃。弗洛伊德的理论使广大妇女相信,女人只有在结婚、生孩了后,才会感到幸福,才能找到真正的自我。当时的社会要求女性要顺应自己的自然本性,做一个“幸福的主妇”,“家里的天使”,相夫教子,尽心尽力地完成做妻子和母亲的使命。而将那些有事业抱负的女性视为没有女人味、神经质。这种论调在小说《钟形罩》中也比比皆是,例如,巴迪总爱引述他母亲关于男女关系的见解:“男人需要的是配偶,女人需要的则是无限的安全感”,“男人是射向未来之箭,女人是箭的出发点”(转引自杨静2003)。
    然而这些都是与她受到的教育,尤其是从她母亲那受到的教育是相悖的。此时她产生了困惑,她弄不清楚哪条路是对的,她盼望有个杰出人物可以引导自己安全走过青春之路,她观察周围女性,试图从他们身上有所收获,但她却找不到更好的精神支柱,找不到一个更好的榜样来和传统的观念抗衡。虽然是她的母亲把她引向这条独立的路,并在生活中处处提醒教育她成为社会认可的诗人,但是她的母亲当年成绩优异,在诗歌上也有造诣,但结婚后还是走上了传统的道路,在家相夫教子,做父亲事业上默默无闻的助手。于是埃斯特想走出家庭,从外界找到自己的榜样来界定自己以后的路,但她还是失败了。
    埃斯特曾经一度把“新女性”杰西作为自己的偶像和榜样。在埃斯特眼中,杰西是个“有头脑的人”,“会好几种语言”,“认识时装杂志这一行所有的一流作家”,但是她“丑得像个母夜叉”,“看上去挺吓人”,没有一点女性特征(邵妍2008)。这种事业型女性为了事业上的成功付出了过多的代价,她们牺牲了自己的婚姻和家庭。
    但埃斯特并不想这样,她向往事业的成功,但也同时渴望有个幸福的家庭,有爱自己的丈夫和可爱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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