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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作品的复译现象浅析

更新时间 2012-1-9 10:55:49 点击数:

    摘要:该文从文学作品的复译现象探讨复译的必要性和历史必然性,并提出复译应该注意的相关问题。
     关键词:文学作品;复译
    复译是从翻译活动开始以来一直存在的一个普遍现象,是近年来成为翻译界热烈讨论的一个热点。那么,究竟什么是复译呢?复,顾名思义,即重复的意思,英语里把复译翻译为Retranslation或New translation/Multiple translation。也就是说,复译就是译者对他人旧译作品进行新的调整,润色和修正而做出的再次翻译。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各国之间的相互交流力度的加大,各种文学作品的翻译工作程异常活跃状态。从古至今,任何一部经典文学作品至少都有两个以上的复译版本,如中国大家孔子的经典之作《论语》的原创译本就有57个。[7]在复译活动活跃发展的今天,我们势必对复译现象的出现持怀疑态度。有人认为复译就是重复翻译工作,没有任何实际意义。那么复译是否有存在的必要性呢?复译与原著和首译又有怎样的相互联系?复译需要注意的问题又是哪些?本文将一一探讨这些问题。
    1复译的理论依据
    国内翻译界对复译现象持不同观点,但回顾历史,笔者发现大多数人还是支持复译。鲁迅先生就曾在《非有复译不可》一文中系统全面地论述了复译的必要性和作用:不过要击退这些乱译,诬赖,开心,唠叨,都没有用处,唯一的好方法就是又来一回复译,还不行,就再来一回……而且复译还不止是击退乱译而已,即使已有好译本,复译也还是有必要的。曾有文言译本的,现在当改译白话,不必说了。即使出现的白话译本已很可观,但倘使后来的译者自己觉得可以译得更好,就不防再来译一遍,无须客气,更不必管那些无聊的唠叨。取旧译的长处,再加上自己的新心得,这才会成功近于一种完全的定本。[8]289-300[11]茅盾先生也对复译持肯定和赞成的态度。[3]在鲁迅先生提出“非有复译不可”之后,他也在他连续发表的几篇翻译论文里支持鲁迅先生的观点,指出:“‘五四’以来,新译的西洋名著固然有好的,但也有糟的,因而有意的重复翻译如果人力许可的话简直是必要的。”“再者,倘使就译事的进步而言,则有意的或无意的一书两译,总是有利的。要是两个译本都好,我们比较研究我们的翻译方法,也可以对翻译者提供若干意见。”后来,在《茅盾译文选集·序》中,茅盾又曾明确表示:“我认为真正的名著应该提倡重译……对于提高翻译质量很有好处。”[3]翁显良先生在《意态由来画不成》一书中也认为:“翻译的目的是想读者介绍原作,要是人家懂而不是要人家不懂,所以不能不现代化,而且要不断地现代化,过了一定时期又得把译过的作品重新再译。”[5]奈达(Nida,Eugene,A.)认为,一部译作,不管它有多么地接近原作,多么地成功,其寿命一般只有“50年”。由此可见,复译的目的就是在顺应时代文化发展的趋势下不断地提高译文的质量,使译文在语言和形态上不断趋近原文和时代潮流的本质。
    2复译的必要性
    世界上的任何经典名著都是人类精神文明的宝贵遗产,他们所拥有的价值远远超出了他们存在的时空界限。不同时代的译者和读者对经典作品的审美情趣、欣赏角度都会随着时间的改变而有所变化,人们对作品的研究是无止境的。因此,对文学著作进行复译,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时代发展应运而生的产物。我们将从译者、读者和时代要求三个角度来探讨复译的必要性。
    2.1译者所处年代、生活背景不同,翻译风格、目的和语言选取就有不同译者是传递不同文化的使者,是读者了解不同语言文化国家文化及文学作品的重要渠道。但译者所生活的年代主题、政治背景不同,就限定了其当时译作的翻译风格、翻译目的和翻译语言形式的选择。那么,随着时代变迁,译者生活环境的不断进步、读者对象的不断更新,不同时期对同一原作的译作在风格、审美角度和语言形式上都会不同。因此,对同一原作的复译是必要的。
    如《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的两个中译本(张友松、张振先的译本和成时的译本)为例,张友松和张振先的译本产生时间是20世纪50年代末,读者对象是当时的中国成人读者,出于当时政治局势的考虑,张译本翻译的目的不是为了传播美国文化,而是在暴露美国民主的虚伪性和欺骗性;成时译本产生的时间是20世纪80年代末,读者对象则是当时的中国儿童和喜欢儿童文学的成年人,成翻译的目的主要在于译介优秀的美国儿童文学,他的译本更忠实于原文的语言特点。[2]不同译者对同一作品的理解度、阐释能力不同、审美角度不同都有可能造成其译作的风格、语言方式不同,因此,同一时代同一作品的不同版本的译作也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复译。
    2.2读者的接收效果不同促进复译的产生和发展接受美学的代表人物姚斯宣称读者的接收效果反过来支配文学作品的再生产。[12]对于翻译来说同样如此。翻译的作品首要考虑的目的就是让读者读。要让读者读这部译作,读得懂译作,那么就意味着译作的可接受度是在读者的接受范围之内的。一旦读者接受不了或无法接受译作,那将会被淘汰。读者的接收效果是促进复译产生和发展的直接原因。比如在中国,多民族多元文化背景下的众多读者,即使是阅读同一时代的译作,译者翻译的作品语言不适合某一读者群的生活习惯,那么复译就有必要。如南方读者有可能看不懂北方方言译者翻译作品里的“盘缠”、“磨即”、“诈唬”、“个色”、“倒腾”等表达。
    又如李霁野和祝庆英的《简·爱》译本,前者出现于20世纪30年代,后者则问世于1980年。李译版本用词考究,讲求音律,而祝译版本则自然流畅,洗练地道。相比之下,李译更适合于他所处的那个时代读者的审美需求,而祝译则更接近于当今读者的阅读品味,更具时代感和可读性。[12]2.3复译是弱势文化独立的时代要求在殖民主义时代,强势大国对弱势国家进行领土侵略的同时还进行文化入侵。文化入侵可以定义为一个国家或民族对它国或另一民族通过文化改造和思想改造而达到的征服行为。超级大国通过意识形态的渗透、西方生活方式的传播等文化的殖民手段来实现,而翻译成为了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殖民化的和平而直接的重要方式。殖民时期强势文化的译者总会站在本国文化的立场上对原作进行改写,目的就是更好地迎合译文读者的审美角度,这在表面上声称忠实于原文的译文实际上已经被政治化,成为了强势文化压制、入侵弱势文化国家人民意识,使其臣服的作用;当时的翻译对本国人民描述弱势文化国家形象大大歪曲和丑化,愚弄本国人民的另一表现。因此,在弱势文化得以独立的今天,翻译就成了弱势文化国家改写历史、重新树立国家形象的一个重要武器。复译就顺应了时代要求,被赋予了这样一种新的历史使命,通过重新翻译弱势文化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让西方世界了解真正的他者文化。[11]复译成为弱势文化摆脱强势文化曾经压迫的带来的负面影响的有力工具。
    3复译的历史必然性
    复译之所以能发生并存在和发展,有其必要性,也少不了它的历史必然性。翻译活动本身就是文化传承的人类活动,其传递的文字载体反映了当时社会文化现象和语言形式。随着社会语言和文化的不断深层发展和范围扩大,翻译活动文字载体也随之不断产生更新,这就使得旧译必然会被复译,复译的历史必然势不可挡。
    3.1语言随时代更新加快变化发展,旧译就无法适应新生读者的要求,复译就成为必然人类社会的进步促进了语言的不断变化发展。随着语言的发展和更新速度的加快,译者为了更好地适应变化阶段里各个时期的读者对象的审美情趣和标准,旧译已无法迎合新一代读者需求时,则需要通过复译来对旧译进行调整和修改。
    我国的翻译工作起步不是很远,对外国文学著作的翻译也是从清末时期才开始,翻译历史仅有一百多年,但这期间我国的政治、文化发展迅猛,语言的发展也随着时代的飞速进步而加快更新。这就使得译作必须符合不同时代的读者需求。
    如《欧也妮·葛朗台》的两个代表性译本:傅雷于1954年译的《欧也妮·葛朗台》和1994年李恒基译的《欧也妮·葛朗台》。傅雷先生对原文很大一部分选择“意译”的翻译方法,在不受原文形式拘束的同时,保持原著整体风格,不破坏原文意境的前提下,大胆拆分长句子,流畅地传达原作的神韵。李恒基先生的译本则采用“直译”的方式。读傅雷先生的译作有读“鲁迅小说”的感觉,读李恒基先生的译作其语言具有时代感,为当今广大读者所乐于接受。[6]林纾在1901年翻译的“Uncle Tom’s Cabin”,作品名称被译为《黑奴吁天录》,这在当时适应了读者语言上的需求;而在白话文运动开展之后,该作品名称则被重译为《汤姆叔叔的小屋》。而在内容上林纾版本的语言则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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