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用Grice“合作原则”来分析戏剧文体的意义
文体研究侧重于科学细致的分析，越来越精细的语言分析方法得益于语用学，使文体研究更加科学、更加准确，而运用Grice“合作原则”和违反会话准则来详细解读戏剧文本，正迎合了现代文学文体学的需求，给戏剧文体分析带来了长足的进展，而运用语用文体分析方法来阐释《进人黑夜的漫漫旅程》这部现代家庭悲剧中人物对话的深层含义并作为深化主题的手段就是一种有益的尝试，从朴实自然、细致人微的戏剧会话中真正解读说话人丰富的、多层次的言外之意和潜台词，充分展现说话人复杂的性格，并从中挖掘出本剧深刻的主题：“在爱的最深处包含着最深层的永恒的绝望”，以达到进一步渲染家庭悲剧的效果，更加突出本戏剧文体的悲剧主题，加深人们对这部戏剧文本的理解和欣赏，获得比宏观评论更直观、更具体的戏剧文体效果，并为宏观评论提供客观而详实的依据，是宏观评论有益的补充，更增加宏观评论的可信度，而这正是宏观评论所不可替代的。

注释：
[1]王佐良、丁往道主编：<英语文体学引论》，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7年，第503页。
[2][3][4]何兆熊主编：<新编语用学概要》，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102年，第154，155，156页。
[5]王虹：<戏剧文体分析一话语分析的方法》，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08页。
[6]廖可兑主编：<尤金-奥尼尔戏剧研究论文集》，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8年；龙文佩编：<尤金•奥尼尔评论集》，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8年；汪义群：(奥尼尔研究》，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年；Michael Manheim，THECAMBRIDGE COMPANION TO EUGENE O’NEILL,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年。
[7]刘海平、王守仁主编，杨金才主撰：《新编美国文学史》第三卷，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436页。
[8][10]Eugene O’Neill，COMPLETEPLAYS 1932—1943，THE LIBRARY OF AMERICA，PP．720—721，PP．801—802．
[9]{11}[12]双引号里的中文翻译源于(美)尤金•奥尼尔著，龙文佩选编：<外国当代剧作选1》，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年，第242—243，357，358页。

 [3]陈平原：<中国叙事叙事模式的转变》，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杨联芬：<晚清至五四：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
[4]见郭延礼：<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王克非：《翻译文化史论》，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年；王秉钦：《中国翻译思想史》，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年。
[5]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31页。
[6][21]薛绥之、张俊才编，<林纾研究资料》，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61，162页。
[7]项星耀译：<英雄艾文荷》，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第19页。
[8][9][10][11][12][13][14]Scott，Walter．luranhoe，New York：Bantam Books，Bantam Classic Edition，1988，PP．14，9，9—10，16，16，232—23，65．
[15]林纾：<<孝女耐儿传>序》，转引自陈平原、夏晓红，(--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93页。
[16]林纾：<洪罕女郎传•跋语》，转引自陈平原、夏晓红，(--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81页。
[17]乐黛云：<比较文学语比较文化十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85页。
[18儿23][24]司各特(Scott，W)：<撒克逊劫后英雄略》，林纾、魏易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1，41，64页。
[19]施蛰存：<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翻译文学集》，上海：上海书店，1990年，第3页。
[20]陈平原：<中国叙事叙事模式的转变》，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68页。
[21]钱钟书：<旧文四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81页。
[25]郭沫若：<少年时代》，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第114页。

上一页  [1] [2]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