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道理推断，S5这种结构应该可以变成“问GN”，但是我们根据测查的语料，发现上古汉语中这种由两个短语构成的双宾语并不多见，其原因是那样可能会造成交际的混淆。这也正是汉语介词发达的原因。汉语是分析型语言，各种句法成分在句子中缺乏必要的形态标记，介词就成了部分句法语义成分在句子中的外在标志。在“问+（非代词）N于G”中，介词“于”为什么没有象其他结构类型那样同步变化呢？就是因为“问”与介词“于”没有连用，中间隔着一个非代词的“内容”。但是当内容N是代词“之”时，“问N于G”就变成了“问之G”，原因跟S1结构类型的变化是一样的，“问诸（之于）”长期组合连用导致“于”的功能压缩到“问之”之中。总之，上古时期S5“问N于G”的演化出现了两种情况，一种是内容N由非代词充当，延续原结构类型；另一种情况是，当内容N为代词“之”，这种结构就成了“问+之+于+G”（问+诸+G），渐渐演变为“问+之+G”，S5就演变成S6。这种用例并非罕见，如：(9)吴子使来好聘，且问之仲尼曰：“无以吾命。”（国语?鲁语下）(10)使问之仲尼曰：“吾穿井而获狗，何也？”。（国语?鲁语下）(11)燕王欲传国于子之也，问之潘寿，对曰。（韩非子?外储说右下）(12)子贡以为重，问之仲尼,仲尼曰。（韩非子?内储说上七术）(13)客从外来，与坐谈，问之客曰：“吾与徐公孰美？”（战国策?齐一）(14)昭王之出不复，君其问之水滨。（史记?齐太公世家）(15)有识其手书，问之人，果伪书。於是诛文成将军而隐之。（史记?孝武本纪）另外《史记》、《孙膑兵法》还有三例从结构上跟上述句子是同样的类型，但是这三例形成的原因完全不同：(16)景公问政孔子……他日又复问政於孔子。（史记?孔子世家）(17)大将军问其罪正闳、长史安、议郎周霸等：“建当云何？”（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18）齐威王问用兵孙子曰：“两军相当…为之奈何？”（孙膑兵法?威王问）例16“景公问政孔子”是省略，因为后文中出现了“他日又复问政於孔子”。例17是因为关系对象“正闳、长史安、议郎周霸等”太长，如果放在“问”之后，“内容”之前，对于确认哪个是内容，会产生一定的困难。所以才临时把较长的关系对象置后。类似这种情况在英语中很常见，如果一个较长的部分作主语或宾语，常常用it来代替放在正常的位置，而较长的部分置后。例18和例16类似，例16是一种小语境下的省略，而例18是一种大语境下的省略。《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都不见“问”的关系对象需要介引的用例。但这也不能解释“齐威王问用兵孙子”中的不用介词的原因，因为这种结构的变化跟其他结构类型的演化是不同的。我们进一步测查《孙膑兵法》发现，“问孙子”这一用法在这部不到万字的著作中共出现了七次。所以说例18可能是“问用兵于孙子”省略了“于”而成，这种省略在这种特殊的语言环境中是不会造成交际混淆的.
粤语中就有这种“倒置”双宾语的情况，如：“我畀[一本书][你]。”一些研究汉语方言语法的学者注意到这个问题并加以研究，他们基本上认为粤语这种语法结构是由于“倒置”而形成的，并把这个特征视作方言语法的重要标志。[4][p62]但是也有人认为这种结构是由于介词省略所致，“我们认为这种结构并不是由‘倒置’所形成，而是属于与格结构的一种，从与格结构经过介词省略推导出来的。普通话和粤语就‘倒置’双宾语的差异只不过是由于粤语与格结构的介词有选择语音特征[可省略]的可能性，因此与格结构里的介词能够被省略……普粤就倒置双宾语的问题根本不是句法的问题，而是属于音韵的问题，跟介词的音韵省略有关。”[4][p22]上古汉语中这种与格结构中的介词如前所述，有这种省略的可能性，不会造成理解的混淆。如上所举的例16和18是就是这种原因形成的，实际上汉语史上这种倒置情况他处也可见到，甲骨文中出现的“告秋上甲”是“告秋于上甲”的省略，《史记》中出现了19处的“告+急+国名”这样的结构，如“告急秦”是“告急于秦”的省略.
话语活动中，说话人往往尽量地压缩语言符号系列，这就可能会产生语法学上所说的“省略”。要保证意思能够充分准确地表达，这种压缩、省略必须有某些语境来弥补。假定与一定的意思相对应的话语形式是一个“常式”（经常出现的形式），与之相应的省略形式就是“变式”，即人们可以根据常式来类推、理解变式。但是必须保证的是常式不变，而且常式出现的频率很高，读者熟悉，所以在某种特殊的语境下丢失一个成分不会造成混淆。实际上，这不是语法学的内容，而是语用学的内容.
我们之所以说“问+N（非代词）+G”这种结构形式是一种语用现象，一是这种例句很罕见，在后代没有延续下来；更重要的原因是这种结构不具有合理的演变机制。即源结构“问+N+于+G”，如果N不是代词，N就是个变体，不同的句子就会有不同的N，当然介词“于”就不能跟同一词语经常连用，也就无法被压缩进去，所以介词“于”还是要存在的.
读车淑娅先生的《“问”之宾语演变探析》，收益良多，但偶有所疑。疑问之处有二。其一，车淑娅先生认为“《左传》中的‘问’有着和《论语》相同的规律……询问义动词‘问’在《论语》时期通常情况下只用所问内容作宾语，不用所问对象作宾语。用所问对象作宾语的，我们只在《国语》中发现了2例，只是这种用例非常罕见”。[5]也就是说作者认为，这个时期“问”的关系对象一般只能由介词引出。经过我们的测查发现，这个时期“问+关系对象”的用例并不罕见，只是关系对象是代词而已。其二，作者把古汉语中询问义动词“问”的格式归纳为六种，基本上囊括了“问”的结构类型。但是，作者在E式下所举的部分用例是一种语用现象，是依赖于具体的语言环境而存在的，这种格式的真正用例应为“问+之+对象”类型，是由C演变而来的，E如果作为样式存在的话，所问“内容”应该限制为“代词”才更为妥当.
参考文献：
[1]李佐丰.先秦汉语实词[M].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3.
[2]邵永海.从《左传》到《史记》看上古汉语的双宾语结构及其发展[A].缀玉集[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3]Lyons,John.Semantics[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
    [4]邓思颖.汉语方言语法的参数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5]车淑娅.“问”之宾语演变探析[J].古汉语研究，2004，(4).
    [6]余光武，司惠文.汉语中间结构的界定——兼论“NP＋V-起来＋AP”句式的分化[J].语言研究，2008，(1).
    [7]张全生，王宇轩.述结式致使语义范畴[J].汉语学报，2008，(2).
    【作者简介】杨凤仙，女，吉林德惠人，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博士，从事古汉语及法律语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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