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就整个文字系统的历时演变来说，四书中呈直线变化且变化程度较为显著的是象形和形声，前者历时减量，后者历时增量，最终互换了在总字形数和总字频中的主体位置，其字频统计远低于字形统计的增减幅度，更加真实地显示了文字结构的发展速度。会意自西周金文较甲骨文有较大增长后即在字形系统中占据相对稳定的比重，同样体现了正常发展轨迹。只有指事的比重发展缺乏规律，表现了结构发展的某种复杂性.
第二，与四书中各结构类型总体的历时变化不同的是，就单字频率的高低来看，四书各类型却并未发生具有本质意义的历时变化，指事第一、象形其次，会意第三，形声最末的格局从殷商至战国始终如一，下表中呈现的各时段文字各书平均字频（对应列标为“字频”）在四书平均字频总合中的比重（对应列标为“比重”）可以充分证明这一点。这表明，单字的常用度是因其四书的归属而有差异的，而这种差异在先秦阶段并未发生变化.
第三，除了时代因素以外，文献类型差异也会对四书所属各类型之间的数量比重关系产生一定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多可用以解释前文统计数据中的一些历时角度的不规律现象。指事，无疑是最多显现此种不规律现象的一书.
首先可以确定的是，指事始终是涉及文字数量最少的结构类型，因其基数小，个别字的变化就会造成该结构类型在整个字形总量中的较大的比重变化。这也就意味着，指事字的比重是最容易受其他因素影响的.
不同类型的文献，对文字的使用是具有不同的选择性的，这种选择，具体可表现在字形数量，用字频度，乃至何种文字个体等多个方面。而特定文献类型这些不同方面的用字选择，都很容易影响指事字的数量比重，使之发生异变。一般来说，文献越是具有特定的实用目的，在用字上越趋向于排除无关其特定目的的文字，而呈现用字的集中性。这种集中性，一般不会导致常用字落选，但却容易排除非常用字。落实到四书，象形、指事字因其早出，而有更多机会记录基本词汇中的成员因而具备了常用字的身份，所以一般不会因此种因素而减少数量；而会意、形声，特别是形声字，因其晚出而更多成为非常用字，因而其字群所含单位数量容易受此因素左右。甲骨文与西周金文指事字的数量比重落差，显然就与这种原因有关：相对于西周金文，甲骨卜辞无疑具有更加单纯的实用性，所以在两种材料文献用字总量差距不大的情况下，甲骨文因用字集中度更高而字形数明显偏少；由于字形总数减量而指事字却不在减量之列，才造成了甲骨文指事字比重远高于西周金文的结果。而从西周金文到楚简帛文指事字数量的反弹，同样可能与文献类型不同有关。虽然楚简帛文指事字的字形数量要略多于西周金文，但还并不足以导致如此大的比重增加，[表4]中的数据表明，楚简帛文指事字的平均字频为西周金文的三倍以上，这无疑是更本质的原因。为什么楚简帛中指事字有更多的出现机率呢？李零把地下出土文献的“书”分为三种类型，第一是“纪念性”的铭刻文字，第二类是“记录性”的“书于竹帛”的“文书”，第三类是私人著述的，或在思想上“盘根究底”或在文采上“踵事增华”的“古书”。[11][p42-55]显而易见的是，楚简帛文献多属“古书”类，而若干以多见于古书类文献为特征的指事字，在楚简帛文中有比青铜器铭文中多得多的出现率，如“之”，是3724与72次之比；“言”，293次比6次；“亡”，324次比55次。显然，仅这几个字的频次差异就足以大大影响两种文献指事字群的比重数据.
另外，楚简帛文与秦简文的四书比重差异也当在一定程度上受文献差异因素影响。作为与法律文书为主的睡虎地秦简，相对文献种类更多样且包含了大量古书类文献的楚简帛而言，集中度无疑也会更高，这也就是秦简单字数量不成比例地少于楚简帛文的一大原因。而字形总数的偏少，同样会导致象形、指事（特别是指事）字的比重提升，会意、形声字比重下降的结果。这种情况无疑在秦简与楚简帛文的四书分布比较中得到了体现。因此，前文统计数据中呈现的秦楚差异，当非完全的国别地域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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