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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王安忆小说《遍地袅雄》

更新时间 2011-12-30 16:27:53 点击数:

    论王安忆小说《遍地袅雄》艺术形式新探索邓玉莲王安忆是敢于否定自己,不断进行艺术形式探索的作家。因此,在小说创作的各种潮流里,我们都可以看到王安忆的身影:寻根文学(《小鲍庄》)、反思文学(《流逝》)、女性写作(“三恋”:《小城之恋》、《荒山之恋》、《锦绣谷之恋》)、先锋小说(《叔叔的故事》)等,她都分别作了尝试。《遍地袅雄》是王安忆继《叔叔的故事》之后又一个小说艺术形式探索的代表作。如果说《叔叔的故事》是作者对先锋小说的现代主义艺术形式作了尝试,成功地颠覆自己以往作品的叙事形式,那么《遍地泉雄》则可以看作是对后现代主义的艺术形式作了有益的探索。
    “后现代主义在文化和艺术上的反映往往表现在两个极致:先锋派的智力反叛(对经典现代主义的延续和超越)和导向通俗(对现代主义的反动和对精英意识的批判)”①后现代主义的重要特征就是越过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的人为界限,填平精英文学与通俗文学的鸿沟。但由于后现代主义的无中心意识和多元价值取向,带来了艺术的平面化和碎片化和艺术价值标准的模糊化的后果。王安忆小说《遍地袅雄》反映的是现实题材,却借鉴了后现代主义的艺术表现技巧:文本的开放性、人物的反讽性、情节的荒诞性,轻松,快乐的背后是现实的残酷和沉重,表现出作家对人的终极关怀的精英意识。
    一、小说文本的开放性
    小说《遍地泉雄》的文本开放性主要表现在小说主题的多义性:首先,这是关于出游的故事。小说的故事是写出租车司机韩燕来被劫后沦落为抢劫犯的故事。韩燕来是一个上海城乡结合部的农村青年,从高中毕业后,因找不到工作,成为一个到处悠荡的闲人。他们村里的人,都是因为土地被政府征用了,无地可耕,成为闲人,他们凭着政府发回的征地补偿款过日子,整天打麻将;而外来的各路人马,称之为‘外乡人’的却凭着各自的手艺赚钱发财。韩燕来后来曾经做过中日合资蔬菜公司的操作工,也到过一家工厂扫地,但从业七个月工厂倒闭,他失业了,再次成为闲散人员,姐姐帮助他去学驾驶,考了驾驶照后,当了出租车司机,但不幸在一个圣诞之夜被三个匪徒打劫,后来被迫进人他们的团伙,到处游串作案。对于主人公韩燕来而言,一次偶然的被抢劫,改变了他的整个人生轨迹和命运,这让涉世未深的他感觉人生如梦、人生无常,最终接受命运的安排,跟着匪徒做冒险的游历。因此,正如作者在小说后记所言,这是关于出游的故事:“我本意不止是指那四个‘游侠’—‘遍地袅雄’这名字真有些像武侠小说,其实我并不热情武侠,总觉得武侠是另一路数,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当属神仙志怪,但要是从现实出发,想像武侠的前世,也当是在你我他的世界里,不知怎么一脚踩空,跌进异度空间,比如那个叫做‘江湖’的地方—我本意却不仅在此……”。作者既然说这部小说的本意不在武侠,那本意又是什么呢?主人公韩燕来在一夜之间被三个匪徒劫走,从正常的生活轨道突然脱轨,进人匪徒世界的异度空间,他的人生与命运从此改变。这是他自己无法预知的,他从最初的反抗,逃跑,到后来放弃逃跑,参与劫车,在这段期间,让他知道还有另一种的生活方式,刺激、冒险、快乐,还有四人之间的友谊。我们可以设想:如果韩燕来不被打劫,他仍然是一个自食其力的出租车司机;如果大王退役后不是回乡种菜竹,而是安排在政府机关当公务员,他也许是一个循规蹈矩之人;又如果他不遇上那个贩竹笋的以前的战友,他也许还在老实地在家中种菜竹。二王和三王也都如此。是特殊的遭际让他们聚在一起。他们脱离了常轨之后,是遵守大王所制定的契约:不能互相背叛,要讲江湖义气。他们奉行另一套的生活价值观:人生要追求快乐,要及时行乐。他们的出游,具有哲学层面的意义:任何一个人,如果把他置放在一个异度空间中去,他的生存方式和命运都会是另一番样子。
    第二,这也是一个用暴力故事来消解暴力的故事。小说叙述的是四王游串作案的故事。但作者并没有像传统小说那样去营造惊心动魄的故事情节,也没有血腥暴力场面的刻意渲染,相反,作者在关键的情节,故意地轻描谈写,略作交待,粗心的读者,可能会忽略他们作案的情节。小说的大部分篇幅写四王的日常生活,吃、喝、玩、乐。尤其是玩、乐。他们在玩中训练偷盗技能,比如玩词语接龙、故事情节接龙等高雅的游戏,让高中毕业的韩燕来和部队复员的大王玩倒没什么可质疑,但是让没读过什么书的二王、三王玩就有些牵强了,作者并不在意这些,情节就这样通过人物自己做游戏、编故事的形式展开,平淡无奇,他们的抢劫杀人的罪恶行径也在他们的游戏中消解,而消解暴力、追求和谐正是后现代社会一个很重要的特征。
    第三,它还是关于人性探讨的故事。从人性角度,提出人性与环境的关系,人本身就是善恶交织的复杂体。当人在正常的环境时,人与环境和谐时,会彰显人性善的一面;当人被抛出常轨,跌进异度空间时,人与环境产生了不和谐,人就会暴露恶的一面。这正吻合了孔子的“性善论”—“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孔子强调后天环境的影响对人性的善恶起着重要的作用。作者把小说中的人物置放在异度空间中,在叙述他们的抢劫杀人的罪恶时,又故意地抑恶扬善,大篇幅地书写他们善良的一面,作者似乎在告诉读者:这是一群本质善良的人,他们的作恶是不得已而为之。
    第四,它是反映社会现实的故事。小说反映了当今的中国农民在大量的土地被政府征用后,他们的生存问题;军队大量裁员后,军人的出路问题;大量社会闲散人员、失业者的安置问题等。农民工、复员军人、布乏1’牛石拿贰零壹壹年第伍期社会闲散人员和失业人员,都是当今中国社会的边缘人,是弱势群体。王安忆站在社会现实的基础上,以作家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悲天悯人的人文精神去俯视这些弱势群体,体现作家的人文关怀。
    当然,还会有更多的主题内涵还没有被挖掘,从《遍地袅雄》主题的不确定性和多义性体现了小说文本的开放性。《文学行动》一书的编者亚特里纪评价德里达在文学中召唤的解构行动时说:“解构要致力揭示的是:一个语言作品绝不可能自我封闭,从文学中召唤我们的他者不会在狭隘意义上被禁锢在语言中”②从解构的观念而言,开放文本是揭示所指的不确定性,而从天真的文学之梦而言,开放文本则是对表达的无限性的追求,解构与天真,即不确定性与无限性在德里达的文学行动中是矛盾统一的。从文本表达的无限性追求而言,这种文学行动则意味着文学的审美性的开放与扩展。“文学应当潜在的是更多的潜在”③。
    德里达在对文学的解构行动中坚持了对文学的审美解读,表达了对文学的审美虔诚。
    《遍地袅雄》给读者预留很大的参与创作的艺术空间,无论是主题、人物还是情节,都有很多想象的余地。
    二、人物的反讽性
    《遍地袅雄》中,人物的符号化是显而易见的。小说中的主要人物有四个,韩燕来、大王、二王、三王,但作者在小说的后记中,明确指出:“我本意不止是指那四个‘游侠”,。言外之意就是,每一个人物的后面都是一个群体,四个‘游侠’就是他们的符号。
    从韩燕来这个人物看,他是失去了土地的农民代表,作者通过这个人物,提出了那些没有了土地的农民,他们没有太高的文化,没有技术,当他们花光了政府的土地补偿金后,如何生存的严峻问题;大王和他的战友,是复员军人,这是社会不可忽视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受过军事训练,有一定的文化知识和见识,当他们复员后,如果没有得到相对妥当的安置和应有的待遇,后果会很严重。在外国电影中,不乏反映退役老兵因没有得到应有的待遇而报复社会的题材,如美国影片《第一滴血》和((生死时速》等;二王和三王,是没有文化的社会闲散人员,更难在当今社会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当他们面临饥饿时,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四个人物都是他们所处阶层的代表,作者故意将人物符号化、扁平化,没有过多的人物性格、心理、外貌、动作和个性化的语言描写,在小说中人物性格是静态的,心理描写是表层的,外貌描写几乎没有,行动描写简单化,语言描写非个性化,人物只是某类人的符号或代表。
    小说还通过人物自身行为的强烈反差,构成荒诞、反讽的效果。在写这些小人物的灰色人生时,作者故意以雅化俗、以善化恶、以喜化悲,人物充满着反讽性。本来这些人物在社会的底层,是社会的边缘人,但作者偏偏冠以“袅雄”的美名;人物本来文化程度并不高,却故意让他们玩词语接龙等高雅的游戏;人物其实在作恶,到处流窜抢劫杀人,却故意展示他们善良的一面;
    人物是因为生活所迫而作恶,冒着生命的危险,承受离别亲人、背井离乡的痛苦,人物的心理应该是悲苦的,但小说却故意忽略他们内心悲苦的一面,而展示他们快乐的一面,小说用大量的笔墨描写他们的“快乐人生”,整天吃、喝、玩、乐,小说的结尾,当他们被公安机关抓捕时,没有任何的反抗,束手就擒,可见他们是预知自己的“快乐”的代价的。小说结尾颇有欧·亨利小说的“含泪的笑”的特点。小说中人物是充满着巨大的反讽性的,“这种用‘欢乐’表现‘残酷’,用‘轻’表达‘重’,是当代小说的一个重要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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