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在学术史观的视野下以文学观为基础建构的文学史观,以及以史为纲、以学为论的论从史出的文学史研究方法,也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钱基博坚守传统学术史观,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为使命研究文学史,因此必然以史为纲、以学为论,明文学历史之变,辨文学学术之论,坚持文学史家的历史原则和学术原则。然而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史研究却往往以论为纲、以论带史或以论代史,以先验之论取代客观之史,以批判的激烈程度来彰显其文学史的先进性,这是19世纪后期在内外交困中逐渐形成狼性文化对中国文学乃至中国文化传统的吞噬。新时期以来,虽然在人性、文学和文化方面进行全面反思,但是在文学史研究方面并没有完全改变以论带史的倾向,只是从进化论、阶级论、启蒙论发展到人性论,在“论”上有一个大的进步,但是以论带史的文学史观并无改观。此外,文学史家往往容易陷入一个疑古逐新的怪圈,害怕被人扣上复古、陈旧的学术罪名,但是正如钱基博所言:“史不稽古,岂曰我思。然史体藏往,其用知来;执古御今,柱下史称:生今反古;谥以‘愚贱’。文学为史,其义无殊;信而好古,只以明因;阐变方今,厥乃用神;顺应为用,史道光焉。”〔27〕文学史家如若不以史为纲、以学为论,而是史未作而论先行,以政统或道统之论取代学统之史,将会丧失知识分子安身立命之本。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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