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观、文学史观与学术史观之合一——兼论钱基博之文学史观
胡鹏林
[摘要]钱基博是我国著名的文学史家,他坚持学术化的文学观,并在学术史观的视野下以文学观为基础建构其文学史观,从而达到文学观、文学史观和学术史观的统一。与之相比,文学通史观、图志文学史观、文学发展史观、人性论文学史观、朝代文学史观和三古七段双视角文学史观虽然各有所长,但是仍然在三者的统一问题上存在缺憾。
    [关键词]钱基博;文学史观;学术史观;文学史分期
[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0633 (2010) 02—14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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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基博(1887-1957),江苏无锡人,近代著名的国学大师,在经、史、子、集、小学及校雠目录学等方面造诣颇深,著述数十种,尤擅治集部之学,被尊为古文家或文学史家。钱基博在其长达四十余年的国文教学生涯中,共撰写了三部影响深远的文学史著作: (1)《现代中国文学史》,上海世界书局1933年初版。(2)《明代文学》,商务印书馆1933年初版。(3)《中国文学史》,中华书局1993年版。
    作为20世纪30年代四大国学家之一①,钱基博为往圣继绝学的国学立场和学术姿态非同一般,自然也影响到他的文学观和文学史观。因此,他在厘定文学涵义之前先明辨“文”之含义,认为“文”之含义有三:复杂,组织,美丽。综合而言,“所谓文者,盖复杂而有组织,美丽而适娱悦者也。复杂,乃言之有物。组织,斯言之有序。然言之无文,行之不远,故美丽为文之止境焉。”〔1〕这种明辨之功是一种学识考究之法,是探求文学知识系统之真理、原理,正如梁启超所言:“学也者,观察事物而发明其真理者也;术也者,取所发明之真理而致诸用者也。”〔2〕刘师培也指出:“学也者,指事物之原理言也;术也者,指事物之作用言也。学为术之体,术为学之用。”〔3〕钱基博不仅溯“文”之源,还究“文学”之本,从《易》之“物相杂故曰文”到《说文》之“文错画,象交文”,从孔门四科之“文学”到《汉书·艺文志》“述作之总称”,“文”与“文学”之本义方明,此为文学史之真理、原理,亦即文学学问之本体;而文学史中所包含的狭义或广义之文学乃“文学”之术,是取所有古典文献中之“文学”而致用于文学研究和文学史之建构。此处体与用合而为一,方为文学之学术。王国维在其所撰《国学丛刊序》(1911年)中宣称世界学术大抵包括科学、史学和文学三大类,“凡记述事物,而求其原因,定其理法者,谓之科学;求事物变迁之迹,而明其因果者,谓之史学;至出入二者间,而兼有玩物适情之效者,谓之文学。……若夫知识、道理之不能表以议论,而但可表以情感者,与夫不能求诸实地,而但可求诸想象者,此则文学之所有事。”〔4〕虽然此处文学也涉及情感、想象,但其本质仍然是学术,是探究“文学”之本原与流变的学问。
    钱基博在此问题上与梁启超、刘师培和王国维等人并无二致,坚守其学术化文学观,认为一切文学来源于学术,文学研究亦类同于学术研究。他对文学的定位与定义也是为了建构其文学史、研究文学之兴衰与变迁,因此把文学分为狭义文学和广义文学。狭义文学专指美的文学,即“论内容,则情感丰富,而或不必合义理;论形式,则音韵铿锵,而或出于整比;可以初弦诵,可以动欣赏。”〔5〕梁昭明太子萧统编选《文选》时指出:“若其赞论之综辑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故与夫篇什,杂而集之,远自周室,迄于圣代,都为三十卷,名曰文选云尔。”〔6〕钱基博并不赞同这一原则,认为“所谓‘篇什’者(《诗》雅颂十篇为一什,后世因称诗卷曰篇什),由《萧序》上文观之,则赋耳,诗耳,骚耳,颂钻耳,箴铭耳,哀诔耳,皆韵文也。然则经(姬公之籍,孔父之书)非文学也,子(老庄之作,管孟之流)非文学也,史(记事之文,击年之书)非文学也”〔7〕,文学仅为集之部分,后由梁元帝、刘勰等人延续这一文学观,且总结出无韵为笔,有韵为文,钱基博反驳曰:“持此以衡,虽李、杜、韩、柳、欧、苏、曾、王八家之文,亦不得以厕于文学之林;以事虽出于沉思,而义不归于翰藻;盖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者也。”〔8〕他指出六朝之后的文学专指韵文,过于狭隘,如若求文学之平民化,则必须舍狭义文学而取广义文学;六朝之前的文学意为著述之总称,即广义的文学,这里采取的是一种文艺复兴式的策略,以一种尊崇古论的复古姿态来阐述其广义文学观。但是他并不直接赞同这种广义文学观,而是以严谨的学术考证来驳斥文学即韵文的狭义文学观和文学即著述之总称的广义文学观,以广阔之思维作狭义之定论:“今之所谓文学者,既不同于述作之总称,亦异于以韵文为文。所谓文学者,用以会通众心,互纳群想,而兼发智情;其中有重于发智者如论辨、序跋、传记等是也,而智中含情;有重于抒情者,如诗歌、戏曲、小说等是也。大抵智在启悟,情主感兴。”〔9〕此种文学观既不拘泥于有韵无韵之别,也给文学在漫无边界的述作之总称的学术体系予以定位,在集部之内把学问进一步细致化、系统化,从而完善其学术化文学观。
    钱基博的文学史著作即以学术化文学观为理念,在学术史与文学史的交叉同构中建立起来的。
    一方面,他认为文学之学术必须以史观为根基。他坚持的历史原则是“不偏不党而能持以中正”,而由此也确立了撰写中国文学史的原则:“不苟同于时贤,亦无矜其立异;树义必衷诸古,取材务考其信。”〔10〕他认为历史应该为忠实之客观的记载,不能有过多的主观情绪,而在忠实记载的同时又能言人所未言而成一家之言,因此尤其推崇章学诚,撰写专著《〈文史通义〉解题及其读法》(中山书局1933年)予以阐释,尤为赞同章学诚所言:“史之大原,本乎《春秋》。 《春秋》之义,昭乎笔削。
    笔削之义,不仅事具始末,文成规矩已也。以夫子义则窃取之旨观之,固将纲纪天人,推明大道,所以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者。”〔11〕他认为历史除了忠实记载之外,还须详人之所略,异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轻,而忽人之所谨,不拘泥既定历史标准、体例,而后方能独断于心,通古今变迁之大道,而成一家之言。周振甫在评价其师钱基博的《中国文学史》时指出,虽然这部文学史是按照传统文学观念来编纂的,是一部以诗文为主、包括赋和词的文学史。但这并不妨害此部《中国文学史》之根柢,并不因此而显得狭隘,相反倒成就了其“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学术地位。〔12〕另一方面,钱基博认为文学史是学术而非文学。文学主要在于抒情达意,而文学史则在于纪实传信,“文学史者,纪吾人之文学作业者”〔13〕,主要手段是纪述和论证,是一种科学的学术建构;但他的学术建构并不同于学术史中的文学传记或文学选集,那些仅仅是治史部和集部之学,文学史是新兴学术活动,与传统的经史子集存在很大差异。他在分析了历朝历代之《文苑传》或《文学传》之后发现,这些仅仅在于铺叙文学家之履历,而且其标准仅在于其学术需要,导致一些重要的文学家不能入选《文苑传》或《文学传》;此外,诸如《文章流别集》、《文选》、《唐文粹》、《宋文鉴》等文学总集,仅以人为纲或以文体为纲,难以窥见不同时代的文学之发展演变。因此,钱基博认为这些文学传记或文学选集仅仅是文学史编纂所需的材料而已,而文学史的主要任务则在于“综贯百家,博通古今文学之嬗变,洞流索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文学史之三要:事、文、义。事来源于诸史的《文苑传》或《文学传》,文来源于诸家之文集,而义则遵循《周易》之原则,在于“见历代文学之动,而通其变,观其会通者也”。三者合一,其核心则在于“知人论世,详次著述;约其归趣,详略其品;抑扬咏叹,义不拘墟;在人即为列传,在书即为叙录”。〔14〕这种知人论世的文学史观使他在文学史的撰写中往往采取拾文人轶事、立作家志传等研究方法,甚至有些内容无法被文学史包容而不得不另立名目,如唐代文学之韩愈,在文学史之外还编纂《韩愈文读》和《韩愈志》。〔15〕除此之外,钱基博还非常重视目录学和版本学,甚至在编《国学文选类纂》时把国学分为六部,在传统的经史子集的基础上分化出小学和校雠目录学,他的《版本通义》、《古籍举要》和《经学通志》等著作对其文学史的编纂有重要作用。
    正如戴燕在《文学史的权力》中指出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传统目录对于文学史的影响,大约可以分出两个方面来讲:一方面是它的类例之分,影响到文学史的边界划分和文学史史料的选择确认;另一方面,是贯穿在它的编辑体例中的对于学术源流的考辨,既影响到文学史的整体学术判断,也影响到它的一些局部结论。”〔16〕正因为目录学和版本学的学术意识在起作用,钱基博在划分文学史的边界、选择文学史史料和考辨学术源流等方面独具慧眼,如在编纂《现代中国文学史》时把当时被新文化和新文学界贬低的王闿运作为现代文学中古文学第一人,虽然并不被新文学论者所认可,但是这种选择和考辨,对现代文学之肇始有莫大意义:没有晚清,何来五四;文学断代并非截断文学历史,而应在文学观、学术传统的继承中开创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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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文学史家王瑶先生在总结治学心得时也指出:“文学史既是一门文艺科学,也是一门历史科学,它是以文学领域的历史发展为对象的学科。因此一部中国文学史作为反映人民生活的文学的特点,也要体现作为历史科学、即作为发展过程来考察的学科的特点。”〔17〕他强调的文学史观也是三个方面:文学、历史和科学。这种文学史观在本质上与钱基博先生不谋而合,实质上就是文学史的建构中要注重文学观、文学史观和学术史观三者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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