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扬与静观———闻一多与废名的新诗批评比较
陈　茜(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南昌330022)
　　摘　要:闻一多与废名都是中国文学史上著名的诗人、学者、作家兼诗评家。闻一多直接参与了五四时期的诗歌创作和评论,持续到1940年代; 1930年代的废名身为北大教师,选择了十余位现代诗人作为讲课内容,鉴赏新诗,提出新诗批评标准。在中国现代诗歌批评史上,二人都有其独特贡献。对比二人评诗观念、标准、风范及在文学史上的影响等,可探究他们诗歌批评的价值,以及对中国现代诗歌批评的推进作用。
    关键词:新诗批评;闻一多;废名;批评史
中图分类号:I207. 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152(2010)02-0014-04
　　闻一多和废名二人同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诗人、作家、学者兼评论家。对于中国新诗的评论,闻一多跨越了1920年代到1940年代。他还是清华文学社成员时,就涉足对同学新诗的评论,五四诗歌俞平伯的《草儿》集、郭沫若的《女神》集及后起诗人朱湘、饶孟侃、陈梦家、臧克家、艾青、田间等人的诗歌都进入过他的评论视野[1]。尽管他并不专门从事新诗研究,而更像一个新诗评论界的“票友”,可是他的新诗理论和新诗评论对新诗创作的影响不可低估。
    1930年代中期,废名作为北京大学讲师开设了现代文艺课程,课程的讲义为他的一个学生保存,以后在这本讲义的基础上,整理出了《谈新诗》,从中能够看到他系统地对中国五四早期的诗歌创作进行过评论,涉及的诗人有胡适、沈尹默、刘半农、鲁迅、周作人、康白情、湖畔诗社、冰心和郭沫若等人。1930年代末,在得到卞之琳、林庚、朱英诞、冯至等人赠送的诗集之后,为使课程完整,废名继续撰写评论,后由他人结集成《新诗十二讲》。
    对比闻一多和废名二人的评诗的观念、评诗标准、评诗风范以及他们在文学史上的影响,我们可以听到中国新诗在前进中传出的脚步声。
    一
闻一多1912年进入清华学校。在这所实行美式教育学校里,闻一多接受了中国经典和西方文学、历史、哲学等方面的教育。因为个人兴趣,他爱好美术和文学,先后在学校的文学社团担任美术和文学编辑。在五四文化运动之前,闻一多的诗歌创作主要是以旧格律诗为主,自从白话诗风潮盛行,作为《清华周刊》诗歌版的主编,闻一多在1921年号召同学们“要做诗,定得做新诗”[2]。就在这一年,他评论了周刊上发表的除自己创作六首以外的其余十首新诗,写下《评本学年〈周刊〉里的新诗》,肯定同仁的努力和收获。依据诗歌的内容与形式,他提出以下批评观点:诗的价值在于内在原素———批评“首重幻象、情感、次及声与色底原素”[3]40;诗要有美的形式———“美的灵魂若不附丽于美的形体,便失去它的美乐”[3]42;诗与性别的关系———“女性是诗人底理想,诗人眼里宇宙间最高洁醇美的东西便是女性……若是没有女人,一大半的诗———一大半最宝贵的诗,不会产生了”[3]45-46;诗歌的创作态———“诗人胸中底感触,虽到发酵底时候,也不可轻易放出,必使他热度膨胀,自己爆裂了,流火喷石,兴云致雨,如同火山一样—必须这样,才有惊心动魄的作品”[3]47;诗与哲学的关系———“诗家须有一种哲学,那便是他赐给人类的福音……若是表现得法,这首诗也就成了好诗”[3]49;还有新诗与旧诗的关系———“我并不是说新诗不应取材于旧诗,……旧诗里可取材的多得很,只要我们会选择”[3]51。
    从闻一多最初的评论来看,内容较为芜杂,主要是对新诗具体作品的有感而发。从他的写作方式看,喜欢引用中西方的名家观点来辅助自己的看法。比如说,他先肯定西方诗人克慈(keats)诗中的幻象描写,认为“真诗人都是神秘家”,有幻象描写才有了真诗,并来类比同学作品中有此原素,与苏轼诗歌的某些诗句也一致,等等。形式分析时,注意汉语的特殊性,也更注意用细读文本的方式,将诗歌的字句好在何处落实到底。
    据周作人在《谈新诗》的序中说,废名于民国二十四至二十六年在北京大学当讲师,在这期间,给北京大学学生开设现代文艺这门课,主要讲新诗。我们从2006年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新诗十二讲》的编排中可以看到,《谈新诗》从五四时期第一部新诗集开始,涉及到九位诗人。1930年代后期,又补充了四位诗人,包括废名自己的现代诗,其他还有新诗问答,诗集序言等与诗相关的诗文。
    废名在做北大讲师之前在北大英文系毕业,熟读莎士比亚英文原作,但是他接下了北大国文系给他的聘书后,由上散文习作而开设现代文艺,首讲新诗。课程目的应是为了系统向学生展示现代诗歌的创作群体,传播新诗的理念,肯定五四时期的新诗佳绩。
    在废名的讲述中,认为新诗应该是自由诗,旧诗是做出来的,“情生文,文生情”[4]12。他从鉴赏的角度,评析了13位诗人的多首代表作。比如他评价较高的有周作人、刘半农、郭沫若和卞之琳。因胡适的《尝试集》在早期白话诗中有代表性,作为首选,连讲了三次。废名评新诗以深厚的古典诗学作为基础,我们可以看到他经常引用古代诗歌做例子,甚至在讲完胡适之后专门增加“已往的诗文学与新诗”这一堂课,特为比较古诗与新诗的差异。借古诗析新诗方式的选择,在当时有一定的特殊性:中国现代诗的读者以及作者都有较深的古典诗歌积淀。到底什么是新诗?评论语言不能自足,只好借鉴。由于对西方诗歌和诗歌理论还未系统接受,古代诗歌于是自然成为一个参照系。废名授课的对象是大学学生,课程带有新诗启蒙性质,鉴赏性特点相当明显。
    二
闻一多是一个善于接受新生事物的评论者,他的评论具有现代意识。在《敬告落伍的诗家》中,他引用当时大名鼎鼎的胡适语录,“告人此路不通行,可使脚力莫枉费”,鼓励同学“若真要做诗,只有新诗这条道走,赶快醒来,急起直追,还不算晚呢”。要做试帖,“只千万要做得搜藏一点”,“有人在那边鼓着嘴笑我们腐败呢!”[2]1921年附印于同学诗后的评论中出现了“性欲杀欲两个半杯文化征服的原始冲动底发泄”句子,我们知道,“性欲”和“原始冲动”等词语来自于弗洛伊德的性欲理论。在《评本学年〈周刊〉里的新诗》中再次谈到此诗时,他干脆将佛洛伊德的性欲理论作具体讲解,可见闻一多较早地将现代西方精神分析理论引进诗歌评论中。另在评论郭沫若诗歌的两篇文章《<女神>之时代精神》《<女神>之地方色彩》中直接肯定郭诗中的现代意识: 20世纪是动的、反抗的的世纪,诗中富有科学成分,还认为科学的发达使全世界人类的相互关系捆得更紧,物质文明的结果便是绝望与消极。因为有着现代意识,闻一多才能从郭沫若的诗歌分辨出现代成分。闻一多提出建设新格律诗的理论,并不是为了维护旧格律诗,而是借鉴旧格律诗的精华,结合西方诗歌的长处,改造中国新诗。
    闻一多的理论文章较多受到西方学者的影响①,逻辑严密,语言精简。如1926年发表的《诗的格律化》,对比古诗与新诗的不同,提出诗歌格律的重要性以及建设中国新诗的新形式。在评论诗歌时,流露出更多的诗人特色。文字中有强烈的鄙赞情绪,也喜欢使用诗人爱用的比喻和排比修辞,思绪跳跃,语调飞扬。《〈女神〉之时代特征》是这样开头的:若讲新诗,郭沫若君底诗才配新呢,不独艺术上他的作品与旧诗词相去最远,最要紧的是他的精神完全是时代的精神———二十世纪的精神。有人讲文艺作品是时代底产儿。《女神》真不愧为时代底一个肖子。
    没有引用名家之说,凭着自己最直观的感受,把郭沫若诗歌带来的新鲜感用几句话概括,就像一个率直天真的儿童,不知修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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