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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单位情结”在当代小说的嬗变

更新时间 2010-3-10 17:25:02 点击数:

论“单位情结”在当代小说的嬗变
周显波 (绥化学院汉语言文学系,黑龙江绥化152000)
 [摘 要]一定历史时期内,单位制度深深作用并影响作家形成的“单位情结”,在当代小说中存在着 稳定的共性;而在历时阶段里,它又呈现出了鲜明的差异。对单位情结在当代小说嬗变轨迹的梳理,可 以呈现当代作家的创作心理的演变、文学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以及当代小说对单位及其制度想象的变 化.
    [关键词]单位情结;当代小说;嬗变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193(2009)06-0078-04   
“单位制度深深作用并影响作家的思想和写 作实践的无意识意念倾向,我们称之为———‘单位 情结’”。[1]中国当代小说作家的精神演变,包括本 文将考察的单位情结在小说文本中的嬗变,都与 当代中国政治意识形态、国家行政措施以及某一 时期具体的文艺政策的颁行、作家身份地位等因 素密切有关。这是因为,单位,无论是事业单位还 是企业单位都是作为中国政府的职能与生产部门 而存在的,在某种意义上,它是整个社会的重心所 在,因而生存于其中的作家的写作在触及到这一 领域时就会受到政治意识形态的必然规约(关于 “单位情结”含义和成因已作另文探讨),所以作家 的单位情结及其在文本中的表现、表现这种情结 的作品的选材、作家视角、思考的力度和深度等, 常受到种种政治等因素的深刻影响。当代作家在 小说文本中表现出的单位情结会在一个时期内稳 定地形成一种写作范式,因此,本论文将结合具体 文本和文本产生的语境对这种范式及其演变作出 考察.
    一、从响应政治意识形态到关注单位的生命 个体
单位制度是1949年以来国家为了管理公有 体制而设立的组织形式,它是新中国科层制度的 标志和核心支柱,也是新中国作家的安身所在.
    新中国的单位凝结了国家与作家个人双重的现代 化想象,因此,单位题材及表现单位的文学作品一 直是国家大力倡导、作家文学实践的重要领域,从 对“工业题材小说”的大力倡导,号召和组织各级 作家深入基层单位“深入生活”、到一些“献礼”等 题材小说,再到“改革文学”的兴盛等都不难找到 例证。同时,单位既赋予了单位成员掌握权力的 合法性,又对单位成员进行规范,二十世纪50年 代-80年代初期,国家通过行政命令、政策,通过 中国作家协会、各级文联等组织的文件、决议等对 作家文学创作的题材、主题等做出限制、“指导”和 规定。身居单位中的当代小说家们对单位的思考 和视域极少能、也不允许超越当时的语境和意识 形态规范,因此,作家们在各自文本中所表现出的 单位情结倾向就具有了某种的相似性.
    小说《百炼成钢》着重表现了以主人公秦德贵 为代表的工人阶级的劳动热忱和公而忘私、刻苦 钻研的劳动精神。文本中虽然可以看到作者艾芜 试图减弱响应政治意识形态的痕迹,如加入对工 人爱情、家庭生活的叙写等,但作品仍然用相当大 的篇幅刻画张福全和秦德贵的矛盾,旨在对“资产 阶级个人主义”与集体利益斗争的批判,以实现对 “批判资本主义”的图解。作者艾芜对这一创作目 的也相当认同。《百炼成钢》中,艾芜曾经在原稿 中描写了秦德贵因为工作方面的具体问题和张福 全争吵到厂长那里的情节,这本来这是一个很能 表现单位复杂性的情节,但作者出于对理想劳动 模范形象塑造的考虑而将这一段情节“删去了” [2]。由此我们能清晰地看到单位对作家写作行 为的规范,以及作家在单位制度及背后强大的意 识形态力量下的认知与写作的调整.
    80年代中期之后,小说创作才逐渐摒弃图解 政治意识形态的工具化文学认识观,注重单位中 个体生命的发现成为以单位为题材小说创作的主 流。单位中曾经被忽视的个体的凡俗人生、单位 人的生存境遇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和书写。刘震 云的小说《单位》与《一地鸡毛》中对知识分子在充 满凡俗欲望的日常生活中是怎样痛苦放弃操守有 清晰的叙写。小林初出茅庐“书生气”颇重,对单 位的人事、利益关系、规则和潜规则既缺乏考察, 也没有去了解的兴趣与接受的可能,以致于单位 内部的规范一次次地将这个“新来的年轻人”逼向 现实的窘境。普通单位中各种权力、人事的微妙 关系,攫取权力手段的细节处理、利益的取舍与各 方各级力量的平衡,几乎都是每个单位人为博得 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而必须要考虑的。因此,在经 历了一系列因低职位而带来的生活烦恼后,小林 终于没有了当初的坚守,转而投向了对单位权力 与利益的角逐中.
    80年代末期以来的小说将视角聚焦于普通 人身上的同时,也就意味着文本中的平民意识得 到了前所未有的加强,除对单位中人的生存、爱欲 情感的关注外,由单位个体的生存境遇出发的、对 单位制度本身的思考与关注也前所未有地被展 示。如《沧浪之水》中作者就多次借助主人公池大 为、丁小槐、屈文琴、晏之鹤等人发表对单位人事、 机制等方面的思考和判断,比如对单位公平的认 识:“你说它公平吧,它公平?那是电视机哄着你 玩的……”;再如:“当了领导,你错也错得对,反正 对不对不由你说了算……你永远不改,就永远在 这个位子上,永远在这个位子上,就永远是错的。” 劳模、英雄不再是小说家们主要关注和书写 的对象,即使有所关注也不再放在宏大事件中进 行刻画,也不再为主流意识形态要求塑形文本.
    二、由附魅到祛魅
二十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初,作家对单位 及其制度的思考所涉深度和广度显得相当有限.
    众多作家的文学观念仍停留在为创作文本寻求政 治道德与思想言说的“载道”上,随着政治意识形 态规约的加紧与以批判为名、不断的来自于文坛 内部或外部对作家群体进行的加紧整合,使反映 在文本中的反思、批判要素,以及对人性与真实人 生的反映和描写日趋淡薄和稀少。单位意象在小 说文本中成为了现实政治直接摆布下,一个充斥 着各式各样不食人间烟火的英雄们进行虚幻乌托 邦实验的道具,搬演着政治政策的教条。诸多“工 业题材”文本,如以草明的小说《火车头》、《乘风破 浪》,张天民的《创业》等为代表的小说文本都出现 了上述这种情况。在这些文本中,单位是“理性”、 “现代化”、“文明”与“进步”的凝结之处,是强力国 家意志的体现,是区别于“原始”、“落后”乡村的所 在,而单位人的身份也基于单位的地位而获得青 睐,与单位一道闪烁着眩人的光环。作为一个吉 登斯所称的“一种强调等级秩序,采取权威的金子 塔式的组织”[3](P872)的单位被附魅地呈现出来,在 现代单位制度之下的缺陷与可能有的异化之处则 被遮蔽.
    随着《乔厂长上任记》、《开拓者》、《新星》、《改 革者》等为代表的“改革文学”的出现,单位及其制 度得以大规模进入到广大读者观注中。但由于 “改革文学”依然是主流意识形态作用的产物,所 以它们仍然是50年代至70年代文学范式在新时 期里的延续,是作为当时国家意识形态所鼓励的 创作方向之一的题材类型,因此,八十年代初的 “改革文学“对待单位制度与体制的思考依然停 步,围绕单位上面的光环仍然眩人耳目.
    80年代末以来,特别是以刘震云为代表的 “新写实”、“新官场小说”作家对单位制度———这 个中国社会的重要结构才有了反思与深入探讨的 可能,书写单位情结的小说也获得发展。单位,曾 经被作家们附上文明与理性魅力的机构,在这些 作家的笔下土崩瓦解。在新时期越来越多地占据 乔厂长、张福全、叶之秋们的职位的是一个又一个 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大大小小的官僚。刘醒龙 的《菩提醉了》、《秋风醉了》等“新官场现形记”中 通过对庄大鹏、老孔等这样官僚的心态的捕捉,揭 示了这些官僚的阴谋阳谋的焦点仅仅是鲁迅先生 曾经议论过的“争交椅”,而所谓现代化的“改革”、 设计工作蓝图、政治政策的执行等在他们眼中只 是“改别人的革”———与己无关。刘震云的以《单 位》、《新闻》、《官场》、《管人》等为代表的一系列小 说也把单位中大量琐碎、有时不乏令人困惑不堪 的,诸如单位制度顽固存在的———官僚派系及派 系斗争、各种繁琐的等级规则、潜规则等等一一展 现出来。《官人》生动地勾画了一幅单位体制所特 有的、拥有一定权力和地位的单位人———官人的 群像。小说中没有了正反两派的对立,也没有了 改革派和保守派的角逐斗争,铁腕人物的铁腕手 段对于集体性地争夺一个官职的官人们也不再有 效,更何况铁腕人物也不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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