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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陈寅恪文史互证对《莺莺传》文本解读的价值

更新时间 2011-12-30 16:34:41 点击数:

    论陈寅恪文史互证对《莺莺传》文本解读的价值朱长英(山东经济学院,山东济南250000)摘要:陈寅恪先生以“历史之眼光”解读文学作品被誉为“学术上的一个里程碑”。他从唐代重婚宦的社会风尚中、从文士风流的艳情诗中、从传奇创作的风习中、甚至从古文运动与传奇创作的联系中解读《莺莺传》,可以称为“《莺莺传》研究的一个里程碑”。但后来的研究者按照陈寅恪先生文史互证的研究思路去不断解读《莺莺传》时,有时不免走入歧途。只有以文本细读来做文史互证的补充,才能避免这种尴尬。
     关键词:《莺莺传》;文史互证;文本细读;价值
    人们在解读文学作品时往往会借助他人尤其是大家的研究成果来对文本做深入理解,这不失为一种捷径,体现在唐传奇《莺莺传》的解读中亦如此。
    在众多研究中,陈寅恪先生的《读<莺莺传>》举足轻重,和者甚众,有很多研究者就是直接在陈氏观点基础上做进一步研究的。其实《读〈莺莺传〉》只是《元白诗笺证稿》“艳诗及悼亡诗”一章的附录,《元白诗笺证稿》是陈氏运用文史互证方法的代表性著作。书中运用了大量的史料,引征故实,对元稹、白居易作品中的相关史实及当时诗人所处时代背景与创作关系等进行了细密的考证,从而对元白所处时代的社会特点、习俗风尚等有了一个形象深入的了解。作为附录的《读<莺莺传>》正是运用的这种文史互证方法展开研究的,作者通过对文学作品中难解的语词典故的深入透析的考证,还原了贞元朝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及历史环境。陈氏元稹自传说、莺莺出身寒门说等观点对于《莺莺传》的深入解读至今仍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本文试对陈寅恪文史互证方法在文本解读中的价值作分析评价。
    一
    景蜀慧教授对陈寅恪文史互证的研究方法作了深入阐释:“所谓‘文史互证’,从本质上乃是源于传统的训诂考据学方法而参以宋代以来的史学方法以及近代西方史学、语言学、诠释学理论精华的一种既打通汉宋,又融合中西的史学研究方法。”她从内涵上对文史互证方法进行分析说:“其一是从史学角度考证诗文,即用史家广博丰厚的历史文化知识,对古诗文中不易索解或易被浅解、误解的字、词、出典等,从历史的层面予以透辟的考订辨误解说,尤其要找出或注意诗中所含与当时历史事实有关的‘今典’成分。”“其二即是以诗文为史料,用所谓‘历史之眼光’通过发现其中时间、地域、人物等史料成分,分析诗中的古典与今典,并与史籍所载相参证,从而更全面地把握历史真相,对古人的思想、情感及其所处之时代社会达到真正同情与了解。”由此可知陈寅恪文史互证研究方法既需要渊博的知识又需要广阔的视野,这在《莺莺传》的解读过程中表现充分。
    《读<莺莺传>》一文是从《莺莺传》(又称《会真记》)入手展开的:陈氏认为“会真”二字乃唐朝习用之语,与道教大有渊源,即“遇仙”或“游仙”的意思,由六朝流传至唐。“仙”这个字多用来指妖艳妇人,或是风流放诞的女道士之流,甚至用来指称娼妓。“于是莺莺传中之莺莺,究为当时社会中何等人物,及微之之所以敢作此文自叙之主旨,与夫后人所持解释之妄谬,皆可因以一一考实辨明矣”。这是陈先生由容易被浅解或忽略的词语入手,结合创作者当世的用语特点进行的深入解读,把人物的贵族身份做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莺莺乃寒门女也。
    接着陈先生又考证出元稹自传说的源头是北宋赵德麟《侯鲭录》卷五载王性之辨传奇莺莺事略,由此进一步考证分析出王性之为了证明莺莺的身份,不惜假造证据,杜撰元稹姨母郑氏墓志铭,且他的前提是建立在所谓“张姓出黄帝之后”这样可笑的前提之上。陈氏认为《莺莺传》中的人物姓名是元稹文史研究wenshi yanjiu袭取他之前最流行的张文成《游仙窟》中的男女主人公之旧称,这本来就是古今文学之中的常例,切不可拘泥于崔姓乃豪门巨族。此论证在否定王性之“莺莺乃崔鹏之女”观点的同时,进一步证明了莺莺出身寒门的观点。
    陈先生以元稹诗集中《代九九》诗为突破口,因莺莺名乃复字,莺叫声类“九九”,故而进一步推测莺莺原型是“九九”这样的社会底层女子。此外,陈寅恪先生还旁征博引,借助唐代“娼妓谬托高门”的风气、元稹白居易等人关于此事的交流、唐传奇“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的文体特点等多方面的论据论证了自己关于莺莺身份的观点。其中最为关键的辨证是陈寅恪从唐代“重婚宦”的社会风气入手反面印证了自己的这一推测:崔莺莺若是高门女子,作为一介贫寒书生的张生是断然不会放弃与她联姻的机会来增加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声望的。
    总之,陈氏通过广征博引的文史互证方法解读《莺莺传》,认为莺莺是高门女子的解释之所以靠不住,是小说文本之外的诸多因素造成的。
    在《莺莺传》的不断阅读接受过程中,基于陈氏的这一推断和研究思路,台湾学者古添洪运用契约定位的结构定义分析法得出了莺莺是娼妓的结论。
    日本妹尾达彦教授在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上重申此说,国内苏建新、刘开荣先生等亦与陈寅恪看法基本一致。葛承雍教授《崔莺莺与唐蒲州粟特移民踪迹》一文从五个方面补充论证陈氏观点,确认了崔莺莺是出身于中亚粟特种族(居于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入华后的“酒家胡”这个观点。
    由最初陈寅恪推断莺莺为寒门女到承继这一研究思路的葛承雍得出莺莺是外籍酒店女招待的结论,这一文史互证的道路走入了歧途。无论如何,一部荡气回肠的爱情传奇被拘泥为远离文本的种族身份研究,结论不免令人哑然失笑。当然这个结果并非陈寅恪的初衷,我们也不能把外籍女招待的结论扣到陈氏的头上,因为他在以文证史的研究中偏重于史,而无意于对文本的细读和赏析。当我们远离以文证史的轨道,深入到文本内部进行解读时,如若还借鉴这一方法坚持这一思维定势的话,可能就会出现上面提及的研究结论。
    如此,我们该如何评价陈寅恪文史互证在文本解读中的价值和意义呢?二陈寅恪用史家广博丰厚的历史文化知识展开对文学作品的审慎研究,为文本的解读提供了开阔的视野;文史互证的研究方法将归纳法和演绎法相结合,在史料钩沉中容易得出富有新见的结论。这些都是陈氏解读《莺莺传》的价值所在,因此陈氏关于《莺莺传》的观点才得到了众多研究者的认同和赞许。
    但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陈寅恪首先是一个史学家,文本的细读和欣赏不是他的落脚点,于是在《读<莺莺传>》一文中我们感受和领会到的是一个史学家的广博和智慧,他所有的钩沉和研究对于文本解读的意义就是确定了崔莺莺的寒门身份,并由此解决了一个传奇文本叙述视角的矛盾问题:在前四分之三的篇幅中,作者以一种欣赏和惊艳的叙事口吻刻画莺莺的年轻美貌、端庄娴静、贞洁自保;
    文本最后四分之一的篇幅叙事口吻却陡然一变,由欣赏变为贬抑,由平视变为俯视。美貌、年轻、贞洁自保、温柔娇羞的莺莺突然变成了一个“尤物”,她自我承认“自献之羞”、“先配为丑行”,张生“大凡天下之所命尤物者,不妖其身,必妖于人……予之德不足以胜妖孽,是用忍情”的大段议论也将“始乱终弃”的责任转移于莺莺。这种明显的叙述立场矛盾因为“寒门说”的新见就迎刃而解了:重婚宦的唐代风气只会视张生的“终弃”为“善补过”的英明之举,而不会有所苛责。
    也正是因为陈氏偏重于社会历史文化的外围研究,文史互证研究对于《莺莺传》的解读才会有缺憾:忽略了对文本本身的阅读。而文本阅读恰好弥补了文史互证研究方法的缺憾———忽视文学性的研究和审美性的批评。当然《元白诗笺证稿》更大意义上是史学著作,《读<莺莺传>》也是如此,但是学界在进行文学研究把它拿来当证据时往往忽视这一点,把大量研究精力放在莺莺、张生原型研究上,而忽视了对故事本身作进一步的更深刻的解读。这是《莺莺传》研究的一个怪现象,但绝不是一个个案,唐诗研究等其他领域也存在着这样一种史学研究与美学研究失衡的现象。
    陈寅恪以莺莺出身寒门的结论来解决张生“忍情”的矛盾,确实非常高明。如此,寒门说就直接过滤掉了崔莺莺的性格特点和心理变化历程,从而把一个血肉丰满的女性形象变成了身份标签,于是文学阅读的趣味性和审美愉悦大打折扣。其实,从文本入手解读分析人物形象也一样可以解决“忍情”的矛盾:莺莺作为一个封建时代的女性,必然深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观念和男女授受不亲的闺阁教育影响,所以《莺莺传》中崔母设宴答谢张生命莺莺出拜张生时,她会“久之乃至”,出场时“垂鬟接黛,双脸销红”、“颜色艳异,光辉动人”的美貌和“凝睇怨绝,若不胜其体”的美态吸引着张生的注意和爱慕。此后张生乱之以诗,月下赴西厢之约时莺莺的言辞相斥再一次证明她端庄娴静、贞洁自保的品格。但人是一种情感动物,花季的莺莺在见到风流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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