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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的白话报刊与现代文学的发生

更新时间 2011-12-30 16:27:04 点击数:

    清末的白话报刊与现代文学的发生张向东1景芳洲2(1.西北民族大学文学院,兰州700030;2.西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兰州730070)提要:在近代中国,报纸这一新型媒体的出现,打破了各类文体之间雅俗分离的状况,促进了各类文体的融合与通俗化倾向。白话报刊的创办,一是实践了“废文言崇白话”的主张,扩大了白话文的影响;二是刊载具有现代意识的白话小说、歌谣和戏曲,是五四白话文学的先驱;三是清末白话报刊的创办者如胡适、陈独秀后来成为文学革命的发动者,与他们这一时期的活动不无关系。
     关键词:报章文体;白话报;白话文;文学革命
    一、“报章”的出现与文体的嬗变报纸这一现代传媒的出现,彻底打破了中国传统各类文体形式之间的界限,从而促进了文体的变革和新的文体的出现。
    1897年,谭嗣同惊叹于报章“其体裁之博硕,纲领之荟萃”。说它“一编之中可以见此三类十体(三类:名类、形类、法类;十体:纪、志、论说、子注、图、表、谱、叙例、章程、计———笔者注)而犁然各当,无患陵躐者”,若“编幅纡馀,又以及于诗赋、词曲、骈联、俪句、歌谣、戏剧、舆诵、农谚、里谈、儿语、告白、招帖之属。”[1]《中国各报存轶表》在谈到报章的出现所引起的文体变化时说:“自报章兴,吾国文体,为之一变。汪洋恣肆,畅所欲言,所谓宗派家法,无复问者。夫宗派家法,固不足言,然藩篱既决,而芜杂鄙俗之弊亦因之而起。觉世之文与传世之文固异,不能执此以绳。然后生来学,亦不可不知也。又或嬉笑怒骂,不无已甚,君子病焉。至如法言庄论,指斥是非,而纤佻谑浪之语,杂于其间而不觉,浮薄之习,贤哲所呵,吾自犯之。”[2]诚可谓“冲决词章之网罗”。这种雅俗共赏,众体杂陈的形式,因其相互之间的渗透、对照,必然改变着传统文体间固有的疆界。
    1897年3月11日,主办《时务报》的黄遵宪给汪康年的信中提到《时务报》馆新聘的章太炎时说:“馆中新聘章枚叔、麦孺博(任父甚推麦孺博,弟深信其言)均高材生,大张吾军,使人增气。章君《学会论》甚雄丽,然稍嫌古雅。此文集之文,非报馆文。作文能使九品人读之而悉通,则善之善者矣。然如此既难能可贵矣,才士也。”[3]黄遵宪虽然叹赏章太炎的才华,但指出其古雅之文体,不适合于报章,明确指出报章需要的是用以“觉世”的“能使九品人读之而悉通”的文章。
    当时因对《时务报》《新民丛报》文体新变的不同认识和评价而引发的讨论也可部分地看做是1917年文学革命的预演。
    梁启超早在1896年致严复的信中解释《时务报》何以要用“近俗之文辞”时说:“创此报之意,亦不过为椎轮、为土阶、为天下驱除难,以俟继起者之发挥光大之。故以为天下古今之人之失言者多矣,吾言虽过多,亦不过居无量数失言之人之一,故每妄发而不自择也。……然总自持其前者椎轮土阶之言,因不复自束,徒纵其笔端之所至,以求振动已冻之脑官。”既然办报的旨意如此,而为报纸写稿,常受时间所限,无暇推敲,也是迫不得已:“每为一文,则必匆迫草草,稿尚未脱,已付钞胥,非直无悉心审定之时,并且无再三经目之事。非不自知其不可,而潦草塞责,亦几不免。又常自恕,以为此不过报章信口之谈,并非著述,虽复有失,靡关本原。”①梁启超1897年在《湖南时务学堂学约》中对传世之文与觉世之文作了区分,认为觉世之文“当以条理细备,词笔锐达为上,不必求工。”梁启超以“觉世”为行文之使命,所以,当严译《原富》出版时,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第二期(1902年2月)加以推荐,但对译文过求渊雅表示不满。
    严复答梁启超的信,首先承认梁启超发表在《新民丛报》上的《新史学》《论保教》《论中国学术变迁》实践了其主张:“大报尝谓学理邃赜,宜以流畅锐达之笔行之,诚哉其为流畅锐达也。”但严复并不以此为然,他说:窃以谓文辞者,载理想之羽翼,而以达情感之音声也。是故理之精者不能载以粗犷之词,而情之正者不可达以鄙倍之气。……若徒为近俗之辞,以取便市井乡僻之不学,此于文界,乃所谓陵迟,非革命也。且不佞之所从事者,学理邃赜之书也,非以饷学童而望其受益也,吾译正以待多读中国古书之人。使其目未睹中国之古书,而欲稗贩吾译者,此其过在读者,而译者不任受责也[4]。
    严复之所以坚持用渊雅的古文翻译西籍,是因为他认为“理”、“情”的“精”“正”与文辞的“渊雅”之间有一定之关系,“近俗之辞”无以表达精正之情理;古今文章的差异在于其理想、学术,而语言本身变化不大;若循西文之法来音译,读者不能理解;最为关键的一点,是他译书的预想读者对象与报界诸人不同———“非以饷学童而望其受益也”。
    至此,“渊雅”之著述与“近俗”之报章文体之间的界限,被他区分得清清楚楚。
    黄遵宪对严复的反驳,作出正面的回应:“本年五月获读《原富》,近日又得读《名学》,隽永渊雅,疑出北魏人手。……《新民丛报》以为文笔太高,非多读古书之人,殆难索解。公又以为不然。”他认为《名学》一书用通俗之文,诚不足以发挥其蕴,“至于《原富》之篇,或者以流畅锐达之笔行之,能使人人同喻,亦未可定。”黄遵宪认为严复所标举的“欲立一名,其深阔与原名相副者,舍计莫从”的译法,其陈义甚高,也很难实现。他认为汉字当中十之八九是假借字,其与四千余岁以前所创造的古文相去甚远,即使用它来书写中国中古以来的事物,已不敷用,何况是全新的西洋科学。且同一事物,同一观念,也会“因方言而异”,“随述作人而异”,“乃至人人共读,如《论语》之仁,《中庸》之诚,皆无对待字,无并行字,与他书之仁与义并诚与伪者,其深浅广狭已绝不相伴,况与之比较西文字乎?”为了能够准确地翻译西洋今世科学,他给严复提出的建议是:第一为造新字②。……次则假借。……次则附会。……次则讠连语。……次则还音。……又次则两合。
    第二为变文体。一曰跳行,一曰括号,一曰最数,(一、二、三、四是也。)一曰夹注,一曰倒装语,一曰自问自答,一曰附表附图,此皆公之所已知已能也。
    黄遵宪同时还批评了严复认为“文界无革命”的观点:公以为文界无革命。弟以为无革命而有维新,如四十二章经,旧体也。自鸠摩罗什辈出,而内典别成文体,佛教益盛行矣。本朝之文书,元明以后之演义,皆旧体所无,而人人遵用之而乐观之。文字一道,至于人人遵用之乐观足矣。凡仆所言,皆公所优为。但未知公肯降心以从,降格以求之否[5]?黄、梁之所以反对严复用先秦古文翻译西洋近世科学,是因为他们看到,在将西洋近代的诸种名物、思想、观念安放在先秦古文中,用先秦古文比附西洋的思想、观念时,其真义有被过滤掉的危险。梁启超对此有深刻的认识:“摭古书片词单语以附会今义,最易发生两种流弊。倘所印证之义,其表里适相吻合,善已。若稍有牵和附会,则最易导国民以不正确之观念,而缘郢书燕说以滋弊。例如畴昔谈立宪共和者,偶见经典中某字某句,与立宪共和等字义略相近,辄摭拾以沾沾自喜,谓此制为我所固有。其实今世共和立宪制度之为物,即泰西亦不过起于近百年,求诸彼古代之希腊罗马且不可得,遑论我国?”[6]对此,周作人认为,吴汝纶、严复、林纾“他们的基本观念是‘载道’,新文学的基本观念是‘言志’,二者根本上是立于反对地位的。所以虽接近了一次,而终于不能调和”,于是严复后来成为筹安六君子之一,林纾反对文学革命运动[7]。若说严复的翻译西洋科学,全是“载道”,或许有失偏颇,但严复以周秦诸子的概念比附西洋的新思想,确有使其真义沦丧的危险。况且他是给“多读中国古书之人”翻译的,这种曲高和寡的做法,势必要被一个以市民为主的民主革命时代所冷落,他的影响仅限于上层知识分子。在我看来,在严复、林纾等人之所以不愿放弃“渊雅”的古文,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将下层民众真正当“人”来看,以为学问、思想等见诸“文字”的东西是属于上层阶级的,老百姓不配也不该有他们的思想及表达思想的文字和权力。
    晚清的文界革命,作为文学革命的前奏和过渡,确实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报章对于传统文体的改变。陈平原说:“借报章的崛起讨论文体的嬗变,比起从‘文白之争’入手更能探本”[8],应为确论。
    梁启超的新文体在很大程度上实践了黄遵宪“造新字”、“变文体”的主张。他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启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为文,学晚汉魏晋,颇尚矜炼,至是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9]正是梁启超们的报章文体,将大量俗语新词引入文章,并用西洋语法,将人们从拘牵排比的桐城古文和八股文中解放了出来,使人们能够比较自由地发抒感情和表达思想。有了清末报章文体对桐城派和八股文的动摇,才为后来文学革命运动的成功作了必要的铺垫和过渡。对此,作为文学革命运动干将的胡适和钱玄同都不否认。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说:“梁启超当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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