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这种对意识形态资源的诠释、转换与发展绝不是简单的修修补补,而应该是放在一种改革开放时代的文化全球化视野中,通过审思传统意识形态,寻求传统与现代的对接和超越,有意识地弘扬传统意识形态要素中的思想精髓,建构能够代表社会民众最根本利益和最广泛精神需求的有中国特色的意识形态核心理念。以“改革与创新”、“先富与共富”、“以人为本”、“科学发展”、“和平崛起”等理念为标志的主流意识形态核心话语,既充分凸显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文关怀和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又强化了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理性权威,增强了主流意识形态在当代世界的感召力和生命力。〔10〕第二,从文化视角优化主流意识形态教化整合功能文化与日常生活、情感生活、思维方式、价值取向等因素的内在关联性使得文化能够以更完备、更灵活、更长远的方式实现主流意识形态从总体上持续维护社会秩序和既定利益关系的要求,能够以更强大的精神动力持久地实现着意识形态的社会教化和整合功能。因此,从文化视角优化主流意识形态的教化整合功能,关键在于推动意识形态与社会文化深度融合,使意识形态的理论观点、价值观念、信仰体系等核心元素转化为社会文化要素资源,这样社会文化影响民众、获得民众广泛认同的过程也就是主流意识形态核心理念内化为社会个体意识,实现其社会教化整合功能的过程。
    这种融合和转化,一方面有赖于传统文化资源和文化传统的保护发掘和现代性超越,生成真正属于当代中国人的社会发展理念和意识形态思想资源,以最大限度地唤起民族自尊意识和爱国主义精神。中华传统文化资源博大精深,其基本价值观念体系和认知结构体系,仍然是推动我们走向世界,融入全球化的精神武器。“和”千百年来一直是中华民族为人处事的价值准则,更是历代政治家秉持的治国理念。“和为贵”、“和平共处”、“和平发展”、“和谐中国”、“和谐世界”、“和而不同”等传统文化资源的挖掘和现代性超越,为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探索提供了明确的指向标和路线图,有效地调整和引导了现代民众心态,得到了现代民众的广泛认同,达成了现代民众的基本价值共识。这既是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张扬,更体现了中华文化智慧与现代执政理念的完美统一。另一方面,还有赖于主流意识形态与现代大众文化双向互动,生成与民众思维方式和社会心理大致符合的“亲近性文本”。为此,主流意识形态要适时洞察大众文化及社会心理发展变化的倾向和趋势,不断强化自身的价值引领和统摄功能。主流意识形态与大众文化的互动必须以“文化商品”为渠道和载体,通过向“文化商品”的转化实现对社会日常生活的渗透,把民众消费“文化商品”的过程转换为主流意识形态潜移默化地影响并建构现代民众价值观念的过程,这同时也是民众认同和内化主流意识形态核心价值理念的过程。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树立主流意识形态的理性权威,持续保持主流意识形态的灵活性与生命力,不断优化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教化和社会整合功能。推动主流意识形态与大众文化的有机融合,既彰显了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理论优势和理性权威,又能赢得现代民众最为广泛的情感认同。
    第三,从对话视角提升主流意识形态国际话语能力意识形态自身发展规律及其功能实现特点决定了主流意识形态地位的提升并不能仅仅依靠政治权力的促动,而更需要保持在一种激烈碰撞与自由竞争的氛围中,它只有在多元文化、多种意识形态的撞击和较量中才会产生思想的火化,充满思想的活力,增强其话语能力。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正是在与形形色色的社会思潮和意识形态斗争与较量的过程中,开启了中国民众智慧,成为中国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和理论武器,并一跃而上升为中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确立了在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的话语主导权与合法性地位。在多元文化与意识形态并存与对峙的当今世界,中国主流意识形态要有效协调和规范迥异的理论流派与社会思潮的冲突和误读,更须保持适当争论和有效对话,通过对话来寻求一个保持和谐状况的理性尺度,以推动迥异的理论流派和多元文化形态之间达成某种共识。
    如果无视世界联系的普遍性和利益的共赢性,迷恋于“非此即彼”、“你死我活”的意识形态对立,势必造成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封闭和狭隘,一种拒弃对话与沟通的意识形态,只会失去应对挑战与承受风险的能力,最终也会窒息自身的生命力与活力。
    因此,构建主流意识形态理性权威必须从对话视角提升其国际话语能力。一方面,我们必须在民主和法治的范围与保障下,积极推动执政者与现代公共知识分子群体的对话,通过对话来来调动那些具有全球视野和开放观念的公共知识分子的创造性来不断开拓新的主流意识形态核心价值理念,以提升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国际话语权威和话语能力。
    “公共知识分子是一个自由社会的眼、耳、喉舌;他的工作就是观察世界上的各种事件,估定其价值并知会所有其他领域的人。一个自由的社会必须是一个见识广博的社会”〔11〕。现代公共知识分子强烈的历史使命感、社会责任感以及公共关怀意识使得他们能够捍卫社会正义,承载社会良知。他们通过研究、借鉴他国模式、他国文化理念和价值观念而艰苦累积起来的科学理论知识,能开启民智,启迪心灵,更能经得起其它一切理论学说和意识形态的审视和考量。另一方面,我们要把握当代多元文化冲突和意识形态较量形式的时代变化,立足于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际,在坚守传统与个性的基础上积极推动不同民族文化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对话,通过对话来正确处理彼此之间的共处性和互补性,整合和涵化各种有益的或无害的意识形态和文化观念,使之逐步提升为世界“听得懂”并能推动中国社会健康发展的核心价值理念。只有这样,中国主流意识形态才能真正提升国际话语能力,获得国际社会的合理性认同。
    当然,这并非是走向意识形态一体化,而是在坚守“中国特色”核心话语的前提下,通过比较、借鉴国际社会公认的、能得到现代民众认同的“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自由”、“人权”、“北京共识”等普遍价值追求的核心价值理念加以中国特色的合理性诠释,并将其纳入“合法性”位置,以丰富和完善中国主流意识形态资源。这些主流意识形态的核心要素资源都是无可争议的,不能用“左”或“右”的尺度来判断,而必须以是否有利于中国的改革开放与和谐社会建设为尺度来衡量。从邓小平理论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科学发展观到和谐社会理论,从“八荣八耻”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国主流意识形态资源呈现出积极的吐故纳新和与时俱进的创新理念。这种新的主流意识形态资源的创新和发展,既是全球化视野下的理性批判和审慎选择,更是当代多元文化语境中主流意识形态理论发展的内在要求,必将给中国经济、政治、思想和文化生活领域带来全新的变化。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 1995. 276.
〔2〕转引自黄力之.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国家意识形态的现实性问题〔J〕.马克思主义研究, 2006, (5).
〔3〕转引自孙晶.文化霸权理论研究〔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 269.
〔4〕王列,等编译.全球化与世界〔M〕.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8. 10.
〔5〕[美]萨伊德.文化与帝国主义〔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1999, (4).
〔6〕参见杰克·普拉诺,等著.政治学分析词典“合法性”条〔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6.
〔7〕俞吾金.意识形态论〔M〕.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3. 130.
〔8〕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M〕郭官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264.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人民出版社, 1995. 681.
〔10〕参见袁三标.略论国家安全视野下的中国软实力建构〔J〕.天府新论, 2009, (2).
〔11〕[美]安·兰德.至新知识分子:安·兰德哲学〔M〕.新星出版社, 2005.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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