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多元文化语境中主流意识形态理性权威的建构
袁三标
[摘要]当今世界,伴随着西方强势文化和社会思潮的全球性扩张与飙兴所形成的多元文化冲突与较量态势,挤迫着中国主流意识形态滑向“边缘化”和“弱势化”。面对挑战,秉持合法性与包容性原则,转换思维视角,提炼核心价值理念,优化教化整合功能,提升国际话语能力,是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理性权威建构的必然选择。
    [关键词]主流意识形态;理性权威;合法性;包容性;发展;对话;文化
[中图分类号] G1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0633 (2010) 02—110—05
一、多元文化语境中主流意识形态遭遇的复杂情势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和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文化资源的全球性流动已成为当今国际社会一股强劲的历史潮流和发展趋势。“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1〕在文化全球化浪潮中,西方文化大举入境,流行文化风靡世界,大众文化方兴未艾,封建文化沉渣泛起,宗教文化扩展迅速,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经受着形态各异的异质文化的大规模“洗礼”。这种“洗礼”,既存在着自发影响的问题,又面临着自觉渗透的问题。一方面,中国文化市场的迅速开放,各种理论、思潮、价值、观念相互交融与激荡,社会民众获得了新的价值参照坐标,认知世界的理性程度获得极大提升。一切传统的信仰体系、思想观念、价值准则被重新审视,一旦民众发现主流意识形态的某些方面与自己的经验事实不符,可能就会或明或暗地疏远甚至排斥这种意识形态。另一方面,西方发达国家利用渗透着西方政治理念、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元素的文化软实力资源对我国强行的“市场准入”,以单一的视角强调西方文化的一元性,企图挤迫中国民族文化和主流意识形态滑向“边缘化”与“弱势化”。在全面遭遇多元文化、社会思潮和西方意识形态的冲击和挑战时,处于跌宕巨变中的中国主流意识形态面临着一系列富于挑战性的问题和情势。
    一方面,以确立市场经济为取向的改革开放为我国文化发展和创新注入了难得的生机和活力,同时,也催生了以“休闲”为主要内容、以市场逻辑为主要运作方式的大众影视、消费广告、流行音乐、行为艺术、时代潮流等商业性流行文化的兴起。这种流行文化的兴起,既瓦解了文化的神圣性,促使文化实现与它的民族性相剥离,同时,又使文化的发展脱离了具体的语境,像商品一样成为了世界通用的流动性符号。伴随着商业性流行文化的飙兴,隐藏在文化表象之下的思维模式、消费观念、审美情趣、行为方式等因素必然与主流的话语方式、思维方式、审美标准等因素产生激烈的矛盾冲突。这种冲突蕴含着人生观、价值观等精神层面的差异,于无形中渗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故能更直接地对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产生影响。
    这种影响不仅导致民众日常行为规范的冲突与差异,还会诱使现代民众滑向拜金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旋涡,从而弱化和消解着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教化和社会整合功能。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2006年2月19日就中国的春节发表了一篇文章,文中引用了中国问题专家劳伦斯·布拉姆的话:中国已从意识形态主宰一切、不存在任何物质主义的状态,转变为物质主义至上、不讲任何思想意识和价值观的状态。人们有所期望成为普遍的现象。现在大家谈论的是‘用什么品牌’。”〔2〕另一方面,西方强势文化天生就有着渗透和改造“他者”的原始冲动,通过文化软实力推广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观念一直是西方国家的战略性目标之一。因此,中国主流意识形态面临的安全威胁还在于西方强势文化的大举入境对民族文化认同的消解和民族文化“身份”的弱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化市场的门户迅速打开,西方国家利用经济和技术优势,实现文化与市场相结合,向我国源源不断地输出强大的文化产业及文化商品,对我国民众形成了一种全天候、全方位的影响态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调查表明,今天全世界的传媒产品流通,是一个不平衡的潮流。在全世界跨国流通的每100本书籍中,就有85本是从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的。在跨国流通的每100小时的音像制品中,就有74小时的制品是从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的。在跨国流通的每100套电脑软件中,就有85套是从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国家流向发展中国的。”〔3〕这种文化资源的单向性流动所带来的威胁不仅仅在于冲击了我国文化产业市场,获取巨额的经济实利,更在于向我国输出了并不适合我国国情的物化于产品内的价值理念、文化观念、信仰体系等软实力因素。
    “资本主义卖的不仅仅是商品和货物。它还卖标识、声音、图像、软件和联系。这不仅仅将房间塞满,而且还统治着想像领域,占据着交流。图像和声音的普遍泛滥有助于生活方式的标准化、差异和个性的弱化、态度和行为的趋同以及集体认知和传统文化的消解”〔4〕。在今天,西方强势文化借助于好莱坞电影、卫星电视、时代潮流以及互联网技术的全球性扩张与飙兴,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民众对自己民族文化的自信和自觉,已激起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对自身民族文化传统的坚守和对西方价值观念的批判,多元文化冲突与较量开始加剧。
    “文化已成了一种舞台,上面有多种多样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势力彼此交锋。文化决非什么心平气和、彬彬有礼、息事宁人的所在;毋宁把文化看作战场,里面有多种力量崭露头角,针锋相对”〔5〕。
    面对多元文化语境中我国主流意识形态领域遭遇的复杂情势,仅仅依赖传统的过分强调理想性和强制性的意识形态政治权威并不足以应对文化全球化带来的严峻挑战,正确的对策是构建具有内向性和和说服力的现代主流意识形态理性权威。所谓理性权威是指主流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感召力,是通过吸引而非强制性的方式达到让民众自觉认同并信仰其价值体系的能力。主流意识形态的理性权威实际上也是一种软力量,这种力量能够以更强大的精神动力持久保持一个国家的凝聚力和意志力,能够以更完备、更长远的方式实现意识形态的社会整合功能,能够发挥出比政治权威更有效地说服力和同化力。因此,在全球化浪潮中,回应多元文化冲突与较量的关键在于适时调整和创新主流意识形态,构建适合于中国国情的主流意识形态理性权威。
    二、主流意识形态理性权威建构的原则
把握面对全球化浪潮中引发的国际意识形态较量问题,面对国际多元文化的激荡与冲击,主流意识形态理性权威的建构应坚持如下两个基本原则。
    第一,合法性原则
在现代社会,政治统治和政治秩序越来越从依靠国家暴力机器的维护转向依赖社会民众的认同和支持,以获得自己的“正统性”与“合法性”。从政治学意义上讲,合法性,指的是一种政治统治或政治权力能够让被统治者认为是正当的、合乎道义的,从而自愿服从或认可的能力与属性。〔6〕在传统社会,“意识形态并不供社会成员自由选择,不管人们是否愿意,他们都得接受。谁不与一个社会的意识形态认可,谁就不能进入这个社会。所以,意识形态基本是通过强制的、无意识的方式为社会成员接受的。”〔7〕然而,在多元文化和社会思潮相互激荡与交融的现代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是否具有“正统性”和“话语权”在很大程度上却取决于社会民众的理性选择,自觉认同和行为支持。特别是在政治社会化的过程中,只要民众相信了执政党的意识形态,自然就会唤起对它的“合法性”信仰与“合法性”情感,从而认同和支持统治者所维护的政治统治、政治体制的正当性。正如哈贝马斯所言:“任何一种政治系统,如果它不抓合法性,那么,它就不可能永久地保持住民众对它所持有的忠诚心。也就是说,就无法永久地保持住它的成员们紧紧地跟随它前进。”〔8〕反之,如果政治权力主体回避合法性,一味采取愚民政策、诡秘辩解、转移矛盾、强制服从等消极政治手段,不仅会危及既定的政治统治、政治权威和政治秩序,还会导致民众的思想困惑和社会的分崩离析。

[1] [2] [3]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