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以后，中国学术界摆脱“左”的枷锁，步入了自由探讨学术的新时期。20多年来，它带给历史学的勃勃生机是明显的：以政治史为中心的僵化模式被打破，经济史、文化史、社会史等各个学科的研究全面展开，多学科共同繁荣的局面已经形成。本文拟对这20多年的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状况作1回顾。有些专题如商会史、城市史等，相关综述已多，限于篇幅，本文不再赘述。所引用的论著截止2002年底，所评论的学者以大陆地区为主。

1、总说：研究的基本状况

    社会史研究的启动，与近代史领域里的思想解放潮流密切相关。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对洋务运动的重新探讨，80年代初开始的对辛亥革命的全面肯定，对民族资产阶级研究的正面展开，1个个重大事件和阶级关系的重新解释，标志着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理性化。于是，1些学者对若干重大理论问题如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开始了再探讨，1些学者眼光向下，发掘出很多过去不屑1顾的如衣食住行之类的课题。这样，1986年的第1次中国社会史会议的召开成为必然。有关这次会议的作用，重复评论已属赘言，归根结底，它为社会史研究正了名。从此，社会史研究不再被视为历史的碎屑。若将眼光放广些，也不妨说，即使没有这次会议，社会史研究的兴起也是必然之势。它处于80年代改革开放的社会氛围之中，此时，国外的学术观点不断影响中国。学术界了解到，20世纪50年代以来（正值中国受政治史框架束缚的初期），国外史学研究的重点已从单纯的政治史转移到经济、社会、文化、思想和心理等各门专史。由于经济和社会是1个时代最活跃的两个方面，欧美史学界在以政治史为主线的的模式受到挑战以后，经济史是首先获得承认的新领域，而发展最迅速，成绩最明显的是社会史。1980年以来的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发展也与此类似。最先挑战政治史（其实是政治事件史）1统天下的正是经济史，在整个80年代，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硕果累累，成绩斐然，随后便是社会史研究的开展。目前经济史研究、社会史研究大有两翼齐飞之势，标志着中国学术界已经打破自我封闭的状态，与世界潮流合为1体了。

    80年代以来社会史研究的成绩表现在各个方面，例如中国社会史学会的成立，两年1次中国社会史年会的召开，各地研究机构的设立和大学有关课程的开设，《近代史研究》、《历史研究》、《史林》（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主办）等有影响的期刊成为发表社会史论文的重要阵地。如此诸般，不及细举。而万源归1，最显著的成果表现为论著数量的巨大增长。

    学术界曾有过统计，自1900—1986年（主要是1949年以后），全国报刊发表的中国近代社会史论文233篇（不计少数民族史）[1]。笔者对1987——2000年的论著也做了统计，总计论文1274篇，专著300部，列表于下：

年代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论文 22    44   69   47   58   69   76    72   83  156 117  136   146 179
 
著作 6     8    11   25   22   15   17    22   20   38  30   21    28  37

    不妨对以上表做个分析。大体以1996年为界，分为两个时期。1996年以前，每年发表论文几10篇，1996年以后，每年发表论文的数量都在百位数以上。再仔细观察还可发现，1996年以前的9年间，虽然每年不到百篇论文，但整个趋势是1条平缓向上的曲线。而1996年以后，则基本是在百位数以上的波动增长。著作的出版情况也与论文类似。著作创作周期长，从单个年份来看，反映情况的灵敏度不如当年就可以发表的论文，但其长期趋势依然是明显的增长。

    对以上的统计，有两点需要说明之处：（1）社会史的研究范畴是什么，什么文章算社会史什么文章不算，迄无定论，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但是只要在每1种统计中使用同1标准，就能够反映1个历史时段的变化。社会史可以是狭义的也可以是广义的，本统计表使用的是狭义的社会史标准。（2）上表各年度的统计数字只是个近似值。由于论文数量浩繁和书籍出版不规范等原因，要将过去的论著（哪怕是重要的论著）收集比较完整是很困难的。笔者的上述统计，以后还会有所增补和完善。

    最近20多年来的社会史研究表现出以下特点：

    1.作为1个研究课题，中国近代社会史的大部分领域都有了1定程度的研究，不再是1片空白。

    社会史的1些主要范畴，例如：阶级、阶层、宗族、家庭、民族、宗教、人口、娱乐、社交、社会群体、社会心理、时令风俗、社会生活等方面，大抵都有论著发表。当然研究的程度有深有浅，但至少已经涉猎。多部通史性的著作已经出版，如乔志强主编的《中国近代社会史》[2]，史革新主编的《中国社会通史·晚清卷》[3]，朱汉国主编的《中国社会通史·民国卷》[4]，周积明、宋德金主编的《中国社会史论》[5]。其中，乔志强主编的《中国近代社会史》，是第1本关于中国近代社会史的专著。它从3个方面建立了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的构架：（1）社会构成，包括人口、婚姻、家庭、家族、社区、民族、阶级和阶层。（2）社会生活，包括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和人际关系。（3）社会功能，包括教养功能、控制功能和变革功能。这种庞杂的体系是否合理，遭到1些学者的批评，但毕竟是第1次有系统地写出了1部通史，而不仅仅是在理论上探讨近代社会史的构架。与通史相对应的是将社会置于1定地理空间进行研究的区域社会史。这方面相继问世的有：从翰香主编的《近代冀鲁豫乡村》[6]，魏宏运的《210世纪3、410年代冀东农村调查》[7]，乔志强主编的《近代华北农村社会变迁》[8]，王笛的《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9]。在揭示社会精神面的社会文化史方面，有刘志琴主编的《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10]在综述方面，有冯尔康主编的《中国社会史研究概述》。

    2.在选题上，与现实有关的问题受到关注。

    中国近代人口、毒品和禁毒、自然灾害等问题，均与当前现实有关，成为学者乐于选择的研究课题。1987——2000年，学术期刊上发表的中国近代人口史论文大约150篇（不含华侨和外国在华侨民），禁毒史论文约95篇，近代灾荒史的论文约85篇，居于中国近代社会史各个研究专题的前列。这些问题本身就值得研究，文章数量之多，则是因为这些问题过去没有被认真研究过，也因为人们关心现实问题，希望往前追溯，借过往的经历，为现实寻找某种解答。例如人口研究中的人口过剩、农民离村、城市人口膨胀、流民，灾荒研究中的全国大范围的自然灾害情况、各省各地区的灾害特点及其对农业、城市等各个方面的影响，莫不有这种含义在里面。

    3.在研究方法上，理论越来越受到重视。

    20多年来特别是1986年以来，理论的探讨与实证研究形影相随。第1次中国社会史会议后，《历史研究》1987年第1期1连发表了5篇社会史的文章，其中3篇是探讨理论问题的。此后，至少有10年的时间，社会史学界围绕以下几个问题进行了持续不断的探索：（1）社会史的研究范畴；（2）社会史的架构；（3）怎样研究社会史；（4）社会史与其它学科特别是社会学的关系。[11]与此同时，许多国外的理论特别是社会学理论被翻译过来。在近代社会结构、阶级与阶层关系、商会和行帮、人口、城市、社会心态等方面，社会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得到比较多的运用。例如，运用社会流动的理论研究近代中国的阶级与阶层，用市民社会理论中的“国家——社会2元结构”，阐释近代中国社会，都得到学术界很大程度的认可，研究者的视野因之开阔。

2、社会阶层

    近代中国社会阶层最明显的变化是传统的士、农、工、商地位的变动和转化，其中最突出的是商人地位的上升，绅士地位的下降，以及绅士与商人合流而形成的1个新阶层：“绅商阶层”。由此，绅士、商人特别是绅商阶层，成为近20年阶级关系研究的热点，并借以透视近代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有关论著不少，但有代表性的观点集中在不多的几个学者之间。

    在80年代以前，对绅商进行研究的主要是外国学者。60年代以来，日本学者小岛淑男的《辛亥革命中的上海商绅阶层》，法国学者白吉尔的《资产阶级扮演的角色》等论文，美国学者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国晚清史》，都从不同角度考察了近代中国的绅商阶层。这期间，中国学者在研究中外贸易时对于买办的考察，揭示了1个新兴的商人阶层的形成，只是当时对它贴的政治标签太多，妨碍了对这个阶层的进1步认识。

    从80年代开始，国内学术界开始重视对绅士、商人和绅商阶层的研究。1981年辛亥革命70周年以后，中国学者在全面肯定民族资产阶级在这场革命中的作用之际，“发现”了这个阶级的实体——新式绅士、商人和绅商阶层。在辛亥革命酝酿和发动的20世纪最初10年里，中国发生的各项重大活动——收回利权运动、抵制美约运动、立宪运动乃至民国初年的政局变动，无不活跃着绅商阶层的身影，于是有了众多的文章探讨这个问题。[12]

    出于研究的需要，1991年出版了张仲礼关于绅士阶层的研究专著《中国绅士—1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13]这是他50年代在美国出版的著作的中译本。该书考察了19世纪中国绅士的构成和特征，对绅士的状况进行了界定、描述和解释，估计了19世纪中国绅士的人数。2001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又出版了其姐妹篇《中国绅士的收入—1〈中国绅士〉续篇》。该书从担任公职、公共服务、充当幕僚、教书、经营土地、商业活动各个方面，考察了19世纪绅士收入的来源，其结论是：由于绅士在政府和社会中是1个具有特殊地位的特权集团，因此他们能从若干方面获得高收入。由于该书对于绅士从事的各种职业的考察，张仲礼被称为是“第1个试图论述绅士职业生涯的学者”[14]。近期出版的《中国社会的阶层与流动—1个社区中士绅身份的研究》》1书[15]，是作者周荣德以40年代在云南昆阳县实地调查所搜集的社会统计和家庭生活资料所写成的专著，系统分析了绅士阶层的起源、阶层特征、社会功能、生成方式等问题。此外，还有若干研究绅士的专著，不细说。[16]

    关于商人阶层的研究，散见于关于商会的研究、关于商帮的研究以及关于买办的研究中。人们对商人的研究不限于其经济上的表现，而且将之视为1种重要的社会力量。比较能接受的观点是：清末城镇商人群体趋向已受到新兴资产阶级的影响，随着他们力量的增长和团体的增加，日益成为市民的领导者和代言人。[17]

    把绅商合为1个阶层加以研究，从80年代初见端倪以来，至少已有10几年时间。其中1个重要问题是这个阶层的阶级属性。马敏、朱英、王先明等许多学者以肯定的态度将其定性为“中国资产阶级的早期形态”。马敏说 ：“所谓早期形态，意味着绅商尚不是成熟和完备形态的近代资产阶级，而只是在中国社会由中世纪农耕社会向近代工商业社会转轨过程中，1部分亦绅亦商人物逐步向符合近代要求的近代企业家过渡，开始具备了近代民族资产阶级的某些思想和行为特征。” [18] 他阐释道：“尽管绅商阶层同传统绅士和旧式商人阶层有着密切的历史渊源，带有明显的‘过渡’特征，但从本质上已不同于2者，在新的时代氛围下，其价值趋向是‘近代’的，而不是简单回归传统；虽然尚不可同完全意义上的近代资产阶级划等号，但它已初步具有近代工商资产阶级的某些经济、政治和思想特征……因此，不是绅商（或新绅士）同资产阶级结成同盟，而是近代绅商阶层本身就归属于早期资产阶级（处于转化、形成过程中的资产阶级）的1部分。”[19]他估计，清末全国绅商阶层的人数起码有22000人，其中以江苏、浙江、广东等东南沿海地区为多，约占38%。[20]

     与他们意见不大相同的是贺跃夫。他认为，绅商不是新兴资产阶级。晚清时期的绅商群体，不能笼统看成是中国近代新兴资产阶级的主要组成部分。对包括绅商在内的近代社会阶层的分析，既应当兼顾长时段的传统内变迁的历史延续与短时段的社会政治及经济变动，也应充分注意区域的差异。绅商——近代资产阶级说的失误在于，1方面忽略了传统绅商合流在近代的历史延续，片面强调绅商为近代“新式社会流动”的产物；另1方面忽略了区域差异，所有的举证几乎全出自江浙及沿海通商口岸城市，由此而做出的定性论断，就难免以偏概全。[21]关于各地区绅商阶层不能1概而论，邱捷也持这种观点，他认为广东的绅商与江浙地区有很大的区别。[22]

    关于绅士、商人之间关系的转化，王先明以社会流动的理论作了考察。他认为：封建社会结构中的社会流动是封闭型的，社会阶层的垂直流动主要局限于平民——绅士之间。近代的社会流动，伴随着新的社会职业的出现而发生，不仅商人向绅士流动，绅士阶层也向其他职业流动。绅士阶层不仅向企业主、资本家流动，更大量的是流向了编辑、教师、社团法人代表等自由职业。他认为：社会近代化的1个基本趋向就是由身份等级向职业社会的变动，而这种变动本质上也是人的解放。[23]在近代中国，绅士与商人和其他阶层之间的流动是双向的，不仅有传统绅士向商人、向近代知识分子和自由职业者转化，还发生由商人和知识分子向绅士归附的“逆向渗透”。[24]

    随着10几年来绅商阶层研究的深入，绅商阶层在近代中国社会中的重要作用已经凸显，最近，1些学者又把眼光集中在对“绅商”词义的探讨及其所代表的深层社会内容和文化意蕴。

    从19世纪中叶起，“绅商”1词己经流行于各种公私文献。这个词究竟是1个分指“绅士”与“商人”的合成词，还是单指“绅商”这1个阶层的单称词，是“亦绅亦商”人物的专有名词？

    谢放持第1种观点。他认为：晚清以来虽然出现了绅与商的合流，形成了1个亦绅亦商的阶层，但当时公私文献中的“绅商”1词，基本上是分指“绅”与“商”，并未融合成为1个单指性的混合词。[25]马敏的观点与之不同，他认为“绅商”1词，在晚清常常是1个单指性的“混合词”，是对亦绅亦商人物的称呼。他认为：狭隘地讲，所谓绅商，也可以就是“职商”，即有职衔和功名的商人。[26]邱捷基本上赞成第1种观点，只是表达得比较含蓄：他说：在清末文献资料中，“绅商”1词分指绅士与商人的情况比较多见，而用于亦绅亦商人物的情况较少。[27]

     透过“绅商”1词，讨论者更注重的是以下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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