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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化安全视角反思苏联解体的教训

更新时间 2010-5-7 15:17:38 点击数:

    从文化安全视角反思苏联解体的教训
赵子林
[摘要]从国家文化安全的角度,对苏联演变和解体进行反思。其教训主要有:切勿自我混乱:思想上理论上的混乱是苏联国家文化安全建设中最大的弊病和失误。切勿自弃阵地:在西方长期进行和平演变的条件下自动放弃意识形态阵地是苏联国家文化安全建设的一个沉痛教训。切勿自毁根基,对知识分子政策的失误是苏联国家文化安全建设的又一个沉痛教训。一定要对西方的思想渗透保持高度警惕,并采取有效的对策。
    [关键词]文化安全;苏联解体;教训
[中图分类号] G1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0633 (2010) 02—120—05
自有国家以来,文化安全就是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方面(民族文化、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安全是国家文化安全最核心的内容〔1〕)。欲灭掉一个国家,先毁灭其思想文化,欲征服一个民族,先斩断其文化脉络。这是统治者们惯用的思维。但在以军事实力为主要竞争手段的时代,文化安全在国家安全中的地位还未能充分凸显。20世纪后期以来,伴随着冷战的结束和经济全球化的迅猛推进,和平和发展成为新的时代主题,以军事安全为国家安全的主要内容的传统国家安全观遭到挑战,文化安全在国家安全中的特殊地位和重要作用日益凸显出来。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始终要把国家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增强国家安全意识,完善国家安全战略,健全科学、协调、高效的工作机制,有效应对各种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严厉打击境内外敌对势力的渗透、颠覆、破坏活动,确保国家政治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信息安全。”把“文化安全”提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说明“文化安全”已经成为我国政府关注的重点,也为我们研究和制定国家文化安全理论和政策指明了方向。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镜,可以知得失、知兴亡。
    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其国家建设的经验教训对我们弥足珍贵。在开放的环境下顺利推进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同时全力确保国家文化安全,需要我们深入研究和总结苏联演变的教训,以资镜鉴。本文由于篇幅所限,无意去全面探究苏联演变以至解体的原因教训,此处只是从国家文化安全的角度,就苏联演变和解体进行一些反思。
    (一)切勿自我混乱:思想上理论上的混乱是苏联国家文化安全建设中最大的弊病和失误。
    苏联意识形态从其形成和确立时期起就存在着“先天不足”的情况。〔2〕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里首先建设社会主义,这是苏联现实的社会环境,其面临的困难与挑战可想而知。社会主义思想的创立者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给后来的实践者一个十分清晰的蓝图,其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列宁对这种不利的条件有着清醒的认识,他特别反对从本本出发谈论社会主义,主张在实践中不断加深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和认识,从实际情况出发制定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路线和方针。
    遗憾的是,列宁的这条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其逝世后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实施。斯大林执政以后,以固守“本本”、脱离实际为特征的教条主义日益严重。1938年《联共(布)党史简要读本》出版以后,这种现象得到迅速的发展。苏共的理论思想工作逐渐变成了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特别是对斯大林语录的解释。苏共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时,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尤其是斯大林的一些设想当做神圣不可侵犯的教条,把他们的一些词句奉为经典,机械地向人们灌输,既不强调革命导师的理论、观点产生的历史条件,也不联系本国的实际情况。曾任苏联科学院美国和加拿大研究所所长的阿尔巴托夫对此感受颇深:“对生活的整个一套安排,似乎从自由自在的大学生年代开始,都是在培育未来的政治家、理论家和新闻记者去用别人的思想,即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斯大林(一般说引用斯大林的话要比列宁的话多二三倍,比马克思思格斯的话多五六倍)、当时被确认的其他‘领袖’以及《真理报》的近期社论(它们很快就会过时)的思想去写作、讲话,甚至思考(尽管是很细心和审慎,要不然就有可能遭遇很大的麻烦)。一句话,我们根据自己的经验都懂得正在形成一种奴化意识。”〔3〕斯大林去世以后,教条主义虽然受到批评,但文章和论著中引经据典、死啃书本、为某个“权威”的论点进行注释、论证和恭维,千篇一律,形式主义,理论根本不触及现实存在的问题,仍然是司空见惯的。〔4〕因此“实际上都没有摆脱思想僵化和教条主义的束缚”〔5〕。正如有的研究者指出,“僵化的理论教条和意识形态,使马克思主义失去了它所固有的特性———革命性和科学性的高度统—,从而也丧失了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功能。”〔6〕面对日益凸显的各种社会矛盾和危机,戈尔巴乔夫走上了另一个极端。“他在政治改革上的急进冒险主义,实际上是对历史上形成的根深蒂固的斯大林理论教条的一种反叛,一种极端反应,而正是这种极端反应导致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方针路线错误,造成苏共瓦解、苏联解体,把一个虽有诸多弊端但毕竟尚还强大的苏联推进了深渊。”〔7〕戈尔巴乔夫以“新思维”替代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鼓吹抽象的、超阶级的、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主张全人类共同利益高于一切。他批判苏联的社会主义是一种“变形的”、“被扭曲的”、“官僚主义的社会主义”,它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形成“垄断”:共产党的领导是共产党对政权的霸占,造成了“政治垄断”;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妨碍了人们对所有制的选择,造成了“经济垄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影响了吸收人类先进的思想,形成了“精神垄断”。这些垄断导致了各方面的“异化”现象:“政治垄断”导致“人与政治、政权的异化”,“经济垄断”导致“人与生产资料、财产的异化”,“精神垄断”导致“人与文化的异化”。
    因此,改革就是要“根本改造整个社会大厦———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形象地说,要炸毁一切”,以便消除垄断、克服异化。办法是实行多元化,具体说来就是:取消共产党的领导,实行多党制;取消无产阶级专政,实行“普遍民主”;取消生产资料公有制,实行私有化,建立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取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实行意识形态多元化。总之,苏联要建设的“不仅是人道的社会主义,而且是民主的社会主义”。
    戈尔巴乔夫“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思想路线实质上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彻底“修正”,但对于长期处于教条主义禁锢中的苏联共产党和人民群众来说,这种理论却有着极强的迷惑性。它从根本上搞乱了人们的思想,抽掉了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存在的思想基础和合法性,成为“苏联演变的决定性因素”〔8〕。
    无论是固守经典词句的教条主义,还是变革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其思想实质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离,都会“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甚至亡党亡国,在这一点上苏联的教训是极其深刻的”〔9〕。
    (二)切勿自弃阵地:在西方长期进行和平演变的条件下自动放弃意识形态阵地是苏联国家文化安全建设的一个沉痛教训。
    有研究指出,从1917年起到1953年止的36年是苏联意识形态形成、确立、加强和巩固的时期,从1953年开始到1991年12月为止的38年则是苏联意识形态从一个报端向另一个极端发生转变,直至到上世纪80年代末发生剧变和质变的时期。〔10〕在1953年以前的几十年间,苏联的意识形态基本上是在与世隔绝、封闭和孤立在一国范围内的。这固然同苏联当时所处的被封锁、被包围的外部环境有关系,但苏联采取的闭关锁国的对外政策也进一步加剧了与世隔绝的状态。
    斯大林试图在绝对“净化”的环境中维护和保持自己意识形态的纯洁性,长期采取禁止人们接触本国和国外非马克思主义东西的全封闭政策。斯大林解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被推崇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发展的顶峰,对斯大林本人的个人崇拜也日渐登峰造极,苏联社会被渲染成社会主义已经建成、正在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人间天堂。与此同时,苏共在意识形态领域采取的方法和手段却又是简单的、粗暴的。以书报检查制度为例,苏联的书报检查制度从删改列宁晚年著作、禁止《给代表大会的信》和其他文献,到限制发表马克思主义文献中一切对斯大林理论模式不利的文本;从查禁包括布哈林在内的一切反对派著作,到镇压国内一切有独立见解的、违背斯大林教条的理论学术著作;对国内外和西方文献甚至封堵到了禁止“唯心主义”和所谓“无思想性、敷衍塞责”一类作品的地步。这就使查禁的范围极其宽泛,设限标准的外延无限扩大。经过这样的封杀、镇压,全社会万马齐喑,除了因循守旧、人云亦云的理论教条干万次地为人们所重复以外,思维和理论上的创新根本谈不到。〔11〕这样的意识形态只能是表面繁荣而实质贫乏,难以真正占领人们的头脑。
    苏共20大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造成了更大的混乱。
    “苏联的乱,实质是先把思想搞乱了,而思想的乱又是从对斯大林的全盘否定开始的”〔12〕,“赫鲁晓夫的报告改变了整个社会运动的方向,也改变了每个人的精神状态”〔13〕,此后,苏联整个社会的思想氛围发生了重大变化。愈来愈多的人不再相信共产党,不再相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失去了理想和追求,玩世不恭或愤世嫉俗的情绪有所增长,追求金钱和物质享受成为生活目标。这种变化为自由化思潮的进一步泛滥准备了思想上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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