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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快餐”称谓的演变看社会文化对语言变异的影响

更新时间 2010-12-15 11:40:48 点击数:

    从“快餐”称谓的演变看社会文化对语言变异的影响
     [摘要]语言不是脱离社会而存在的孤立的抽象符号系统,它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的。
    一定社会的政治、文化可以影响语言,而语言反过来也会反映一定社会的政治、文化。在此以“快餐”相关词汇为例,从四个方面论述社会政治、文化对语言的影响。第一方面论述了汉语的“快餐”由来及发展,主要是从语言学角度加以区分的。第二方面从语言民族性、语言人文性两个方面阐述了“快餐”诸多词汇形成的社会文化基础。第三方面从文化传统和生活的实际要求看社会文化对语言的影响。这种影响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分析,即传统文化要求的“慢餐”和实际生活中切实需要的“快餐”。第四方面是从“快餐”词汇的变迁看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从以上四方面可以得出结论:社会的不断发展和社会分工的精细化以及人们生产生活的快速化,必然导致快餐的出现和快餐称谓的不断演变。
    从它身上可以看到社会政治、文化对语言所产生的影响,因为它是社会政治、文化影响语言的见证。
    [关键词]语言变异;文化;快餐
     [中图分类号]H0-05[文献标识码]A
    [作者简介]邱野(1978-),男,硕士在读,讲师,研究方向为跨文化交际、教学法。
    邱野(淮海工学院国际学院,江苏连云港,222005)语言和文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分属不同的研究范畴。语言,作为人类思维与社会交际的工具,是语言学研究的对象;
    文化,作为“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或“群体成员之间共同具有且被保持下来的行为方式,是社会学、人类学研究的对象”。但是,语言和文化毕竟是人类社会所特有的一对密不可分的社会现象,要把它们截然分开或使之互不相干是非常困难的。这主要是因为:一方面,“语言的产生意味着灿烂多姿的人类文化的产生”,从这一点上来说,语言和文化本来就是一对随人类社会的形成而同时产生的“双胞胎”;另一方面,尽管语言和文化的发展各有各的轨迹,在各自的发展过程中并不存在必然的互相制约关系,但两者在各自的发展中互相关联、互相影响却是毋庸置疑的。词汇是语言最基本的组成单元,文化对词汇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其对语言的影响。对汉语中“快餐”称谓的产生及其演变的研究,能够帮助了解中国快餐产生发展的经济和社会条件,进而理解汉语语言文化发展的历程。
    秦汉时期,随着国家的统一和经济文化的不断发展,具有中华民族典型农耕民族特征的饮食文化基本定型,出现了以赢利为目的的酒楼,以及以筷子为主要进餐工具的饮食习惯。
    汉代桓宽的《盐铁论·散不足》记载了民间“酒食肴旅”的情况,尤其提到了“熟食遍地,肴旅成市”。“立办”作为餐饮用语出现于唐朝,当时市场上有一种叫“立办”的酒席,据李肇的《国史补》记载:唐德宗临时召见历史上以居官小心谨慎而闻名的大臣吴凑,任命他为“京兆尹”,且要马上赴任。当赶来的亲朋好友见到如此之快就办好的庆祝宴席而发问时,吴府的人回答道:“两市日有礼席,举铛釜而取之,故三五百人之馔,可立办也。”汉代的大城市和商业城市的熟食店铺相当普遍,经济发展迅速,商业发达,需要快速解决饥饿问题的商贩和旅者日渐增多,平民百姓也可以从熟食店铺购买食品回到家中进食。
    “熟食遍地,肴旅成市”和“立办”已经是当时的快餐形式了。
    “汉语的特点在于,它只有句法部分而没有词源部分”,“在把词联结为句子时,汉语并不利用语法范畴,其语法并非建立在词的分类的基础之上,而是以另一种方式在思想中把语言要素的关系固定下来”。汉语没有完善的形式标记,但也因此而获得独有的优势,也就是把中心思想鲜明地突出了。“立办”,从汉字的字面意义理解,可以解释为“立即办好的酒席”,这就是中国快餐业的滥觞。在汉唐时期的大都市和商业发达城市,经济的发展和市井文化的兴盛推动了汉语词汇的发展。
    中国古代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社会,生活和生产的节奏缓慢,对烹调没有严格的时间要求,古人把烹调当做一种艺术,古今流行的“美食”一词则把烹调归纳进美学范畴。从烹调两字可以看出古代社会对快餐的需求并不紧迫。从饮食的词汇中就可以看出:“烹”字下边从火,就是要把生的东西煮熟。“调”则是在“烹”的基础上运用各种调料、各种技巧及方法,将食物制作得美味可口而且赏心悦目,讲究菜肴的色、香、味、形、器在美感上协调一致。我国烹饪自古以来就注重品味情趣,在开餐时间的选择、进餐时的节奏、娱乐的穿插等都有一定雅致的要求,达官贵人还要在宴席的过程中听音乐、行酒令、观看歌舞表演。这种社会文化因素不但影响着一些词汇的产生,更影响着语言的形成,而且影响着对这种语言的实际应用。
    “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这是孔子提倡的烹调原则,并且孔子具体要求“七不食”,即:食饐而餲(食物变味),鱼馁而肉败(鱼烂肉腐),不食;色恶(食物变色不鲜)不食;臭恶(变味)不食;
    失饪(饭菜做得不好)不食;不时(果实不到成熟时、吃饭不到时间)不食;割不正(刀工不合规定)不食;不得其酱(调料不符合要求)不食。人们不但对食物的卫生要求很高,对食物的外在期望值也很高,餐饮的效率问题仍不是人们考虑的主要内容。“汉语基本上只区分主语、系词、谓语,因而放弃了许多附加表达的东西,因此而忽略思想的联系,但却恰恰因此而突出了思想,使其少受语词的限制”。汉语追求思想的活动得到增强。“饐、馁、饪”等字恰当地说明古代汉语对饮食的详细划分和由此产生的丰富词汇,描述了春秋战国时期的人们追求的精神境界和生活状况,反映出语言受到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特质和文化特性的影响。对饮食的要求和描述反映了中华民族—47—语言中庸和谐的民族性,总是祈求天下太平,丰衣足食的心理特点,体现了中国文化富于乐天乐土的人文情趣。当时农业社会的社会经济文化基础直接影响到了语言的产生和发展。
    “便当”与“盒饭”都可以用于午餐与晚餐,非家里开伙,又不在餐厅用膳,即野餐或者外卖,为了节省时间以及省却煮饭、洗餐具等工作。但是在用法上有细微差异,“盒饭”一词是完全的原创词汇,更倾向于代表简单粗糙的饭食,尤其以大米为主食。“日式便当”一词,很少被说成“日式盒饭”,“便当”一词在中国大陆地区和中国香港地区不是表达快餐意义的主流词汇,而是让人马上联想到金灿灿的煎蛋和翠绿整齐的蔬菜。
    “便当”,这个快餐用语辗转从宋朝回到了中国人的生活中。
    此词最早源于南宋时期的俗语“便当”,意思是“便利的东西、方便、顺利”,并未专指快餐一种语义。此词传入日本后,曾以“便道”、“辨道”、“辨當”等当字(当て字)表记。“便当”一词后来反传入中国是源于日语的“弁当”(新字体:弁当;旧字体:辨當),泛指盒饭。中国大陆和香港地区,“便当”就专指日式便当。语言的工具性、基础性使得文化的发展和传播成为一种可能,而文化作为人的符号活动的产品,对语言的影响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便当”在中国大部分地区并不流行,探究其原因如下:它有日式菜肴精致的印象特征,在近些年两国外交领域略显冷淡的氛围和国民之间并不热情的温度下,愈发不被人们所接受。而在中国台湾地区,因为此地区长期受日本统治的影响,加之相互较为深厚的经济文化交流,而惯称为“便当”。语言受到了历史因素和民族心智以及民族倾向性的影响,甚至受到了政治格局和外交关系等微观因素的左右,自然而然地选择某些词汇而抛弃另外一些词汇。人们对盒饭和便当两个词汇的选择反映了语言的民族性和人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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