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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儒家文化在青海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承

更新时间 2011-1-8 14:34:50 点击数:

    论儒家文化在青海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承

张 燕 辉1,孙 静2(1.青海师范大学 社科部,青海 西宁810008;    2. 西安交通大学 卫生学校,陕西 西安710061)
摘 要:儒家文化的传入深刻地影响了青海各民族的传统文化,加快了其自身文明的进步。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以儒家文化为主体并融合了各少数民族文化的中华文化依然是中华民族团结、统一的精神纽带。
     关键词:儒家文化;青海少数民族;文化;传承
  青海是一个多民族文化交融的地区,由于儒家文化、藏传佛教文化以及伊斯兰文化的交互影响和长期并存,形成了极为独特的区域性文化特征。在各民族共融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儒家文化凭借其博大精深的思想内涵和强大的生命力及感染力,深刻地影响了青海各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加快了其自身迈向现代文明的步伐。
    一、儒家文化特性及其在青海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
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完整而又系统的思想理论体系。这一思想体系的核心价值体现为:既能实现对自身内在的超越性,又有其整饬和维护社会秩序的功能,同时它还拥有着一种以人为伦理主体的文化精神,表现为一种既入世又超越的人生态度。因而,历经两千年之久,即便达到极致、走向衰微之后,仍然可以获得社会主流意识的地位。儒家文化所具有的普世性也使其本身更具有广泛的包容性、开放性与同化力,决定了它能随着人类文化的发展,适应多元文化的格局,互相学习,互相渗透,在学习和渗透中容纳、沟通及同化其它文化,从而使得各民族包括少数民族都能或早或迟地接受儒家文化,实现民族文化的融合。
    西汉末年,儒家文化传播到青海,并逐步在这里扎根、生长和发展,最终成为青海少数民族地区民族融合和多元文化的主体。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1. 历代封建王朝的王化政策和少数民族统治者的自化需要
自西汉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文化占据了中国封建社会思想文化领域中的统治地位。历代中央王朝出于维护封建政权的需要,极力宣扬儒家“大一统”的思想,使各少数民族人民接受儒家“仁政”、“德治”主张以及忠、义等封建伦常观念。
    儒家文化在青海的传播主要是通过官府和名儒雅士的推导。据西汉《三老赵椽碑》所记,西汉后将军赵充国五世孙赵宽在任汉浩门县(今甘肃永登河桥一带)三老一职时,主掌教化。他钻研经典,热心教育,一生“教诲后生,百有余人,皆成俊艾”[1]。其子继承父业,用教育去感化当地的人心风俗。东汉至魏晋时期,“家族私学”成为传播、弘扬儒家文化的主要途径。从内地迁居这里的豪门望族如西平郭氏、田氏、卫氏、曲氏等几大家族,他们在家族内聘请儒生教授子弟,成为传播、弘扬儒学的一支重要力量,并对当地历史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影响。
    汉民族所创造的儒家文化对于青海少数民族来说,无疑是一种先进的文化。少数民族统治者为了巩固其统治的需要,也积极吸收儒家文化的精华以丰富发展自己,因而加速了儒家文化的推广。吐谷浑政权“建官多效中‘国”,“其官置长史、司马、将军,颇识文字”[2],通行的语言以鲜卑语为主,但很多上层人士精通汉族文字,汉语在其国内也十分流行,并采用汉语作书契。由于仰慕中原文化,南凉王国(397-414)效仿中原王朝,推行类似封建的官制,并大量吸收汉族官员与士大夫担任郡县官吏,使南凉人才济济。在秃发利鹿孤在位的时期,办起了官学,以封建礼教治理国家,促进了儒文化的传播。
    至隋唐初期吐蕃王国的兴起,以藏传佛教文化为主导的吐蕃文化在河湟地区获得了较大的发展。此后的宋辽金政权都未能对这一地区实施直接有效的长期统治。
    到明清时期,中央王朝才重新获得了对河湟地区的统治,得以继续推行儒家文化。明洪熙元年(1425年),在西宁卫所始设儒学,后又建立社学。明宣德三年(1428年),西宁都金事史昭请建孔庙,开设学校。到万历七年(1580年),西宁兵备副使董汉汝“又于各堡创设社学,择其秀出者训之,夷风为之王变”[3],还制定了一套相应的科举方法与之相适应。所以,明朝青海地方也有了进士和举人。
    清代除有西宁府儒学外,于雍正十二年(1734年)创设贡院[4]。乾隆以后,各地又相继建立了书院作为更高层次的教育机构,如湟中书院、五峰书院(在西宁)、大雅书院(后改为崇山书院)、泰山书院(在大通)、凤山书院(在碾伯)、河阴书院(在贵德)。在府学和书院之下,还设有县学、义学和社学,这些都是传播儒家学说的阵地。
    2. 汉族的迁徙以及对当地少数民族的文化辐射
民族迁徙是个普遍的历史现象,历史上许多较大规模的民族迁徙对青海这里的人口构成、民族关系、经济文化都带来很大的影响。青海本为古代羌人居住的地区,西汉时,汉族开始成批地进入河湟地区,形成了与羌人错杂而居的局面。元鼎六年(前111年),李息、徐自为的大军进占湟水流域,“始置护羌校尉,持节统领焉”[5],开始对羌人行使管辖权,并通过筑城置亭,移民拓边等措施,使汉族势力渗透到河湟。神爵初赵充国在击败羌人后,留步卒万人屯田湟中。西汉末王莽建立西海郡(治今青海海晏三角城)后立新法50多,凡有违犯者即被强行迁徙到青海湖地区,被迫迁居的内地百姓数以万计[6]。
    东汉章帝时,汉军在击败烧当羌、占领大小榆谷(今青海黄河以南海南州大部分地区)后,令2000多驰刑徒在黄河谷地进行屯田。隋大业五年(609年),隋军在河湟郡、积石镇等地大开屯田,遣天下“罪人”配为戍卒,边戍守边垦种荒地。唐袭隋制,进一步开发河湟,盛唐时河湟汉族农耕人口已达到5万人以上。明初,河湟地区有军户800多户,非土著军户大都挚妇携子从内地来河湟地区着籍服役。明亡清兴,清朝在西宁设镇,由绿营官兵驻防。据《清实录》记载,从内地又移民至今大通、门源等地不少汉、回农民。乾隆十一年,青海农牧区有人口71万多,其中汉族为22万多。汉族进入青海后,主要占据了生存条件较好的河湟谷地,并带来了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管理方式和商业意识等,汉族聚居地的经济文化快速地发展起来,汉族比例也由少及多、最终成为多数,儒家文化也成为主导青海地方文化发展的主流方向,必然对青海各民族的生产、生活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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