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30年来,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转变为经济增长提供劳动负担小、劳动供给充裕、储蓄充足和巨大消费市场的人口红利。生育率的快速下降和持续低水平,促进了未来人口向老龄化、劳动负担加大、青壮年劳动力减少的年龄结构发展,粗放的依赖廉价劳动的经济发展方式将不能够得到支持,未来的经济发展方式必须与之适应,由劳动密集型逐步向技术密集型和人力资本密集型转变;经济结构将逐步向满足养老服务和老年人需求的方向转移。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人口红利;经济增长方式
    　　对人口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作用规律虽然在理论界没有得到统一的认识,但是若将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因素作为新的变量引入经济增长模型中,则可以得到较一致的结论: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较大、抚养率较低的人口结构所形成的人口红利能够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同时也可以催生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方式的快速转变[1]。
    一、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转变及未来趋势自1949年以来,我国人口的自然变动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一个特殊时期[2],基本实现了从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高自然增长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的人口增长类型转变。在人口转变的同时,人口的年龄结构也已逐渐完成了传统意义上的转变。除1959-1962年这个特殊时期,1949-1972年我国人口基本处于年轻化和年轻型,之后在生育率下降推动下,1972-1978年期间人口年龄结构已经由年轻型向成年型转变;1990年代以来我国人口年龄结构也实现了质的转变:0-14岁少年儿童人口所占比重持续减少,而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不断提高,到2000年0-14岁人口比重降低到24.84%,65岁及以上达到6.69%,而60岁及以上人口比重达到10%以上;到2008年0-14岁人口比重降低到19.40%, 65岁及以上达到8.20%,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由成年型转变为老年型①(表1)。
    在这一人口年龄结构转变进程中,自1950年代后死亡率的持续下降和持续较高的生育率出生率,使得我国出现了一轮人口出生高峰期,而这一时期出生人口进入80年代后陆续成为劳动力,其后1980年代的第二次出生高峰出生的人口进入21世纪也相继进入劳动年龄,使得我国自改革开放后劳动力年龄人口持续快速增长,从业人员由1978年的4亿人增长到1990年的6亿人,1998年增长到7亿人,2008年达到7.74亿人,劳动力供给处于丰富而快速增长中。不仅如此,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呈现了不断上升的状态,由1978年的55.6%上升到2008年的73%;而劳动负担比在自1970年之后持续下降,到1988年前后我国人口的劳动总负担比下降到50%以下,到2008年劳动负担已经下降到38%以下。从而劳动力人口的负担降到一个相当低的水平,人口机会窗口开启使我国经济发展获得了一个较长的人口红利期。
    根据人口预测结果①,如图1所示,中国人口在未来的40年里年龄结构变动更加显著。其突出的特征就是人口的加速老龄化和劳动力供给将出现减少,其负担由轻转重。15-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在2017-2027年达到峰值期为10亿人上下,之后开始减少,到2050年减少到8.85亿人；
    占总人口比重由目前的73%持续下降到2050年的61.64%,而且这种下降的趋势将延续到2050年之后。若不考虑65岁及以上的从业人员,未来我国劳动力供给的高峰将出现在2017年达到7.58亿人。其后从业人员的规模将不断的减少,到21世纪中叶我国劳动力的供给和从业人员规模将比现在大幅度减少,届时15-64岁的从业人员将仅仅有6.4亿人左右。
    未来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规模由2010年的1.07亿人,增加到2030年的2.32亿人,到2050年将达到3.17亿人;从老年人口比重即老龄化程度上看,将由2010年的7.92%增高到2030年15.77%,再到2050年的22.07%;到2032年前后,老年人口比重超过少年儿童的比重,老少比超过100,人口达到高度老龄化状态。
    未来我国劳动力的老年抚养比大幅度的提高,劳动负担在老年负担升高的带动下也由轻转重。劳动负担由目前的38%上升到2030年的50.20%,之后再增加到2050年的64.36%。人口红利期于2030年前后关闭。这表明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年龄结构的红利期必将结束,劳动供给减少,以老年抚养为主的劳动负担加重必将对经济产生滞缓影响。即使我国劳动力总规模不会在21世纪出现短缺,但青壮年劳动力的短缺将不可避免。
    年份
    图1　2009-2048年人口年龄变动二、中国经济发展的过去路径和面临的困境我国人口年龄结构转变形成的“人口红利”为经济增长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劳动负担轻、劳动力价格比较便宜、生产成本较低,是我国经济增长的有利条件和路径更是主要源泉之一。此外,高投资增长和资本快速积累是我国经济增长的另一源泉,而高投资来源于高储蓄,正是由于我国人口总抚养系数较低,减轻了家庭和国家的负担,从而形成了较高的社会储蓄率,有利于资金的积累,高储蓄率带来了高投资,从这个意义上讲,高投资带来的经济增长也与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转变密不可分。另外,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国际上有显著优势;同时,我国人口巨大而形成的各类市场容量也是任何国家不可比拟的。随着市场容量的不断扩张,吸引了大量外资、外企和先进技术的进入,带动我国经济持续快速的发展。毋庸置疑,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劳动供给以及巨大的市场容量带来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同时也成为我国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前提和条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长期处于以“低劳动成本、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粗放型增长方式来谋求增长和发展。
    当然这种增长方式必将带来资源匮乏和环境恶化,必将面临资源稀缺和环境保护的约束困境。
    为缓解来自资源和环境的压力以及人口发展的规律,生育率下降也是必然,将使得我国经济发展面临劳动力供给减少、劳动负担加重、劳动成本上升所带来的困境。依靠劳动密集投入、资本高速增长、资源消耗和环境恶化的增长模式必将随着资源、环境约束力的增大和人口红利的匮竭而无以为继。
    三、人口转变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日本乃至东亚的经验人口转变与经济发展间关系的讨论是人口理论的传统议题。20世纪初汤普森与兰德里通过考察社会经济发展和以出生率、死亡率的变动为标志的人口发展阶段的关系,说明了人口转变过程、原因与后果,由此创立人口转变理论,明确了人口转变与经济增长间的适应关系。这一理论被广泛应用于对各国经济与人口变动的分析,并得到了补充与修正。这一理论在随后东亚经济腾飞过程中得到了充分的验证。
    以日本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为例[3]:20世纪70年代以前,日本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粗放型的投入来取得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婴儿潮”时出生的人口逐渐成长为劳动力,国内市场劳动力资源过剩,加之国际市场廉价石油大量供给,日本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劳动和能源的投入量增加得以实现。1950-1955年日本就业总人数由3 650万人增加到4 110万人,增长12.6%,1955-1960年增长8.5%。60年代,日本国内资本积累迅速增加,国际市场石油供给变得更加廉价,但由于劳动力严重不足,劳动成本迅速增加,日本转而依靠多投入资本和能源,少投入劳动来实现经济增长。1960-1965年,日本就业总人数增长率较前有所下降,为6.5%,1965-1970年为7.2%。
    1970年代以后,随着出生率不断下降和老龄化相对缓慢,日本的总人口负担系数大幅度下降,而储蓄率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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