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导所担保平均有6成以上之收成，若将来结果不及此数，准由官厅按数赔偿；尤恐空言不能取信，乃先将现款汇存沈玄庐先生处，俾作担保”（注：沈9如：《8年来浙江省救济蚕丝事业之概述》，《浙江省建设月刊》第9卷第3期，1935年，第77页。）。幸好这几年风调雨顺，加之蚕茧与蚕丝的市场行情紧俏，农民收入尚佳，蚕丝改良初显成效。1931年以后，国内局势变得更加混乱，产品的销售市场紧缩，蚕丝改良所的处境较为艰难。鉴于此，中央与地方政府对栽桑、发种、育蚕指导、收茧、缫丝、销丝等项实施统制管理，取得了1些成绩。通过这1个“点”，可窥知南京国民政府运用行政权威，采取多种手段为民族工业的发展创造有利环境。此外，在发扬民族主义的口号下，国内开展了轰轰烈烈抵制外货的国货运动，凝聚社会的整体力量去振兴民族工业。然而，战争的全面爆发使中国民族工业再次陷入了绝境，为避免充当炮灰与保留基础，国内大部分工厂进行西迁。中国实业的发展需要稳定的国内政治局面与和平的国际环境，而当时的中国却被内忧外患弄得焦头烂额，振兴实业的梦想化为泡影。
    　　(2)职业教育——训练谋生技能，避免失业或增加就业机会
    职业教育，就是授予未就业人员、面临失业威胁的在职人员或已失业者从事某种生产、工作所需知识和技能的教育。中国的职业教育萌芽于洋务运动时期，于民国初年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以1917年5月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创立为成熟标志。教育界与实业界各方人士面对“在失业者方嗟叹活计之难寻，在事业界方忧虑需用人才之无多”的现状，黄炎培提出要“沟通教育与职业”，改变普通教育与社会需求相脱节的局面，消除大学生“毕业即失业”的不良社会现象。为此，中华职业教育社创建后，通过调查研究、演讲、职业指导与出版等工作的开展，对全国的职业学校及其毕业生进行定量分析，以演讲的方式宣传职业教育的思想，借助职业指导这1先决条件，为职业学校的办学与毕业生就业指引了方向，出版关于国外先进的职业教育理论与国内职业教育的实施情况的论著，让世人了解职业教育，增强民众的职业教育意识。中华职业教育社没有停留于宣传层面，而是把注意力更多地投向社会实践层面，从为贫寒子弟设立新的职业学校和为在职人员提供职业补习教育两方面，积极地推广职业教育。
    在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形式上统1全国政权之前，职业教育多是由教育界与实业界的知名人士积极倡导，呼吁社会各方力量的踊跃参加与大力支持，国家很少介入。而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情况则发生了变化，为了巩固新生政权的统治基础，遏制势如潮涌的失业大军，加之职业教育在解决就业方面所具有的社会成效，政府当局运用行政权力，采取多种措施给予保护与支持，同时也加强了对社会团体的监督与控制，其中对劳工教育的重视程度尤为突出。1931年，实业部为谋全国劳工教育之发展，会同教育部拟定劳工教育设计委员会章程，并于1931年5月12日会令公布。1932年2月公布施行《劳工教育实施办法大纲24条》，该大纲规定：“劳工教育分识字训练，公民训练，及职业补习3种，凡农工商各界劳工均应受此种训练，责成地方教育行政机关督促当地农工商及其他各业之厂场公司商店等负责完成之”（注：钱景舫、刘桂林：《论中华职业教育社在近代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1998年第4期，第94页。）。随后，全国各地1律遵照劳工教育实施大纲，筹设劳工学校。据调查，1929年，北平市共有市立民众学校38班，学生人数1，533人，1930年增至68班，学生数为1，618人，1931年增至74班，学生人数为1，704人。其他地方情况大体类似，只是数量上存有差异。此外，政府鉴于职业指导的重要性，命各省设立专门职业指导机关。1933年7月教育部颁发《各省市县教育行政机关暨中小学施行升学及职业指导方法大纲》，至此，职业指导实践在官方指导下全面展开（注：孙本文：《现代中国社会问题》(第4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135页。）。中国的职业教育秉承着“教育救国”的主旨，最初由社会团体举办，后来转向了以国家倡导为主，社会办学为辅，“使1般劳工阶级，都能受过相当职业教育，获得职业上必须的知识技能”。这种由职业学校教育、职业补习教育与职业指导等3方互动形成的职业教育，适合了中国国情。然而，抗日战争的爆发中断了职业教育的繁荣局面，最终“职业救国”的梦想成为天方夜谭，其应对失业的根治作用亦受到了限制。
    　　　　3、结论
    综上观之，面对失业恐慌的种种危害，南京国民政府采取了传统与现代交融的治理失业的措施，坚守“堵”源与疏导的原则，尽量避免失业人数的增加，同时运用多种手段促进社会再就业工程的构建，安置社会上失业与无业的闲散人员。南京国民政府凭借政权的力量，在继承传统的救济失业方式的基础上，借鉴了西方国家治理失业的方法，并诉诸于法理层面，结合各地的实际情况采用标本兼治的方法，发起了应对失业的社会运动。这种以国家为主导，社会各界纷纷响应的运动，改变了昔日社会民间势力为之奔走呼号、国家则持观望态度的尴尬局面。在多方力量的共同协作下，增强了社会吸纳无业或失业人员的能力，为失业群体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经过不懈的努力，失业危机得到了1定程度的缓解。
    然而，南京国民政府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失业问题，实现所谓的“充分就业”。从失业对策本身而言，南京国民政府应对失业的对策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式，是传统与现代的中西杂糅式，既有对中国旧有方式的继承，又有对西方现代方式的引进与借鉴，但主要还是依靠传统的治理方式。这种失业对策与西方国家相比具有明显的滞后性。如，当时1些欧美发达国家已经普遍采用失业保险制度，社会成效颇佳。而中国的失业保险仅限于法律层面(我们暂且不考虑多种因素的不利影响)，离实践层面还有相当长的距离。此外，中国的失业对策主要侧重于事后的补救，其未雨绸缪的防范能力10分有限，因而很难实现“标本兼治”的完美效果。
    从客观的社会环境来看，首先，经济的衰败使国家财政愈加捉襟见肘。失业救济是1项庞大的社会系统工程，耗资巨大，国家却无力提供其经营运作所需要的巨额资金，有些治理措施不得不搁浅作罢，如失业保险因资金的缺乏而无法切实有效地推行。为此，失业对策的社会功能受到了限制。其次，复杂动荡的政治局面，降低了政府的行政效率。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国内外战争连续不断，南京国民政府集中力量开展政治与军事斗争，无暇给予失业问题更多的关注。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中断了原本有序的救济行动，新1轮的失业狂潮再次袭来，政府对此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失业问题变成了历史遗留问题。最后，中国幅员辽阔，人口基数过大。政府对失业救济虽有通盘之计划，惟因全国地域广大，失业群众殊多，“欲求皆沾救济之实惠，亦惟势所难能”。中国人口过多是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的根源所在，也是无法根治失业的主要因素之1，唯1的办法就是控制人口增长，而南京国民政府不可能把其作为1项长期国策加以推行。总之，虽然南京国民政府的失业对策存在诸多弊端，再加上客观因素的影响，以致于失业问题最终没有得以彻底解决，但其治理失业的尝试及其取得的经验，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对此，应当给以充分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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