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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实质损害原则——美国信息隐私保护利益平衡原则

更新时间 2009-6-17 16:03:23 点击数:

【内容提要】欧盟平衡个人信息隐私权和公共利益的原则是充分利益原则,只有在证明公共利益是充分必要时,才能适当减损个人信息隐私权;美国则更为重视信息自由流动的价值意义,在平衡个人信息隐私权与公共利益的冲突时,采取实质损害原则,保护个人信息隐私免于披露必须证明披露信息对个人造成实质损害或实质损害的威胁。本文在分析我国建设征信体系时所处的背景及所面临的主要矛盾后,建议借鉴美国信息隐私保护的利益平衡观,在个人信用信息的采集和利用方面,采取“宽进严出”的方式。
【摘 要 题】国信信息
【关 键 词】隐私/利益平衡/征信
【责任编辑】刘凤勤
    中图分类号:D93;G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634(2007)11-1723-06
    自1890年沃伦和布兰迪斯在《哈佛法律评论》上发表著名的《论隐私权》(The Right to Privacy)[1]以来,隐私权的理论和现实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中一个变化就是隐私权的保护,正演变为资料的管理与保护。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信息技术迫使人们开放更多的隐私以取得更安全、便宜、更有能力的生活。隐私的保护法,已经成为个人资料的保护法,有关资料收集、保存、使用、获取的大量法律规定已经等于隐私的保护。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世界各国对于个人资料保护的研究和立法开始重视起来。1980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制定了《关于隐私保护与个人资料跨国流通的指针》(OECD Recommendation of the Council Concerning Guidelines Governing the Protection of Privacy and Transborder Flows of Personal Data),提出了个人资料保护的八大原则。此后,各国纷纷开始制定法律对个人资料进行保护。据统计,目前已有超过20个国家或地区制定了个人资料保护方面的法律。自欧盟1995年《关于个人资料处理及自由流通个人保护指令》(Directive 95/46/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24 October 1995 on the Protection of Individuals with Regard to the Processing of Personal Data and on the Free Movement of Such Data)出台之后,欧盟会员国又纷纷按照该指令对个人资料保护进行了修订。美国没有专门的个人资料保护法,但有相关的法律对个人资料进行保护,如美国1974年《隐私权法》,1970年《公平信用报告法》[2]。欧美之外,我国台湾于1995年公布了《电脑处理个人资料保护法》,香港于1996年公布了《个人资料(私隐)条例》。
    在保护个人资料权利的立法方面,美国与欧盟综合性的立法保护模式大不一样,美国由于其独特的法律体系,使得隐私保护显得格外的错综复杂。宪法、联邦法规、判例法各有各的保护方式,各有各的侧重占,使信息隐私的保护呈现的最明显的特征就是“条块分割”。不同类的信息由不同的法律管辖,不同机构涉及个人信息的行为也由不同法律管辖。除了法律之外,市场力量、行业自律也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3]。
    1 充分利益原则——欧盟式个人信息隐私权与公共利益平衡原则
    个人资料权并不是绝对的,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对其行使方式和范围进行限制。限制个人资料权并不会削弱本人对资料的控制与支配,而是维护公共利益、促进资料有效利用及保障其他主体的权利,最终实现个人资料与社会公共利益协调平衡。欧盟《指令》第13条规定以下为限制个人资料权事由:①国家安全;②防御需要;③公共安全;④对刑事犯罪或违反所规定的职业道德防范、调查、侦查和诉讼;⑤成员国或欧盟重要的经济主体或其他人的权利和自由保护。
    由于隐私权是人们的一项基本权利,又与人的精神自由密切相关,因此,即使国家在某些特定情形下需要对个人资料权(隐私权)加以限制的话,也必须在公认原则的框架内进行,并接受司法的严格审查。一般说来,限制个人资料权必须符合以下原则:一是目的合理原则。即使是公共利益,它对个人资料权的限制也不是绝对的,必须出于某种特定的目的。而这种目的的表达应当是清楚明白易于一般公民所理解和接受的,而非增加公民的理性负担。二是比例原则。限制个人资料权时,应当选择达到禁止目的所要求的最小限制手段,同时不得超过必要的最小限度。应当尽可能减少限制或不利于个人资料权充分实现的因素。需要对规制方式和手段的必要性、有效性和社会影响作比较衡量。如果政府措施的目的合法,但政府机构为此而采取的手段不合理,以致所造成的代价大大超过所预期获得的利益,那么这类措施仍将因违反比例原则而被推翻。如最早确立个人资料自决权的德国人口调查案[4]。三是法律保留原则。限制个人资料权的权力应保留给立法机关行使。法律对个人资料权进行限制时,限制的目的、程序、范围、标准必须是明确的。
    我国台湾指纹案就是一个涉及到平衡个人资料权和公共利益的典型案例。2005年9月28日,我国台湾司法院大法官举行第1271次会议,就立法委员赖清德等八十五人认为1996年5月21日修正公布之户籍法第八条第二项及第三项规定,有违反宪法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及比例原则之疑义,申请解释案,作出正式解释(释字第603号)。
    台湾司法院大法官遵循法律保留原则和比例原则对台湾户籍法强制收集指纹的规定是否违反宪法进行了审查。大法官认为,户籍法关于强制收集指纹的修改条款由于目的不明确而违反法律保留原则。司法院仔细平衡了收集指纹对个人隐私的影响和公共利益之间的权益冲突后认为,司法院认为强制收集指纹并不符合比例原则。
    第一,就加强防伪和防范冒用而言,现有措施已经足够,再行强制收集指纹没有必要;第二,强制收集指纹与防止冒领身份证之间并无密切关联;第三,比例因收集指纹致辨别特殊人士所得的利益与收集指纹而生的风险,利益很小,而风险太大,两相权衡,不成比例。大法官写到:“就有关‘迷途失智者、路倒病人、精神病患与无名尸体之辨认’之目的而言,关系机关行政院指出目前收容在社会福利机构迷途失智老人二七九六位,每年发现无名尸约二百具。此类有特殊辨识身份需要的国民个案虽少,但辨识其身分之利益仍属重要之公益目的。然而就目前已身份不明、辨识困难的国民而言,于换发国民身份证时一并强制按捺并录存指纹资料对其身份辨识并无助益,而须着眼于解决未来身份辨识之需求。惟纵为未来可能需要,并认此一手段有助前开目的之达成,然因路倒病人、失智者、无名尸体之身份辨识需求,而强制年满十四岁之全部国民均事先录存个人之指纹资料,并使全民承担授权不明确及信息外泄所可能导致之风险,实属损益失衡、手段过当,难以符合比例原则之要求,侵害人民受宪法第二十二条保障之信息隐私权。”
    我国台湾在权衡个人隐私权和公共利益时,主要考虑到收集资料的必要性和充分性。法官要求收集资料方讲明其利益,但是反对收集指纹方对强制收集行为带来的危害语焉不详,而法官对此并没深究。在法官看来,收集个人指纹并非绝对不可,之所以不能收集,原因就在于行政当局根本就无法说清收集个人指纹能带来多少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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