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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城乡发展的理论与实践探讨

更新时间 2012-1-12 14:02:31 点击数:

    统筹城乡发展的理论与实践探讨刘得扬,朱方明(四川大学经济学院,四川成都610064)摘要:城市化是社会进步的标志,也是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过程。本文对马克思的城市化思想及20世纪50年代以来世界城市化的特点与经验进行了回顾与总结,探讨了“成都模式”的发展实践,认为统筹城乡发展不仅不会妨碍、延缓城市化和工业化,而且可有力推动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健康发展。
     关键词:马克思;城市化;成都模式
    一、马克思主义城市化及城乡统筹思想(一)城市化是社会进步的必然进程,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马克思认为,城市是私有制和阶级社会的产物,“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1]同时,城市化也是传统农业社会走向现代化和工业化社会的一个必然过程,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一文中曾论述“古典古代的历史是城市的历史,不过这是以土地财产和农业为基础的城市……现代化的历史是乡村城市化,不像在古代那样,是城市乡村化。城市本身的单独存在与仅仅是众多的独立家庭不同……它是一种独立的有机体。”[2]正是由于这种“乡村城市化”或者说是现代意义上的城市化,“建立的巨大的城市,它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地增加,这样就使人口中很大一部分脱离了农村生活的愚昧”,“使得生产资料、生产过程以及产品社会化。”[3]在这里,马克思区分了古代城市和现代城市,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城市化是伴随着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所产生的,并以此为基础,同时也对工业化和现代化发挥巨大的推动作用。
    (二)城市化过程中逐步消除城乡对立、实现城乡统筹发展是历史的必然尽管马克思、恩格斯将剥夺农民、城乡分离乃至对抗看作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断成熟、发展的基本成果和标志,甚至把致使这种现象存在的力量与私有制的存续相联系。但他们也认为无产阶级取得革命胜利后,应逐步消除城乡对立、实现城乡统筹发展,“消灭城乡之间的对立,是社会统一的首要条件之一,这个条件可取决于许多物质前提,而且一看就知道,这个条件靠意志是无法实现的。”[4]届时,城市化发展将促使城乡间的差别逐渐消除,“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对立也将消失。”[5]“从事农业和工业劳动的将是同样一些人,而不再是两个不同阶级。”[6]因此,“生产劳动给每个人提供全面发展和表现全部的即体力和脑力的能力的机会,这样,生产劳动就不再是奴役人的手段,而成了解放人的手段”,[7]劳动者实现了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根本要求。
    二、20世纪50年代以来国际上城市化的特征与经验由于世界各国和各地区间发展基础、发展战略、社会制度等因素差异较大。所以,城市化道路呈现出不同特征。
    (一)20世纪50年代以来世界城市化的主要特点及趋势现代意义的城市化始于西欧、美国等发达国家,而后扩展到世界各地,至上世纪50年代后开始进入加速发展阶段,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在顺应这一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首先,世界城市化的整体水平一直趋于提高。根据联合国《世界城市化展望报告2009》分析,截至2009年,全世界城市人口比例已超过半数,达到50.1%,而且这个数字将在2025年攀升到56.6%,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城市居住人口比例已高达74.9%,[8]主要发达国家如美国、英国、法国等城市人口比重已超过八成,这一比重在今后仍将呈缓慢提升态势。可见,即使发达国家或地区已保持很高的城市化水平,在短期内,人口城市化的进程仍将继续。
    其次,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发展速度明显超过发达国家。1950年,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城市化水平与发达国家或地区相差37.1个百分点,截至2009年,这一差距被缩小到30.3%。[9]中国、印度、俄罗斯等新兴经济体与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差距将更小。同时,城市人口年均增长率都呈下降趋势,但发展中国家的增长率净值仍远高于发达国家。考虑到发展中国家庞大的人口基数,今后一段时间发展中国家每年向城市转移的人口数量仍将维持一个较大的规模。
    各大洲城市人口居住地规模分布也有鲜明的特征。如,欧洲的特点是50万人口以下的小城镇数量明显高于其他各大洲。千万及以上人口的特大城市主要集中在亚洲、拉丁美洲和北美洲。
    对比1975年、2009年及预测的2025年世界人口规模前30名的城市中,发展中国家的城市数量不断上升,预测到2025年,人口规模前30位的城市中,只有不到10个位于发达国家。
    (二)20世纪50年代以来世界城市化的经验教训1.城市化不应也不能以牺牲农业和农民的利益为代价。农业的发展与农村的进步应该是城市化的前提。但主要发达国家早期的城市化历史并不是建立在农业高速发展的基础上,反而是以牺牲农业为代价。在经历16~18世纪城市化快速发展时期后,主要发达国家已进入到城市化水平相对平稳阶段,同时又在不断修正城市发展政策,采取城乡均衡发展的方针,注重提高农产品价格,保护农民利益,增加农业收入。因此,在城市化进程中实现了农业的现代化。反观一些发展中国家,采取“超前过速”的城市化道路,城市化的发展速度已超过本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表现出城市化过度膨胀和虚假繁荣。由于缺乏农业和农村的发展作为支持,农业生产方式原始、劳动生产率低下,农业投入资金严重不足,伴随着大量农村人口流入城市,农业人力资源投入逐年下降,使农业发展停滞,农村贫困的面貌得不到改善。
    这种城乡分离、拉大差距的城市化,引致一系列严重的“城市病”,制约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
    2.应注重培育合理的城镇体系,发挥协同效应。城市化是伴随工业化与现代化进程的一种人口由农村转向城市的社会经济过程,同时也是城市在空间上扩张、现代文明和生活方式普及扩散的过程。对比主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进程可发现,城市的数量和集中度并不是越高越好,大城市具备较强的聚集效应,出现“城市病”的可能性较大;中小城镇分布广阔,贴近农村市场,更有利于城乡之间生产要素的交换,但其聚集功能较弱,土地浪费较严重。美国和日本都选择了“大城市化”到“大都市区化”的道路,特点是注重建立和发展城市体系,都市区域不断扩大,而中心城市人口比重下降,逐步向郊区或卫星城区转移,大中小城市协同发展。反观印度、印尼等发展中国家,城市体系发育不良,大城市过度增长,中小城市发展的动力不足,人口与其生存资源失衡。[10]3.城市化不仅要重视市场调节,更要重视政府宏观调控。城市化发展数百年的国际经验表明,城市化完全由市场调节,盲目发展,会使农村人口无序地涌入城市,直接或间接损害农业和农村的发展,带来大城市恶性膨胀,造成严重的“城市病”。与此同时,农村的发展却陷于停滞。早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基本上都经历了这一过程,之后又为克服这些弊端付出高昂的代价。许多发展中国家并没有以史为鉴,反而在重复这些类似于“先污染后治理”的恶性循环,长期看,无疑给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带来巨大隐患。城市化是社会经济的大变革,从城市化的战略制定到具体实施,都离不开必要的政府宏观调控。
    三、成都市统筹城乡发展的经验
    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城市数量、规模不断上升,城市功能逐渐完善,但发展背后一直伴随着一个难题:三农问题的根本解决离不开城市化的加速,而城市化的推进如何维护农民与农村的权益?究竟以哪种模式构建中国的城乡关系?伴随着近年来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各类资源正在以更快的速度向城市积聚和集中。在这个背景下,2003年四川省成都市正式将统筹城乡发展作为地方政府的主要任务,开始推行以“三个集中”为核心的城乡一体化建设。2007年6月,成都获批成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按照国家提出的“尽快形成统筹城乡发展的体制机制”的要求,“成都试验区”在构建新型城乡关系、优化城乡功能和形态、推进农村农业发展及社会管理等方面进行了大胆探索,成都市的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成效显著。截至2009年,成都城镇化率达64.9%,2002~2009年均增加4.2个百分点;2004年以来全市平均每年向城镇转移农民近20万人,已累计建成农民集中居住区和农村新型社区630个(不含灾后重建),总面积2 800多万平方米,74万多农民入住,生活居住条件得到根本改善;土地规模经营总面积为195.6万亩;农业增加值由2002年的125.5亿元上升到2009年的275亿元,增加1倍多;成都市城乡居民收入比从2002年的2.66:1降低到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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