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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二元制度对农民工市民化影响的理论分析

更新时间 2011-12-28 16:21:54 点击数:

    城乡二元制度对农民工市民化影响的理论分析黄锟(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北京100872)摘要:文章分别运用成本收益理论和门槛理论,分析了城乡二元制度对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市民化能力和市民化决策的影响,构建了双重约束下的农民工市民化模型,结果发现城乡二元制度不仅加大了城镇职工与农民工的工资差距、非工资性收入差距、消费支出差距,从而降低了农民工市民化的意愿,而且也提高了农民工市民化的门槛,降低了市民化能力,因此,为了促进农民工市民化,就必须消除城乡二元制度。
     关键词:城乡二元制度;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市民化能力
    0引言
    尽管当前中国农村劳动力迁移的第一阶段(非农化)已经几乎没有制度障碍,但第二阶段,即农民工市民化却依然困难重重,进程缓慢。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滞后和农民工市民化受阻不能笼统的或主要的归因于农村的推力不足和城市的拉力不足,更深层的应归因于中国城乡二元制度造成的城乡之间的制度性分割。所谓城乡二元制度,简单的说,就是城乡分割、城乡有别的制度体系。具体来说,城乡二元制度是指在二元经济结构中为了加快城市工业化进程和限制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的自由流动而建立起来的城乡分割、城乡有别的制度体系。城乡二元制度既是对身份的认定,更是对利益关系的界定,它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市民化能力,从而对市民化决策重要的影响。本文的研究即是要弥补现有研究的上述两个不足,不仅从市民化意愿和市民化能力两个方面的约束条件分析农民工的决策行为,而且将城乡二元制度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因素纳入到分析框架之中,从而试图使本文的理论模型既能说明中国现有的特殊制度环境,又能解释中国农民或农民工在现有特殊制度环境下的特殊决策行为。
    1城乡二元制度与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基于成本-收益的分析1.1城乡二元制度与农民工市民化收益农民工之所以愿意市民化,是因为农民工预期市民化能够为他们带来收益。由于农民工市民化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经济过程,对农民工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不仅涉及到经济方面,还有社会文化和思想、心理方面。因此,市民化收益包括经济性的收益、思想的活跃和眼界的开阔,以及技术收益、文化收益和惠及子女的好处等。
    在城乡二元制度下,农民工市民化收益包括一般性收益和制度性收益。一般性收益是指在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纯粹由于身份转变所导致的利益的增加。如,农民工市民化后,农民工将不再受城乡二元分割制度的限制,在就业准入、就业待遇、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子女教育等方面将取得与城镇居民同等的权利和待遇。从总体上看,一般性收益可以分为工资性收入和非工资性收入。前者如获得与城镇职工相同的工资标准,后者如获得与城镇职工相同教育培训、水电补贴、住房公积金、带薪休假等各类社会福利性收入和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最低生活保障等社会保障性收入。
    一般来说,除一般性收益外,城乡二元制度并不能直接为农民工市民化带来额外的经济性收益。市民化的制度性收益主要是心理层面的。如,农民工市民化后,在城镇就拥有了住房和家庭,就不会再有市民化前的远离家庭的孤独、思乡之苦。此外,农民工市民化就意味着不再受到城市社会的排斥和歧视,而是被城市所接纳,从而在心理上产生归属感和荣誉感。
    根据上面的分析,如果用贴现值表示,城乡二元制度下农民工市民化收益函数可以表示为:R(0)=∫0n{W(t)+W′(t)+Ri(t)]e-rtdt(1)其中:R(0)为市民化预期总收益的贴现值,W(t)、W′(t)、Ri(t)分别为第t期市民化实际工资性收入、非工资性决策参考82收入和制度性收益,n为计划范围内的时期数,r为贴现率。
    1.2城乡二元制度与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农民工市民化是要支付一定的成本的。需要农民工承担的市民化的费用支出,即是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即私人成本),它对农民工市民化决策具有直接的影响。
    在城乡二元制度下,市民化成本实际上也可以区分为一般性成本和制度性成本。一般性成本是指在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纯粹由于身份转变所导致的生活方式、消费方式转变而带来的费用增加。这类市民化成本是一般市场经济国家农村劳动力迁移中都存在的成本,而与城乡二元制度没有直接的关系。一般性成本包括农民工市民化后为了维持在城镇的正常生活而必需的水、电、气、交通、通讯、食物、文化娱乐、住房等方面的支出。
    制度性成本是指在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由于城乡二元制度的存在而引起的费用支出。它主要由制度性直接成本和制度性机会成本两部分构成。制度性直接成本是直接由城乡二元制度造成的现实费用支出的增加。如由于城乡二元保障制度造成了农民工社会保障与城镇职工社会保障的不同,城乡二元教育制度造成了农民工与城镇职工教育文化素质的差异,因此,农民工市民化后,社会保障中的个人支付部分的支出和为了弥补本人及其子女与城镇居民素质的差异,也为了能够尽快融入城市社会而用于本人及其子女个人发展的支出,如教育、培训支出就是制度性成本。制度性机会成本是指农民工实现市民化后所必须放弃的作为农民工身份或返回家乡的收益。因为城乡二元制度造成了农村劳动力农民工式的就业模式,如果他们不能市民化,就可以选择继续保持农民工身份或返回家乡,如果市民化,就意味着他们要放弃的作为农民工身份或返回家乡的收益。这实际上构成了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性机会成本。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农民工,他们已经迁移到城镇,并已经在城镇就业,因此,农民工市民化成本不再包括转移成本和就业成本。而且,对于已经迁移到城镇就业的农民工而言,市民化也不会再增加其额外的心理负担,所以心理成本在农民工市民化中也是不显著的。
    由此,城乡二元制度下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函数可以表述为:C(0)=∫0n{Cu(t)+Cid(t)+max[Rpp(t),Rpw(t)]}e-rtdt(2)其中:C(0)为市民化总成本贴现值,Cu(t)、Cid(t)、Rpp(t)、Rpw(t)分别为第t期一般性成本、制度性直接成本、农民工返乡的预期净收益和农民工务工的预期净收益。
    1.3城乡二元制度下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分析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取决于对市民化收益和成本的比较。如果农民工的预期市民化收益大于预期成本,即市民化净收益大于0,则农民工将愿意成为市民;如果农民工的预期市民化收益小于预期成本,即市民化净收益小于0,则农民工将不愿意成为市民。
    用(1)式减去(2)式即可得到城乡二元制度下农民工市民化净收益函数,即:V(0)=∫0n{W(t)+W′(t)+Ri(t)-Cu(t)-Cid(t)-max[Rpp(t),Rpw(t)]}e-rtdt(3)因此,如果V(0)>0,则农民工就愿意市民化;V(0)<0,则农民工就不愿意市民化。
    如果分别对农民工市民化收益函数和成本函数中的对应部分进行合并与加减,就可以得到一个简化的市民化净收益函数,从中能够清楚的反映出城乡二元制度对市民化净收益和市民化意愿和决策的影响大小和路径。如果W(t)减去max[Rpp(t),Rpw(t)]中作为最大值的农民工的工资性收入,即为城镇职工与农民工的工资差距;W′(t)减去max[Rpp(t),Rpw(t)]中作为最大值的农民工的非工资性收入和Ciu(t)中农民工在社会保障中的个人支付部分的支出,即为城镇居民与农民工的非工资性收入差距,主要为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性收入的差距;Cu(t)减去max[Rpp(t),Rpw(t)]中作为最大值的农民工的生活性消费支出和Ciu(t)中农民工在教育、培训方面的支出,即为城镇居民与农民工的消费支出差距;由城乡二元制度造成的农民工市民化的心理上的满足感正是市民化之前作为农民工时的心理上的负担和伤害,因而Ri(t)与max[Rpp(t),Rpw(t)]中作为最大值的农民工的心理成本基本相同,二者之差大体为0。那么,农民工市民化的预期净收益函数就可以简化为:V(0)=∫0n[Yw(t)+Yw′(t)-Cl(t)]e-rtdt(4)其中:Yw(t)、Yw′(t)、Cl(t)分别为城镇职工与农民工的工资差距、城镇居民与农民工的非工资性收入差距、城镇居民与农民工的消费支出差距。
    从(4)式可见,在计划范围内的时期数和贴现率一定的情况下,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和决策取决于城镇职工与农民工的工资差距、城镇居民与农民工的非工资性收入差距、城镇居民与农民工的消费支出差距等三个基本因素。当V(0)>0或∫0n[Yw(t)+Y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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