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的市场与企业道德行为的合理性
余炳元*(韩山师范学院政法系,广东潮州　521041)
[摘　要]　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经济人命题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生物学竞争理论为道德和市场的二元分裂提供了理论支持,从而在经济领域形成了一个企业活动非道德性的神话。经济实践活动面临的各种伦理道德问题,彰显企业非道德神话的谬误。鲍曼认为当代市场经济社会是一个“道德的市场”,企业作为道德人士比作为自利的“经济人”更能理想地实现自己的效用;从博弈论的观点来看,企业的道德性行为也是合乎理性的。当代市场活动对伦理道德的需求,宣告了企业非道德性神话的破灭。
    [关键词]　道德市场　企业　经济人　破灭
[中图分类号]B82-0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115(2010)02-0029-06
中西绝大多数的哲学家都认为伦理道德都包含着利他主义的因素或对他人利益的考虑,这使得“伦理道德”一词与作为利己主义的活动主体的企业好像是一对相悖的概念。在西方,随着市民社会的确立,道德与企业的市场活动一度被认为是两个互相不可逾越的领域,于是形成了“企业非道德性的神话”,这一神话的本质内容是:伦理道德与企业经营根本是两码事。企业经营的终极目标是获得收益,经营者这一目的是他们从事生产、提供服务并致力于买卖交易行为的唯一催化剂,[本论文由www.lwkoo.cn毕业论文酷整理排版，转载请注明出处]因此企业及从业人员根本不会把他们的经营活动同伦理道德挂上钩,他们为了获取收益而忽视了其行为可能造成的种种后果。我们认为,“企业非道德性神话”是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中形成的,它在企业的市场活动中已逐步走向破灭,而在理论层面上,也不断暴露出自己的种种缺陷。实质上,道德并不存在于企业活动的彼岸,市民社会形成以来,道德始终是与企业的市场活动相伴随的,只不过是,市场经济秩序的转变,规范企业活动的伦理道德展现了其不同的特质。
    一、企业非道德性神话形成的文化背景
企业非道德性神话是自由经济社会的产物,是西方市民社会早期的一种意识形态,映射了当时西方社会人们的价值观和文化观。它的产生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以及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密切相关。
    17和18世纪,西方市民社会秩序逐步建立起来,市民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世界的祛魅”,也即是世俗社会秩序的确立。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先驱人物借助“经济人”的命题和一只“看不见的手”来描绘这个世俗的社会秩序,同时把道德剔除于这个社会秩序之外。斯密等人勾划出了“经济人”的特性,认为经济人就是自利主义者,他们所关心的是自己的欲望得到满足,以及获得最大的利益。古典经济学派还发现了看不见的手的作用方式,也即理性遵循私人利益可以有利于共同利益的奇迹,即使没有行为人对后者的着意追求。大卫·休谟的经济学命题认为,经济人有意识的自利的、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行为与社会利益的最大化目标是一致的。“他们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促进了他们全不放在心上的目的。
    ……他们各自追求各自的利益,往往更能有效的促进社会的利益。”[1](P193)康芒斯对此作出评论,认为斯密的理论实际上是轻视德行的,甚至使它在经济事务中只充当一个伪善的角色。他可以始终不变地这样做,因为个人的德行和个人的私利不能促进“公共的效用”。[1](P195)洛克、霍布斯虽然不完全赞同“看不见的手”的作用方式,提出通过一项“社会契约”及建立国家权威来解决社会秩序的问题,但他们基本上也把伦理道德排斥在经济人的利己主义活动之外。即使在今天,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也持这一看法,认为企业经济学的对象就在于把法律和经济的框架转变为企业的行为,它仿佛是国民经济学在企业管理中的延伸,所以根本就没有给伦理学留下余地。如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认为,在一种竞争经济中,企业除利润最大化之外不会有其他意义上的向社会负责的道德行为。[2]而施奈德甚至提出,要提防在经济活动中伦理考察方式的危险,认为这种做法是“把自己的道德强加于他人,并成为敌视开放社会的工具。”[3](P160)传统经济学以“经济人”来界定现代企业组织,实质上已经为“企业非道德性神话”作了理论预设。实际上,现代企业并不仅仅是作为一个利己主义者的“经济人”,它还是一个“社会人”、“政治人”,更是一个“道德人”。
    在西方,“企业非道德性神话”获得了普遍的认同,还与风噪一时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直接相关。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进化”、“自然选择”、“适者生存”等基本原则和核心内容已经在社会各领域产生持久而强烈的影响。“适者生存”曾经几乎成为现代商品经济社会的行动宣言,在很多人看来,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快速扩张、无情剥削、拼命竞争及对失败的断然排斥场面,简直成了“适者生存”原则的生动写照。美国社会学者萨姆纳综合古典政治经济学原理和达尔文自然选择理论来诠释现代资本主义特征时,认为现代文明的进步只能靠自然选择的程序,而竞争作为自然的法则同地球引力一样是人们不能摆脱掉的。
    “适者生存”是文明社会的规则,而同情弱者,从而造成“不适者生存”是反文明社会的规则[4](P56)谁忽视了这一法则就会陷入悲惨的境地。于是,竞争的残酷无情成了经济活动主体的唯一信条。现代社会成功的企业家经常不自觉地用达尔文主义的“适者生存”等术语来描述他们的生存状况。19世纪末,美国一位社会学家说:“竞争性的商业生活并不是一张铺满鲜花的温床,而是一个战场,这个战场是用‘为生存而斗争’来定义行业上的‘适者生存’这一原则的。”[5]社会达尔文主义使人们形成这样的信念:市场活动的竞争、优胜劣汰是自然规律,与伦理道德无涉。这样,经济领域正常出现的竞争现象便被理解为生物领域中的生死决择与无情淘汰,人类领域中的伦理道德已经被剔除在经济活动领域之外了。社会达尔文主义为人们的“企业非道德性神话”信仰提供了心理基础。
    二、“现代人”的出场与道德的市场的形成
所谓“道德的市场”(Markt derTugend),就是从事经济活动中的经济主体身上的“道德”或“美德”可以像其他社会产品一样形成一种需求和供给的市场关系。现代市场经济社会中,绝大多数企业家追求合作性博弈战略,从而产生了对道德人士的强大需求。
    而人与人之间相互依存性越来越高的社会形成的彼此互助机制使市场存在足够数量的道德人士,他们向社会提供源源不断的“道德”或“美德”产品,满足市场中的基本道德要求。
    古典政治经济学对利己主义者“经济人”的设定以及社会达尔文主义对无情竞争的鼓吹,加强了人们对道德与市场二元分裂的信奉,“企业非道德性神话”似乎也得到了理论上的确证。但是,经济生活中经常出现的伦理道德问题一向是现实生活和理论层面上无法掩盖和忽略事实。韦伯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所不断释放出来的道德危机、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正是由于“世界的祛魅”、原有的宗教伦理遗产已被现代资本主义消耗殆尽造成的。韦伯说,现代化早期被企业界作为一种永不枯竭和永恒免费品的新教伦理精神早就因为投资、合理化和成功的无穷压力而退出了经济领域。[6](P533)当代市场经济包含着高度复杂的、用以规范经济过程的秩序,而且市场和法律在经济活动中存在着调控的局限性。自我负责及“企业行为的社会责任”在日趋全球化的现代工业社会中已成为一种变得越来越重要的制度因素。所以,道德与市场并不存在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恰好相反,自由社会的市场迫切需要伦理道德。米歇尔·鲍曼在《道德的市场》中认为,过去市民社会的企业是“经济人”,现在市场经济的企业是“现代人”,“现代人”直接呼唤着“道德的市场”。鲍曼认为道德的市场的形成有两个条件:其一是现代工业社会所特有的条件:大量成员的匿名性务实关系,社会群体之间的流动以及参与者之间的高度灵活性;其二是制度条件:公民的合作自由、中立化的权力关系和有效的社会监督机制。他基于经济活动行为主体模型的研究,为道德的市场的建构作了缜密的论证,在他看来,“现代人行为模型”取代“经济人行为模型”标志着道德的市场的确立。
    鲍曼的重大理论贡献是用“现代人”的概念来替代古典经济学中的“经济人”概念。在他看来,“经济人”追求目的理性,以效用导向为优先,在规范的选择上,任何情况下总是追求自利和个人效用的最大化,它属于“结合具体情形的效用最大化者”;而“现代人”把主观效用行为动机同接受规范约束的选择规则结合起来,行为者在维护自己利益的过程中既可按后果导向也可受规范约束来采取行动,关键在于哪一种方式更能带来效果,它在行为模式上属于“有行为倾向的效用最大化者模型”。“现代人”和“经济人”虽然都是理性的效用最大者,但是,对“经济人”来说,从个人追求效用的角度出发,行为者接受规范约束的行为方式是合乎理性条件是当且仅当规范约束这一事实本身总是符合行为者的利益,当规范所要求的行为方式与行为者“具体情形下”利益不一致时,他成为规范对象是不理性的,在这一点上,他是以后果导向为优先的行为者。“现代人”则是在接受规范约束的情形时,即使他遵守规范时的行为方式从单一的视角观察是违背他的利益的,但他还是选择了规范约束的行为方式。可见,“现代人”是规范约束始终优先的行为者。实际上,鲍曼已经赋予了“现代人”行为方式特定的道德内涵,这是它与“经济人”惟一重大的区别。鲍曼说,“现代人”“这种规范约束的行为方式或个人规范,我称之为‘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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