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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管理法治化的基本要素

更新时间 2012-3-2 14:59:11 点击数:

   摘要:社会管理的法治化是我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基本方略在社会管理中的具体化,它有经济、政治与思想文化的基础。社会管理法治化的治理模式是实现“社会本位”;社会管理法治化的基本内涵是建立市民和村民是社会管理最重要主体的体制和机制,并对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实行有效的控权;社会管理法治化的基本原则,包括:民主化原则、社会化原则、科学化原则和长效化原则;社会管理法治化的协同性关系有:立法、执法和守法的协同性关系,公民、社会组织与政府参与社会管理的协同性关系,行政、经济、教育、法律等社会管理手段协同性关系。
     关键词:社会管理;法治化;基本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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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管理是国家的基本职能。它是公民、社会组织和政府为促进社会协调运转,对社会系统的组成部分、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以及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进行有效协调和控制。社会管理是建立在一定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阶段上的国家政治的有机组成部分。社会管理的基本任务包括协调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正、应对社会风险、保持社会稳定等方面。
    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和机制正在逐步完善,但是,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还未建成,社会管理的体制和机制还不完善。同时,我国社会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从社会结构方面来说,正从以高度公有制的计划经济为基础的单一社会结构向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多元社会结构过渡;从经济发展与生活状况方面来说,正从温饱型社会向全面小康社会转变。在这样一个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剧烈变革的时期,社会不仅凸显出历史上积累的深层次矛盾,而且还爆发出新的社会问题,新老社会矛盾交织和作用,导致社会不稳定因素骤增,社会面临风险加大的考验。因此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与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相一致的,能有效克服和解决当前社会矛盾突发期突出问题的、新的社会管理体制和机制摆上了议事日程。
    一、社会管理法治化的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基础现代化意义上的社会管理是一个综合概念,它包含协调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正、控制社会风险、保持社会稳定等任务,这就决定社会管理需要运用多种手段,才能实现其任务,这些手段主要有技术的、行政的、经济的、法律的、教育的等。社会管理在运用技术的、行政的、法律的、经济的、教育的诸种手段的同时,必须有一个社会管理的基本方略,这一社会管理基159略相吻合和一致。这一社会管理的基本方略,是社会管理工作的灵魂,是现代社会管理体制、机制和观念的基石。
    社会管理的法治化是我国现行宪法“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基本方略在社会管理中的具体化。正如中国共产党十五大政治报告所指出的那样:“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1]我国社会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的发展也迫切需要社会管理的法治化。
    我国经济关系的变更,奠定了社会管理法治化的经济基础。“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睿智地首先对传统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改革不适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建立在高度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1992年确立了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体制[2]。市场经济需要不同所有制经济公平竞争、平等发展,需要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秩序,需要确立新的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体系;特别是我们国家加入WTO以后,国际贸易规则通过立法成为我国经济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一切都需要我们用法制对经济关系和经济秩序加以调整、规范和指引,经济关系和经济秩序是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奠定了我国新时期社会管理法治化的经济基础。
    我国政治体制的改革,奠定了社会管理法治化的政治基础。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健全和完善,党和国家同时积极推进政治体制的改革: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完善各民主党派各爱国团体的政治协商制度,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建立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制定并实施包括现行宪法在内的大量的法侓和法规,从而使国家重要的社会关系做到“有法可依”;随着民主制度不断健全和完善,国家迫切需要民主制度的规范化和制度化。
    在此基础上,社会管理法治化也势在必行。
    全民民主和法治意识增强,奠定了社会管理法治化的思想基础。改革开放,使国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步地健全和完善,使民主与法制建设不断深化,也使民主和法治理念在全民不断地普及和提高。全民的民法意识,即契约观念、权利观念、自由观念、平等观念空前增强;宪法意识,即公民的主体观念、参与观念、表达观念、监督观念、控权观念逐步树立和增强。同时在快节奏的市场经济秩序中,一部分人不堪重负而寄托于宗教也不可避免;因特网的普及使意识形态上的逐步多元化已不可避免。所有这些思想意识领域的变化和发展,使国家需要用充分反映广大人民群众意志的宪法和法律去统一、协调人们的思想意志,规范人们的行为,团结广大人民群众。因此全民民主和法治意识不断增强的思想基础,促进了社会管理法治化进程。
    二、社会管理法治化的治理模式
    模式是人们在生产和生活实践中,经过经验的积累和升华,形成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带有规律性的定式。社会管理法治化的治理模式,就是人们在社会管理的法治实践中,经过不断的社会实践,形成用法治化方式分析社会问题和解决社会问题的带有规律性的定式。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直至1978年改革开放以前,我们实行高度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在这一经济条件下,社会资源是由国家通过中央政府垄断,并通过国家计划进行配置,公共利益随之进行统一分配,而个人的利益完全交由以国家去关心和保障,在国家利益优先的条件下,个人利益绝对服从国家利益,国家利益绝对优于个人利益,这成为当时社会普遍公认的观念和行为准则。这种“国家本位”的治理方式,伴随着特定条件下革命的热情和权威政治,强调形式上的公平:“大锅饭”,但牺牲了效率;经济始终处于物资的短缺状态,未能解决全国的温饱问题,更谈不上小康社会。
    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不同所有制经济,包括公有制经济、私有制经济、外国资本所有制经济、混合所有制经济公平竞争、平等发展;资源的配置不再依靠计划,而是依靠市场。但传统的以政府为主导的对国家资源配置的管理模式并没有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而打160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方各级政府也成了国家意志的体现者和贯彻者,享有公共事务管理资格的主体,政府行使着对全社会一切事务控制和管理的权力。政府的管理和服务是建立在政府需要的基础上,包括对经济指标和政绩的追求。多年来,在法治国家尚未建立、缺乏必要的监督和约束机制条件下,“政府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部门利益习惯化”等问题日趋严重,以权谋利的政府趋利行为,违背了政府是人民公仆的基本宗旨,严重地侵害了企业和公众的利益,损坏了政府在公众中的形象,为腐败的滋生提供了土壤。同时,政府“职能无限,责任有限”的体制,不断扩容相应的政府机构、管理部门和管理人员,从而导致政府机构林立、人员膨胀,行政效率低下,行政成本高昂。在“政府本位”体制的支配下,政府直接面对大量宏观、微观的管理活动,出现了管得过多、统得过死的局面,因此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我们的各级领导机关,都管了很多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这些事只要有一定规章,放在下面,放在企业、事业、社会单位,让他们真正按照民主集中制自行处理,本来可以很好办,但是统统拿到党政机关,拿到中央部门来,就很难办。谁也没有这样的神通,能够办这么繁重而生疏的事情。”[3]“政府本位”的管理体制追求全能而效率低下,控权缺失而导致腐败,与民争利而失去公平。
    社会治理经过了“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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